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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影视行业发展迅猛，市场急遽扩张，人才匮乏已成行业晋级瓶颈，这其中基层专业技术人员供不应求尤为突出。自导演冯小刚呼吁建设影视“蓝翔技校”后，诸多导演以及影视公司已将剧组基层员工培训列上日程。《综艺报》记者采访了多位影视行业基础工作者，发现在影视工业化发展的大环境下，不少基础工作者的工作状态更接近“农耕”，以“自耕自销”的方式在市场打拼，缺乏行业规则指导，目前资本盲目进入的状况又加剧了这一现象。
外行进入“门槛低”
“外行转入行业内的比例比较大”，摄影师潘柄齐从业6年，常常发现“片场里非专业工作人员比比皆是”，通常片场工作“没什么门槛”，“只是技术经验不够，有时达不到客户标准”。
一位专业灯光设计师对《综艺报》记者承认“灯光师门槛比较低”，该灯光师是电影学院摄影学毕业，灯光设计从业13年，其表示专业灯光师数量并不多，剧组请不到人的情况下就只能请“河南灯光村”的农民工来做灯光工作，因为灯光师刚入门时体力要求很高，薪水低微。
录音师耿亮从传媒大学毕业，已经从业13年，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但观察当前整体录音行业却感到“门槛比较低”，主要因为“制作标准、播出标准”对前期录音师来说并不高，“机器也是可以摸熟的”。
资本盲目进入、市场需求旺盛，极大影响了人员流动性和专业性，也导致“金字塔底部”急速扩大。资深制片人韩小凌表示，“现在投入到电影行业的资本方对电影了解很少”，电影是依赖团队作业完成的艺术种类，每个团队都不能缺少专业人才。但现实是资本的介入导致基础工种的状况发生变化，潘柄齐发现工作中不得不应付一些“不太懂行”的客户，添加了额外的工作量，耿亮更是感到录音行业逐渐变成了一个比例不调的金字塔，“顶层没几个，底层人太多”，这个结构导致技术往往出现瓶颈，而资本流入市场以后，许多剧组都降低要求——只“满足电视剧播出要求即可”。耿亮不由感叹，整个市场因此变得越加“不需要好技术”了。
服装造型师、国家一级美术师陈敏正也感到“两极化”的严重性。“好多戏差不多找一个造型师就行了”，“穷”剧组往往很随便地挑选造型师，一般只有大制作的剧组才会雇佣具备一定创造力的造型师。资本流入行业要求制作速度加快、放低标准，致使底层非专业人士流入行业内的速度加快，作品整体质量变低。
非专业变专业主要靠“师傅”。与传统旧工业一样，“师徒关系”在影视业基础工作者成长经历中至关重要。从业14年的摄影师肖国旺告诉记者，市场上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不一定是从电影学院毕业。“一些摄影师上学时没学过这门专业”，又或者根本没进过大学，他们通常在设备公司上班并对器材逐渐熟悉，开始做摄影师助理。在学习的过程中，一部分人成为了摄影师，“就像传统的师傅带徒弟”。
耿亮表示，部分外行人可以通过培训学习变成内行，“如果知识程度做不了音乐录音，也可以做简单的不需要太多技术成分的对白录音。再通过工作中的历练、磨砺，使技术达到相应水准”。而陈敏正自己也带徒弟、创办学校，显然对于基础工作人员来说，师傅带徒弟是常见的学习渠道。
基础工作者“工作强度大”
基础工作者“加班加点”是常事。韩小凌称，即便影视业基础工作人员中比较专业的工作者也可能会选择转职，“其中还会有人选择出国、改行，或者太累了干脆不干”。潘柄齐就对记者表示经常感到工作强度很大，“有时要连续拍摄12小时以上，休息时间包括午饭最多只有30分钟，有时甚至吃不上饭”。某位灯光师也透露，放弃影视剧拍摄工作转战广告是因为“影视剧拍摄薪酬和时间缺乏标准”，现在“拍电视剧最累，电影其次。电视剧灯光设计要求最低，人员也不要求专业”。
基础行业工作者的工作时间没有规定。国际上来讲，最低和最高的工作时间可保证工作者的工时、工薪和加班费用。目前许多基础行业工作者都处于“自由职业”范畴，“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歇着”，有时每个工作间的空白期长达几个月，然而在此期间，处于工作状态的工作者却超时工作。陈敏正透露，目前剧组内导演和演员工作时长都限制在10小时之内，超过就换班，然而工作人员却“只能在现场熬”。
肖国旺从业多年，他认为行业缺乏可以有效联系工作人员的平台渠道。“没工作的时候有些能力强的摄影师就在家待着，可能某剧组正好需要一个好摄影师，但彼此都联系不上。”肖国旺建议，最好建立沟通平台，并规定“一个剧组必须工作8小时，加班不能超过多少小时，一天休息时间必须得到保障”。
项目留出的工作时间过短，也会导致工作强度加大。“有时一个项目启动后制片人先去请演员，但其他工作不会同步推进。突然距杀青前还剩20多天的时候，演员签了合同才马上要开始”，陈敏正透露，某个项目只留给一个美术部门20天搭景期，“胆子大的才敢接”。他还表示从画设计图到完成不可能有足够时间，即便完成了，质量也值得怀疑。作为录音师的耿亮表态，录音工作“没有不超时的”，“工作全是往前赶，可能几个月没有工作，一来一个月之内就要干完”，而录音工作还通常都是“最尾”的工作，理应在其他部门结束后进入项目，最后进入合成阶段。由此看来，资本的迫近、行业的缺乏规则约束，都恶化了基础工作者的生存环境。
分工和薪酬缺乏标准
影视基础工作者长年处于分工和薪酬缺乏标准的尴尬状态。首先，分工不明确。内部划分混乱的状况，既影响质量也缺乏效率。
耿亮介绍，实际上“单单是录音行业就能分出五六种专业门类录音”，比如晚会现场录音、电影电视剧同期录音、唱片录音、影视后期制作录音等等，但国内对录音行业的划分却不明确。电影电视剧里的录音师往往还要兼备“话筒员、混录师、音调编辑师、音乐编辑等多重工作”，造成了录音成果专业性下降。
其次，各个基础行业的薪酬缺乏标准。制片薪资分配离国际标准相差甚远，导致生产和工作“性价比”很低。“拍影视剧和拍电影广告的钱不成比例”，灯光师们感到这一工种在电影电视剧业界的性价比不高。陈敏正说：“以设计师的要求和薪酬标准来讲，我已经10年没变过了，在整个薪资分配体系中造型师是被忽略的一族。”相比美国将化妆团队视作“企业”，专门有科研人员在车间研制材料，中国造型师则是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逐渐成长的”。陈敏正表示，虽然中国目前在造型上已经基本“与世界水准持平”，但生产服装却没有相应的资本。
外行进入“门槛低”
“外行转入行业内的比例比较大”，摄影师潘柄齐从业6年，常常发现“片场里非专业工作人员比比皆是”，通常片场工作“没什么门槛”，“只是技术经验不够，有时达不到客户标准”。
一位专业灯光设计师对《综艺报》记者承认“灯光师门槛比较低”，该灯光师是电影学院摄影学毕业，灯光设计从业13年，其表示专业灯光师数量并不多，剧组请不到人的情况下就只能请“河南灯光村”的农民工来做灯光工作，因为灯光师刚入门时体力要求很高，薪水低微。
录音师耿亮从传媒大学毕业，已经从业13年，拥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但观察当前整体录音行业却感到“门槛比较低”，主要因为“制作标准、播出标准”对前期录音师来说并不高，“机器也是可以摸熟的”。
资本盲目进入、市场需求旺盛，极大影响了人员流动性和专业性，也导致“金字塔底部”急速扩大。资深制片人韩小凌表示，“现在投入到电影行业的资本方对电影了解很少”，电影是依赖团队作业完成的艺术种类，每个团队都不能缺少专业人才。但现实是资本的介入导致基础工种的状况发生变化，潘柄齐发现工作中不得不应付一些“不太懂行”的客户，添加了额外的工作量，耿亮更是感到录音行业逐渐变成了一个比例不调的金字塔，“顶层没几个，底层人太多”，这个结构导致技术往往出现瓶颈，而资本流入市场以后，许多剧组都降低要求——只“满足电视剧播出要求即可”。耿亮不由感叹，整个市场因此变得越加“不需要好技术”了。
服装造型师、国家一级美术师陈敏正也感到“两极化”的严重性。“好多戏差不多找一个造型师就行了”，“穷”剧组往往很随便地挑选造型师，一般只有大制作的剧组才会雇佣具备一定创造力的造型师。资本流入行业要求制作速度加快、放低标准，致使底层非专业人士流入行业内的速度加快，作品整体质量变低。
非专业变专业主要靠“师傅”。与传统旧工业一样，“师徒关系”在影视业基础工作者成长经历中至关重要。从业14年的摄影师肖国旺告诉记者，市场上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不一定是从电影学院毕业。“一些摄影师上学时没学过这门专业”，又或者根本没进过大学，他们通常在设备公司上班并对器材逐渐熟悉，开始做摄影师助理。在学习的过程中，一部分人成为了摄影师，“就像传统的师傅带徒弟”。
耿亮表示，部分外行人可以通过培训学习变成内行，“如果知识程度做不了音乐录音，也可以做简单的不需要太多技术成分的对白录音。再通过工作中的历练、磨砺，使技术达到相应水准”。而陈敏正自己也带徒弟、创办学校，显然对于基础工作人员来说，师傅带徒弟是常见的学习渠道。
基础工作者“工作强度大”
基础工作者“加班加点”是常事。韩小凌称，即便影视业基础工作人员中比较专业的工作者也可能会选择转职，“其中还会有人选择出国、改行，或者太累了干脆不干”。潘柄齐就对记者表示经常感到工作强度很大，“有时要连续拍摄12小时以上，休息时间包括午饭最多只有30分钟，有时甚至吃不上饭”。某位灯光师也透露，放弃影视剧拍摄工作转战广告是因为“影视剧拍摄薪酬和时间缺乏标准”，现在“拍电视剧最累，电影其次。电视剧灯光设计要求最低，人员也不要求专业”。
基础行业工作者的工作时间没有规定。国际上来讲，最低和最高的工作时间可保证工作者的工时、工薪和加班费用。目前许多基础行业工作者都处于“自由职业”范畴，“有活儿就干，没活儿就歇着”，有时每个工作间的空白期长达几个月，然而在此期间，处于工作状态的工作者却超时工作。陈敏正透露，目前剧组内导演和演员工作时长都限制在10小时之内，超过就换班，然而工作人员却“只能在现场熬”。
肖国旺从业多年，他认为行业缺乏可以有效联系工作人员的平台渠道。“没工作的时候有些能力强的摄影师就在家待着，可能某剧组正好需要一个好摄影师，但彼此都联系不上。”肖国旺建议，最好建立沟通平台，并规定“一个剧组必须工作8小时，加班不能超过多少小时，一天休息时间必须得到保障”。
项目留出的工作时间过短，也会导致工作强度加大。“有时一个项目启动后制片人先去请演员，但其他工作不会同步推进。突然距杀青前还剩20多天的时候，演员签了合同才马上要开始”，陈敏正透露，某个项目只留给一个美术部门20天搭景期，“胆子大的才敢接”。他还表示从画设计图到完成不可能有足够时间，即便完成了，质量也值得怀疑。作为录音师的耿亮表态，录音工作“没有不超时的”，“工作全是往前赶，可能几个月没有工作，一来一个月之内就要干完”，而录音工作还通常都是“最尾”的工作，理应在其他部门结束后进入项目，最后进入合成阶段。由此看来，资本的迫近、行业的缺乏规则约束，都恶化了基础工作者的生存环境。
分工和薪酬缺乏标准
影视基础工作者长年处于分工和薪酬缺乏标准的尴尬状态。首先，分工不明确。内部划分混乱的状况，既影响质量也缺乏效率。
耿亮介绍，实际上“单单是录音行业就能分出五六种专业门类录音”，比如晚会现场录音、电影电视剧同期录音、唱片录音、影视后期制作录音等等，但国内对录音行业的划分却不明确。电影电视剧里的录音师往往还要兼备“话筒员、混录师、音调编辑师、音乐编辑等多重工作”，造成了录音成果专业性下降。
其次，各个基础行业的薪酬缺乏标准。制片薪资分配离国际标准相差甚远，导致生产和工作“性价比”很低。“拍影视剧和拍电影广告的钱不成比例”，灯光师们感到这一工种在电影电视剧业界的性价比不高。陈敏正说：“以设计师的要求和薪酬标准来讲，我已经10年没变过了，在整个薪资分配体系中造型师是被忽略的一族。”相比美国将化妆团队视作“企业”，专门有科研人员在车间研制材料，中国造型师则是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逐渐成长的”。陈敏正表示，虽然中国目前在造型上已经基本“与世界水准持平”，但生产服装却没有相应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