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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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问题论坛“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欧洲研究所共同承办，共有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近30个研究机构的60来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他们就“欧洲模式”在经济、政治、安全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性及其与美国的异同，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对比分析，对欧美关系的现状、特征和前景作出了基本的评估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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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首届国际问题论坛“欧洲模式与欧美关系”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和欧洲研究所共同承办，共有来自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近30个研究机构的60来位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他们就“欧洲模式”在经济、政治、安全以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特性及其与美国的异同，进行了深入讨论和对比分析，对欧美关系的现状、特征和前景作出了基本的评估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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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简要介绍加勒特和策伯利斯所建立的欧盟内部决策的空间模型(简称G-T模型)，然后对于加勒特和策伯利斯运用G-T模型对共同决策程序下的欧盟内部决策所做的分析提出批评，并且对他们所得出的共同决策程序下的欧盟一体化步伐将放慢的结论提出质疑。其次，在G-T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博弈论对共同决策程序下的可能结果进行独立的制度分析，提出共同决策程序下的决策结果的偏好和合作程序下的一样，因此，欧盟一体化步伐也和合作程序下的一样。最后，运用实证数据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验证。经验数据既证伪了加勒特和策伯利斯的结论，还表明了
今年10月底，欧盟一中国峰会将在北京召开，鉴于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和中国欧洲学会意大利研究会于2003年8月11日邀请欧盟轮值主席国意大利驻华大使戈布列里·梅内嘎蒂先生作了题为《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工作目标与举措》的报告，并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院内外近40位国际问题研究学者参加了会议。现将梅内嘎蒂大使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围绕美国对伊动武政策，欧洲和美国之间以及欧洲国家内部之间分歧日增，危机频发，欧美关系呈现出复杂、松散、多元、多变的特点。聚焦德国问题，将有助于世人在当前扑朔迷离、令人眼花缭乱的外交纷争申清理思路、明辨方向。伊拉克危机是一个重要的标识和信号，表明统一德国已经重新步入世界政治大国行列。新起的世界政治大国必然会对现有世界秩序与格局形成冲击，德美关系已经陷入深重危机，欧美关系以及欧洲内部出现的分裂也部与德国有着直接关系。德国为什么会在国际关系中居于重要地位，显示出巨大的冲击作用?其重新获得的世界政治大国作用的实质
1999年以来，欧元的诞生及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不仅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已经成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对此，英国政府何去何从?一贯与欧洲保持距离、具有疏离心态的英国人又如何看待这一切?最终决定英国政府欧元政策的要素是全民公决，而欧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表现、欧元区各国的经济状况以及英欧关系发展战略需要也是不容忽视的相关因素。布莱尔政府的欧元政策是“雷声大、雨点小”，英国在短期内加入欧元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2002年夏以来，德美在伊拉克问题上发生公开争吵，导致双边关系急剧“恶化”。此次德美争论的内容远远超出伊拉克问题本身，直接触及德美在“安全观”、“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等外交与国际战略问题上的矛盾，显示出西方联盟内部深刻的战略分歧。德美战略矛盾的激化是冷战后双方外交战略调整的结果，其中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也有现实利益和战略理念的原因，还有双方内政因素。德美战略分歧并未导致联盟关系的质变，双方仍有广泛的利益联系，但留下的裂痕却很难平复，彼此关系将渐行渐远。德美都是大西洋联盟最重要的成员国，它们的矛盾和
由于历史原因以及战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联邦德国的极右翼势力不但始终存在，而且随形势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极右翼势力不仅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一度十分猖獗。因此，德国政府及社会各界与极右翼势力的斗争构成了德国战后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本文在简短的历史回顾之后，着重介绍了德国极右翼的观点和学说、冷战结束以来德国极右翼势力的情况及其特点、德国政府针对极右翼势力所采取的对策。最后，文章分析了极右翼势力在德国长期存在的原因并指出了它未来可能的前景。
回顾2002年和展望2003年，欧盟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可以说是喜忧参半。欧元顺利完成了历史性转换，成为12国欧元区内唯一流通的货币，欧元对美元的汇率也一改将近三年的颓势，一路攀升至1：1．08以上，但在这背后，欧元正面临它诞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欧盟已就东扩达成协议，将在2004年扩大至25国，但与此相关，还有好些棘手的问题亟待解决。本文拟就欧盟当前面临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作些简要分析。
80年代初卫星电视的大量出现给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机遇，欧洲政治家和公共电视工作者试图以电视跨国传播作为培育欧洲文化认同、进而政治上整合欧洲的重要工具。欧洲电视跨国传播大致经历了酝酿和实验期(1984．年前)、初步运作期(1984—1988年)和成熟运行期(1989年以来)三个阶段，并在推动欧洲媒介联合、建立内部节目市场以及维护欧洲多元文化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对于培育欧洲文化认同、推进欧洲政治一体化却收效甚微。在社会现实中，它遇到了来自欧洲外部、内部以及语言文化差异上的重重阻力；在理论逻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