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紫微
　　原北京电视台电视节目主持人，曾主持《北京特快》，《证券无限周刊》红遍北京城，2007年底淡出荧屏。后经短暂复出、创业后，赋闲在家，从事写作。近期出版《如果成为一个妖孽》一书。

　　和大多数人一样，编辑徐晓在看到胡紫微的文字前，对她的印象也止于“一个闹事的女人”。
　　2007年年底，她冲到中央电视台奥运频道发布会现场，不顾阻拦，怒斥老公张斌“出轨”一事是大多数人了解她的入口。
　　这场“事故”就像嘴角的一个饭粒儿，显眼而不得体。以至于很多年后，胡紫微都要自嘲：“对于自毁长城授人以柄迅速成为街坊笑料，我倒是一直挺在行的。”
　　“资深闺密”杜欣说她的人生本就充满着各种“不一定。”而她则认为外界真正明白她的人，微乎其微。七年间，她写博客，写情色电影专栏，剖析两性关系的不同面向，出新书。在微博关心公共话题，不明就里地被冠之“女公知”。更让人意外的是，她仍然和被她斥为 “道貌岸然”的丈夫张斌一起生活，并生养了孩子。
　　她这样写自我鉴定：传统、尊重礼俗，最大理想是相夫教子，其实并不敢爱敢恨。”

她从未穿过裙子，一度被人误认为腿有毛病。焦虑起来，甚至把男编导逼到去厕所躲着，但她仍不依不饶地追赶过去。

“对于婚姻，我就能守得住”

　　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胡紫微，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初入北京电视台时，设想的美满生活是：及早转正、结婚、分房、生孩子。然后过日子：早上八点骑车到崇文门赶班车，下午三点半去澡堂洗澡，回办公室路上拐进食堂，买一斤烙饼半斤素丸子，之后一路喷香地接孩子，笼火做饭。中间把老公时刻拴裤腰带上，做一个浑身散发猪蹄和蜂花洗发水混合香型的上班族。
　　不料结婚对象落跑。于是，在很长时间，她成了一个忧伤的工作狂——每天睡在地下室宿舍里，天亮提鞋进机房，几天几夜不出西三环苏州街那座只有高高避雷针的白色建筑。最多时，一周主持八期节目，后又担纲制片人。从未穿过裙子，一度被人误认为腿有毛病。焦虑起来，甚至把男编导逼到去厕所躲着，但她仍不依不饶地追赶过去。
　　日后，她这样形容邓文迪的来势汹汹，总是“驾着一片乌云，黑压压掩杀而来”。“她们设定目标，搭建模型，势如破竹地推进，推土机般碾轧过别人的生活和自己的心灵。”“她们分秒必争，分毫必争，寸土必争。”这分明是工作状态时的自己。
　　闺密杜欣也几乎是她全部职业生涯的直接上司。在杜看来，外界熟知的胡紫微，是《北京特快》《证券无限周刊》《身边》等栏目的主持人，但其实主持人仅在她职业生涯占百分之二三十的比重，她更是一个重要的制片人。当时，她也是北京电视台为数不多能给台里赚钱的制片人之一。
　　在感情上，她同样是志在必得的气势。在2007年底那场大闹央视的“事故”之前，在一档夫妻节目中，她把自己和张斌的感情说得不留余地。主持人提醒说：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你不要以为攻占了这个山头。她不假思索地说：我就能守得住。
　　但转眼就是“事故”。先是事业， 2007年8月份，她担任制片人的栏目先是转评了当年的“纸包子”事件，后因为报道了某国产品牌售后维修过程出现问题，又被解决的过程，被认为是抹黑民族品牌，被要求写检查。尽管这两件事儿发生的时候，她均出差在外。但制片人的职务最终还是被撤销。伤心之余，她把保留的主持人的职位，也一并回绝了。
　　就在回归家庭，准备全心全意要一个孩子时，又遇上丈夫张斌“出轨”事件。
　　她的生活顷刻失速脱轨。回头总结，她有意避开了谈及“出轨”一事儿：知道很多人感兴趣。我会在有生之年不加粉饰地写出来， 但前提是不伤害活着的人。她更愿意从内心线索去解释那些 “事故”：在她看来，它们不过是把自己内心的破碎可视化了。作为一个不太体制化的人，那段职业生涯累积了对自己的大量失望，一度觉得自己面目可憎，不招人待见。—往往事儿做成了，人却都跑了。她说70后一代到底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因为被收视率异化，她把人生全部变成了数字，而且要追到小数点后很多位。包括为了刷自己的存在感，伤害了很多心灵。

公知？臊得慌！

　　2007年之后，她被迫停了下来。“上弦的时候，听到内心嘣嘣作响，豪气干云。一朝弦断，你向隅而泣，自怨自艾，连死的勇气都没有。弦断有谁听？”
　　在最糟糕的阶段，她说宗萨仁波切的《正见》某种程度上解救了她。她把这本书连同《百年孤独》和米兰·昆德拉的《不朽》列为影响自己最大的三本书。而对这本书的最好概括，她认为就是封面上那句“如果没有遇到他，我至今还是一个漂泊的人”。之后，她也看很多经书，佛教成了她的最大成功学，“终极问题解决了，一切都是小事”。
　　也开始写作。她说 “这些年，一直活在崩溃的边缘。写东西在我，全为了能活得通顺一点。” “写作，有点像走夜路，大声说出来，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壮胆。”
　　胡紫微说自己的写作不会故作高深，而是去讲这个东西和自己的关系在哪里。
　　在杜欣看来，非主持科班出身的胡紫微，在北京电视台从最开始的灯光助理转成主持人的一大直接因素，是她反应快，灵敏，总能把事件中最关键的点拎出来，写到极致。
　　有一年，他们设置了很多场景去拍摄一对盲人夫妇。当一大帮人拎着机器上门，没有预测到的是，盲人夫妇来开门的瞬间，她把已经亮着的灯关了，说：我来给你们把灯打开。
　　胡紫微在稿子里写：那一刻，所有人鸦雀无声。也只有那一刻，我们记住了盲人的世界。杜认为在当时，她就发现胡紫微有一种拨动别人最软神经的能力。 　　包括日后胡那篇流传甚广，甚至直接拉动《古拉格：一部历史》销量的书评。在胡紫微看来，也只不过是从一本大部头里拎出了那个容易与大家心灵相连接的部分。
　　也因此，当自己被冠之“公知”时，她觉得“臊得慌”。公共写作和私人写作，在她看来不过是同一种情感的延伸。“我所做的，不过是看到一起搭乘的公车开倒车，或者要掉进沟里，大声叫唤两声。”“不过是出于恐惧，不想自己下半辈子和孩子活在阴影里。”“我并不是那种总在车上领衔高歌的人，你想，我是晚上看《浮生六记》的人啊。”
　　2013年，是她写作的高产年。她写公共议题，写文化评论，也评论情色电影，并迅速聚集了大量人气。这一年年底，编辑徐晓在微博上看到她写的关于话剧《青蛇》的评论，为之一惊。随之又搜罗到她其他的文章，包括一些情色电影的评论。在徐看来，书写当代女性心理处境的写作者很多，但很多都是心灵鸡汤式的，空洞无物，胡紫微的，却能见温度与血肉。“她的文字不是出自观念，而是出自体验。”

才情男是她软肋

　　在新书自序的最后，她提及了张斌，唤作“劳工”。提及两个细节。一是她写作焦虑时，张斌会不经意点评一句：你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吗？名利思想太重。不要想着把每篇稿子弄成原子弹，要允许自己生产一批常规武器。二是，当有人发短信给张斌，托他转达对胡紫微那篇《古拉格：对于罪恶我们无法一分为二》的敬意时，她问：你喜欢么？他想了想：我觉得我写的文章全是见识，你写的文章全是心思。

“这些年，一直活在崩溃的边缘。写东西在我，全为了能活得通顺一点。”
　　“写作，有点像走夜路，大声说出来，不过是为了给自己壮胆。”
　　她和张斌，完全女追男，她喜欢被那种才情所笼罩，至于财富与长相都不构成障碍。

　　她说：看来也不见得完全不闻不问啊。于是觉得可以坐那儿微笑一会儿，再出发。
　　在这段感情中她所处的弱势位置有目共睹，甚至有人会解读为她是委曲求全，但是她却自见欢喜。
　　2007年“事故”之前，他俩曾一同出席一档电视节目，讲述两人之间的交往。那完全是一个女追男的故事。她说自己的软肋就是男人的才情，她喜欢被那种才情所笼罩，至于财富与长相都不构成障碍。初见张斌主持节目，会总结很多哲理性的话，譬如中国足球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精彩，而是复杂。她就觉得睿智。
　　她说自己的这种审美和时代有关系，生于七十年代初的她，偏爱那种外表逗、贫，内心又正统、保守的男人。“就方言那种！”，她是王朔粉。她说，那个时代的审美是男女之间，要把四个字的成语全用干净之后，再上床。但现实是“男人在意的是裤腰带下面的那点事儿”。
　　“所以要躲进电影里，电影是彩色的，人生是黑白的。”
　　在文章中，写及女性，她会赞赏她们现代性的一面，在流传甚广的一篇《章子怡的气象》中，她赞许章子怡饰演的“玉娇龙”：玉娇龙一转身，颠覆了两千年。她要的不是男人。她要自由。她也赞许“宫二”，要的不是男人，要的是尊严。
　　她总结：如果一个女人的悲剧或者喜剧，不再是男人，我们说，这个女人就活出了气象。针对章子怡和汪峰的八分钟，她甚至提醒章子怡：如果爱，避免轰轰烈烈，因为一切轰轰烈烈是不祥之兆。如果一定要轰轰烈烈，至少不要轻易臣服于一个人，急于加冕你的王。但在末尾，她还是违和地给章小姐安排了几个合适的男人供之选择：陈丹青、周濂、汪晖、刘小枫。这是她的矛盾。
　　作家韩松落在书评中写：她对女性情感和生活的主张，和对现实生活的计较（例如什么样的婆婆最可怕）奇特地纠缠在一起。她对内心悲凉之境的碰触和她对女性外貌的计较（“没有腰线的女人是没有前途的女人”）也奇异地并存着，“既有出世之想，又贪求现世安稳。”
　　她说，尽管自己从很早就开始涉猎一些女权主义的著作和作品，认同她们的理念，觉得她们的存在使得女性大放光芒，但她究竟仅仅是向往那样一种姿态，是“叶公好龙”，自己有机会还是想回归伦常，过相夫教子的生活。
　　有女作家点评她其实意识形态落后，她将之引为知音。在她看来，真正践行女权主义的，需要文化、文明的土壤。她掂量了下自己的出身，作为“老师”与“大夫”的女儿，两个“会计”的孙女，她觉得自己远远没有那么强大。自己没有只身上路的能力，不能忍受孤独，不能没有牵绊。
　　文中那些感叹，更像是一种未及实现的补偿。

胡的父亲点评女儿：她是妻性特别强，她必须和一个男人一起过日子。认同女权理念，但自己还是想回归伦常，过相夫教子的生活。“当你把内心问题解决，外界必有呼应。这在我自己身上的确发生了真实不虚的改变，甚至包括容貌。”

另一种抵抗

　　九月中旬，胡紫微和学者刘瑜在单向空间做过一场关于女性话题的交流。在谈及女性如何从痛苦、迷惘中脱离时，刘瑜说，有一类人不是遭遇痛苦，而是沉迷痛苦。这种沉迷本质是逃避责任感与自己。只要不是沉迷这种造型，痛苦总会有办法改变的。一副大学女生打扮的胡紫微由衷感叹：如果二十年前就认识刘瑜，获得这样的点拨就好了。
　　1970年清明，胡紫微生于北京一个平常人家。母亲是老师，父亲是大夫。因为母亲并不怎么会持家，家庭一度拮据，所以她要时常要穿着妈妈和表姐剩下的衣服去读书，“像五十年代的人闯进了八十年代”，父亲倒是叫好：穿成这样，成绩可以一鸣惊人。于是，她特肯学，一度拿到北京中学最好的一个奖学金。
　　当时，她外在扮演着一个外表平静、行为规矩的乖学生，内心却想着三毛、琼瑶、撒哈拉沙漠、波西米亚长裙以及电影梦。对于那个时代的青年，自由更多是一种想象。甚至当它真来了，她第一反应是恐慌。
　　高考填报志愿，在究竟选择北大德语系还是选择提前录取的北京电影学院时，她陷入混沌。“自由绝对带来压力。”“做父母最黑的一点，是让孩子自个儿做决定。如果父母明确说不行，孩子就很好站位，可以直接站到对立面。”她的父母选择弃权，她因此陷入压力之中，并期望着让结果来选择她，而非她去做选择。后来，在恶补一阵心灵鸡汤、并在床上辗转“烙饼”之后，她选用了假设法：如果此生没有电影，行不行。最终，她进入了北京电影学院电影文学系。
　　在《章子怡的气象》中，她写到自由的另一面：玉娇龙拒绝被塑造……她不受教化，一生不羁爱自由，但是不幸的是，自由是一种介质，不是标的。没有目标的玉娇龙，任意流淌，如一片浮萍，失去了可着力之处。
　　就在单向空间的交流会上，她说自己的父亲曾经点评过家中三位女性成员：母亲是母性特别强，需要儿女膝下承欢，胡紫微的妹妹是女儿性特别强，需要一直被父母照看，所以至今仍同他们一起生活。而她是妻性特别强，她必须和一个男人一起过日子。
　　她自我剖析，为什么自己不能接受情感的空窗期，她找到的答案是其实自己并不愿意或者不能够接受长时间自己跟自己在一起。无论男人还是工作都可以让她被填满，可以和物质、现实连接起来。
　　向往自由却又不能负担它，在徐晓看来，胡处于一种成长中的状态。她的矛盾与反差也是当下女性心理处境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状况。当下，她刚升级为母亲，自称家庭妇女，甘愿相夫教子也是最优选择。尽管自称“落后”，但她行为上的并不 “落后”，她在写作，在输出，而且在未来，她也可能有其他的职业角色。
　　韩松落则在书评中写：这是我们时代的矛盾，既给女人一点自由，又给得不够充分，处处克扣。他尤其谈及胡紫微所涉足的公共事务领域，说：这一向是男人的地盘，女性进入这个地盘，必然要遭受一番磨练。而消解她们重要性、削弱她们存在感的最好方式，不是粗暴的语言，而是将她们娱乐化，谈论她们的着装、情史，似乎那才是她们的真正作用。他甚至将之打比柴静，因为她们的生活中果然有所谓漏洞。
　　而在另一个场合，学者刘瑜说，人们经常把女权主义放在一个女人和男人的关系维度来讲，但她觉得更重要的是女人和自己的关系：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不是去反抗男人，而是去反抗作为女人身上的那种惰性。
　　采访中，胡紫微也“佛里佛气”地说：你知道吸引力法则吗？当你把内心问题解决，外界必有呼应。这在我自己身上的确发生了真实不虚的改变，甚至包括容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