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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非现金支付对现金支付替代效应越来越强的今天，中国人民银行现金服务管理依然十分重要。本文以混合型现金服务为基本出发点，论述区域经济状况、乡土文化、政府机构态度等因素对现金服务的影响路径，结合实证，丰富了现金服务内涵，并提出中国人民银行应把握好各影响因素与现金服务管理关系的观点。
关键词：现金服务 人民银行 宏观视角
现金服务是一项古老的命题，伴随着货币的产生而产生;现金服务又是一项发展的命题，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货币制度演变而发展（赵勇，2012）。狭义的现金服务主要是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中心，提供货币供给及回笼、残损人民币兑换、小面额人民币调剂等服务的统称，而广义的现金服务管理涉及人民币出入境管理、钱币市场管理等多个方面，主体包括银行、企业、行政单位等多个部门，内涵更广。目前，大多研究是基于狭义概念展开的，以流通中人民币券别结构失衡、人民币整洁度不高、假币泛滥、金融机构与现金服务关系等为研究内容，分析其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基于现金量的供给和质的合规两个方面，现金服务发展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市场型现金服务、公共型现金服务、混合型现金服务（赵勇，2012）。本文以混合型现金服务为基本出发点，从区域经济状况、金融环境、发展模式、区位人口、地区文化、移动支付等方面展开论述，理论与实践结合，并提出相关观点。
一、主体因素对现金服务的影响
（一）经济发展模式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
宏观经济规模与现金需求总量成正比，经济发展中生产、投资、消费状况对现金需求具有拉动效应。一个区域的经济规模越大，货币需求量也越大，货币净投放总量与该地区人口总数和人均收入增量的乘积成线性正相关。在一个区域经济体中，发展主导产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其选择也因各地区经济、社会、地理等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发展主导产业的差异也将影响现金净投放量及流通中人民币整洁度。具体看，资本密集型产业，一般为重加工业、基础制造业，投资量大、资金周转较慢，资金结算通常为非现金方式，对人民币现金依存度较低，人民币整洁度一般较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以服务行业、食品行业为主，如旅游业，其劳动力需求大、资金占用较低、人口覆盖面广，现金流通速度快，整洁度相对较低，人民币知识普及难度也大。基本逻辑如下图：
从上图看出，主导产业不同影响支付结算方式，影响现金使用人口覆盖面，更对人均收入净增量有影响。以怀化市为例，怀化市地处湖南西南部，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居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市辖的X县以旅游业（包括红色旅游、乡村旅游）为主，Y县以农业及水电资源为主。X县人口、经济发展规模及货币投放总量均小于Y县，具体如下表：
虽然X县人口、GDP和货币投放总量均小于Y县，但是通过对X、Y县各类券别现金投放、回笼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及对两县流通中人民币现金整洁度进行监测，发现在小面额货币投放上，X县大于Y县，而在整洁度上Y县大于X县。具体统计分析情况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X县的小面额货币投放量大于Y县，呈下降趋势，相反Y县呈上升趋势，这是经济规模、移动支付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小面额投放总量及使用方式也影响整洁度平均水平，如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各券别平均整洁度差距有大小，横向看Y县的现金整洁度高于X县，但2019年比2018年差距有所减小。纵向看，100元、50元券别平均整洁度差异较小，20元及以下小面额现金平均整洁度差距较大，这与乡镇小面额现金使用量较大不無关系。
（二）地区文化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
文化是人性、历史、当代情势三维交汇的精神产物，是一种变成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最后形成了一群人的集体意识。文化影响人的行为习惯，包括现金使用习惯，文化的地域差异对现金储备量、消费能力、流通速度等都有影响。具体可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地区文化差异影响货币使用动机。凯恩斯消费需求理论认为，货币需求动机可分为交易动机、预防性动机、投资动机。这三种货币需求动机表现为逐级递升，一个人通常在先满足交易动机后，才会逐步考虑预防性动机，甚至投资动机，这在恩格尔系数较大的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农村地区文化主要影响的是交易动机和预防性动机，交易动机越强，货币使用率越高，流动性越好，人民币整洁度也相对较低;预防性动机主要表现为储蓄，预防性动机越强，流通中现金沉淀机率越大，进而影响货币总量及整洁度。二是地区文化差异影响货币使用习惯。文化具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一个地区文化根植于当地“土壤”，深刻影响着当地人，在现金使用方面，也影响着支付消费的差异性。如迷信风气浓厚的地区，小面额香火钱旺盛;赌博风气盛行的地区，现金使用量较大，沉淀时间较长，直接影响人民币整洁度;过年压岁钱红包，也因地区之间差别而在金额上有不同，进而影响流通中人民币总量。三是地区文化影响货币使用总量。文化具有群体性，一个人的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自己收入水平，也受周围人的影响，这可以称为“面子”文化，在消费行为学里称为示范效应。如一个示范效应强、攀比文化浓厚的地区，消费的带动作用就强，进而现金使用总量、非现金支付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增加。
（三）区位人口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
在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中，区位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区位优势是一种综合资源优势，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也是人口和产业布局发展变化的基本诱因，影响着人口的流动和产业发展模式的差异（王智勇，2013）。人口的流动及集聚，推动产生人口规模效应，增加本土市场规模，对现金的流通速度、使用总量也会产生影响，同时对中国人民银行现金供给总量的科学预测也产生影响;交通便捷带来的产业发展变化，容易产生集聚效应，形成产业规模，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影响商业支付形态，产生现金替代效应。其基本逻辑如下： 商业支付形态主要包括银行手机APP、POS机、支付宝、微信、现金等。在实际过程中，新的商业支付形态形成往往需要时间积累，而人口流动带来的现金流动作用性取决于人口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讲，流动人口规模越大，现金流动量也就越大。
（四）金融机构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
金融机构是现金服务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环，其重视程度、服务运营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现金服务质量。纵向看，金融机构自身工作人员数量及素质、网点数量及布局、网点基础设施情况、科技支撑能力、相关制度落实情况、基层央行金库撤销等对现金服务有影响，而且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多。横向看，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情况不同，也对现金服务水平产生差异性影响，主要表现在：
1.金融机构政治背景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在县一级，一般国有五大行并未完全入驻，主要还是以农商行、邮储银行为主。而农商行根植于当地区域，股东也是当地人居多，邮储银行由邮政分离而来，在当地也较为熟络，基层人民银行在对两者管理上则比较顺畅。但对于五大行，背靠“国字号”，基层人民银行管理手段硬性约束力不强，除了一些数量性工具以外，更多地只能采用“道义劝说”性质的窗口指导（尘永魁，2014）。当金融机构管理实际与央行的现金服务管理要求相冲突时，通常会选择性“失聪”或者应付式执行，导致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手段失灵，效果不佳。比如在下沉到乡村开展人民币反假宣传，小面额备付金准备、纸硬币兑换等方面，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聚焦中高端客户，制度落实有一定差距，在乡镇基层责任承担上还不够。
2.金融机构网点服务人口数量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增加市场竞争是提高现金服务水平的主要手段，但在乡镇一级，市场基本处于“寡头垄断”局面，单个网点服务人口总数大于城区，影响乡镇一级金融机构整体服务水平，且乡镇金融机构大多为农商行，其科技力量、管理水平相对滞后，导致现金结算大多还是农业生产和工业领域的主要选择方式。而城区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多、客户价值高，历来是各银行机构必争之地，网点布局相对较多，单个网点服务人口相对较少。以怀化市为例，全市（含各县）城区网点数312个，常住人口约125.5万人，单个网点服务人口3990人;乡镇网点数388个，常住人口约373.58万人，单个网点服务人口9628人。具体到各区县，均呈现乡镇服务人口大于城区的局面，差别主要在服务人口总数上，具体如下图：
从图六可以看出，乡镇网点服务人口均大于城区，而且经济规模越大、城镇化水平越高，城乡金融机构网点服务人口差距也就越小。
3.基层人民银行机構差异化履职对现金服务的影响。人民银行县支行履职边界是人民银行整体目标和地方政府金融诉求的结合，经济发达县域与贫困县域金融诉求的差异化，导致县支行金融履职的差异（巴毅，2015），影响整体现金服务效果。比如经济发达县域，政府更加注重金融风险防控，则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知识宣传、移动支付推广上相对力度较大;而贫困县域，政府更关注扶贫，中国人民银行则更多的注重普惠金融发展和推动小额信贷发展。
（五）移动支付普及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
移动支付的发展对现金流通的替代作用越来越强，移动支付越发达地区，其对现金的替代量就越大。从宏观角度看，移动支付的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各县域均享有同等普及机会;但在微观层面上，各县域在支付渠道的布局或发展速度上却表现出差异性，这主要在于政府部门支持推动和市场作用发挥不同步。比如在智能公交打造上，怀化市县域之间推广力度不尽相同，在手机APP党费收缴、社保缴存等“移动支付+政务服务”覆盖上各区县之间也不一致;同时，由于经济水平、地理位置等多因素影响，一些第三方支付机构，如“收钱吧”“超盟金服”，线下推广普及程度也存在差异性，进而影响着县域移动支付水平的差异。而目前在银行卡、手机银行、票据、微信、支付宝等非现金支付业务中，仅银行金融机构的数据在人民银行监管范围内，许多移动支付形成的数据分别掌握在不同的移动支付平台手中，还无法有效集中，这对发行基金投放量、各地各券别社会需求量精准预测方面构成较大的挑战。
（六）政府部门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
政府部门是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的建设主要推动力，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区域现金服务的整体质量。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政府部门对人民币流通环境的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越多，现金服务水平就越高;而农村金融经济流动和交易所消耗的成本相对较高，很多商业银行机构基本未进入县级及以下市场区域，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市场保护或者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也未充分发挥自身作用，逐步引导、放开市场干预，突出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地方政府在推动移动支付及普惠金融方面的政策力度也影响区域人民币流通环境。如湖南省在县一级大力推广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创建普惠金融，并给予一定财政补贴，各市州区县为打造电子支付示范区县，联合商业银行纷纷推出线上缴学费、党费、城乡医保、智能公交等业务，打造移动便民示范菜场、移动支付智慧商街，推出支付优惠活动，这些都会直接降低现金使用总量，间接提升流通中人民币整洁度。
2.政府部门对人民币知识普及的影响。法律环境是影响中国金融生态环境的关键，基于现金服务视角，农村地区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完善，人民币法律知识普及不广、不深，这与政府对普法教育重视程度有一定关系。政府重视能有效弥补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约束力不强的缺陷，推动农村地区人民币相关知识的普及，全面提高人民群众法律意识，建立诚信社会体系。
3.政府部门对人民币反假治理效果的影响。政府公安部门是打击人民币犯罪的主要部门，中国人民银行是政府反假办公室常驻单位，并统计考核政府反假成效。但考核权限均在市一级，导致县一级政府重视程度不够，政银联席会议制度、反假工作联席会议流于形式。而反假重灾区又恰恰在农村地区，这将不利于人民币反假治理。 二、基层现金服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本文论述，在中国人民银行现行运行机制下，除去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文化等非可控因素，当前基层现金服务管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反假机制有效运行难。1994年，国务院、省、市、县四级成立了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组织，建立反假货币协调机制。但随着中国人民银行职能和反假环境的变化，各成员单位目标的不一致，经费保障不足，央行与地方政府“双向”考评等原因，反假货币机制作用发挥也不断减弱。国务院、省政府一级虽定期召开反假工作联席会议，协调部署反假工作，但在工作真正落地的市、县一级，反假工作联席会议大多时候流于形式，甚至没有召开，各成员单位依旧习惯“各自为政”，关系沟通协调不够，整体效果不佳。作为现金服务管理的一部分，各成员单位沟通协调少，也对区域反假货币打击、宣传、情况调研、教育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
2.移动支付普及速度慢。移动支付是一项便民、利民工程，其推广速度很大程度上依靠市场行为，但当“市场失灵”作用缓慢时，作为营商环境主要构建者，中国人民银行、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弥补市场短板，加快布局推广。目前，各县区域移动支付普及参差不齐，主要还是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三方步调不一致上，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协调作用发挥不强，金融机构各平台技术链接不足，政府部门重视程度不够。
3.专业人才短缺号召力弱。基层人民银行本身对辖内金融机构的“硬约束”不强，在人民币知识宣传、假币收缴、残损币兑换、现金结构等方面的管理需要一支专业的、权威的执法队伍作支撑，否则即便是“道义劝说”性质的窗口指导效果不会很好，工作落实上也会打折扣。而当前，大多基层央行处于新老交替的时期，一大批老员工会在近几年退休，管理人才的培养又需要较长时间，这导致人才梯队不合理，基层央行人民币流通管理面临人才“窘境”，管理难度也会逐渐加大。
三、完善基层现金服务管理建议
中国人民银行现金服务的总体目标是“总量满足、结构合理、票面整洁、持有者放心”，在落脚点上与居民企业具有一致性，但与商业银行经营目标、政府部门管理重点又具有差异性，甚至矛盾性，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基于宏观角度，完善基层现金服务管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完善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结合反假货币新形势，逐步探索完善工作协调机制，强化职能归属、责任目标，深化评价打分等考核制度，切实增强基层央行权威性、主导性。
2.强化基层央行主体责任落实。变“软约束”为“硬要求”，督导基层央行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加强联系沟通，促进信息共享，明确目标任务，基层央行也要切实当好“服务员”，起到“穿针引线”作用。
3.积极探索现金服务管理新形式。在现金服务宣传上，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角，采取轮流牵头组织制度，有效考評引导，充分调动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观能动性，有效推进各县（市）因地制宜创造性活动开展，一定程度解决“国字号”金融机构积极性不高，金融知识下乡宣传流于形式、亮点不突出、效果不好等问题。
4.强化储备人才培养。各县（市）支行选定人才培养对象，有效引导、加强“传帮带”;省、市中支针对性积极组织开展集中培训学习、考评比武，形成区域性青年“人才库”。
四、结论
人民币现金服务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牵涉面广、单位主体多、内容事项杂，银行、企业、政府、个人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远比本文阐述的要复杂、要广泛。本文仅仅为一般的理论论述，试图分析探讨影响人民币现金服务管理的主要因素、影响路径及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丰富相关内涵，但对各因素之间在影响关系强弱未作严格区分及论证。
本文认为在非现金支付越来越流行的时代，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说现金“消亡”还为时过早，现金服务管理依旧显得十分重要。作为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在重视微观，做好基础工作前提下，宏观上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在做好现金投放回笼预测分析上，应充分考虑区域乡土文化、主导产业等因素影响，认清宏观经济变量与非现金支付对现金需求的影响，关注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及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等商业支付环境改善对现金使用产生的替代效应，以便更好的做到因地制宜，精准预测、合理调配，充分满足现金的总量及结构需求。
二是在人民币法律法规及反假、防伪知识宣传普及，打击假币违法犯罪上，要学会借势，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完善政银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政府主导、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经济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参与的政银联席会议，切实推动工作落地。
三是中国人民银行要充分发挥对金融机构统领作用，加快技术对接，整合监测各大支付平台海量数据，不断增强发行工作的精准性及对金融风险的监控。
注释：
①数据来源：2018年X、Y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银行。
②数据来源：人民银行统计报表及各商业银行系统统计数据，小面额人民币口径为20元及以下货币（含硬币）。
③数据来源：2018年—2019年辖内各县支行按季度上报的各类券别整洁度数据及中支现场抽样检测结果平均值;行业涵盖：超市、医疗、餐饮、旅游区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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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姚继德.基层邮储银行提升现金服务路径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8.
[4]卫宏泽，李良峰.提升北京市偏远山村现金服务的探索与思考[J].北京金融评论.2018.
[5]王智勇.产业结构、城市化与地区经济增长[J].产业经济研究.2013.
[6]赵勇.优化我国多元现金服务供给的思考[J].西部金融.2012.
[7]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课题组.非现金支付对现金运行和人民币流通管理的影响[J].福建金融.2017.
[8]周科.发行基金投放回笼中的主要矛盾及其解决对策探索[D].西南财经大学.2008.
[9]尘永魁.基层央行金融管理的机制障碍及突破途径——基于县域视角的调查与思考[J].时代金融.2014.
[10]巴毅.对人民银行县支行差异化履职的思考[J].金融时报.2015.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怀化市中心支行
关键词：现金服务 人民银行 宏观视角
现金服务是一项古老的命题，伴随着货币的产生而产生;现金服务又是一项发展的命题，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货币制度演变而发展（赵勇，2012）。狭义的现金服务主要是以中国人民银行和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中心，提供货币供给及回笼、残损人民币兑换、小面额人民币调剂等服务的统称，而广义的现金服务管理涉及人民币出入境管理、钱币市场管理等多个方面，主体包括银行、企业、行政单位等多个部门，内涵更广。目前，大多研究是基于狭义概念展开的，以流通中人民币券别结构失衡、人民币整洁度不高、假币泛滥、金融机构与现金服务关系等为研究内容，分析其问题产生的原因，并提出政策建议。基于现金量的供给和质的合规两个方面，现金服务发展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市场型现金服务、公共型现金服务、混合型现金服务（赵勇，2012）。本文以混合型现金服务为基本出发点，从区域经济状况、金融环境、发展模式、区位人口、地区文化、移动支付等方面展开论述，理论与实践结合，并提出相关观点。
一、主体因素对现金服务的影响
（一）经济发展模式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
宏观经济规模与现金需求总量成正比，经济发展中生产、投资、消费状况对现金需求具有拉动效应。一个区域的经济规模越大，货币需求量也越大，货币净投放总量与该地区人口总数和人均收入增量的乘积成线性正相关。在一个区域经济体中，发展主导产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其选择也因各地区经济、社会、地理等条件不同而有所差别。而发展主导产业的差异也将影响现金净投放量及流通中人民币整洁度。具体看，资本密集型产业，一般为重加工业、基础制造业，投资量大、资金周转较慢，资金结算通常为非现金方式，对人民币现金依存度较低，人民币整洁度一般较高;劳动密集型产业，大多以服务行业、食品行业为主，如旅游业，其劳动力需求大、资金占用较低、人口覆盖面广，现金流通速度快，整洁度相对较低，人民币知识普及难度也大。基本逻辑如下图：
从上图看出，主导产业不同影响支付结算方式，影响现金使用人口覆盖面，更对人均收入净增量有影响。以怀化市为例，怀化市地处湖南西南部，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居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市辖的X县以旅游业（包括红色旅游、乡村旅游）为主，Y县以农业及水电资源为主。X县人口、经济发展规模及货币投放总量均小于Y县，具体如下表：
虽然X县人口、GDP和货币投放总量均小于Y县，但是通过对X、Y县各类券别现金投放、回笼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及对两县流通中人民币现金整洁度进行监测，发现在小面额货币投放上，X县大于Y县，而在整洁度上Y县大于X县。具体统计分析情况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X县的小面额货币投放量大于Y县，呈下降趋势，相反Y县呈上升趋势，这是经济规模、移动支付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小面额投放总量及使用方式也影响整洁度平均水平，如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各券别平均整洁度差距有大小，横向看Y县的现金整洁度高于X县，但2019年比2018年差距有所减小。纵向看，100元、50元券别平均整洁度差异较小，20元及以下小面额现金平均整洁度差距较大，这与乡镇小面额现金使用量较大不無关系。
（二）地区文化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
文化是人性、历史、当代情势三维交汇的精神产物，是一种变成了习惯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价值，最后形成了一群人的集体意识。文化影响人的行为习惯，包括现金使用习惯，文化的地域差异对现金储备量、消费能力、流通速度等都有影响。具体可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地区文化差异影响货币使用动机。凯恩斯消费需求理论认为，货币需求动机可分为交易动机、预防性动机、投资动机。这三种货币需求动机表现为逐级递升，一个人通常在先满足交易动机后，才会逐步考虑预防性动机，甚至投资动机，这在恩格尔系数较大的农村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农村地区文化主要影响的是交易动机和预防性动机，交易动机越强，货币使用率越高，流动性越好，人民币整洁度也相对较低;预防性动机主要表现为储蓄，预防性动机越强，流通中现金沉淀机率越大，进而影响货币总量及整洁度。二是地区文化差异影响货币使用习惯。文化具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一个地区文化根植于当地“土壤”，深刻影响着当地人，在现金使用方面，也影响着支付消费的差异性。如迷信风气浓厚的地区，小面额香火钱旺盛;赌博风气盛行的地区，现金使用量较大，沉淀时间较长，直接影响人民币整洁度;过年压岁钱红包，也因地区之间差别而在金额上有不同，进而影响流通中人民币总量。三是地区文化影响货币使用总量。文化具有群体性，一个人的消费行为不仅取决于自己收入水平，也受周围人的影响，这可以称为“面子”文化，在消费行为学里称为示范效应。如一个示范效应强、攀比文化浓厚的地区，消费的带动作用就强，进而现金使用总量、非现金支付都会直接或间接的增加。
（三）区位人口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
在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中，区位始终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区位优势是一种综合资源优势，包括自然资源、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经济等多个方面，也是人口和产业布局发展变化的基本诱因，影响着人口的流动和产业发展模式的差异（王智勇，2013）。人口的流动及集聚，推动产生人口规模效应，增加本土市场规模，对现金的流通速度、使用总量也会产生影响，同时对中国人民银行现金供给总量的科学预测也产生影响;交通便捷带来的产业发展变化，容易产生集聚效应，形成产业规模，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影响商业支付形态，产生现金替代效应。其基本逻辑如下： 商业支付形态主要包括银行手机APP、POS机、支付宝、微信、现金等。在实际过程中，新的商业支付形态形成往往需要时间积累，而人口流动带来的现金流动作用性取决于人口规模及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讲，流动人口规模越大，现金流动量也就越大。
（四）金融机构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
金融机构是现金服务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环，其重视程度、服务运营管理水平直接影响现金服务质量。纵向看，金融机构自身工作人员数量及素质、网点数量及布局、网点基础设施情况、科技支撑能力、相关制度落实情况、基层央行金库撤销等对现金服务有影响，而且这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多。横向看，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情况不同，也对现金服务水平产生差异性影响，主要表现在：
1.金融机构政治背景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在县一级，一般国有五大行并未完全入驻，主要还是以农商行、邮储银行为主。而农商行根植于当地区域，股东也是当地人居多，邮储银行由邮政分离而来，在当地也较为熟络，基层人民银行在对两者管理上则比较顺畅。但对于五大行，背靠“国字号”，基层人民银行管理手段硬性约束力不强，除了一些数量性工具以外，更多地只能采用“道义劝说”性质的窗口指导（尘永魁，2014）。当金融机构管理实际与央行的现金服务管理要求相冲突时，通常会选择性“失聪”或者应付式执行，导致中国人民银行管理手段失灵，效果不佳。比如在下沉到乡村开展人民币反假宣传，小面额备付金准备、纸硬币兑换等方面，大型国有商业银行主要聚焦中高端客户，制度落实有一定差距，在乡镇基层责任承担上还不够。
2.金融机构网点服务人口数量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增加市场竞争是提高现金服务水平的主要手段，但在乡镇一级，市场基本处于“寡头垄断”局面，单个网点服务人口总数大于城区，影响乡镇一级金融机构整体服务水平，且乡镇金融机构大多为农商行，其科技力量、管理水平相对滞后，导致现金结算大多还是农业生产和工业领域的主要选择方式。而城区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资源多、客户价值高，历来是各银行机构必争之地，网点布局相对较多，单个网点服务人口相对较少。以怀化市为例，全市（含各县）城区网点数312个，常住人口约125.5万人，单个网点服务人口3990人;乡镇网点数388个，常住人口约373.58万人，单个网点服务人口9628人。具体到各区县，均呈现乡镇服务人口大于城区的局面，差别主要在服务人口总数上，具体如下图：
从图六可以看出，乡镇网点服务人口均大于城区，而且经济规模越大、城镇化水平越高，城乡金融机构网点服务人口差距也就越小。
3.基层人民银行机構差异化履职对现金服务的影响。人民银行县支行履职边界是人民银行整体目标和地方政府金融诉求的结合，经济发达县域与贫困县域金融诉求的差异化，导致县支行金融履职的差异（巴毅，2015），影响整体现金服务效果。比如经济发达县域，政府更加注重金融风险防控，则中国人民银行在金融知识宣传、移动支付推广上相对力度较大;而贫困县域，政府更关注扶贫，中国人民银行则更多的注重普惠金融发展和推动小额信贷发展。
（五）移动支付普及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
移动支付的发展对现金流通的替代作用越来越强，移动支付越发达地区，其对现金的替代量就越大。从宏观角度看，移动支付的发展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各县域均享有同等普及机会;但在微观层面上，各县域在支付渠道的布局或发展速度上却表现出差异性，这主要在于政府部门支持推动和市场作用发挥不同步。比如在智能公交打造上，怀化市县域之间推广力度不尽相同，在手机APP党费收缴、社保缴存等“移动支付+政务服务”覆盖上各区县之间也不一致;同时，由于经济水平、地理位置等多因素影响，一些第三方支付机构，如“收钱吧”“超盟金服”，线下推广普及程度也存在差异性，进而影响着县域移动支付水平的差异。而目前在银行卡、手机银行、票据、微信、支付宝等非现金支付业务中，仅银行金融机构的数据在人民银行监管范围内，许多移动支付形成的数据分别掌握在不同的移动支付平台手中，还无法有效集中，这对发行基金投放量、各地各券别社会需求量精准预测方面构成较大的挑战。
（六）政府部门差异对现金服务的影响
政府部门是一个地区“金融生态”的建设主要推动力，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区域现金服务的整体质量。其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政府部门对人民币流通环境的影响。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越多，现金服务水平就越高;而农村金融经济流动和交易所消耗的成本相对较高，很多商业银行机构基本未进入县级及以下市场区域，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市场保护或者重视程度不够等原因，也未充分发挥自身作用，逐步引导、放开市场干预，突出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地方政府在推动移动支付及普惠金融方面的政策力度也影响区域人民币流通环境。如湖南省在县一级大力推广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创建普惠金融，并给予一定财政补贴，各市州区县为打造电子支付示范区县，联合商业银行纷纷推出线上缴学费、党费、城乡医保、智能公交等业务，打造移动便民示范菜场、移动支付智慧商街，推出支付优惠活动，这些都会直接降低现金使用总量，间接提升流通中人民币整洁度。
2.政府部门对人民币知识普及的影响。法律环境是影响中国金融生态环境的关键，基于现金服务视角，农村地区社会信用体系不够完善，人民币法律知识普及不广、不深，这与政府对普法教育重视程度有一定关系。政府重视能有效弥补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约束力不强的缺陷，推动农村地区人民币相关知识的普及，全面提高人民群众法律意识，建立诚信社会体系。
3.政府部门对人民币反假治理效果的影响。政府公安部门是打击人民币犯罪的主要部门，中国人民银行是政府反假办公室常驻单位，并统计考核政府反假成效。但考核权限均在市一级，导致县一级政府重视程度不够，政银联席会议制度、反假工作联席会议流于形式。而反假重灾区又恰恰在农村地区，这将不利于人民币反假治理。 二、基层现金服务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基于本文论述，在中国人民银行现行运行机制下，除去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文化等非可控因素，当前基层现金服务管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反假机制有效运行难。1994年，国务院、省、市、县四级成立了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组织，建立反假货币协调机制。但随着中国人民银行职能和反假环境的变化，各成员单位目标的不一致，经费保障不足，央行与地方政府“双向”考评等原因，反假货币机制作用发挥也不断减弱。国务院、省政府一级虽定期召开反假工作联席会议，协调部署反假工作，但在工作真正落地的市、县一级，反假工作联席会议大多时候流于形式，甚至没有召开，各成员单位依旧习惯“各自为政”，关系沟通协调不够，整体效果不佳。作为现金服务管理的一部分，各成员单位沟通协调少，也对区域反假货币打击、宣传、情况调研、教育等方面产生较大影响。
2.移动支付普及速度慢。移动支付是一项便民、利民工程，其推广速度很大程度上依靠市场行为，但当“市场失灵”作用缓慢时，作为营商环境主要构建者，中国人民银行、政府应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弥补市场短板，加快布局推广。目前，各县区域移动支付普及参差不齐，主要还是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政府部门”三方步调不一致上，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协调作用发挥不强，金融机构各平台技术链接不足，政府部门重视程度不够。
3.专业人才短缺号召力弱。基层人民银行本身对辖内金融机构的“硬约束”不强，在人民币知识宣传、假币收缴、残损币兑换、现金结构等方面的管理需要一支专业的、权威的执法队伍作支撑，否则即便是“道义劝说”性质的窗口指导效果不会很好，工作落实上也会打折扣。而当前，大多基层央行处于新老交替的时期，一大批老员工会在近几年退休，管理人才的培养又需要较长时间，这导致人才梯队不合理，基层央行人民币流通管理面临人才“窘境”，管理难度也会逐渐加大。
三、完善基层现金服务管理建议
中国人民银行现金服务的总体目标是“总量满足、结构合理、票面整洁、持有者放心”，在落脚点上与居民企业具有一致性，但与商业银行经营目标、政府部门管理重点又具有差异性，甚至矛盾性，是一种“市场失灵”的表现。基于宏观角度，完善基层现金服务管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完善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结合反假货币新形势，逐步探索完善工作协调机制，强化职能归属、责任目标，深化评价打分等考核制度，切实增强基层央行权威性、主导性。
2.强化基层央行主体责任落实。变“软约束”为“硬要求”，督导基层央行反假货币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积极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每年定期召开会议，加强联系沟通，促进信息共享，明确目标任务，基层央行也要切实当好“服务员”，起到“穿针引线”作用。
3.积极探索现金服务管理新形式。在现金服务宣传上，以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主角，采取轮流牵头组织制度，有效考評引导，充分调动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观能动性，有效推进各县（市）因地制宜创造性活动开展，一定程度解决“国字号”金融机构积极性不高，金融知识下乡宣传流于形式、亮点不突出、效果不好等问题。
4.强化储备人才培养。各县（市）支行选定人才培养对象，有效引导、加强“传帮带”;省、市中支针对性积极组织开展集中培训学习、考评比武，形成区域性青年“人才库”。
四、结论
人民币现金服务管理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牵涉面广、单位主体多、内容事项杂，银行、企业、政府、个人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远比本文阐述的要复杂、要广泛。本文仅仅为一般的理论论述，试图分析探讨影响人民币现金服务管理的主要因素、影响路径及存在的问题，一定程度上丰富相关内涵，但对各因素之间在影响关系强弱未作严格区分及论证。
本文认为在非现金支付越来越流行的时代，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说现金“消亡”还为时过早，现金服务管理依旧显得十分重要。作为管理部门，中国人民银行在重视微观，做好基础工作前提下，宏观上应把握好以下几点：
一是在做好现金投放回笼预测分析上，应充分考虑区域乡土文化、主导产业等因素影响，认清宏观经济变量与非现金支付对现金需求的影响，关注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及银行卡、支付宝、微信等商业支付环境改善对现金使用产生的替代效应，以便更好的做到因地制宜，精准预测、合理调配，充分满足现金的总量及结构需求。
二是在人民币法律法规及反假、防伪知识宣传普及，打击假币违法犯罪上，要学会借势，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完善政银联席会议制度，形成政府主导、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经济管理部门和金融机构参与的政银联席会议，切实推动工作落地。
三是中国人民银行要充分发挥对金融机构统领作用，加快技术对接，整合监测各大支付平台海量数据，不断增强发行工作的精准性及对金融风险的监控。
注释：
①数据来源：2018年X、Y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人民银行。
②数据来源：人民银行统计报表及各商业银行系统统计数据，小面额人民币口径为20元及以下货币（含硬币）。
③数据来源：2018年—2019年辖内各县支行按季度上报的各类券别整洁度数据及中支现场抽样检测结果平均值;行业涵盖：超市、医疗、餐饮、旅游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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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怀化市中心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