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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中国庞大的人口,有信仰的教徒绝对数量还不大,但教徒的身影早已出现在各行各业,比如影视明星孙海英、吕丽萍夫妇就是一对虔诚的基督徒。“基督徒在所有任何的岗位上都应该是最好的、最出类拔萃的,这是神给你的责任。”孙海英说。
近日公布的《中国宗教蓝皮书》指出,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更多的人在寻求宗教的慰藉。
“我们要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让宗教回归宗教,卸下教会身上过多的政治承载,让宗教在宗教市场上接受宗教信仰者的检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接受法律的规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澎说。
教徒“进城”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国的教徒,主要分布于农村,对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乡土之间的生活让他们更愿意寻找某种慰藉和寄托。
刘同苏牧师说,过去教会的规模比较小,而且成员多是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如长者、残障人士、低收入人士、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等。他回忆说,以前在教会遇到一个受教育颇高的年轻人信主的话,人们常常会说这个年轻人:“你脑子没有毛病吧?有知识、有文化、有青春……干什么要信基督教呢?”
而现在,城市里的人,也陆陆续续成为教徒,他们有文化有知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教徒。在城市里,教徒们通过网络联系,更加便捷,他们在QQ群里彼此开解,在咖啡馆和茶社里聚会聊天。
平日他们是公司职员,是摄影师或者设计师。有时候他们并非那么显性的出现,但很多社会活动背后总离不开他们的推动。
比如在2008年,浙江大学“婚前守贞”培训课程在浙江大学食堂门前接受报名,培训时间为两天左右。倡导学生在接受培训后做一个决定:守贞直到结婚。培训者希望利用最直观的方式,让同学认识到婚前性行为的错误,同时强调年轻人应有的“责任感”。
为大学生开设贞操课,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有网友评论说:“此举为美国右翼基督教保守团体,与无神论格格不入!”
而在温州的华盖山下,有一些施粥摊给生活困难的人们提供免费的粥和小菜。当地称其为“红日亭”。事实上,这些老人都是基督教的教徒。
无论是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还是南京、杭州、温州这样的二三线城市,教徒日益增多。
刘同苏曾在2007年的时候调查了一批北京地区的信众,发现其中75%是30岁以下的,而且文化知识、受教育水平都较高,70%以上受大专教育,基本都是城市白领阶层。“这是很大的变化。”刘牧师评论说。
这个变化在《2010年宗教蓝皮书》中也得到了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林参与了蓝皮书的编撰,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两年,城市中的基督教教徒总量是在上升的,但增幅有所放缓,从结构上来看,有个趋势,从原来的三多(老人多、女性多、低学历者多)变成五多(年轻人增多、男性增多、高学历增多、城市居民增多、非功利信仰增多)。
马兵是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人员,平日的他总显得含蓄而低调,为了能更多时间研修基督教,他主动跟公司提出,更换薪水低但时间更充裕的岗位,他对物质没有太强烈的欲求,每个周末,他都会和家人去教堂。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亿多农村青壮年迁移到城市。
城市信徒的成分变得复杂起来,在这些来自农村的城市门徒中他们生活在城市,却保留着乡村宗教信仰的习惯,他们大多有着功利性信仰。
基于这样的复杂性,根据宗教蓝皮书显示,在目前的教徒中,因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占到了68.8%。作为一种外来宗教,绝大多数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并非源自家庭,而是出自功利性目的,这种情况在农村尤为显著。
调查表明,68.8%的基督教徒将自己开始信教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或家人生病”,且年龄越大,因“病”信教的比例越高。
老板教徒
在上海,共有基督教堂点165处,其中教堂103座,聚会点62处,基本采用了以堂带点的管理模式。在教堂活动中,大抵是几百个专业教牧人员或义工,服事近20万名左右的信徒。
但上海并非教徒最多的城市,在学界的分析研究中,温州与北京是目前城市教会的两个中心。这两个城市的教会具有明显的当地社会文化特征:前者是私人企業家类型,而后者是知识分子类型。
温州自古开教,教史悠久,时至今日,教徒甚众,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这些年温州人在经济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笃信基督教,很多信徒是企业领袖和工厂主管,在工厂中召开布教会,参加者众多。一些信徒对于新建教堂十分热心,把做生意赚来的钱无私地奉献用于建堂,海外温州人将生意所赚大笔捐回家乡用于传教兴教,与此同时,温州教牧人员的薪酬很低,他们一般都接受清贫的牧者生涯。
在温州永嘉县,教会设有十大牧区,两个教派,一个聚会处,一个是安息日会。已经登记的教堂216个,受洗的信徒5万人,没有受洗的慕道友有8万人,一共13万人。13万信徒,3千多牧养人员,与上海比较,显然资源充裕得多。
陈村富教授是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中心主任,他经过对温州教徒的研究,最早提出“老板基督徒”的说法。
陈村富认为,中国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正在形成三个新的群体,即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有经济实力的“老板基督徒”,以大学生、研究生、大学教师、医生、艺术家等为主的“知识精英基督徒”,以及教会内正在崛起的年轻的神职人员,这三个群体将影响未来基督教的面貌。
所谓老板基督徒,陈村富的解释是:“他是教徒,但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经济,他的生活方式,都是现代经济的产物,跟现代经济紧密相关。这些老板基督徒类似于14至15世纪欧洲新兴城市形成时的市民,所以也可称之为‘市民身份基督徒’。”
从陈村富对温州市四个教堂的调研数据来看,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间里,个体经营者(俗称老板)和大公司、企业高层人士增长很快,这些人基本占到教堂礼拜人数的50%上下,“实际上要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做生意的人到教堂做礼拜的不多,越是做大生意的,越是少在教堂露面。”陈村富说。
教会中的“老板基督徒”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开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经过不断奋斗,从农民甚至打工者,一跃成为企业家;还有一种便是一些企业家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后,认为其适合自己的企业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进而受洗入教的。
他们大多从事小商品加工、开个体经销店,少数人成了承包商、批发商、股份公司的股东、董事或经理。对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他们还是比较生疏,但与此同时,这些老板基督徒又是温州教会资产、教堂建设、教会管理的主力,他们财力雄厚、见识广,社会关系多,能量大。教会要扩建或者新建教堂,举办各种职业培训班,以及和其他教会的协作交流都要办复杂的申请手续,神父、牧师不能胜任的,这些老板基督徒出场往往可以办成。
据陈村富的调查,基督徒企业家们往往信誉高,所以顾客大多喜欢买他们的东西。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研究者李林说,在温州的商人,也会有欺诈,只有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信仰和宗教或许才真的比财富和利润更看重。★
近日公布的《中国宗教蓝皮书》指出,当下社会转型时期,更多的人在寻求宗教的慰藉。
“我们要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让宗教回归宗教,卸下教会身上过多的政治承载,让宗教在宗教市场上接受宗教信仰者的检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接受法律的规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澎说。
教徒“进城”
在过去的很多年,中国的教徒,主要分布于农村,对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乡土之间的生活让他们更愿意寻找某种慰藉和寄托。
刘同苏牧师说,过去教会的规模比较小,而且成员多是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如长者、残障人士、低收入人士、受教育水平较低的人群等。他回忆说,以前在教会遇到一个受教育颇高的年轻人信主的话,人们常常会说这个年轻人:“你脑子没有毛病吧?有知识、有文化、有青春……干什么要信基督教呢?”
而现在,城市里的人,也陆陆续续成为教徒,他们有文化有知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成为教徒。在城市里,教徒们通过网络联系,更加便捷,他们在QQ群里彼此开解,在咖啡馆和茶社里聚会聊天。
平日他们是公司职员,是摄影师或者设计师。有时候他们并非那么显性的出现,但很多社会活动背后总离不开他们的推动。
比如在2008年,浙江大学“婚前守贞”培训课程在浙江大学食堂门前接受报名,培训时间为两天左右。倡导学生在接受培训后做一个决定:守贞直到结婚。培训者希望利用最直观的方式,让同学认识到婚前性行为的错误,同时强调年轻人应有的“责任感”。
为大学生开设贞操课,引起社会的广泛争议。有网友评论说:“此举为美国右翼基督教保守团体,与无神论格格不入!”
而在温州的华盖山下,有一些施粥摊给生活困难的人们提供免费的粥和小菜。当地称其为“红日亭”。事实上,这些老人都是基督教的教徒。
无论是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还是南京、杭州、温州这样的二三线城市,教徒日益增多。
刘同苏曾在2007年的时候调查了一批北京地区的信众,发现其中75%是30岁以下的,而且文化知识、受教育水平都较高,70%以上受大专教育,基本都是城市白领阶层。“这是很大的变化。”刘牧师评论说。
这个变化在《2010年宗教蓝皮书》中也得到了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林参与了蓝皮书的编撰,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近两年,城市中的基督教教徒总量是在上升的,但增幅有所放缓,从结构上来看,有个趋势,从原来的三多(老人多、女性多、低学历者多)变成五多(年轻人增多、男性增多、高学历增多、城市居民增多、非功利信仰增多)。
马兵是北京一家广告公司的策划人员,平日的他总显得含蓄而低调,为了能更多时间研修基督教,他主动跟公司提出,更换薪水低但时间更充裕的岗位,他对物质没有太强烈的欲求,每个周末,他都会和家人去教堂。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亿多农村青壮年迁移到城市。
城市信徒的成分变得复杂起来,在这些来自农村的城市门徒中他们生活在城市,却保留着乡村宗教信仰的习惯,他们大多有着功利性信仰。
基于这样的复杂性,根据宗教蓝皮书显示,在目前的教徒中,因自己或家人生病而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占到了68.8%。作为一种外来宗教,绝大多数中国基督徒的信仰并非源自家庭,而是出自功利性目的,这种情况在农村尤为显著。
调查表明,68.8%的基督教徒将自己开始信教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或家人生病”,且年龄越大,因“病”信教的比例越高。
老板教徒
在上海,共有基督教堂点165处,其中教堂103座,聚会点62处,基本采用了以堂带点的管理模式。在教堂活动中,大抵是几百个专业教牧人员或义工,服事近20万名左右的信徒。
但上海并非教徒最多的城市,在学界的分析研究中,温州与北京是目前城市教会的两个中心。这两个城市的教会具有明显的当地社会文化特征:前者是私人企業家类型,而后者是知识分子类型。
温州自古开教,教史悠久,时至今日,教徒甚众,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这些年温州人在经济上取得丰硕成果的同时,笃信基督教,很多信徒是企业领袖和工厂主管,在工厂中召开布教会,参加者众多。一些信徒对于新建教堂十分热心,把做生意赚来的钱无私地奉献用于建堂,海外温州人将生意所赚大笔捐回家乡用于传教兴教,与此同时,温州教牧人员的薪酬很低,他们一般都接受清贫的牧者生涯。
在温州永嘉县,教会设有十大牧区,两个教派,一个聚会处,一个是安息日会。已经登记的教堂216个,受洗的信徒5万人,没有受洗的慕道友有8万人,一共13万人。13万信徒,3千多牧养人员,与上海比较,显然资源充裕得多。
陈村富教授是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中心主任,他经过对温州教徒的研究,最早提出“老板基督徒”的说法。
陈村富认为,中国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正在形成三个新的群体,即以私有经济为基础的、有经济实力的“老板基督徒”,以大学生、研究生、大学教师、医生、艺术家等为主的“知识精英基督徒”,以及教会内正在崛起的年轻的神职人员,这三个群体将影响未来基督教的面貌。
所谓老板基督徒,陈村富的解释是:“他是教徒,但他们的职业,他们的经济,他的生活方式,都是现代经济的产物,跟现代经济紧密相关。这些老板基督徒类似于14至15世纪欧洲新兴城市形成时的市民,所以也可称之为‘市民身份基督徒’。”
从陈村富对温州市四个教堂的调研数据来看,从1980年代初到2000年初的这段时间里,个体经营者(俗称老板)和大公司、企业高层人士增长很快,这些人基本占到教堂礼拜人数的50%上下,“实际上要超过这个数字,因为做生意的人到教堂做礼拜的不多,越是做大生意的,越是少在教堂露面。”陈村富说。
教会中的“老板基督徒”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开始便具有基督教信仰,经过不断奋斗,从农民甚至打工者,一跃成为企业家;还有一种便是一些企业家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后,认为其适合自己的企业管理及自身的信仰需求,进而受洗入教的。
他们大多从事小商品加工、开个体经销店,少数人成了承包商、批发商、股份公司的股东、董事或经理。对现代化的经营管理,他们还是比较生疏,但与此同时,这些老板基督徒又是温州教会资产、教堂建设、教会管理的主力,他们财力雄厚、见识广,社会关系多,能量大。教会要扩建或者新建教堂,举办各种职业培训班,以及和其他教会的协作交流都要办复杂的申请手续,神父、牧师不能胜任的,这些老板基督徒出场往往可以办成。
据陈村富的调查,基督徒企业家们往往信誉高,所以顾客大多喜欢买他们的东西。
但也有学者持不同意见,研究者李林说,在温州的商人,也会有欺诈,只有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之后,信仰和宗教或许才真的比财富和利润更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