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杀、抢乃强盗所为，对此，日本侵略者并不扭扭捏捏地遮掩，而是理直气壮地声称要“烧光、杀光、抢光”，原因是非如此便征服不了中国。
　　“这次作战的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论男女老幼，应都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这是1940年冬，日本华北派遣军指挥机关向在山西中部“扫荡”的日军下达的命令。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是日军在中国实施的军事行动的俗称，日本人更习惯称其为“烬灭作战”：一个人不剩地杀光，一间房不留地烧光，一点东西不存地抢光。
　　1941年7月，华北日军司令官多田骏因“囚笼政策”破产被免职，冈村宁次继任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上台后，在华北进一步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日本侵略者将华北划分为三种地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于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努力强化其殖民统治，巩固其军事占领;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竭力扩大其占领区，缩小我解放区；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强调实行极端野蛮残暴的“三光”政策。一时间中华大地血雨腥风，刀光剑影，满目疮痍。
　　其实在“三光”尚未作为一个特殊名词提出来之前，它实际上早已成为日军的作战行为，在日本侵华战争中就不断发生着。这种极端残酷的掠夺残杀行为，绝不仅仅局限于某几年。从1938年底到1940年，日军对华北解放区发动的千人以上的大规模“扫荡”就达109次，使用兵力在50万以上。晋察冀边区的崞县，从1938年9月至1939年6月，就有4万群众在日军“扫荡”中被残杀。1943年9月，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进行了三个月的“秋季大‘扫荡’”，制造了平阳惨案、易县寨头惨案、平山岗南惨案、灵寿大寨惨案、井陉黑水坪惨案、平山焦庄惨案，等等，被残杀的解放区群众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战八年期间，晋绥、晋察冀、晋热辽、晋冀鲁豫、山东、苏皖、中原等七个根据地在日寇的血腥“扫荡”中，共有318万人被害，276万人被掳走。
　　“烧光”，日军原一○一师因第一○三联队的坂田甚藏曾这样谈起自己的体验：“我们的部队打仗虽然不行，干坏事却是天下第一，所以人称魔鬼部队……进到城镇更是厉害的，无论抢夺、强奸都是拿手的好戏。我们部队里还有专门放火班，一个村一个村地全部烧光，还把避难的老百姓赶上二楼，破坏楼梯，从底下放起火来。”
　　如果说“一个村一个村地全烧光”尚属人工放火，那么日军庞大的轰炸队乃是一支机械化的放火队。从1937年8月起，日军先后对我国主要城市、军事要地展开大规模空袭，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一时火光冲天，处处断壁残垣。从1937年7月至1943年7月，我国民众死于空袭的有33.55万人，被毁的财产不计其数，仅四川一省就有23.22万幢房屋在轰炸中化为灰烬。
　　“抢光”，应当是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目的，对财富的掠夺从日军的铁蹄踏上中华大地之初就疯狂地展开了，从一只鸡、一块表到一箱箱文物，从自然资源到文化资源，几无遗漏。据不完全统计，被日本洗劫的各种公私文物有360多万件又1870箱、古迹741处、图书300万册，此外还有矿山、森林。在日军占领东三省的1932—1944年间，日本拉走煤2.23亿吨、生铁1100多万吨、钢580多万吨，矿工13万多人丧生。除了抢财抢物外，日军还抢人。数以千万计的中国劳工在那场战争中付出了生命，其中被虐待致死者200多万人，4万人被掳到日本做苦工。
　　这就是赤裸裸的“三光政策”，它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它给无辜的华夏儿女留下了无法弥补的惨痛创伤。血债当还，天经地义。然而，如今的日本又是什么态度呢？
　　面对战争，面对法西斯制造的罪恶，二战后，世界人民进行了反省，尤其是德国人民深刻反省了历史，反省了罪恶，并给深受伤害的欧洲人民以应有的赔偿而获得了世界人民的谅解，不仅自身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而且重新融入了欧洲大家庭，成为欧洲一体化的中坚力量。反观日本，二战后经济虽然迅猛发展但对战争认识、对侵略的认识却远不如德国，并且国内极右势力沉渣泛起。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之势，其典型表现有两方面。
　　一是对侵略战争坚持“三不”原则，这就是不悔过、不认罪、不赔偿。
　　二战期间，亚洲国家曾经遭到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和蹂躏，人民被残忍地屠杀，国家财富被劫掠一空，……那段悲惨的历史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永世难忘的恶梦。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一再篡改历史事实，否定那段罪恶的侵略历史，对侵略采取不承认、不悔过的态度。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首先是新编教科书，否认侵略历史。1985年日本教科书把“侵略中国”变成“进入中国”，认为日本“战败”不好听而改为“终战”，对战争中犯下的巨大罪行不用“道歉谢罪”，而仅仅笼统写上“吸取历史教训”而已。
　　二是捏造谎言，否认南京大屠杀，甚至诬陷是中国人捏造出来的。30万生命被屠杀，血的事实，但1972年，日本极右学者竟发表文章《南京大屠杀的虚妄性》，胡说南京大屠杀“真正的资料”纯属虚构。1984年，日本大学讲师田中正出版了《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全面否定，并在此书后记中明目张胆地写上：“谨以此书奉献给松井石根阁下在天之灵。”
　　1988年，日本国土厅长为日本侵略翻案，公开否认南京大屠杀。
　　1990年，日本众议员前运输大臣，在美国《花花公子》上发表文章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捏造来的谎言，日本国民应肃清“战后意识”》。
　　1994年，日本内阁法务大臣在答记者问时也声称：“南京大屠杀是捏造出来的。”
　　由此可见，在日本从道貌岸然的学者到国会议员到政府官员，不悔过、不承认历史的大有人在，也说明极右势力在日本的强大势力。
　　如果前面只是日本不承认不悔过的话，下面将是日本不悔过不承认的具体。首先是拒绝民间赔偿，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直接经济损失620亿美元，间接损失5000亿美元，军民伤亡3500万人。1972年中日关系友好发展，中国政府鉴于历史原因，尤其是对日本以宽大为怀的态度，放弃了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一点成为日本拒绝对中国的民间赔偿的挡箭牌，但国际法规定：国家放弃政府索赔，但民间受害人照样有权向侵略国家索赔。面对中国民间索赔，日本政府死皮赖脸，始终坚持一个字“不”，震惊中外的中威轮船公司索赔案和中国农民耿淳赔偿案就是典型，正是由于日本坚持“三不”而不了了之。
　　其次是钓鱼岛主权问题，公然挑战中国主权。日本从明治维新到现在，从民间到政府采用多种方法企图吞并中国钓鱼岛。这反映了日本非法窃取中国领土的缩影，也折射出日本军国主义的阴影。日本随着经济发展，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在强国之后，日本提出要从经济大国向政治大国迈进，并在实际行动中频频以经济手段干涉别国，尤其是中国，同时扩大自卫队并加强装备。日本自卫队的战斗力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这不能不引起亚洲人民的深思和反省。
　　昨日的历史令人难以忘怀，至今如在眼前。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历史不能忘记，更不能篡改，任何为法西斯掩盖罪行的言行，都会极大地伤害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感情，必将遭到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终将被历史唾弃。继日本法西斯的“三光”政策，二战后日本又提出“三不”政策，两个政策一前一后，一脉相承，能够真实地反映日本对战争侵略的否定，对犯下的罪恶不认罪、不悔过，也使更多的善良的人们在看到日本经济发展的同时，是军国主义的沉渣泛起，极右势力的迅猛发展，也为亚洲乃至世界人民，尤其是日本人民敲响了警钟：宽容是一种美德，而姑息是一种错误，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沉渣泛起，亚洲及至世界各国人民应遏制其发展，警惕其泛滥。居安思危，以史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