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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徐诵明是一座绕不开的丰碑。他一生担任过五所大学的校长，被誉为“大学校长的典范”。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他带领北平大学师生共赴国难，从沦陷区辗转数千里迁至汉中，参与创办“西北联大”为国育才；再赴李庄，临危执掌同济大学，在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使民族复兴的希望在烽火硝烟中弦歌不辍，书写了一段沉重而又充满精神的传奇。
“夏社”里的抗日青年
1890年10月，徐诵明出生于浙江新昌县，他5岁入读私塾，13岁考中秀才，惊艳乡邻。1904年，一艘乌篷船载着这个天才少年，离开故乡天姥山，沿曹娥江来到省城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浙江大学前身），同学中有邵飘萍、陈布雷、邵元冲等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此时，苟延残喘的大清帝国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时代裹挟着社会变革的洪流蓄势待发。在浙江，反英护路运动风起云涌，激荡起众多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内外交困之下，如何救国成为更多人的思考。徐诵明与同学们也无法置身事外，纷纷探求救国良策，邵飘萍、陈布雷等诉诸于“新闻救国”，开始办报，而徐诵明则认为当务之急是“科学救国”，于是他不顾家人反对东渡日本，先后在日本第一高等学堂和岗山第六高等学校求学。在东京时他与章太炎结识，并由其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徐诵明返国响应，在上海参加了徐锡麟之弟徐锡骥所在的新军陆军卫生部，任上尉连长。不久，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徐诵明失望之余返回日本继续学业，于1914年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由于成绩异常优秀，1916年尚未毕业即被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聘任。1918年毕业后，因老师的挽留，他仍留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从事病理学研究。
在此期间，徐诵明与郭沫若、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刘先登等同学，成立“夏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撰述一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字，刻印后寄到国内各学校和报馆，进行爱国反日宣传，声援国内的革命活动。
“夏社”的爱国举动被日本设在中国旅顺的特务机关发现后，曾向外务省密报：在九州帝国大学，以徐诵明、郭沫若、夏禹鼎等人为首的中国留学生从事反日活动，建议驱逐。
1919年，徐诵明回到国内，赴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在此他创建了由中国人办的中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并担任主任。他为引进病理学、创建中国病理学科、积极培养病理学人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收复武汉，他特地赶赴汉口参加北伐战争，任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科长。在北伐军攻克南京后，他又赴宁负责接管鼓楼医院。此后国共分裂，徐诵明心灰意冷，毅然谢绝何应钦提名他担任军医处长，返回北平，重新回到教育界，出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
九拒日伪拉拢
1932年，徐诵明接替沈尹默出任国立北平大学代理校长，并兼任农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代院长。
徐诵明掌校期间，推崇和赓续“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的办学方针，人称其“开明爱国，公正厚道，尊重教师讲课自由，竭力提携后进”，使校园里的民主自由气息十分浓厚。期间，他还先后聘请了两位进步教授范文澜和许寿裳先后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在那风雨飘摇的岁月，不断加深的国难使学生运动不断发生，许多学生遭到当局的逮捕，而作为校长的徐诵明则不断“设法缓颊，多方营救”。
在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本营，学生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和北大、北师大、清华大学等校师生冲上街头、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反对华北自治，不少学生被国民政府逮捕，徐诵明闻讯后立即赶到市党部去保释被捕学生。由此，国民党顽固派视北平大学、特别是法商学院为眼中钉。1937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密电徐诵明，对学校的“反动气焰”严密注意，并要求解聘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五名“红色教授”——陈豹隐、李达、程希孟、许德珩、沈志远。为此，徐诵明专程赴南京找王世杰理论，他说：“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学问如何、不管政治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部，而教授的聘任与解聘、责在学校，教育部怎么好越权下令？”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略的铁蹄一步步由东北危及华北。
1935年12月，日伪妄图分割和吞并中国领土，炮制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们在未得到徐诵明同意的情况下，即在天津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上公布其为该委员会委员，并以恐吓拉拢的手段相胁迫，但遭到了徐诵明的严词拒绝，他说：“吾不应富贵而失去对国家及本人人品的尊严。”并立即向行政院驻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声明，坚决不同意加入这个汉奸组织，也不参与他们的任何活动，把自己的名字从该委员会中除去。
为表明绝不与日伪沆瀣一气的民族立场，徐诵明先后9次拒绝出席日本人邀请参加的各种活动。同时，徐诵明还与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及教授胡适、张奚若、蒋廷黹、吴文藻、傅斯年等人联名，通过路透社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因为近来外间有伪造民意破坏国家统一的举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同仁郑重声明：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组织特殊机构和阴谋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
多年以后，徐诵明在教导晚辈时说：“一个人可以一生无所成，但不能对不起国家。”
烽火硝烟中的“西北联大”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到一个月时间，北平、天津相继失陷，一些著名的大学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数理学院和文学院分别成为日军的警备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天津被占，日军炮轰八里台，并以飞机轮番轰炸，南开大学校舍全毁。北洋工学院也被日军占驻。京、津不少高等学府成了日军的兵营或舞场，图书、仪器和校舍破环殆尽，各校师生到处颠沛流离。在此民族生死危难时刻，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步入存亡之际。为保留中国数千年来的教育精髓，使中华文脉得以延续，并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当亡国奴，一些爱国学者、教授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当局采取果断措施，广大师生纷纷要求内迁。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师资设备为基础，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础，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3日，西安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临大不设校长而以筹备委员会代行校长职权，指定李书华、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等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商决校务。
1937年底，由于正面战场的大溃败，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陷。1938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寇窜抵风陵渡，关中的门户潼关告急，同时，西安屡遭日机侵扰轰炸。国民政府教育部于3月上旬决定西安临大南迁汉中。
1938年3月16日，临大迁离西安，正式往汉中内迁。当火车到达宝鸡以后，由于交通不便，全校师生不避艰辛，按照预定计划徒步前进。全校编为一个行军大队，推举校常委、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任大队长，按照行军编制，分3个中队，除行李由大车骡马运外，学生和年轻的教职员工大多数都徒步出发，长途跋涉，行军500多里，渡渭河、过柴关，涉凤岭，越秦岭，虽然山峦起伏，道路泥泞，啃锅饼（西安有名的干粮），住茅宅，但全校师生团结互助，克服了团难。
“大散关上方横戈，岂料事变如翻波”。苍劲的雄关古道，以别样的哀愁，目送着这行色匆匆的人流。每晚歇息时，虽疲累困乏，通讯组仍要用收音机收听抗战前线战况，并用大字书写出来供大家阅读，就这样经过前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达到目的地。
1938年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汉中城固举办开学典礼。抗战初期，在内地办学的长沙临时大学与西安临时大学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是，战时的大学限于条件无力容纳潮水般涌入的失学爱国青年，而年轻的学生们又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军保家卫国，教育界也围绕“战时的教育”掀起了激烈的辩论。有的教授主张在国家危难之际调整教育方案，开设国防课，强化学生的军事训练。但不论是教育部还是各所大学，都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反对将课程作较大的变动。
为安抚学生们的热情，并坚定他们在战火硝烟中钻研学问的决心，徐诵明在开学典礼上说：“抗战期间，高等学府学生应当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当时，西北联大云集了全国大批著名的学者教授。教育部规定抗战期间教师的工资按“薪俸七折”发放，再加上抗战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教授只能靠微薄的薪金和“米贴”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学生上晚自习用自制油灯照明。
时局维艰，西北联大一边复课，一边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9月8日，全校组织了734名学生参加了为期两月的陕西省学生军训活动。史学家许寿裳教授在军训中，还以《勾践的精神》激励学生，李季谷教授讲《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用“卧薪尝胆”、“荆轲刺秦”和文天祥的《正气歌》，激发学生爱国情怀。
然而，国民政府当局并没有忘记这所大学里的“红色基因”。1939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一面派特务带枪住校监视，另一面密令徐诵明解聘西北联大沈志远、曹靖华、韩幽桐等十余名进步教授，徐诵明坚决不执行，并与西北联合大学中的四十余位教授一起愤然辞职。
多年以后，史学大家顾颉刚（1893年—1980年，江苏吴县人）在回忆录中写道：“西北联大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他（陈立夫）派张北海做该校法学院院长，带了手枪去发给学生，教他们闹起风潮来，把徐氏逼走。”
此间，趁1939年暑假师生不在校的间隙，教育部宣布将国立西北联大改名为国立西北大学，从此，西北联大从历史上消失了，前后只存在一年多光景。同时消失的还有北平大学，直至抗战胜利也未能复校。
徐诵明则回到重庆，被疑为共产党而接受审查，一年多后改任重庆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
临危受命 执掌同济大学
由于和教育部长陈立夫的矛盾无法调和，徐诵明一直“赋闲”至1944年，才临危受命，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
早在徐诵明赴任前，同济大学为了躲避战乱，已从上海迁至云南，再迁四川李庄。抗战中李庄的条件十分艰苦，“一无电灯，二无书店，三无影剧院”，而且当时物价飞涨，学校面临严峻的经济困难。徐诵明上任后坚持勤俭办校，努力克服困难，领导同济大学渡过了难关，并扩大了规模。他注意民主办学，广延人才，改变了同济大学历来只聘留德人员的旧规，开始聘请薛愚等留英留美人员任教，并派出妇产科胡志远教授到美国留学。由徐诵明兼任过院长的医学院先后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了生理馆、解剖馆；在宜宾建立起病理馆、药物馆、细菌学馆、公共卫生研究馆和生物学馆，还建设了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医学院的教学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在此期间，学校院系设置也有所扩增，教学设备充实了许多。此间，同济大学建立了法学院；工学院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并增设了机械专修科；理学院数理系分为数学与物理两系。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扩充和完善，同济大学已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1944 年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进入关键时期。日本侵略者垂死挣扎，以重兵对河南、湖北、广西等地大举进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当局发出从军报国的号召。徐诵明作为一校之长，积极鼓励学生入伍。同济师生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纷纷报名应征入伍。不几天，报名人数达六百余人，占全校学生人数三分之一，为全国各校之首位。对入伍学生徐诵明出具从军学生肄业证书，并签署了退伍学生可复学证明书，证明书还盖上“国立同济大学关防”大印。 1945 年 1 月，三百多名学生应征入伍。出发那天，学生整装列队，集体宣誓，气宇轩昂。徐诵明亲临送别，他满含热泪，直朝着远去了的载着从军学生的船只招手。嘴里自语着：“会回来的，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将同济大学迁往四川重庆，时任校长的徐诵明考虑到学校的发展和广大师生的意愿，表示坚决不同意。甚至于到后来，蒋介石到宜宾巡视时，见到徐诵明，询问：“可否将学校留在四川重庆继续办学？”徐诵明告知全校师生员工迁回上海的心情迫切，表示无法从命。
同济大学在上海的校务，以徐诵明1946年6月1日到上海办公为新的起点。他在写给教育当局的信中慷慨陈词，言称：“得其在原地恢复弦诵之声，继续为国育人，则幸甚至矣。”
多年后，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同济大学毕业生吴孟超院士撰文中说：“我们应该感谢徐诵明校长，他坚持回上海，拒绝蒋介石迁校重庆的命令。”
1946年6月25日，徐诵明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调往东北接收南满医科大学，该校被国民政府接收后，改名为沈阳医学院，也就是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徐诵明任沈阳医学院院长兼病理学教授。
这，是徐诵明最后一次担任大学校长。
1948年，在全国解放前夕，徐诵明拒绝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提出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自此开始的新的人生历程。
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中，他带领北平大学师生共赴国难，从沦陷区辗转数千里迁至汉中，参与创办“西北联大”为国育才；再赴李庄，临危执掌同济大学，在流离中坚持学术理想，在动荡里坚持抗日救亡，使民族复兴的希望在烽火硝烟中弦歌不辍，书写了一段沉重而又充满精神的传奇。
“夏社”里的抗日青年
1890年10月，徐诵明出生于浙江新昌县，他5岁入读私塾，13岁考中秀才，惊艳乡邻。1904年，一艘乌篷船载着这个天才少年，离开故乡天姥山，沿曹娥江来到省城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浙江大学前身），同学中有邵飘萍、陈布雷、邵元冲等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著名人物。
此时，苟延残喘的大清帝国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时代裹挟着社会变革的洪流蓄势待发。在浙江，反英护路运动风起云涌，激荡起众多青年学子的爱国热情。内外交困之下，如何救国成为更多人的思考。徐诵明与同学们也无法置身事外，纷纷探求救国良策，邵飘萍、陈布雷等诉诸于“新闻救国”，开始办报，而徐诵明则认为当务之急是“科学救国”，于是他不顾家人反对东渡日本，先后在日本第一高等学堂和岗山第六高等学校求学。在东京时他与章太炎结识，并由其介绍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徐诵明返国响应，在上海参加了徐锡麟之弟徐锡骥所在的新军陆军卫生部，任上尉连长。不久，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徐诵明失望之余返回日本继续学业，于1914年考入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院。由于成绩异常优秀，1916年尚未毕业即被北京医学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聘任。1918年毕业后，因老师的挽留，他仍留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从事病理学研究。
在此期间，徐诵明与郭沫若、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刘先登等同学，成立“夏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撰述一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字，刻印后寄到国内各学校和报馆，进行爱国反日宣传，声援国内的革命活动。
“夏社”的爱国举动被日本设在中国旅顺的特务机关发现后，曾向外务省密报：在九州帝国大学，以徐诵明、郭沫若、夏禹鼎等人为首的中国留学生从事反日活动，建议驱逐。
1919年，徐诵明回到国内，赴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病理学教授，在此他创建了由中国人办的中国第一个病理学教研室并担任主任。他为引进病理学、创建中国病理学科、积极培养病理学人才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收复武汉，他特地赶赴汉口参加北伐战争，任第二中山大学医科教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卫生科科长。在北伐军攻克南京后，他又赴宁负责接管鼓楼医院。此后国共分裂，徐诵明心灰意冷，毅然谢绝何应钦提名他担任军医处长，返回北平，重新回到教育界，出任国立北平大学医学院院长。
九拒日伪拉拢
1932年，徐诵明接替沈尹默出任国立北平大学代理校长，并兼任农学院（中国农业大学的前身）代院长。
徐诵明掌校期间，推崇和赓续“思想之独立，学术之自由”的办学方针，人称其“开明爱国，公正厚道，尊重教师讲课自由，竭力提携后进”，使校园里的民主自由气息十分浓厚。期间，他还先后聘请了两位进步教授范文澜和许寿裳先后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在那风雨飘摇的岁月，不断加深的国难使学生运动不断发生，许多学生遭到当局的逮捕，而作为校长的徐诵明则不断“设法缓颊，多方营救”。
在1935年爆发的“一二·九”学生运动中，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本营，学生组成浩浩荡荡的大军和北大、北师大、清华大学等校师生冲上街头、揭露日本侵华野心，反对华北自治，不少学生被国民政府逮捕，徐诵明闻讯后立即赶到市党部去保释被捕学生。由此，国民党顽固派视北平大学、特别是法商学院为眼中钉。1937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密电徐诵明，对学校的“反动气焰”严密注意，并要求解聘北平大学法商学院的五名“红色教授”——陈豹隐、李达、程希孟、许德珩、沈志远。为此，徐诵明专程赴南京找王世杰理论，他说：“学校聘请教授，一向只问学问如何、不管政治派别。大学校长的任命权在教育部，而教授的聘任与解聘、责在学校，教育部怎么好越权下令？”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略的铁蹄一步步由东北危及华北。
1935年12月，日伪妄图分割和吞并中国领土，炮制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他们在未得到徐诵明同意的情况下，即在天津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上公布其为该委员会委员，并以恐吓拉拢的手段相胁迫，但遭到了徐诵明的严词拒绝，他说：“吾不应富贵而失去对国家及本人人品的尊严。”并立即向行政院驻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声明，坚决不同意加入这个汉奸组织，也不参与他们的任何活动，把自己的名字从该委员会中除去。
为表明绝不与日伪沆瀣一气的民族立场，徐诵明先后9次拒绝出席日本人邀请参加的各种活动。同时，徐诵明还与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师范大学校长李蒸及教授胡适、张奚若、蒋廷黹、吴文藻、傅斯年等人联名，通过路透社向全世界人民表达中国人民反对华北自治的意愿，“因为近来外间有伪造民意破坏国家统一的举动，我们北平教育界同仁郑重声明：我们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组织特殊机构和阴谋举动，我们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领土及行政的完整。 ”
多年以后，徐诵明在教导晚辈时说：“一个人可以一生无所成，但不能对不起国家。”
烽火硝烟中的“西北联大”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不到一个月时间，北平、天津相继失陷，一些著名的大学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数理学院和文学院分别成为日军的警备司令部和空军司令部。天津被占，日军炮轰八里台，并以飞机轮番轰炸，南开大学校舍全毁。北洋工学院也被日军占驻。京、津不少高等学府成了日军的兵营或舞场，图书、仪器和校舍破环殆尽，各校师生到处颠沛流离。在此民族生死危难时刻，中国的高等教育也步入存亡之际。为保留中国数千年来的教育精髓，使中华文脉得以延续，并使无校可归的师生不致当亡国奴，一些爱国学者、教授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的口号，要求政府当局采取果断措施，广大师生纷纷要求内迁。 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师资设备为基础，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础，设立西安临时大学。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4月3日，西安临时大学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
根据国民政府教育部《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组织规程》规定，临大不设校长而以筹备委员会代行校长职权，指定李书华、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陈剑、周伯敏、臧启芳、辛树帜等为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商决校务。
1937年底，由于正面战场的大溃败，上海、太原等地相继失陷。1938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寇窜抵风陵渡，关中的门户潼关告急，同时，西安屡遭日机侵扰轰炸。国民政府教育部于3月上旬决定西安临大南迁汉中。
1938年3月16日，临大迁离西安，正式往汉中内迁。当火车到达宝鸡以后，由于交通不便，全校师生不避艰辛，按照预定计划徒步前进。全校编为一个行军大队，推举校常委、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任大队长，按照行军编制，分3个中队，除行李由大车骡马运外，学生和年轻的教职员工大多数都徒步出发，长途跋涉，行军500多里，渡渭河、过柴关，涉凤岭，越秦岭，虽然山峦起伏，道路泥泞，啃锅饼（西安有名的干粮），住茅宅，但全校师生团结互助，克服了团难。
“大散关上方横戈，岂料事变如翻波”。苍劲的雄关古道，以别样的哀愁，目送着这行色匆匆的人流。每晚歇息时，虽疲累困乏，通讯组仍要用收音机收听抗战前线战况，并用大字书写出来供大家阅读，就这样经过前后半个月左右的时间才达到目的地。
1938年5月2日，“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在汉中城固举办开学典礼。抗战初期，在内地办学的长沙临时大学与西安临时大学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是，战时的大学限于条件无力容纳潮水般涌入的失学爱国青年，而年轻的学生们又争先恐后地要求参军保家卫国，教育界也围绕“战时的教育”掀起了激烈的辩论。有的教授主张在国家危难之际调整教育方案，开设国防课，强化学生的军事训练。但不论是教育部还是各所大学，都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反对将课程作较大的变动。
为安抚学生们的热情，并坚定他们在战火硝烟中钻研学问的决心，徐诵明在开学典礼上说：“抗战期间，高等学府学生应当如何抗战救国？不一定非得拿着枪杆子到前线去才是救国，我们在后方研究科学，增强抗战的力量，也一样是救国。”
当时，西北联大云集了全国大批著名的学者教授。教育部规定抗战期间教师的工资按“薪俸七折”发放，再加上抗战和通货膨胀的影响，教授只能靠微薄的薪金和“米贴”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学生上晚自习用自制油灯照明。
时局维艰，西北联大一边复课，一边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9月8日，全校组织了734名学生参加了为期两月的陕西省学生军训活动。史学家许寿裳教授在军训中，还以《勾践的精神》激励学生，李季谷教授讲《中国历史上所见之民族精神》，用“卧薪尝胆”、“荆轲刺秦”和文天祥的《正气歌》，激发学生爱国情怀。
然而，国民政府当局并没有忘记这所大学里的“红色基因”。1939年，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一面派特务带枪住校监视，另一面密令徐诵明解聘西北联大沈志远、曹靖华、韩幽桐等十余名进步教授，徐诵明坚决不执行，并与西北联合大学中的四十余位教授一起愤然辞职。
多年以后，史学大家顾颉刚（1893年—1980年，江苏吴县人）在回忆录中写道：“西北联大本来徐诵明做得很好，他（陈立夫）派张北海做该校法学院院长，带了手枪去发给学生，教他们闹起风潮来，把徐氏逼走。”
此间，趁1939年暑假师生不在校的间隙，教育部宣布将国立西北联大改名为国立西北大学，从此，西北联大从历史上消失了，前后只存在一年多光景。同时消失的还有北平大学，直至抗战胜利也未能复校。
徐诵明则回到重庆，被疑为共产党而接受审查，一年多后改任重庆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
临危受命 执掌同济大学
由于和教育部长陈立夫的矛盾无法调和，徐诵明一直“赋闲”至1944年，才临危受命，出任同济大学校长兼医学院院长。
早在徐诵明赴任前，同济大学为了躲避战乱，已从上海迁至云南，再迁四川李庄。抗战中李庄的条件十分艰苦，“一无电灯，二无书店，三无影剧院”，而且当时物价飞涨，学校面临严峻的经济困难。徐诵明上任后坚持勤俭办校，努力克服困难，领导同济大学渡过了难关，并扩大了规模。他注意民主办学，广延人才，改变了同济大学历来只聘留德人员的旧规，开始聘请薛愚等留英留美人员任教，并派出妇产科胡志远教授到美国留学。由徐诵明兼任过院长的医学院先后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了生理馆、解剖馆；在宜宾建立起病理馆、药物馆、细菌学馆、公共卫生研究馆和生物学馆，还建设了国内第一所正规化的医事检验学校——高级医事检验职业科。医学院的教学科研实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在此期间，学校院系设置也有所扩增，教学设备充实了许多。此间，同济大学建立了法学院；工学院造船组改为造船系，并增设了机械专修科；理学院数理系分为数学与物理两系。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扩充和完善，同济大学已开始向综合性大学发展。
1944 年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进入关键时期。日本侵略者垂死挣扎，以重兵对河南、湖北、广西等地大举进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当局发出从军报国的号召。徐诵明作为一校之长，积极鼓励学生入伍。同济师生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纷纷报名应征入伍。不几天，报名人数达六百余人，占全校学生人数三分之一，为全国各校之首位。对入伍学生徐诵明出具从军学生肄业证书，并签署了退伍学生可复学证明书，证明书还盖上“国立同济大学关防”大印。 1945 年 1 月，三百多名学生应征入伍。出发那天，学生整装列队，集体宣誓，气宇轩昂。徐诵明亲临送别，他满含热泪，直朝着远去了的载着从军学生的船只招手。嘴里自语着：“会回来的，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将同济大学迁往四川重庆，时任校长的徐诵明考虑到学校的发展和广大师生的意愿，表示坚决不同意。甚至于到后来，蒋介石到宜宾巡视时，见到徐诵明，询问：“可否将学校留在四川重庆继续办学？”徐诵明告知全校师生员工迁回上海的心情迫切，表示无法从命。
同济大学在上海的校务，以徐诵明1946年6月1日到上海办公为新的起点。他在写给教育当局的信中慷慨陈词，言称：“得其在原地恢复弦诵之声，继续为国育人，则幸甚至矣。”
多年后，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同济大学毕业生吴孟超院士撰文中说：“我们应该感谢徐诵明校长，他坚持回上海，拒绝蒋介石迁校重庆的命令。”
1946年6月25日，徐诵明经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调往东北接收南满医科大学，该校被国民政府接收后，改名为沈阳医学院，也就是中国医科大学的前身，徐诵明任沈阳医学院院长兼病理学教授。
这，是徐诵明最后一次担任大学校长。
1948年，在全国解放前夕，徐诵明拒绝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提出让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建议，留在上海迎接解放，自此开始的新的人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