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埃涅阿斯纪》卷六中的金枝意象是西方古典研究的难题之一。单就当代的研究而言,布鲁克斯(Robert Brooks)和韦斯特(David West)二人的解释影响深远。韦斯特重申金枝与柏拉图的联系,以惟一的一条文献证据为基础,存在以偏概全之虞;布鲁克斯以文本细读为圭臬的解释在细节上与他自己所倡导的"文本本身的内在进程"原则不合,虚构或至少放大了某些特定情节,有求之过深、穿凿附会之误,遭韦斯特指责实属难免。本文认为,作为埃涅阿斯往返冥府的"通关文牒",金枝是肉身死亡的赦免证明,其作用是让埃涅阿斯这个大
【基金项目】
: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维吉尔作品翻译、注释与研究”(项目编号:17BWW07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埃涅阿斯纪》卷六中的金枝意象是西方古典研究的难题之一。单就当代的研究而言,布鲁克斯(Robert Brooks)和韦斯特(David West)二人的解释影响深远。韦斯特重申金枝与柏拉图的联系,以惟一的一条文献证据为基础,存在以偏概全之虞;布鲁克斯以文本细读为圭臬的解释在细节上与他自己所倡导的"文本本身的内在进程"原则不合,虚构或至少放大了某些特定情节,有求之过深、穿凿附会之误,遭韦斯特指责实属难免。本文认为,作为埃涅阿斯往返冥府的"通关文牒",金枝是肉身死亡的赦免证明,其作用是让埃涅阿斯这个大活人可以去往冥间并安全返回阳世。在确保肉体生命的意义上,金枝与《埃涅阿斯纪》卷六中安奇塞斯劝埃涅阿斯返回阳世的讲辞作用一致,是现世的肉体生命的保证和象征。
其他文献
见证纳粹大屠杀不仅需要避开情感的过度宣泄,也需要避免理性对创伤的象征化缝合,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莱维凭借故事叙述形式、创伤修辞以及碎片式评论的"客观叙述"完成了其幸存的使命。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幸存传达的不是沉淀下来的道德观念,而是不断作用并维系人类整体关联的"活的伦理遗嘱"。
本·琼生作者身份研究集中于对第一对开本印刷出版样式的解读,而忽略了当时诸多其他历史因素。琼生对作者身份的追求是其在特定的历史进程中为谋生、立业和树名做出的多重努力。这在喜剧《炼金术士》的创作、黑修士剧场演出和第一对开本出版过程中尤为明显。琼生在剧中凸显"看门人"的编剧才能,强调专业技能决定收益;以"机械降神"恢复黑修士剧场内秩序的情节,暗示其扭转与资助人主仆关系获得创作自主性的能力;以古罗马诗人开创新文类的姿态编辑出版第一对开本,使剧作在与未来读者对话中成为文学作品,将自己从受雇于人的"剧作匠人
在文艺理论中,"阐释的边界"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议题。对阐释边界的探讨,美国学者赫希有独到的贡献。在"外展"的向度上,赫希对阐释边界的追问依托"意义"/"意味"这对命题而展开;在"内聚"的向度上,赫希将阐释边界设定为兼具闭合性与开放性的"类型化"存在。藉此,赫希试图在捍卫阐释边界的同时,为文本意义的演绎与流变预留充足空间,进而在"同一/差异"、"客观/相对"、"本质/反本质"这类貌似冰炭不容的二元对立之间加以协调。在赫希的理论中,阐释边界不仅是文本意义的限定条件,亦包含来自
17世纪末18世纪初新出现的英国小说主张对个人经验的描写,并以此区别于过去的虚构故事。伊恩·瓦特等人倾向于认为形式现实主义是英国小说的唯一形态,小说应该以有序的叙述形式表现有序的世界。笛福的虚构创作继承了流浪汉故事的特点,不符合形式现实主义的规范,因此被认为是一种过渡性的虚构形式,而非小说。本文以笛福的部分虚构创作为例,分析其叙述结构和叙述节奏,认为笛福的"类流浪汉"叙述以有序的叙述形式表现无序的世界,符合小说的定义。笛福的虚构创作可以表明英国小说在形式现实主义之外,尚有其他诸如"类流浪汉"叙述的
本文考察了消费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异同,强调了从美学角度研究消费主义的重要性。在梳理了历史上一些消费文化理论家的著作之后,本文揭示了消费文化研究如何进入英语学界并成为当今文学批评的一种研究范式。本文指出,消费文化研究不仅关注与以往文学批评不同的问题系列,而且其注重社会文本和拼贴形式的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
从《木屑录》与《伦敦消息》里,可以发现夏目金之助最初以笔名"漱石"进行创作的重要历程。两部作品里都多次出现面孔与镜子,暗示着不同的自我形象与他者视线:在《木屑录》里,漱石向正冈子规展示了自己创作汉诗文的能力;在《伦敦消息》里,描绘了漱石作为黄种人的弱势,由此引发了漱石对人及文学分类标准的思考。这不仅体现于其文学理论中,还成为贯穿于漱石文学作品的深刻主题。通过考察其初期作品,不仅可以阐明面孔与镜子这一主题的深化过程,而且可以发现不同于以往所谓日本近代文豪的的青年漱石形象。
自中古以降,朝圣故事及"人生即朝圣"的主题在西班牙文学中一直回响不绝,直至20世纪的西语美洲文学经典中仍能觅得变体。本文选择两位哥伦比亚作家的代表作(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费尔南多·巴列霍的《杀手圣母》)为个案,考察二者如何套用、戏仿和颠覆"直线"与"环形"的朝圣范式,建构纸上的(反)朝圣之旅,书写当下国族命运的新章。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在遭到屋大维放逐后创作的《哀歌集》第二部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艺术自治宣言。他用大量例证和归谬法证明,生活与艺术是彼此独立的领域,诗人有根据个人才能和性情选择题材的自由,读者也有解读作品的自由,统治者无权对作品进行道德审判。在奥古斯都时期的文化秩序中,奥维德远离政治的艺术自治观本身就是一种政治立场。置于西方古典诗歌演进的大框架中,奥维德的这首诗也表明,艺术与权力二者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本文将法国作家保罗?克洛代尔(1868-1955)对逃逸的反思置于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语境。通过作家在人生不同阶段对"个体的逃逸"、"外部的逃逸"和"心灵的逃逸"的反思,分析在"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社会生活中,心怀信仰的作家对个体自由与幸福、对社会飞速变化现象的反思和对自己艺术创作姿态的确立,并揭示他在现代和古典语境之间、在跨文化语境之间所作的富有开拓性的对话尝试。
威廉斯的"可变音步"素被评论界视为难解之"谜"。本文拟运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思想,就"可变音步"的源起与构建两个层面展开剖析,以期厘清并揭开"可变音步"之谜。早在1921年爱因斯坦初访纽约之际,威廉斯创作的诗歌《水仙花的圣弗朗西斯·爱因斯坦》即已涵括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两大思想:相对同时性的主体经验感知与相对时空观;在后期"可变音步"的具体构建中,这两大思想又成为其构建之宗即"美式口语节奏"与"诗行重塑"的重要指向。威廉斯深受相对论影响的"可变音步"构成20世纪诗歌与科学相交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