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笔名是信手将姓氏一拆，选了一半。却不料一语成谶，从此半生便是不断地舍，将命运舍给国事，将梦想舍给手中的笔，将爱舍给家人儿女，最后，在一片湖中舍生。
　　据说，他在湖底的姿势是笔挺的直立。
　　他是老舍，生于清末民初的浩劫之年；死于1966年，一个更大的浩劫之年。67年，是一个伟大作家的一生，却也只是一个勤劳的辛酸的、普通人的一生。
　　破落的旗人之家，母亲41岁上生了小儿子，一年半后，父亲去世，八国联军进了城，挨家挨户搜索财物。情知避不过，母亲索性拉着兄姐坐在墙根，敞开大门等候。鬼子进了门，先一刺刀把老黄狗刺死，然后大肆搜掠。他们走后，母亲把破衣箱搬起，发现箱子下睡着小儿子。假如箱子不空，他已被压死……还有谁写《骆驼祥子》给我们看呢？
　　父亲死了，家境破落了。为孩子们的衣食，母亲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服。双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但她做事却丝毫也不敷衍。屠户们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每逢家中有客，无论手中怎么窘，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款待，家里桌椅都是旧的，破桌面上却没有灰尘。从母亲那里，他学得了爱清洁，守秩序，好客，以及软而硬的个性。
　　在亲友的资助下，老舍读完小学，他晓得他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母亲的苦。可是，他想读书。他偷偷地考入了师范学校。十元的保证金，让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而后带泪把他送出门去。她不辞辛劳，只要儿子有出息。当老舍由师范毕业，被派为小学校长，母亲与他都一夜不曾合眼。他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母亲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
　　那时老舍的报酬是不错的。每月可以拿到100多块钱。老舍后来说：“我很可能终身作这样的一个人：兢兢业业地办小学，恭恭顺顺地侍奉老母，规规矩矩地结婚生子，如是而已。”
　　但是“五四”运动爆发了。
　　他的心灵自此变了。
　　他最爱母亲，时代却使他成为逆子。23岁那年，他退婚；27岁，他上了英国。母亲70大寿的日子，他远在异域，母与子，隔着千山万水，眼里都含了泪。
　　去国半年，他开始想家，想国内所知道的一切。用钢笔写在三个便士一本的作文簿上，闲着就写点，就这么他完成了第一部作品《老张的哲学》——那本写得不甚整齐的作文簿，现在还能找得到吗？
　　给同住的许地山看了，他笑得不亦乐乎，撺掇他寄到国内去，三个月后，《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老舍到中国饭店吃了顿“杂碎”，犒赏自己。然后是《赵子曰》、《二马》。
　　他说他生命中有三次，他快活得连话也说不出，心里笑而泪在眼圈中。第一次是看到自己的第一本书印出来；第二次是他的小女刚刚学会走路；第三次，是在汉口，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开筹备会的那一天。
　　他是真正心甘情愿为国家“略尽绵薄之力”——只有在他身上，这才不是一句客套话。大后方重庆，梁实秋在写《雅舍小品》，张恨水在写《八十一春》，而他，写了一本一本抗战题材的小说和剧本：《四世同堂》、《火葬》、《国家至上》……
　　一直以来，他爱中国，却又觉得它没指望，可是突然间，新天新地新人间了。
　　政府整治龙须沟，他便赶紧写《龙须沟》；提倡妇女就业，他就拿出一本《女店员》；他诚心诚意地捧稿子给大家看，认真聆听每个人的七嘴八舌，然后修改得面目全非，他说：“里面一句我自己的话也没有了。”
　　《茶馆》不是一部慷慨激昂可歌可泣的戏，只是让人恻然、惨然、悯然，偶尔会有凄凉的笑，是大时代里小百姓里不能不承担的命运。他笔下的人生太卑微，原是不能在舞台上轰轰烈烈出演的。
　　他曾享大名，冠盖满京华，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获得北京市授予的“人民艺术家”称号，世事至此，已是一帆风顺，却在顷刻间，他的天塌了。
　　1966年，文革爆发。
　　他们是怎样折磨老舍的？从大劫中苟活下来的文人们以只言片语描述着当时的情景：说不清多少红卫兵把六七十岁的老人揪上高台批斗，在盛夏天气里，拿他的书点成火堆，逼他跪在火边，在他背上涂上糨糊，贴上大字报，往他脸上唾唾沫……
　　他是这样这样地爱国，可是，怎么没有人来爱他？他已经为国家倾尽所有，竭尽所能，为什么大家还要不相信他？他一心一意以为是新社会，再也不是人欺负人、人压迫人的时代，怎么还会有比法西斯更可怕的魔鬼？他一生热爱女性，尊重女性，可是那些抡起皮带，抽在他脸上身上的，是比他女儿还小的女红卫兵！
　　“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他的天塌了。
　　此生，还有什么可以眷恋？
　　有一部散失了的小说，他写的，叫《大明湖》，说的是一个受尽折磨的女子，终于跳进大明湖。那时，他并没有想过，会是自己，在太平湖边默默地坐了一下午，没有人看见，他究竟是什么时候，走进湖里的……
　　编辑/孙栎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