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庆祝生日习惯的我，每年的那一天虽不致完全忘记，但总觉得，那也不过是365日其中一日，并没有特别到哪儿去。
　　 今年一如往年，在工作室忙足一整天，己经过了晚上九时，正准备下班，洗完手，忽见插着一支蜡烛的小蛋糕等着我，第一时间便对自己说：仪式！还好蛋糕很小，切成五至六块便完成它的使命。所以，形单影只的蜡烛，便显得恰如其分——吹熄它之前要许上的愿望，合该是卑微的。
　　 我的生日愿望，也许连卑微来形容，也是太庞然大物了，更贴切的比喻，应是一阵风——能拥有属于我的剧院吗？
　　 我能拥有一家剧院吗？可大，也可小，像一块田，让我和我的团队，可以在上面专注耕耘。五年是初阶，十年是进阶。我们不用只靠迎合市场赚取票房把它养活，但也能在创造出来的作品中，证明它们能独立于剧院，在更大的市场环境中站起来。或不止，原创的戏码能开拓更阔的观众层面，实践戏剧在未来的角色。
　　 是的，我羡慕英国的The National（国家剧院）、Royal Court（皇庭剧场）、Donmar Warehouse等，每年均有作品丰收的戏剧田野。作为年资超过30年的导演如我，对社会、对培养戏剧受众，以至艺术教育推广，若只是按目前这般，一年只能在香港康乐文化事务署主办节目的情况下争取创作，以目前香港的情况，我只能被动接受在场地安排上的愈来愈边缘化。例如，我的剧团若不是自己申请租用，要靠康乐文化事务处分配，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和剧场早已轮不到中型规模如我团使用。
　　 但以我坚持在做的大舞台式创作，所费人力物资，如果一部作品只演三五场便封箱，不单不环保，创作人的时间心血也即成为被消费品。从2005年的《包法利夫人们》到2014年的《恨嫁家族》、《梁祝的继承者们》、《红楼梦What ls Sex》，我共排了十五部大舞台创作，它们的巡演场次虽说穿州过省，但本质上乃逆水行舟：换了在伦敦、纽约，这些作品可以落地生根在某剧院内，树可以成林，让一片茂盛成为灵性地标。
　　 但每每带着40至60人和至少两至三辆货柜车巡回的巨额成本，不能保证收支平衡，遑论盈利？滚动的石头不会累积青苔，西谚在这里有种莫名贴切。而我团只是一年只有130万港币行政费用资助的艺术发展局三年“最大支助额”团体，去年我们一年制作了三部原创剧目，全靠一支六至七人行政团体，与我团曾经合作的演员与艺术家都知道，这支连我在内六至七人的团体，不眠不休，必须金枪不倒，才能应付一日、一周、一年的工作量。但愿意拿一万元上下薪水（包括我）的他们，除了是把目光放远，还有哪些自我期许？
　　 所以，去年夏天我团在文化中心大剧院主办八场《恨嫁家族》和《梁祝的继承者们》的重演是多么破釜沉舟：香港对这两部戏剧的需求，能够填满多少座位？答案是在非常非常辛苦劳力下得回的数字：10302，上座率九成。欣慰，满足都是有的。但六人团体没変，修道院般的运作模式依旧，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我不能不担忧，这支“童子军”能支撑多久，我，作为领军，又能在信念、体力上坚持多久。
　　 我知道我在华文戏剧圏一直都是边缘人。香港戏剧界不把我视为香港人，台湾把我视为香港人，内地有时以我的国语口音决定我的身份属性。但每次踏足外地的戏剧之旅，尤其刚刚过去的2月在伦敦，看了比利时导演lvo Van Hove，看了擅用多媒体的英国导演Katie Mitchell，看了年纪轻轻已在西区稳定发展的Jamie Lloyd，均觉得戏剧的强界绝对不是以地域划分，而是思考为何他们能够得心应手以人生、以创作的经验，回馈了丰富他们的文化、历史、社群。
　　 而在我眼中，自己仍然举步维艰。在这又踏入生命中另一年的此刻的我，内心难免有点荒芜，有点苍凉，因为大环境的不同，我或一辈子不能有机会将思考、学习与实验所得的，交付给走在后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