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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地栖居”对于中国新时期美学具有深远的影响和深刻的意义,一方面体现了中西美学之思想交流与对话不断深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美学不断向生活化转向的进路。中国新时期美学诸流派对“诗意地栖居”的态度大体有三种形态:批判、接受、转化。李泽厚的“实践美学”与朱立元的“存在实践论美学”以批评为主,认为“诗意地栖居”缺乏实践的维度;曾繁仁的“生态美学”与潘知常的“生命美学”则以接受为主,以“诗意地栖居”作为理论基础;刘悦笛的“生活美学”则把“诗意地栖居”转化为日常用语,使其被普遍使用;而这种态度之差异,既源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