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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击疫情的战场上，除了争分夺秒救治病人的医护战线，还有另一条隐蔽战线——处理医疗废物。
这条战线充满了危险。在2016年颁布的《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将医疗废物排在危险废物中的首位，属于“头号危险废物”，所含的病菌往往是普通生活垃圾的几十倍甚至上千倍。
疫情期间，这些“头号危险废物”数量出现了井喷。“在疫情前，武汉的医疗废物产生量是（每天）40多吨。随着病例的逐渐增加，最高峰，医疗废物的产生量达到240多吨。” 3月11日，生态环境部应急办主任赵群英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了这组数据。
医废量翻了五倍，武汉的医疗废物处置能力被逼到墙角，面临严峻考验。运力紧缺，医废堆积如山却运不出去，在武汉多个定点医院都曾出现过。
武汉只是一个缩影。疫情期间，全国还有50个城市医疗废物处置拉响警报，处于满负荷甚至超负荷运行。
医疗垃圾井喷
井喷的医疗垃圾，来自于激增的住院人数和医护人数。
根据澎湃新闻的不完全统计，所有改造完成后，包括定点医院、方舱医院和已被征用的学校宿舍在内，武汉市的床位数至少有37101个。
每一张床位、每一位病人产生的医疗垃圾，大大超出了预期。有媒体报道，原本预计一名患者一天产生1.5～2公斤医疗废物，实际上，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火神山医院一名患者每天产生的医废多达8～10公斤。
疫情早期，医疗垃圾在医院堆积如山，运不出去。2月14日，武汉优抚医院被列为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救治医院，增加了900张床位。医院院感办工作人员曾透露： “一度连转运箱都不够了，只能先这么堆着。申请清运的报告都不知道写多少份了，天天打电话联系，经常说没有车”。
武汉本地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开始向外地寻求增援。湖北襄阳中油优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中油环保）企管部副总监孙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武汉封城后，公司和环保局等部门申请协商，驰援武汉，帮助清运医疗垃圾。
“疫情期间，一个医废桶有时重达三四十公斤，最重时，甚至超过五六十公斤。”孙瑜说，随着疫情暴发，医疗废物不仅数量暴增，种类也大大超出以往。平时常见的医疗废物，包括针管、盐水袋、棉签、口罩、防护服。但疫情期间，所有病人接触过的东西，都被视为医疗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床褥、甚至病人的呕吐物等。有时候，一个医废桶虽然只有五六公斤，但只能塞下一个体积大重量轻的被子或者几个防护服。
中油环保往武汉派遣了85名工作人员，35辆车。其中，运力14吨的大车10辆;其余是25辆运力1.5吨的小型车，辗转于武汉市内各家医院和处理场。小车和大车不停接力，高强度运转。往常，一辆运力1.5吨的小型运输车，跑几家医院收集医废，才能把车厢装满。2月疫情最严重时，一家医院的医废就能填满一辆车，小车必须直接去处置点或者中转点清空医废，才能前往其他医院。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一辆车一天要从各医院到处置工厂往返3～4次。”孙瑜说，在武汉市内，工作人员要忙到晚上八九点才能停下来。同时，装满了医疗废物的大车正在赶回工厂的路上，深夜十二点左右到，卸完车，把空桶、中转桶装回车上，已经是凌晨一二点。到了下午，司机继续开车回武汉，开始新一轮接力。
总部位于北京的启迪环境也收到了武汉的求助请求。2月11日，12名工作人员和一辆撬装可移动医疗废物处置设备到达武汉，定点服务武汉协和江南医院。“最多的时候，医废产生量是平时的5-6倍。”启迪环境驰援武汉抗疫工作队队长赵燕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过去这家医院医废产生量每天只有12-15桶，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每天会产生80多桶。
医疗垃圾去哪了？
除了数量的井喷，赵燕妮感受到，紧急状况下，医疗垃圾处理的很多环节，都出了“状况”。
医疗废物是一种特殊垃圾，可能具有感染性、毒性或者其他危害，需要特殊处置。一般而言，医疗废除处理的标准程序是：医疗卫生机构将产生的医废分类、暂存，第三方机构派转运车清运，送到该地区的医废集中处置中心，后者将医废处理掉。
萝卜快了不洗泥，在“分类”的第一关，就容易失守。《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规定，医废类别不同，要分置于特定的包装袋或者容器。但是，各个医院人手都已经非常紧缺，为救治患者，医护人员早已精疲力尽，没有更多精力对医废从源头上进行分类管控，有时也很难严格按规范打包。
赵燕妮曾见过，有些医疗点的床单被褥一卷，太大不能装箱，只能用床单打包，直接让收运人员清走。“这种不规范做法，把风险都压给了收运及处置人员。”当时恰逢春节假期，武汉封城，医院也难以找到足够的人手。2月初，武汉火神山医院招聘保洁人员，月薪甚至开到近2万元。
赵燕妮认为，疫情期间，医疗废物处理最理想的状况是，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废物分开收集、分开处置。比如，往感染区送一箱泡面，最好把纸箱和塑料膜拆掉，这些包装就只是生活垃圾。但现实可能是整箱被送了进去，包装没发挥什么作用，却被污染了，“无形中在源头增加了医废处置量”。
医疗垃圾即使顺利被运到集中处置中心，也难以被立刻消化，开始不断积压。武汉汉氏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经营着武汉唯一一家医废处置中心，每天最多处置50吨医废。疫情之前，该公司处置负荷率已经达到96%，几乎饱和，更不用说处置多出5倍的垃圾量。
来不及处理的垃圾，只能“暂存”。疫情暴发后，武汉市建了17座医疗废物暂存库，总贮存能力为1118.6吨。“最严重的时期是在2月下旬到3月初，武汉医废产生量大但处置能力还未完全到位，从医院清运出来累积堆放的医废量，最高时达到192吨。”生态环境部固体司监控一处副处长孙绍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为了加快处理速度，在生态环境部的协助下，武汉开始“多管齐下”。一方面，临时调用了其他垃圾处理企业上阵。武汉北湖云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原本处理工业危险废物，1月21日，公司接到任务，临时转型焚烧和排放工艺，应急处置医疗垃圾。2月下旬，武汉开始借助生活垃圾焚烧处置一般医废，每天处理100吨。这占到高峰时医废量的4成，大大提升了武汉医废的处置能力。
另一方面，大量寻求外地增援。起初，中油环保只是被武汉委托，支援医废的清运。2月上旬，除了运输，他们还要负责将一部分医疗垃圾运回自己的工厂，焚烧处理。启迪环境、南京中船绿洲环保有限公司等省外公司向武汉提供了移动式应急处置装备。但是移动式应急装备能力有限，赵燕妮认为，“如此大体量的医废，必须靠大吨位的处置装备去化解压力，移动设备只是锦上添花，应急使用。”
进入3月，疫情趋缓，医废处理的高峰也过去了。孙绍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3月21日，武汉市医废处置能力从疫情前的每天50吨提至265.6吨，前期积存的192吨医废已于3月2日全部“清零” 。3月初至今，医废产生量降到约200吨，可以做到日产日清，已停止外运处理。
防止二次污染
参与医废收集、转运和处置的人，面临着很高的感染风险。
“我们跟医废直接接触，风险不亚于一线医护人员，需要全副武装。”赵燕妮对《中国新闻周刊》，启迪环境工作人员的防护等级全部升级。平时，大家只穿着隔离衣，戴口罩、手套。但面对传染病医废，所有人都身穿高级防护服，戴上帽子、护目镜和手套，过去的工业用口罩也被换成了N95口罩。
同样不容有失的，是医疗垃圾处理的安全性问题。“保证医废无害化是首要的。”赵燕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启迪环境团队的工作场地就在协和江南医院内，医院划出50平方米的特定区域，放置医废应急处置系统，就地处理医疗垃圾。保洁人员送过来的医废桶一旦进入这个区域，1分钟内要被二次消毒。每隔3个小时，工作人员要对直接接触医废的容器表面、墙面消毒1次。
这辆应急处置系统，采用的是高温蒸汽灭菌技术。这是国内目前主流一种的技术，医废进入高温消毒舱，经过135℃的高温蒸汽持续45分钟的消毒，病毒会被完全灭活，实现无害化，经过破碎，运往垃圾焚烧厂妥善处置。
武汉本地的汉式环保以及中油环保，则通过高温焚烧技术处理医废。医废在温度不低于850℃的焚烧炉焚烧，最终变成炉渣和飞灰，经过固化后安全填埋。
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副主任胡华龙曾介绍，高温焚烧方式基本上占国内医疗废物处置的70%，其次是高温蒸汽、化学消毒、微波消毒和其他处置方式，加起来约占30%。
“这两种技术工艺，都能保障医废的无害化。但焚烧是所有处理工艺中，减量化效果最明显的，焚烧后只剩下灰和渣。高温蒸汽灭菌处理后，医废的体积减少有限，之后还需填埋或者焚烧。”赵燕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但是，高温焚烧产生的二噁英类有毒物质，一直备受争议。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投资部副主任程亮曾在研究中提到，国外有调查发现，焚烧设施附近的居民血液中二噁英等有害物质的含量高于平均水平，癌症发病率更高。
一些发达国家也倾向于淘汰高温焚烧的方式。美国纽约州在1990年大约有150座医疗废物焚烧炉在运营，到1999年，只有12座焚烧炉，取而代之的是高温蒸汽处理方式。
不过，业内也在不断提升相应的烟气净化技术、废渣无害化处理技术。日本环境省要求，焚烧时，燃烧炉的烟气温度要在800℃以上，当焚烧炉每小时的处理能力不足2吨时，烟气中二噁英的排放指标要在5ng-TEQ/m？？（污染物的排放單位）以下。日本环境省表示，改良小型焚烧炉解决二噁英等问题后，焚烧处理已经成了日本主流的处理方式。
赵燕妮认为，高温焚烧减量效果最好，目前是适合处理中国的医疗固体废物的技术之一。“只要规模到一定量，比如10吨以上，焚烧技术配套烟气净化系统，国内的技术工艺理论上是没问题。”她认为，问题更多出在项目建设投资不到位、处置中心的管理和运营环节，考验这个公司是否有足够的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疫情期间，参与处理医疗垃圾的云峰公司表示，高温焚烧产生的烟气，会经过余热锅炉、急冷塔、干式反应脱酸塔等后续工艺净化，从而达标排放。
但在专家看来，此次疫情下，医废处置对象变得更加复杂，不排除存在未被及时发现的隐患。2003年以来，中国经历了“非典”、甲型H1N1流感，如今医废系统从未处理过这么大量的防护服、护目镜、N95口罩。“平时医废没有这么多东西，它们材质不同，焚烧规律不同，产生烟气的二次污染物成分也不同，这都需要研究和长期积累数据。”同济大学固体废物处理与资源化研究所所长何品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工程部主任孙宁指出，此次疫情中，医废处置能力和支撑技术都存在问题。他概括为“三缺乏一隐患”。“三缺乏”是指缺乏医疗废物应急设施、缺乏医疗废物转运车辆和转运箱、缺乏应急设施现场处置人员。“一隐患”是指处置设施、处置效果方面，难以达到正常情况下环境排放标准要求。火神山和雷神山采用的应急焚烧处置设施，总体技术水平较低，设施体系不健全，给环境和现场操作人员身心健康带来隐患和威胁。
孙绍锋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目前医废中既有大量防护服，热值高，也包含病人产生的剩余饭菜，水分高，热值低。“有时候，焚烧的一袋都是防护服，炉内的温度一下子就上来了。有时候一袋可能大多是厨余垃圾，温度马上降了下来。每袋的组分波动大，这对大型焚烧炉影响小，但对小型应急处置设备确实是一个挑战，这是实际情况，但是目前看来风险是可控的。”
“这就好比，烧一吨垃圾，现在含水量高，就需要投入更大的热量，把水分先蒸发掉。”赵燕妮说，在焚烧设备系统处理时，需要动态调整后续热量等参数，才能保证将医废彻底焚烧，并使烟气达标。
公共卫生的最后一道防线
不仅是武汉，全国各地医疗废物处理能力也暴露了不同程度的短板。生态环境部应急办主任赵群英介绍，疫情以来，全国22个城市医疗废物处理在超负荷运行，还有28个城市是满负荷和接近满负荷运行。
“本次疫情证明，医疗废物安全处置，是城市公共医疗卫生应急处置体系的最后一道安全保障线，若这道防线失手，二次污染的后果将更加严峻和困难。”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工程部主任孙宁指出。
在上海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看来，这次暴露出的问题，更主要不是技术上的，“是管理的问题。”
首先是普遍缺乏医废应急处置的意识。杜欢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不少政府和医疗机构对重大疫情是否會发生抱有侥幸心理，“大家觉得，平时能应付过去就好了，对应急处置的认识不到位。”还有的城市管理者有应急意识，但更在乎成本。大多数地方在安排资金时，只考虑现有医废处置，不会考虑对医废处置的应急能力进行拨款。
2003年“非典”后，国务院批准实施《全国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要求以地级市为单位，集中建设运营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但实际上，即使过去17年，并非每个地方都能做到。2017年11月2日，国家卫健委曾公布，全国还有近1/5的地级城市无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单位。
最主要的原因，关乎成本和收益。医废处置行业，支出大、收益小。杜欢政解释，有的地方平时医废量不多，单独建设处置设施，企业规模太小，难以盈利。
现实中，一些城市会将医疗垃圾运往附近城市的处置企业。但是这会带来极大隐患：一些城市为了节约运输成本，会分出一些被认为没有危害的医废，当做生活垃圾丢弃，其中一些可能重新流入市场。2019年的3·15晚会，央视曾曝光了河南省濮阳县的医疗废物处置黑色产业链：未被集中无害化处置的医疗废物被加工成破碎料，卖给下游企业，加工成塑料网袋、菜袋、洗脸盆、卫生盆等日用品。
医废处置项目落地难，也是长久以来困扰行业的问题。即使能达标排放，医废处置项目也很难被周边居民接受。2011年，《人民日报》曾报道，6年时间，选址20多处，湖南湘潭医废集中处置中心项目因村民反对，无法开工。
此次疫情将医废处置困境进一步放大。近日，卫生健康委联合生态环境部等十个部门，联合印发《医疗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到今年年底，每个地级市都要建成一个规范的处理医疗垃圾的处置场。2022年6月底前，每个县（市）都建成医疗废物收集转运处置体系。
“目前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已经纳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规划，但作为危废下的一部分，医废没有单独列入专项规划。”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环保联盟理事长张益近日建议，要提高对医废处置的重视，在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时统筹考虑。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环节，看不见，不代表不重要。”何品晶提醒，城市要改善医疗废物处理能力，处理能力要足够，但不能简单地按照疫情期间的医废产生量进行设计规划，这意味着，未来若干年，这么大的处置能力被闲置，会浪费社会资源。
何品晶长期参与上海市固废处置规划，在他看来，吸取疫情的教训，不仅仅是单纯新建更多医废处置设施，应该是建立柔性的固废处置体系。一个更可行的方式，是在应急状况下，允许医废和其他废物处置系统相互借用。
这是国际承认的一种做法。《巴塞尔公约生物医疗和卫生保健废物环境无害化管理技术准则》指出，感染性废物采用公认的方法消毒后，可按与生活垃圾处理相同的方法处置。
生态环境部编制的《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应急处置肺炎疫情医疗废物工作相关问题及解答》中显示，2014年2月，上海市第一次利用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应急处置医疗废物。生活垃圾焚烧设施医疗废物应急处置量逐年上升，2019年的处置量已经达到了1.449万吨。
在何品晶看来，疫情过后，医疗垃圾处理的反思和补短板，不是简单一句话，而是需要政策和法规配套，有系统的技术和规范、有专业的设备和专业人才，在平时就要准备好。
但归根结底，在于观念上的重视。他坦言，这次疫情后，大家应该坚信，城市的生活垃圾、医疗废物处置设施就是“城市的卫生间”，“这是现代化城市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是城市的核心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