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16年6月6日上午10点，袁世凯病逝。他留给那个崩裂的世界的最后一句话，不止一个脚本，最流行的说法，无疑是那句“他害了我”。曹汝霖称袁世凯“一世英主，惑于佥壬”（“佥壬”即小人）。那么，袁世凯口中的“他”与曹汝霖眼里的“佥壬”，到底是谁？
　　不妨参照其同时代人的答案。张瑞玑《吊袁项城》诗云：“有子不才误刘表，失计无端听蒯通。”“有子不才”暗指袁克定，谋士蒯通影射杨度。后世论“他害了我”，往往将矛头指向这两人。
　　杨度害死了袁世凯么？抑或换一种问法：袁世凯复辟帝制，身败名裂，忧愤而死，杨度该承担多少责任？要回答这些问题，得从杨度与袁世凯的交谊说起。
　　1908年4月20日，杨度仕清，“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从通缉犯到朝廷命官的转型，有赖于张之洞和袁世凯这二位大佬联名保荐，称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这是二人交谊之始，杨度是千里马，袁世凯可谓伯乐。此后，杨度在北京宣传宪政、呼吁开国会，深得袁世凯支持。
　　1909年1月2日，清廷下旨，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难胜职任”为由，除去一应官职，令其回籍养病。得势则门庭若市，失势则门可罗雀，一贵一贱，交情乃见。1月5日，袁世凯黯然辞京，前往车站送行者寥寥无几，严修便是其一，据其日记，送行者中，出现了杨度的身影。据陈灨一《新语林》，袁世凯与严修、杨度之间还有一段对话。袁世凯说：“二君厚爱我，良感，顾流言方兴，或且被祸，盍去休。”严修答：“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度答：“别当有说，祸不足惧。”这样的姿态和言辞，让袁世凯感念万分。
　　杨度与袁世凯关系之升温，恰在1909年初车站送别，使杨度得到了袁世凯的深度信任。这一伏笔，于两年之后发酵：当杨度听说了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即刻从北京南下，直奔彰德洹上村，拜会在此低吟“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的袁世凯，为其出谋划策，自此成为袁世凯的幕僚和心腹。这之后袁世凯许多重大抉择，皆与杨度有关
　　就二者的关系而论，许多人都以为，杨度乃是袁世凯的军师、帝王师、“第一幕僚”等。杨度的确是袁世凯的幕僚和心腹，然而，袁世凯的幕僚和心腹，却不独杨度一人。
　　当年袁世凯手下有“九才人、十策士、十五大将”之说，纵使是闲人的杜撰，足见袁府人才之盛。这其中，单论文士，徐世昌、赵秉钧（此人文武双全）、杨士琦、阮忠枢、梁士诒、张一麐，与袁世凯的亲信度，以及袁世凯对他们的倚重，都在杨度之上。
　　进一步讲，即便杨度是袁世凯最亲信的幕僚，袁世凯便对他言听计从么？须知袁世凯为人，果于自信，极具主见，从不轻易受人左右。
　　这便令人怀疑，袁世凯死前到底有没有说过“他害了我”，因为这句话，与袁世凯三番五次强调“不能咎人”“不必怨人”的情节严重不符。
　　相形之下，另一版本也许更加可信。袁世凯临终之时，徐世昌、王士珍、段祺瑞等人守在身边，徐世昌问：“总统还有什么交代吗？”袁世凯竭力说出两个字：“约法。”
　　我读过的可信度较高的袁世凯传记，几乎皆采此说，陈志让《袁世凯传》将“约法”翻译为“立宪”，毋宁更为传神。堪为注脚的是，袁世凯死后，张一麐在其案头发现了一副对联：“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有人说袁世凯是气死的，也有人说他是得尿毒症死的，总而言之，这个黑锅，怎么也轮不到杨度这样的小幕僚来背吧。
　　有人说袁世凯是气死的，也有人说他是得尿毒症死的，总而言之，这个黑锅，怎么也轮不到杨度这样的小幕僚来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