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山东高考冒名顶替案引起社会舆论广泛关注。在愤慨之余，许多人都在思考如何让考试制度变得更加公正透明。其实，这一问题同样困扰着我们的祖先。古代的科举考试背后涉及极大的利益，许多人为了中榜不惜铤而走险，走上了科场舞弊的邪路。为了打击科场舞弊，朝廷不断完善考试制度，可违法者的手段也在不断提高。这场持续千年的正义与邪恶的攻防战，充满了法律智慧，令人回味无穷。

法令森严

　　隋唐时期，朝廷创立了科举制度。由于制度初创，统治者对于考试作弊问题的认识还不深刻。《唐律疏议》规定，“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一人徒一年，二人加一等，罪止徒三年”。除此之外，《唐律疏议》基本上没有其他有关科举犯罪之规定。在其他法令中，唐朝对于科举考试制度也进行了部分规定，例如回避、复试等等。但是总体而言，这些规定并不完善，例如考卷不封姓名，考生甚至可以携带书籍进场，这就给徇私舞弊留下了空间。史载“唐世科举之柄，额付之主司，仍不糊名。又有交朋之厚者为之助，谓之通榜。故其取人也，畏于讥议，多公而审。亦有胁于权势，或挠于亲故，或累于子弟，皆常情所不能免者”。
　　宋朝建立以后，统治者推崇文官治国，更加重视科举考试。朝廷一方面增加科举考试的录取名额，大力鼓励百姓读书科举;另一方面则对科场舞弊重拳打击，营造更加公平的考试环境。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就是糊名法和誊录法。所谓糊名法就是对试卷上的考生姓名进行密封，这一制度的影响直到今天。所谓誊录法，就是考生交卷之后，由官府派专人将考卷重新誊写一遍，阅卷官只能评阅誊录试卷，这就避免了阅卷官员根据字迹辨认考生。为了打击考官与考生勾结舞弊，宋朝規定“监官、试官如受、请求财物，并准枉法、赃论”，弥补了前代立法的不足。十分有趣的是，宋朝的科场非常人性化，照顾士子尊严。当时为了防止考生舞弊，监考人员要对考生进行脱衣搜身。宋真宗认为此举“颇失取士之体”，遂下令禁止。
　　到了清朝，科举制度日臻完善，立法对于科举犯罪的规定更为详尽，打击力度空前加大。《大清律例》规定，“乡会试考试官、同考官及应试举子，有交通、嘱托贿买关节等弊，问实斩决”;“应试举监生儒及官吏人等，但有怀挟文字、银两，当场搜出者，枷号一个月，满日杖一百，革去职役。其越舍与人换写文字或临时换卷，并用财雇倩夹带传递，与夫匠、军役人等受财代替夹带传递，及知情不举察捉拏者，俱发近边充军”。除此之外，清朝还就科举考试进行了专门立法，即《钦定科场条例》。它总结前代科举制度之精华，凡与科举有关的一切规范程式尽皆囊括，清朝历代皇帝对其不断进行修缮，可谓中国法律史上最为完善的一部科举专项法规，也是今天研究古代科举制度的珍贵史料。
　　清廷非常重视科举舞弊问题，从其考试入场制度便可见一斑。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大力整顿科场，经过数年努力，“内帘之关节已觉肃清”，可是考生夹带作弊的案件仍然层出不穷。乾隆九年（1744），乾隆皇帝命令几位亲近大臣对京师某考场进行突击检查，竟然发现有二十一人作弊，“或藏于衣帽，或藏于器具，且有藏于亵衣裈裤中者”，其中不乏高官权贵之子。此案对乾隆帝震动极深，他痛斥这些人“丧心无耻，至于此极”“京师如此，则外省情弊，不问可知”。重惩之余，他下旨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考场制度。“士子服式，帽用单层毡，大小衫、袍、褂俱用单层。皮衣去面，毡衣去里，裈裤绸、布、皮毡听用，只许单层。袜用单层，鞋用薄底。坐具用毡片。其马褥、厚褥概不许带入。至士子考具，卷袋不许装里。砚台不许过厚。笔管镂空，水注用磁。木炭只许长二寸。蜡台用锡，只许单盆，柱必空心通底。糕饼饽饽，各要切开……至裈裤既用单层，务令各士子开襟解袜，以杜亵衣夹带之弊端”。入场时，考生要被搜查两次，一旦考生作弊，其老师也要受到严厉处分。对于未能认真搜查的差役，要依律问罪。对于这样近乎苛刻的规定，饱读经史的乾隆帝也承认“原属非体”。可是面对大量作弊案件，他表示“朕虽欲全诸士子颜面，竟无辞以责派查之臣”。

关节难防

　　科举制度发展到清朝，其防止舞弊措施不可谓不完善，而且用刑极重，按理说应该能够很好地防止科举舞弊。但是在现实中，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弊手段不断升级。仅“关节”一弊，就令执政者头痛不已。所谓“关节”，就是专门针对“糊名”“誊录”制度施行之后想出的歪点子。立法者以为通过“糊名”“誊录”就可以让考官无法辨认考生，但是有些考生会和考官事先进行约定，自己在考卷中会使用哪几个字词，比如在开篇或结尾用一定数目的“之乎者也”，或者在文中运用某些典故等，这样考官阅卷之时，可以非常轻松地找出需要“照顾”的试卷。
　　为了打击“关节”作弊，统治者可谓费尽心力。例如，对于文章的格式、内容进行严格限定，也就是所谓的“八股文”。长期以来，人们对于“八股”制度痛恨不已，但其实朝廷采用这样的办法，一定程度上也是出于防止舞弊的无奈选择。不过，这一办法的实施效果也不理想。因为舞弊者总能在国家规范之外作出约定记号，让人防不胜防，可它束缚思想的弊端却暴露无遗，对国家发展造成了极大阻碍。清廷只得加大犯罪打击力度，希望通过严刑峻法来对犯罪分子进行威慑。例如顺治十四年（1657）的“丁酉科场案”中，考官李振邺等七人就因关节受贿而被判处死刑，家属被流放。
　　不过，提起清代科举大案，最闻名者非咸丰“戊午科场案”莫属。咸丰八年（1858），朝廷任命军机大臣、大学士柏葰主持顺天乡试。放榜之后，一个叫作平龄的满人高中前十名，京师舆论哗然。原来，这个平龄娴熟戏曲，虽不是专业演员，却曾在戏院登台演戏。按照当时的标准，这是典型的不学无术之徒。御史孟传金上书咸丰帝，指出平龄的试卷“朱墨不符”，即原卷与誊卷不一致，存在巨大问题，要求皇帝“特行复试”。咸丰帝遂命载垣、端华、陈孚恩等“认真查办，不准稍涉回护”。载垣等人查案不久便发现，此科考试之中的问题试卷竟有五十本之多。咸丰帝怒斥“荒谬已极”，他认为此案“头绪纷繁”，遂下令免去柏葰职务，进行全面调查，“毋得含混了事，认真研鞠，按例从严惩办”。
　　不久，平龄死于狱中，可是对其他人的审问却大有收获。不但审理出了大量舞弊腐败案件，甚至还把主考官大学士柏葰直接牵了出来。广东人罗鸿绎靠捐钱买了个刑部主事的官，进而参加当年的科举考试。考试之前，他曾拜会同乡兵部主事李鹤龄，求教科场规矩。李鹤龄建议他拟定几个关节，自己可以从中帮忙。罗鸿绎大喜过望，于是两人商定头篇文末用“也夫”，二篇文末用“而已矣”，三篇文末用“岂不惜哉”，诗末用“帝泽”，作为关节记号。李鹤龄把关节条子交给了担任考官的好友浦安，求其照应。浦安阅卷之时，果然发现了罗鸿绎试卷，便写下了“气盛言宜，孟艺尤佳”的评语予以推荐。在后续评阅过程中，罗鸿绎的试卷被评为备卷，也就是替补卷。浦安遂请托柏葰的仆人靳祥，希望他向柏葰疏通关系。柏葰听从了靳祥的建议，将罗鸿绎的试卷由备用卷改为直接中榜。事后，罗鸿绎照例向这些人奉上银两进行答谢。
　　面对这样的审理结果，咸丰帝悲愤交加地说道，“柏葰以一品大员，乃辜恩藐法，至于如是。柏葰身任大学士，在内廷行走有年，曾任内务府大臣、军机大臣，且系科甲进身，岂不知科场定例，竟以家人求请，辄即撤换试卷……法难宽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泪”。他下令将柏葰、浦安、罗鸿绎、李鹤龄等人处斩，其余被流放、革职的高官、考生多达八十余人，时人有“首辅弃市，少宰戍边”之称，可谓震惊朝野。清代，因科举舞弊而被处斩的一品大员仅柏葰一人。史载“自此司文衡者懔懔畏法，科场清肃，历三十年，至光绪中始渐弛，弊窦复滋，终未至如前此之甚者，实文宗用重典之效，足以挽回风气也”。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