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有“千生万旦，一净难求”之说，就是工老生和旦角的艺人很多，而优秀的净角则凤毛麟角。但人数多，竞争也就激烈，“南麒北马”“三大贤”“前四大须生”和“后四大须生”等等，堪称京剧艺术最高境界的代表。在上述称谓里都少不了马连良的名字，可见马连良在中国京剧界地位之高、马派艺术流布之广。

创立扶风社

　　 1901年2月28日，马连良出生于北京阜成门外檀家胡同，父母皆回人，父亲马西园是个开茶馆的小老板。马连良出生时，正逢京剧蓬勃发展的好时光。父亲马西园是一位戏迷，他的三弟、六弟俱为伶人，借此便利，马西园在茶馆里办起了票房，时有艺人献艺。马连良在此环境下长大，成了一个小戏迷。1909年1月，他被父亲送进喜连成坐科。
　　 马连良天资聪慧、勤奋踏实，先有茹莱卿开蒙教武戏打底，后由萧长华、蔡荣贵、叶春善三位名师亲授，马连良打下相当扎实的基础，成为科班出类拔萃的小童伶。
　　 1910年，谭鑫培、陈德霖和贾洪林三位大家联袂演出《朱砂痣》，需要一个娃娃生，遂请喜连成派个小演员。几位老师一合计，决定派入科仅一年多的马连良配戏。但见这个十岁小孩，不慌不忙、从容不迫地拿下了一场重要演出，赢得大师们交口称赞，认定他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
　　 马连良做事讲究，台风极好，骨子里透着大牌的气儿，没过几年即成为富连成（1912年喜连成更名为富连成）当家老生。1917年3月，在几位恩师悉心指导下，入科八年的马连良出科，随后首演了萧长华重新改编的36本连台本戏《三国志》，一折《借东风》从此唱响——一曲“习天书，玄妙法，犹如反掌”，老戏迷几乎张口就来。
　　 出科之后，马连良到福州搭班演出一年。尽管他唱红福州，却依然感到自己内力不足，又逢嗓子“倒仓”，于是决定重返富连成二次坐科，成为京剧历史上第一个二次坐科的艺术家。他广学博览、博采众长，将许多流派融入马家一炉，为开创马派艺术奠定了基础。
　　 马连良于1921年底再次出科，两次南下上海，特别是1924年第二次，与周信芳在老天蟾舞台首次合作，轰动上海。
　　 1927年6月，马连良自己挑班挂头牌，开始对传统剧目进行大量改造。经他改编过的许多戏至今都是保留节目，为京剧普及化起到了巨大作用。如“三国戏”里另一段名剧《甘露寺》，一段轻快、俏皮、容易上口的“劝千岁杀字休出口”红遍天下。
　　 1930年，马连良正式组班建立“扶风社”，表演艺术也日臻化境，一系列桂冠纷沓而来。1931年与周信芳在天津第二次合作，再次爆棚，有了“南麒北马”之说。“三大贤”“前四大须生”的美名就是在这一时期得到的。上世纪40年代初，又与新崛起的谭富英、杨宝森、奚啸伯并称“后四大须生”，马连良当之无愧成为首席艺术家，说他是京剧界“泰山北斗”一点也不为过。

一张照片

　　 马连良长期生活在北平，“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占领东三省，北平四周也落入日本人手里，如后来爆发“七七”事变的宛平县。东三省与河北部分地区长期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人们渐渐适应了这种格局。抗战爆发，对马连良自然有所触动，但并不深刻。为表达抗议，他于1938年移植演出了具有反抗性质的山西梆子《反徐州》，更名为《串龙珠》，结果仅演两场，即遭日本占领军禁演。马连良及一班人马只好移师天津租界的中国大戏院演出，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给马连良声誉造成负面影响的是1942年10月赴伪满演出。马连良赴东北演出原本是为一所回民学校筹集善款，恰逢伪满洲国“建立十周年”，伪满政权借此机会命令马连良必须去“新京”（即长春）为伪满“建国十周年”庆祝演出。胁迫之下，马连良表示“只演一般的营业戏和为学校筹款”，日本方面同意了这一要求，却强加给剧团一个“华北政务会演艺使节团”的头衔。在伪满演出时，马连良除上演一些传统剧目外，还演了两出带有反抗色彩的新编剧目《串龙珠》和《春秋笔》。他只能借此表达自己的心迹。
　　 可叹马连良没有文化，只读过两年小学，在伪满演出时出于好奇，穿上日本军服，横挎日本战刀，照了一张照片。
　　 抗战胜利后，马连良因为这两件事遭到国民政府以“汉奸罪”起诉，结果查无实据，只是一来二去，搞得负债累累，只好南下上海连续演出四个月才把亏空堵上。
　　 1948年秋，正在上海演出的马连良因好友邀请赴香港演出。因语言差异，香港观众对京剧接受程度不高，没火爆多久，观众日渐萎缩。此时恰逢国内政权更迭，马连良不敢轻举妄动，遂盘桓香港不归。
　　 巧的是，马连良的女儿马莉是部队卫生员，一次参加中南海举办的舞会，刚好为周恩来伴舞，便向周反映了马连良滞留香港的情况。周恩来表示欢迎马连良回来，请马莉代为问候。马莉于是写信转告父亲。稍后，由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梅兰芳致信马连良，表示：“这是遵照周总理嘱咐写的，让我转达欢迎你回来的意思。”并由政府偿还了马连良在港所欠4万元港币的亏空。1951年9月30日，马连良抵达广州。
　　 返回北京的马连良组织了“马连良京剧团”，于1952年7月1日参加了中共建党31周年庆祝晚会，受到周恩来接见，他还为周清唱一曲《王佐断臂》。
　　 板门店停战协议签订后，国务院筹备第三次赴朝慰问演出，正在青岛演出的马连良，立刻中止与剧场的演出合同，赶回北京要求参加赴朝慰问团。
　　 一同赴朝慰问的还有梅兰芳、程砚秋、周信芳等，阵容相当壮观。在朝鲜，马连良与周信芳进行了第三次合作，周信芳感慨地对马连良说：“谁能想到老哥俩第三次合作这出戏是在这儿——朝鲜前线。人哪，这一辈子不定能碰上什么样的事儿……”一语成谶，文革中，两位艺术大师双双毙命。
　　 此后，在文化部门主导下，对传统戏班子进行合并，马连良京剧团与其他剧团一起合并为北京京剧团，马连良任团长，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任副团长，阵容相当强大。 　　 “反右”运动中，马连良在彭真保护下躲过一劫。不过表态是必须的，于是，他在批判李万春大会上“义愤填膺”地痛斥了右派分子李万春。
　　 李万春与马连良的关系可不一般，他小马连良10岁，始终称马连良为三叔，自幼就向马连良学戏，两人感情深厚。马连良哪做过这样的亏心事儿？下得批判会，他立刻偷偷请李万春在铁树斜街的鸿宾楼饭庄请饭赔罪。马连良自以为悄悄赔罪无人知晓，可随后就有人告发了——他的一举一动都在被监控之中，为此，马连良遭到一顿训斥。
　　 政治风暴稍事平息，马连良又排了几出脍炙人口的大戏《海瑞罢官》《秦香莲》《赵氏孤儿》，无不风靡一时。

无栖息之地

　　 进入上世纪60年代，越来越多的传统戏被赶出了舞台，已年过六旬的马连良既不知所措，又要紧紧跟上，他先后排了三部现代戏《杜鹃山》《南方来信》和《年年有余》。但现代戏的主旨、意趣和表现形式与传统戏迥异，马连良这样的老伶人，已不太能适应这种变化，投入再大也达不到要求。
　　 1965年下半年，北京京剧团根据江青指示要排演《红岩》，马连良算来算去，自己怎么也能演一个装疯的“华子良”吧？于是他给北京市市长彭真写信，提出自己的想法。彭真为此去找江青商量，结果，马连良换来的是江青的一脸雷霆，说马连良是在告她的刁状。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序幕由此拉开。随后，马连良被下放到北京京剧二团“控制使用”。
　　 批《海瑞罢官》，开始矛头只是对着吴晗，但随后一干与“海瑞”有关者无一幸免。
　　1966年2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署名丁学雷的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对周信芳连续批判，1966年6月4日，马连良正准备演出《年年有余》时听到广播里已经把周信芳打成“反革命”，联想自己主演的《海瑞罢官》正在受到严厉批判，心中不免忐忑，急火攻心，一向甜润嘹亮的嗓子突然嘶哑起来——他预感到自己大祸临头。
　　 果然，第二天京剧团就有人贴出了攻击马连良的大字报，这位中国京剧艺术的顶级大师随后被赶出了摸爬滚打一辈子的京剧舞台。他一病不起，住进医院。一个月后，被造反派从医院里拖上大批判的舞台，开始了自己的屈辱表演。造反派给他单独设置牛棚，里面只有一张破桌子，一只破凳子，一只破脸盆，以及最简单的洗漱用品。
　　 马连良在牛棚里既不准回家也不准外出。一天，马连良看见尚未被隔离的著名旦角演员赵荣琛，趁四下无人，他向赵伸出食指和中指摇晃了一下。赵荣琛知道马先生烟瘾来了，趁机会买了几盒烟，偷偷塞给马连良。
　　 10月1日，马连良被释放回家。他家被红卫兵占据为指挥部。
　　 深秋的一天夜晚，剧场的值班人员听见有人叫门，一开门，马连良孤零零地站在门口。“都过了12点了，您怎么来啦？”马连良说：“我们家的红卫兵跟红卫兵打起来了。等会儿他们讲和了，想起马连良来，就打我。我受不了，还是到这儿来吧。”此时，他甚至找不到一处残躯的栖息之地。
　　 曾经走到哪儿都是八面威风、前呼后拥的“马三爷”，如今狼狈如老乞儿，手拄拐杖，蓬头垢面，面色灰黄，目光黯淡。他的家被一遍遍洗劫。他家里有件翡翠饰物，据说价值连城，是马连良的心爱宝物，他唯恐红卫兵不知道宝贝的珍贵，哆嗦着要红卫兵们爱惜它，把它捐献给国家。红卫兵一把夺过翡翠摔在地下，当即碎片四溅。这一摔，也摔断了马连良最后的精神支柱，他当即晕倒在地。此时他气若游丝，全身浮肿，已经患上严重的心脏病，造反派却不允许他去治病。
　　 1966年12月13日中午，马连良步履蹒跚地排队买了碗面条，随即仰天一跤，如枯叶飘落。三天后，一代宗师气绝而亡。马连良曾经主演过的《青风亭》中，张元秀就是这样一个死法。对于马连良，这是戏，也是人生。
　　作者为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