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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薇拉·凯瑟边疆三部曲小说（《啊，拓荒者！》、《云雀之歌》和《我的安东妮娅》）中对男性女性二元批评的扬弃，希冀构建起两性之间均衡的平等体系，这在学术意义上来说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关键词：薇拉·凯瑟；二元批评；扬弃
作者简介：程瑶，女，安徽安庆人，安徽省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1
薇拉·凯瑟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著名女性作家，其创作时期是美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之时，新兴的工业文明和科技的大发展，人们的物质财富的急剧积累，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和生存境遇。男女二元对立是性别叙事中最基本的一种表现模式，在传统的男权主导的话语体系中，男性占据着绝对权威、绝对主动的地位，女性只是从属和被动。“男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重要的，在文化上、道德上和经济上得到回报，相反，女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次要的、附属的”[1]。很多评论者把凯瑟归类于女权主义者，同样，他们希望利用凯瑟来完善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为他们背书。然而，事实上凯瑟不喜欢女性身上的标签，但处在20世纪初妇女运动大潮中的凯瑟确实也深受女权主义思想影响。
身为女性的凯瑟塑造的那些异于传统的、具有非常强烈自我意识，不懈追求独立，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的女性形象，集中表现了她对女性的热爱和赞扬，对传统男性主导地位的解构和颠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一元父权男性制社会与文化，以期重构女性的角色定位。当凯瑟塑造这些鲜活的女性角色时，这些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其实就是在扬弃以前的二元性别叙事话语，构建起两性之间均衡的平等体系。
1913年发表的《啊，拓荒者！》中的亚历山德拉就是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做事干练，身材高大、健硕，平日穿着一件父亲留下的长外套。在村头被人调戏时，亚历山德拉会像英雄一样反击；家庭遭遇变故时，亚历山德拉没有哭泣落泪，更没有气馁和退缩。而亚历山德拉的刚毅的外表和稳重的性格与男性角色卡尔形成了强烈差异：亚历山德拉拥有其他人，特别是其他女孩子所没有的独立的见解和判断力；卡尔身材瘦小，做事没有主见，囿于他生活的小村庄，没有穷则思变的意识，甚至干事做农活都不时弄出点娘娘腔。对于亚历山德拉和卡尔性格上的对比，评论家罗素斯基赞誉道：“在整个拓荒过程中，亚历山德拉所展现的是英雄般的品质：勤奋的努力，踏实的作风，坚定的意志。所有这些都是男性式拓荒者的典型优点。”[2]亚历山德拉身上的“男性气质”，是凯瑟塑造这一女性形象所展示给读者的，也是凯瑟树立这一打破传统女性形象的清晰认知。
1915年发表的《云雀之歌》中的西娅同样也是一个走出传统父权男权家庭的追梦者。和凯瑟笔下的安东妮娅、亚历山德拉相比较而言，西娅没有大大咧咧的“男汉子”的特质，性格独立但相对懦弱一些，但这不能掩盖其作为一个有一定知识的现代女性形象。她怀有音乐梦想，渴望成为一个歌唱家，并为之积极努力，寻求突破；她也离开从小生活的乡村，到大城市逐梦，哪怕到处碰壁；离开家庭，独自一人在男权社会的夹缝中寻找生存空间。西娅不想成为一位家庭钢琴教师，她要脱离家庭的任何帮助，独自到芝加哥求学，最后成长为一位歌唱家。可以说在凯瑟看来西娅是实现“女性生态自我”的追寻者，是女性摆脱男权社会控制寻求个性独立的践行者。
同样，1918年发表的《我的安东妮娅》中的安东妮娅代表着对传统父权男权体制的颠覆。安东妮娅不愿意接受别人或命运对她的安排，她要去读书获取知识，去主宰自己，主宰她生活的土地，“把这块土地变成一个好农场”[3]；离开乡村到城市谋生，安东妮娅也从不想让别人主宰她，左右她的生活；面对许多男性角色诸如雇主、所謂的男性朋友或想把她当做附庸，或侵犯她，利用她，拥有独立性格的安东妮娅还是战胜束缚和男性强权，从一个温顺的女孩子转变为一个富于主见、敢作敢为，最终收获美好爱情，拥有一片富裕大农场的成功女性。从红云镇走出来时的凯瑟，她的际遇，无不反映在安东妮娅身上，可以说，安东妮娅的遭遇，就是凯瑟生活的缩影。在安东妮娅身上，凯瑟给予了更多对自身改变命运，走出平庸，渴望成功的关照。
凯瑟对传统的男女二元性别角色关系的认知，批判把男性视角格式化、固定化，探求女性角色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这并不是简单地把男性推向这种关系的对立面。同样不可否认，边疆三部曲中凯瑟的女同性恋本性和她潜意识接受的传统性别矛盾一直困扰着她。学界对凯瑟女同性恋身份的界定，基本上是建立在凯瑟和其它女性角色的塑造上的。边疆三部曲在叙事上性别角色定位的复杂性，主题选择上紧扣女性和自然，是凯瑟站在生态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重新审视并注解男女两性关系的价值体验。透过文本，我们不仅仅看到的是凯瑟展现出来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的美丽自然场景、拓荒者的辛勤劳作、女性形象追求自由独立并获得成功，而且要进一步看到凯瑟对传统男性父权制的批判以及如何建构起女性在男女两性关系中正确的地位和价值体系等深层次问题。凯瑟希冀的是在社会发展中消除性别歧视，两性相互尊重、彼此依赖，建立起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
注释：
[1]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 年版，第2页。
[2]Susan J. Rosowski. The Voyage Perilous： Willa Cather’s Romanticism.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50.
[3][美]薇拉·凯瑟：《我的安东妮娅》，周微林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245页。
参考文献：
[1]戴桂玉.生态女性主义：超越后现代主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4）.
[2]刘玉.美国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述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1）.
[3]彭丽华.乔治·爱略特小说中生态女性主义探析[J].湖南社会科学.2009（1）.
[4]孙宏.《我的安东尼亚》中的生态境界[J].外国文学评论.2005 （1）.
关键词：薇拉·凯瑟；二元批评；扬弃
作者简介：程瑶，女，安徽安庆人，安徽省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21--01
薇拉·凯瑟是美国20世纪上半叶著名女性作家，其创作时期是美国社会由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之时，新兴的工业文明和科技的大发展，人们的物质财富的急剧积累，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和生存境遇。男女二元对立是性别叙事中最基本的一种表现模式，在传统的男权主导的话语体系中，男性占据着绝对权威、绝对主动的地位，女性只是从属和被动。“男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重要的，在文化上、道德上和经济上得到回报，相反，女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次要的、附属的”[1]。很多评论者把凯瑟归类于女权主义者，同样，他们希望利用凯瑟来完善他们所提出的理论，为他们背书。然而，事实上凯瑟不喜欢女性身上的标签，但处在20世纪初妇女运动大潮中的凯瑟确实也深受女权主义思想影响。
身为女性的凯瑟塑造的那些异于传统的、具有非常强烈自我意识，不懈追求独立，争取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的女性形象，集中表现了她对女性的热爱和赞扬，对传统男性主导地位的解构和颠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一元父权男性制社会与文化，以期重构女性的角色定位。当凯瑟塑造这些鲜活的女性角色时，这些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其实就是在扬弃以前的二元性别叙事话语，构建起两性之间均衡的平等体系。
1913年发表的《啊，拓荒者！》中的亚历山德拉就是这样一个女性形象：做事干练，身材高大、健硕，平日穿着一件父亲留下的长外套。在村头被人调戏时，亚历山德拉会像英雄一样反击；家庭遭遇变故时，亚历山德拉没有哭泣落泪，更没有气馁和退缩。而亚历山德拉的刚毅的外表和稳重的性格与男性角色卡尔形成了强烈差异：亚历山德拉拥有其他人，特别是其他女孩子所没有的独立的见解和判断力；卡尔身材瘦小，做事没有主见，囿于他生活的小村庄，没有穷则思变的意识，甚至干事做农活都不时弄出点娘娘腔。对于亚历山德拉和卡尔性格上的对比，评论家罗素斯基赞誉道：“在整个拓荒过程中，亚历山德拉所展现的是英雄般的品质：勤奋的努力，踏实的作风，坚定的意志。所有这些都是男性式拓荒者的典型优点。”[2]亚历山德拉身上的“男性气质”，是凯瑟塑造这一女性形象所展示给读者的，也是凯瑟树立这一打破传统女性形象的清晰认知。
1915年发表的《云雀之歌》中的西娅同样也是一个走出传统父权男权家庭的追梦者。和凯瑟笔下的安东妮娅、亚历山德拉相比较而言，西娅没有大大咧咧的“男汉子”的特质，性格独立但相对懦弱一些，但这不能掩盖其作为一个有一定知识的现代女性形象。她怀有音乐梦想，渴望成为一个歌唱家，并为之积极努力，寻求突破；她也离开从小生活的乡村，到大城市逐梦，哪怕到处碰壁；离开家庭，独自一人在男权社会的夹缝中寻找生存空间。西娅不想成为一位家庭钢琴教师，她要脱离家庭的任何帮助，独自到芝加哥求学，最后成长为一位歌唱家。可以说在凯瑟看来西娅是实现“女性生态自我”的追寻者，是女性摆脱男权社会控制寻求个性独立的践行者。
同样，1918年发表的《我的安东妮娅》中的安东妮娅代表着对传统父权男权体制的颠覆。安东妮娅不愿意接受别人或命运对她的安排，她要去读书获取知识，去主宰自己，主宰她生活的土地，“把这块土地变成一个好农场”[3]；离开乡村到城市谋生，安东妮娅也从不想让别人主宰她，左右她的生活；面对许多男性角色诸如雇主、所謂的男性朋友或想把她当做附庸，或侵犯她，利用她，拥有独立性格的安东妮娅还是战胜束缚和男性强权，从一个温顺的女孩子转变为一个富于主见、敢作敢为，最终收获美好爱情，拥有一片富裕大农场的成功女性。从红云镇走出来时的凯瑟，她的际遇，无不反映在安东妮娅身上，可以说，安东妮娅的遭遇，就是凯瑟生活的缩影。在安东妮娅身上，凯瑟给予了更多对自身改变命运，走出平庸，渴望成功的关照。
凯瑟对传统的男女二元性别角色关系的认知，批判把男性视角格式化、固定化，探求女性角色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这并不是简单地把男性推向这种关系的对立面。同样不可否认，边疆三部曲中凯瑟的女同性恋本性和她潜意识接受的传统性别矛盾一直困扰着她。学界对凯瑟女同性恋身份的界定，基本上是建立在凯瑟和其它女性角色的塑造上的。边疆三部曲在叙事上性别角色定位的复杂性，主题选择上紧扣女性和自然，是凯瑟站在生态女性主义的独特视角，重新审视并注解男女两性关系的价值体验。透过文本，我们不仅仅看到的是凯瑟展现出来的内布拉斯加大草原的美丽自然场景、拓荒者的辛勤劳作、女性形象追求自由独立并获得成功，而且要进一步看到凯瑟对传统男性父权制的批判以及如何建构起女性在男女两性关系中正确的地位和价值体系等深层次问题。凯瑟希冀的是在社会发展中消除性别歧视，两性相互尊重、彼此依赖，建立起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
注释：
[1]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北京：三联书店1995 年版，第2页。
[2]Susan J. Rosowski. The Voyage Perilous： Willa Cather’s Romanticism. 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6： 50.
[3][美]薇拉·凯瑟：《我的安东妮娅》，周微林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245页。
参考文献：
[1]戴桂玉.生态女性主义：超越后现代主义[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5（4）.
[2]刘玉.美国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述评[J].外国文学研究.2005（1）.
[3]彭丽华.乔治·爱略特小说中生态女性主义探析[J].湖南社会科学.2009（1）.
[4]孙宏.《我的安东尼亚》中的生态境界[J].外国文学评论.2005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