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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文君：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于2017年12月1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颁奖仪式。得主日裔英国小说家石黑一雄受奖之前，按惯例在2017年12月7日发表了演说。他的主题演讲《我的二十世纪夜——与其他小突破》谈论了他人生与创作的重要转折点，也对如今贫富差距扩大、新纳粹与恐怖主义兴起、科技飞速前进的世界中，文学的未来和文学能为世界做出什么贡献，提出了他的看法。
如果你在1979年的秋天遇见我，你可能不容易确认我在社会上的或甚至种族上的位置。我的外貌像日本人，但要是你提到日本，问我日本的文化，在我宣告自己一无所知时你可能会察觉到我举止的一丝不耐烦，因为从我五岁离开后，我从未再踏入这个国家。
那年的秋天，我已来到诺福克的巴克斯顿。我来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我得到了东安格利亚大学学士后一年的创作课程入学许可。在这里，非比寻常的安静与孤寂把我自己转化成了一名写作者。当时我租住的小房间和典型作家写作的阁楼没什么两样。到那时为止，我在散文虚构文学方面并没有值得一提的作品。事实上我文学的雄心在此时才刚刚浮现。大概在我待在那个小房间的第三或第四个星期的一个夜晚，我发现自己带着新而迫切的强度写了起来，内容是关于日本——关于我的出生地长崎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日。在1979到1980年的整个冬季，直到春天来临，我基本上没和别人说过话，在那四五个月的时间里，我努力完成了一半我的第一部小说《群山淡景》。
那几个月对我至为重要，没有这段日子我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作家。从那时开始，我常会回想并自问：我到底怎么回事？这奇特的精力从何而来？我的结论是在我人生的那个时间点上，我已经开始投入自我保存的迫切行动。要解释这一点，我需要再回头一点说起。
1960年，五岁的我跟着我的父母和姊姊来到英国。在这个阶段，我所受的训练完全是当时英国中产阶级小男孩被预期的方式。不过在此同时，我在家里与我日本的双亲过的是另一种生活。在家里有不一样的规矩、不一样的期待、使用不一样的语言。这些加起来，早在我想用文字创造虚构世界之前，我已经在心中忙碌建构一个有着丰富细节、叫做“日本”的地方。在那段时间里，我从未真正回到日本这件事，正好让我对这个国家的想象更加的鲜活而专属个人。
于是就有了保存的需要。因为到了我二十五岁左右，我开始接受“我的”日本恐怕无法对应任何我能搭着飞机到达的地方，在我脑中的日本可能一直是由一个小孩出于记忆、想象与臆测所组成的情感建构物。如今我已确定正是这种感觉，由于“我的”日本是独一无二同时又如此脆弱，才驱使着我在诺福克的那间小房间里写作。我要做的是，在它们从我心中永远消失以前，把那个世界特殊的色彩、风俗、礼仪、它的尊严、它的缺陷、我曾对这地方设想过的一切，都记在纸上。我的愿望是在小说里重建我的日本，将它安置，好让我此后可以指著一本书说：“没错，这是我的日本，就在这里面。”
2001年初的一个晚上，我在看一盘画质尚可的VHS录像带，1934年霍华·霍克斯的电影《二十世纪》。当影片播出时间显示一个小时时，我脑子里突然出现简单而大胆的念头。小说、电影和戏剧里许多生动、说服力不容置疑的角色常常无法感动我，原因在于这些角色和其他任何角色并没有以有趣的人际关系相联结。于是关于我自己作品的下一个想法立刻出现：如果我不再挂意我的人物角色，而是挂意我的关系，会有什么情况？
这种想法在我创作生涯很晚才意外地出现，我把它看成了一个转折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建构我的故事。写作者生涯的重要转折大概就像这样。通常它们是微小、杂乱的时刻。它们是安静、私密的启示火光。它们不常出现，但是一旦来了，它们来得可能不是大张旗鼓，没有导师或同僚们的背书。它们还常常必须与声量更大、似乎更迫切的要求相竞争，好引发你的注意力。有时它们揭露的东西，可能违反一般人的常识。但是当它们来临时，重要的是能够认出它们是什么。否则它们会从你手中溜走。
让我们回到现在。这几年来我一直活在一个泡泡里。我没有发觉到在我身边许多人的挫折和焦虑。在2016年，全世界令人作呕反感的恐怖活动迫使我认知到，从我童年就视为理所当然，认为自由的人文主义价值进展势不可当的这种想法，可能只是一种幻觉。种族主义再度兴起，它有如深埋地底的怪兽，在我们文明的街头底下骚动。
而在前方的转角则是科学、科技和医学的惊人突破所带来的挑战。新的基因科技和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进展会带给我们令人惊奇的、可挽救生命的好处，但是也可能创造出类似于种族隔离政策的、野蛮的精英体制，并带来大量的失业。
如今我这个年过六十的人，揉着眼睛想从迷雾中辨认出昨天之前根本还未料到的今天世界的形貌。我这个来自心智上已疲累的世代的疲累的写作者，还能不能找出精力来观看这个不熟悉的世界？我是否还有余力，对社会挣扎调整适应这些巨变，帮忙提供观点，对将到来的争论、打斗和战争提供一些情感的层面？
我必须坚持下去并尽我所能。因为我仍然相信文学是重要的，尤其当我们跨入如今这个艰难境界时，它更是特别重要。不过结束之前，让我提出诉求——如果可以的话，就算我的“诺贝尔诉求”吧！要让整个世界变好是难事，但是至少让我们考虑一下，我们如何为我们自己的小角落，这个“文学”的小角落做好准备，我们读书、写书、出版书、评论书、对它谴责批判和褒扬授奖。如果我们在不确定的未来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要从今日的写作者和明日的写作者身上得出最好的结果，我相信我们应该要更加的多元。
我指的有两个特别的地方。第一点，我们应该扩大我们共通的文学世界，纳入更多我们的精英第一世界文化的舒适圈之外的声音。我们应当更努力地去搜寻，去发掘如今未知的文艺文化的珍宝，不管这些作家是住在遥远的国度，或是在我们自己的小区里。第二点，我们必须努力，不要对什么是构成好的文学，做出太过狭隘或保守的定义。下一个世代将会带来各种新的、有时令人迷惑的方式，来诉说重要和美好的故事。我们应该对它们开放心胸，特别是在文类和形式上，如此我们才能培养并礼赞当中最好的作品。在这个日趋分裂的危险时刻，我们必须要倾听。良好写作和良好阅读将打破藩篱。甚至我们可以找到新的想法，一个伟大人性的愿景，可以让我们共同来支持推动。
如果你在1979年的秋天遇见我，你可能不容易确认我在社会上的或甚至种族上的位置。我的外貌像日本人，但要是你提到日本，问我日本的文化，在我宣告自己一无所知时你可能会察觉到我举止的一丝不耐烦，因为从我五岁离开后，我从未再踏入这个国家。
那年的秋天，我已来到诺福克的巴克斯顿。我来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我得到了东安格利亚大学学士后一年的创作课程入学许可。在这里，非比寻常的安静与孤寂把我自己转化成了一名写作者。当时我租住的小房间和典型作家写作的阁楼没什么两样。到那时为止，我在散文虚构文学方面并没有值得一提的作品。事实上我文学的雄心在此时才刚刚浮现。大概在我待在那个小房间的第三或第四个星期的一个夜晚，我发现自己带着新而迫切的强度写了起来，内容是关于日本——关于我的出生地长崎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几日。在1979到1980年的整个冬季，直到春天来临，我基本上没和别人说过话，在那四五个月的时间里，我努力完成了一半我的第一部小说《群山淡景》。
那几个月对我至为重要，没有这段日子我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作家。从那时开始，我常会回想并自问：我到底怎么回事？这奇特的精力从何而来？我的结论是在我人生的那个时间点上，我已经开始投入自我保存的迫切行动。要解释这一点，我需要再回头一点说起。
1960年，五岁的我跟着我的父母和姊姊来到英国。在这个阶段，我所受的训练完全是当时英国中产阶级小男孩被预期的方式。不过在此同时，我在家里与我日本的双亲过的是另一种生活。在家里有不一样的规矩、不一样的期待、使用不一样的语言。这些加起来，早在我想用文字创造虚构世界之前，我已经在心中忙碌建构一个有着丰富细节、叫做“日本”的地方。在那段时间里，我从未真正回到日本这件事，正好让我对这个国家的想象更加的鲜活而专属个人。
于是就有了保存的需要。因为到了我二十五岁左右，我开始接受“我的”日本恐怕无法对应任何我能搭着飞机到达的地方，在我脑中的日本可能一直是由一个小孩出于记忆、想象与臆测所组成的情感建构物。如今我已确定正是这种感觉，由于“我的”日本是独一无二同时又如此脆弱，才驱使着我在诺福克的那间小房间里写作。我要做的是，在它们从我心中永远消失以前，把那个世界特殊的色彩、风俗、礼仪、它的尊严、它的缺陷、我曾对这地方设想过的一切，都记在纸上。我的愿望是在小说里重建我的日本，将它安置，好让我此后可以指著一本书说：“没错，这是我的日本，就在这里面。”
2001年初的一个晚上，我在看一盘画质尚可的VHS录像带，1934年霍华·霍克斯的电影《二十世纪》。当影片播出时间显示一个小时时，我脑子里突然出现简单而大胆的念头。小说、电影和戏剧里许多生动、说服力不容置疑的角色常常无法感动我，原因在于这些角色和其他任何角色并没有以有趣的人际关系相联结。于是关于我自己作品的下一个想法立刻出现：如果我不再挂意我的人物角色，而是挂意我的关系，会有什么情况？
这种想法在我创作生涯很晚才意外地出现，我把它看成了一个转折点。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用不同的方式建构我的故事。写作者生涯的重要转折大概就像这样。通常它们是微小、杂乱的时刻。它们是安静、私密的启示火光。它们不常出现，但是一旦来了，它们来得可能不是大张旗鼓，没有导师或同僚们的背书。它们还常常必须与声量更大、似乎更迫切的要求相竞争，好引发你的注意力。有时它们揭露的东西，可能违反一般人的常识。但是当它们来临时，重要的是能够认出它们是什么。否则它们会从你手中溜走。
让我们回到现在。这几年来我一直活在一个泡泡里。我没有发觉到在我身边许多人的挫折和焦虑。在2016年，全世界令人作呕反感的恐怖活动迫使我认知到，从我童年就视为理所当然，认为自由的人文主义价值进展势不可当的这种想法，可能只是一种幻觉。种族主义再度兴起，它有如深埋地底的怪兽，在我们文明的街头底下骚动。
而在前方的转角则是科学、科技和医学的惊人突破所带来的挑战。新的基因科技和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进展会带给我们令人惊奇的、可挽救生命的好处，但是也可能创造出类似于种族隔离政策的、野蛮的精英体制，并带来大量的失业。
如今我这个年过六十的人，揉着眼睛想从迷雾中辨认出昨天之前根本还未料到的今天世界的形貌。我这个来自心智上已疲累的世代的疲累的写作者，还能不能找出精力来观看这个不熟悉的世界？我是否还有余力，对社会挣扎调整适应这些巨变，帮忙提供观点，对将到来的争论、打斗和战争提供一些情感的层面？
我必须坚持下去并尽我所能。因为我仍然相信文学是重要的，尤其当我们跨入如今这个艰难境界时，它更是特别重要。不过结束之前，让我提出诉求——如果可以的话，就算我的“诺贝尔诉求”吧！要让整个世界变好是难事，但是至少让我们考虑一下，我们如何为我们自己的小角落，这个“文学”的小角落做好准备，我们读书、写书、出版书、评论书、对它谴责批判和褒扬授奖。如果我们在不确定的未来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我们要从今日的写作者和明日的写作者身上得出最好的结果，我相信我们应该要更加的多元。
我指的有两个特别的地方。第一点，我们应该扩大我们共通的文学世界，纳入更多我们的精英第一世界文化的舒适圈之外的声音。我们应当更努力地去搜寻，去发掘如今未知的文艺文化的珍宝，不管这些作家是住在遥远的国度，或是在我们自己的小区里。第二点，我们必须努力，不要对什么是构成好的文学，做出太过狭隘或保守的定义。下一个世代将会带来各种新的、有时令人迷惑的方式，来诉说重要和美好的故事。我们应该对它们开放心胸，特别是在文类和形式上，如此我们才能培养并礼赞当中最好的作品。在这个日趋分裂的危险时刻，我们必须要倾听。良好写作和良好阅读将打破藩篱。甚至我们可以找到新的想法，一个伟大人性的愿景，可以让我们共同来支持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