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5日,被蒋介石派到台湾“养病”的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在一年多的任上,他对台湾内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仅保住了台湾这块国民党最后的落脚地,还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1949年1月5日,陈诚就任台湾省“主席”。在一年多的任上,他对台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三七五减租、币制改革、入境管制、戒严、整训军队、推行计划教育,并取得了“金门登步大捷”,不仅保住了国民党最后的落脚地,还对台湾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病寓台湾
　　
　　1948年6月5日,“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日”,陈诚在回忆录里写道,“我是在那天决定进上海陆军医院动手术,把多年来的胃溃疡完全割治好了”。尽管手术很成功,但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休养才可完全康复。这件事情却让陈诚犯了个大难——偌大一个中国竟然找不出个像样的疗养之所来。
　　此时,国共两党的全面内战已经打了整整两年。交战之初,国民党拥兵430多万,而共产党仅有军队120万。内战初起,由于解放军没有大兵团作战经验,在东北、热河和平绥线上国民党军取得了一些胜利。尤其是在国民党军攻占张家口之后,蒋介石大喜过望,声称要在“5个月内打垮共军”。陈诚也深有同感,在北平答记者问时,公开宣称:“3个月至多5个月可以完全以军事解决问题。”
　　然而,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陈诚的预料。1948年6月,当陈诚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国民党军队已经下降到350万,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则迅速增加到280万。
　　手术很成功,陈诚留在上海静养。病中的他终究放心不下国家大事,每天都要阅读当天的报纸。然而,令他颓丧的消息却接连传来。
　　9月24日,济南“陷落”,锦州随之“告急”,一时间大上海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上海已经不再是可以安心疗养的地方了。到哪里去养病呢?陈诚思虑再三:去老家青田吧,自己在故乡并无恒产,况且那里是偏僻山区,治安不好,不能去;大陆其他地区似乎也不比上海好到哪里去,要么正受到解放军的威胁,要么正在举行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罢工罢课;也有人建议陈诚到美国去,然而作为蒋介石肱股之臣的陈诚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大局逆转”的时候,选择置身事外。而且陈诚从政三十余年,向以廉洁闻名,未能置下什么丰厚的产业,单靠自己根本负担不起美国的疗养费。
　　正当陈诚无所适从的时候,蒋介石给了他一个建议,到台湾去。陈诚想了想,确实是个好去处。那里社会比较安定,环境幽静,物价低廉,非常适合养病。或许蒋介石早就知道陈诚囊中羞涩,便资助了一笔钱,建议他到台湾养病。
　　陈诚或许不曾想到,蒋介石貌似随意的建议,其实包含着很深刻的用意。
　　早在1946年10月,蒋介石偕同宋美龄视察台湾。视察结束后,他曾经十分赞许地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如我何乎!”总之,一句话——有了台湾,就有了一切。
　　如今,国民党在军事上接连失败,虽然未到全盘崩溃,却也足以让蒋介石萌生兵败大陆的恐惧来。他把自己最亲信的爱将陈诚“送”往台湾养病,其实就是要在国民党无可救药的时候启用这颗“棋子”。
　　尽管不清楚蒋介石全部的用意,陈诚还是对这个建议非常满意。1948年10月6日,陈诚一家飞抵台北松山机场。刚刚接到蒋介石电报的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仓促迎接,不得以只能暂时将其安顿于台北郊外的草山海军招待所。
　　
　　千年变局
　　
　　魏道明确实很有眼光,海军招待所远离闹市,空气清新,确实是一个疗养的好地方。初到台湾,陈诚每日的作息,完全听从夫人谭祥的安排,俨然一个不问世事的隐士。时隔多年,在回想这段经历时,他自己也认为那是一生中“最恬适轻松”的时候。
　　然而,这一切不过是表象。病中的陈诚一刻也没有放下自己的“党国大业”。
　　在台养病的短短几个月里,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相继展开,东北全境“陷落”,徐州危在旦夕,平津已成孤城。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毕,解放军增加到300万,而国民党则减少为290万,国共双方的力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或许是为了让陈诚安心养病,这段时间蒋介石很少与陈诚联络。因此,陈诚并不知道,由于军事上的接连失败,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
　　三大决战虽然还未全部收官,但国民党已经输得丢盔弃甲。
　　1947年5月,国民党王牌师整编74师两万余人在山东孟良崮被歼;
　　1948年10月,新1军大部和新6军被围歼于辽宁黑山、大虎山一带;
　　1948年12月,陈诚的嫡系18军(整编11师)被全歼于安徽宿县双堆集;
　　1948年12月,最后一支王牌第5军被困于陈官庄,已成瓮中之鳖(一个月后,该部被全歼)。
　　随着五大王牌的相继覆灭,蒋介石的嫡系主力损失殆尽,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白崇禧统领的25万华中部队。然而,恰恰是这位蒋介石寄以厚望的“小诸葛”白崇禧,非但不专注于军事防御,反而协助李宗仁发动“和谈攻势”,逼迫蒋介石下野。
　　 武汉街头甚至贴满了“蒋总统不下野,中共将不肯谈和”、“蒋不下野,美援无望”这样醒目的标语。蒋介石已经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
　　不久,在魏道明的帮助下,陈诚一家搬到了台北市延平南路的一栋二层小洋楼。迁居台北市区,大大方便了陈诚了解外界信息。但是,海峡那边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的消息不断传来,每一个字都像匕首一样扎向他的心窝。尽管深知“国军的败绩,实非一朝一夕之故”,却也忍不住“绕室彷徨”,甚至忘了自己还是“养病之身”。
　　但是,又能怎么办呢?早在上海入院之前,老对手何应钦(时任国防部长)就借东北失利免除了自己参谋总长和和海军司令的职务。尽管此时,陈诚既不知道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凌厉攻势有何对策,也不知道党内其他派系在打着怎样的如意算盘。但是,透过三大战役的一败再败,他已经隐隐的感觉,国民党在大陆的溃败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了。
　　“盖国事至此,实为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一大变局”,陈诚此话确实一语中的。
　　
　　临危受命
　　
　　面对共产党的军事攻势和李宗仁发起的和谈攻势,蒋介石不得不考虑“下野”暂避风头。但是,蒋并不甘心大权旁落,他也不相信毛泽东会有和谈的诚意,李宗仁一厢情愿的和谈终究逃不过失败的结局。
　　为了尽量避免和谈失败后更加惨重的军事溃败,蒋介石利用下野前最后一点时间调整自己的战略部署。
　　首先,把中央、中国两银行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遭到接收;其次,把京沪警备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其嫡系将领汤恩伯为总司令,积极布置长江防务;再次,命令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方天为江西省主席;最后,任命陈诚为台湾省主席兼警备司令,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陈诚作为蒋介石最后一颗棋子,终于派上了用场,不必独自“绕室彷徨”了。
　　1948年12月29日晚上九点多,魏道明突然来访,交给陈诚一封蒋介石发来的电报:“决任弟为台湾省主席,望速准备。”电文很简单也很急迫,完全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不仅陈诚没有准备,就连送电报过来的魏道明也没有准备。面对即将被自己取而代之的魏道明,陈诚着实难言尴尬之情。倒是魏道明很坦然,“众所周知,总统每到危难之际,总要请辞公(陈诚字辞修)协助。现在大陆政权岌岌可危,台湾应成为最后反共复国基地。情况十分紧迫,非辞公谁能当此重任?”
　　那一夜,陈诚与魏道明深谈了两个多小时,他惊奇地发现这个比自己小三岁的留法博士居然同自己有着许多相同的看法。这让陈诚在钦佩魏道明的同时,也对自己是否应该接替其职位产生了疑问。
　　当晚,陈诚复电蒋介石,请求收回成命,表示只需自己在军事方面协助魏道明即可。五天后,蒋介石复电:“如何不速就职,若再延滞,则夜长梦多,全盘计划,完全破败也!”接到电报后,陈诚情知事情急迫,不容推辞,赶紧找魏道明匆匆商议,于1949年1月5日正式接任台湾省“主席”。
　　即使此时,陈诚仍然解不开心中的疑团。
　　1月7日,陈诚收到蒋介石的电报,“闻昨已就职,甚慰。自主台命令发表后,反对者对弟攻讦复起,所可痛者,我同学干部,亦受影响,革命环境,至此险恶极矣!”
　　原来国民党内部有人反对蒋介石对自己的任命,想必海峡那边已经上演过一场十分激烈的斗争。陈诚这才意识到国民党内部正在酝酿着一场足以危及蒋介石统治的政治斗争。
　　1月21日,陈诚奉召回南京。专机飞临定海上空,忽接蒋介石临时指示,要求改飞杭州。傍晚,蒋介石的专机也飞抵杭州,并告诉大家自己已于当天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
　　陈诚心中的疑团这才彻底解开。因为事出突然,陈诚来不及多问,只就今后的施政重点在行宪还是革命,向蒋介石请示。蒋沉吟一会儿说:“我们当然要继续革命。”
　　第二天一早,陈诚送蒋介石夫妇登机飞往溪口,随即飞赴南京向“代总统”李宗仁述职。对他而言,蒋的下野来得太突然,尽管必须向李宗仁俯首称臣,在他心中最重要的依然是那个渐行渐远的背影。
　　
　　“戒严”之始
　　
　　和蒋介石的判断一样,陈诚对李宗仁的和谈完全不抱希望。他必须为国民党退往台湾做好一切准备。
　　此时的台湾虽然相对平静,但是,随着国民党的一再败退,数以十万计的国民党军队及高级人员家属一波又一波地涌入台湾,这其中也不乏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大批移民的到来不仅增加了台湾的经济负担,而且潜藏着巨大的危机。
　　于是,上任伊始,陈诚就顶着来自社会各界的巨大压力,在台湾实施了入境管制。
　　入境管制措施一出台就遭到了各方面的反对。
　　一开始,台湾民众认为入境管制手续繁杂,大费周章,完全没有必要。经过政府部门的详细说明,加上手续上的不断简化,民众的反感情绪很快得以平息。但是,一部分立法委员认为入境管制办法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国民迁徙自由的规定,遂准备在南京立法院会议上提出议案要求终止。
　　3月15日,陈诚因公去南京,巧遇立法院讨论此事。后经陈诚的多方解释,绝大多数反对入境管制的立法委员表示理解这一非常措施,该议案遂因提案人数不足而流产。事后,陈诚下令对发起该议案的连谋进行监视,使其离开台湾。尽管关于连谋的记述国共双方颇有分歧,也无法以后事逆推前事,但入境管制限制了共产党的渗透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3月27日,台湾大学与台湾师范大学爆发学潮,喊出了与大陆学生运动相同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台湾省政府认为这次学潮受到了共产党的操纵,于是派出军警进行镇压,制造了轰动全国的“四六事件”。为了防止共产党的渗透,陈诚命令台湾师范大学停课,所有学生一律重新登记,台师大与台湾大学实行军事化管理,校园戒严正式开始。
　　一个月后,为进一步肃清共产党的活动,陈诚以台湾警备司令的名义发布《台湾省戒严令》,宣布台湾地区处于“战时动员状态”。此举开启了台湾“白色恐怖”的时代,直到1987年蒋经国解除戒严令,为期整整28年。
　　实行入境管制和戒严令,国民党不仅限制了共产党的渗透,同时也限制了大陆赴台移民的过快增长,使得台湾有能力承受适度的新增人口,避免了经济崩溃。
　　
　　经营台湾
　　
　　入境管制和戒严令虽能防范于一时,却不能根本解决台湾的社会问题。为此,陈诚就职之初就提出了“人民至上,民生第一”的施政纲领。民生第一,就是要优先解决老百姓的衣食住行。陈诚首先决定从农村入手,通过土地改革解决农民问题。
　　早在1931年“围剿”红军时,陈诚就仔细研究过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他对苏区农民分得土地后迸发的生产热情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41年,陈诚担任湖北省主席期间曾按照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实行“二五减租”。此举不仅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还缓解了地主与农民的尖锐对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所谓“二五减租”指的是粮食收获后,优先提取百分之二十五的粮食给佃农,剩下的百分之七十五由地主和佃农对半分。陈诚主政台湾后,同样推行这一制度,只不过把名称改成了“三七五减租”。
　　事实上,“三七五减租”政策一推出便遭到了台湾地方士绅和省级参议院的公开反对。这些人大多都是台湾本省的地主。
　　为了顺利推行“三七五减租”,陈诚召集这些地主开会,耐心细致地做说服工作。向他们说明,一方面,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起来后,粮食产量会有较大的提高。另一方面,陈诚计划将国营水泥、工矿、造纸、农林四大公司转为民营,通过发行公司股票,作为向地主收购土地的代价,鼓励地主投资工业。他形象地比较说,农业利润只不过是数学级数(大陆称为算术级数),而工业利润却是几何级数。
　　地主们最终接受了陈诚的“和平土改”方案,“三七五减租”得以顺利推行,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1949年,台湾粮食总产量达到120万吨,比上年增产21万吨。
　　“三七五减租”确实给农民特别是佃农带来了巨大的实惠。据彰化县大桥村的统计数据,全村200户中,140户为佃农。减租后,佃农新盖房屋者7户,休整土地者20户,购买耕地者4户,购买耕牛者40户,娶妇完婚者25户。当时,台湾农村称刚过门的新娘子为“三七五新娘”,足见“三七五减租”的巨大社会功效。
　　一年后,陈诚改任“行政院院长”,但仍倾注全力推进土地改革。台湾土地改革通过和平赎买的手段,成功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将地主的农业资本转化为工业资本,为台湾60年代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65年,陈诚去世,大批农民自发前往台北市殡仪馆为其送行。据陈诚的儿子陈履安回忆:“送葬那天,好多从中南部来的老农民跪在地上哭,哭了不走。”直到今天,台湾农民仍然很亲切的称其为“陈诚伯”。
　　陈诚接掌台湾时,国民党在大陆滥发金圆券,造成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当时的台币采取了与金圆券挂钩的政策,受其连累,台币也随之急剧贬值。
　　与此同时,大批机关和国民党军队迁台,所有费用都由省政府垫支,造成省财政的巨大亏空,台湾银行不得不增发纸币弥补亏空,结果台币进一步贬值,整个台湾金融陷入恐慌状态。
　　严重的财政金融危机,完全打乱了台湾正常的经济秩序,陈诚不得不进行币制改革。从1月到5月,经过陈诚不断地申请,国民党中央同意台湾进行币制改革。为配合币制改革,政府做出了三项承诺:
　　一,中央军费和公款开支允许用中央存台物资与黄金折算偿还;二,中央在台生产事业悉归台湾省政府统一管理;三,中央借80万两黄金作为改革币制基金。
　　6月15日,一切准备就绪,台湾银行发行新台币2亿元,旧台币40000元兑换新台币1元。由于准备金充足,允许自由兑换黄金和外汇,同时脱离和大陆金圆券的联系,新台币很快便取得了公众的信任,台湾的财政金融危机迎刃而解,经济秩序也迅速恢复正常。
　　在台湾省府任上,陈诚曾组织地方自治研究会,历时4个多月完成了“本省调整地方行政区域案”、“台湾省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草案”、“台湾省县市长选举罢免规程草案”,成为日后制定台湾地方自治法规的基本依据。
　　此外,陈诚大力推行计划教育,扩大办学规模,帮助学生尽快就业,同时强化三民主义的政治教育,一方面控制了台湾社会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则为未来台湾的经济起飞准备了人才。
　　
　　整军布防
　　
　　蒋介石在任命陈诚出任台湾省主席的同时,还任命他为台湾警备司令。蒋介石深知溃败后的国民党军队不仅鱼龙混杂,而且斗志全无,如果没有陈诚这样的军界要员坐镇台湾必然会引发大规模的骚乱。不仅如此,他还希望陈诚能够借此机会清除杂牌军,把军队完全改造为自己的嫡系。
　　尽管曾因大规模裁军和拒绝收编东北伪军受到国民党军界的强烈抨击,甚至有人提出要“杀陈诚以谢天下”,但蒋介石仍然相信,只有陈诚有能力重新整顿国民党军队。
　　共产党的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后,国民党苏、浙、闽各部队纷纷撤退到台湾。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残兵败将,陈诚决定以最严厉的方式进行收容整编:所有登陆部队先行缴械,然后集中管训,再行整编、训练。前后三次整编,撤销了十几个兵团部、30多个军部,裁并7个军事单位,国民党军编制由入台时的60个军减少为11个军,总兵力约为50万人。
　　8月,陈诚改任东南军政长官,统一指挥台、闽、浙、粤等地的国民党军队。10月25日,金门战役打响。当国民党军陷于被动时,恰逢陈诚下令调防的胡琏所部三个师抵达金门,凭借数量优势击败登陆解放军。随即,11月3日,解放军进攻浙江沿海的登步岛再遭失败。
　　这两次战役被国民党合称为“金门登步大捷”。而缺少海军和空军力量的解放军也难以组织大规模的登陆作战,两岸隔海对峙的局面基本成型。
　　1949年12月15日,为争取美援,蒋中正任命“民主先生”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的职务。至此,陈诚完成了蒋介石交给他的经营台湾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