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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考
小学毕业，我跟父亲说我想考军校，父亲也没有反对。他问我想考什么，我说我想考空军。
还记得父亲带我去体检的时候，衣服脱掉，我就是一根竹竿。别人家的小男孩，个个都很强壮。没有想到视力检查查出我有近视，学校就不要了，我于是错失了进军校的机会。
台湾地区当时的教育真是竞争激烈，小学毕业之后，并不可以直接上中学，是要联考的。小学毕业后要考初中，初中毕业后要考高中，高中毕业后要考大学，全部都要由各级学校联合招生考试。我每级的联考父亲都有陪考。因为是炎夏，我们也叫陪考作“陪烤”。我出生年份的那一届，正好赶上台湾教育想要大力改革。小学考初中的那一年竟然还要加考体育。可是加考的体育又不算分，只是要试验一下，看看是否能够德智体群并重。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课间去厕所，不能直接去。每个人从操场跑过去，看到单杠要上去拉两下，看到爬竿要去爬一下，然后再去上厕所。联考考体育的时候，要加考三样东西，爬竹竿、单杠还有跳绳。跳绳在第三下和第七下还要交叉。反正就是这样无聊，最后又不算分。
当年是我父亲陪我去考联考的，考场在松山中学。父亲陪我在操场上，大太阳下看我考这些东西。那个热，那个湿，那个汗水，让我无尽地感恩。我那一届还有一个不公平的地方，台北市“教育局”把台北市的初中分区，一分为二。一个叫忠区，一个叫礼区。你要报考其一就不能报考其二。原先四所学校的选择变成了一区两校。那一次的联招就刚好做了这么一堆实验，叫人应接不暇。更悲催的是，我下一届就变成国中了。所谓国民中学制度，就是免试上初中，而我就是台湾地区最后要考试上初中的那一届。虽然悲催，现在想起来也蛮好玩的。
初中开始，父亲每月都会发零用钱。我们家的小孩一直有存钱的习惯，打小起就用存钱筒。那是一种竹筒，在竹节上面割开一个口，就可以丢铜板进去。到年底的时候把它破开来，好过瘾，可以去买鞭炮。我上学途中会经过一个信用合作社，叫“十信”。当时十信信用合作社有这么一个活动，叫“一天存一块，一年给你四百块”，不坏的利息。我记得我每天都会过去存一块。这样存了两年，拿了两次四百块钱。父亲给我的观念是在用钱方面，自己打理自己的财务。我非常感谢他有这样开明的想法。
父亲在我小时候有教我包书，因为他最爱书了。我们小时候爱惜书本，怕翻坏了，所以每本都要包起来读，什么书一拿到手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包书。我们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月历，月历来了好高兴，赶快拿来包书。没有钱去买那么好的纸张，拿月历来包书是最好不过的。父亲还教过我缝书，我还缝过线装书。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要有点逻辑观念，你用线缝，怎么样可以不重复，从哪边下手，尽量少重复，很有趣的。
父亲爱书，爱看书，爱收藏书。不过父亲说“书不读的时候，只是世界上最贵的装饰，装饰墙壁而已”。而且书是很重的东西。自初中开始，每一次搬家我都有参与。背着一箱一箱的书要不断地上上下下。实在是锻炼身体的好方法。现在很多人买了所谓的大部头的书，其实只是用来装饰了墙壁，没有在读。我每次看到买精装书的人就想，这种人一定不读书，谁会拿精装本的书来读啊，又不好拿，又不好折页，多不方便。所以你看到那些家里一大堆精装书的人，你就知道这应该是不读书的人。
有两副对联是挂在家中客厅多年的，一幅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另一幅是：“海纳百川，龙奋风云开宇宙；天容万物，鹏飞苍茫启东西”。自小就觉得这是父亲的志向，也熏陶了我的心胸，尤其其中还有自己的名字，更是倍感亲切。在父亲成立东西精华协会以后，这两副对联就拿去挂在协会的大厅了。这些家里的私人文物，目前竟然为人所占，尚待追索。惭愧，惭愧。
高中念的是夜间部，白天就在父亲的书架上找书，看书。这曾经数年单独的时刻，是心理上的历练，也是知性上的盛宴，就如同父亲的峨眉经验，我一个人单独而不孤独地过完三年的高中时期。
视天下人如子女
我念高三的时候来了一个学生叫古国治，辅仁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他就是老古出版社名字的起源。古国治很年轻，可是大家都叫他老古。他念辅大的时候，很多女孩子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因为他留着一脸络腮胡，穿着一身中山装，一副民国才子的模样。女孩子就是喜欢这样气息的才子，老古炙手可热。后来老古到我家来，父亲就叫他整理藏书。这是父亲的图书整理得最精细的一次。他把书全部做了目录，每一本书后面还像图书馆一样贴了分类的标签。由于老古做这个工作，我们常见面，逐渐就比较熟了。我俩的关系也很好，像兄弟一般。我考大学时，父亲陪考，老古就为我父亲撑伞遮阳。
大学时期，父亲身边又有几位优秀的台大大学生来听课。不过当时自己每天上学出门得早，和他们很少有机会交谈。直到当兵时，因为是在南台湾的高雄地区，靠近台大的李慈雄家，曾经还去打扰过一次。慈雄后来也赴美，在加州斯丹佛大学念完博士学位，非常优秀。因为我父亲远赴美东，他也就改向美国东部发展。长期在父亲身边执弟子礼，是一位真正尊师如父的年轻人。后来慈雄成为我最敬重的萧伯伯的女婿，我们才有机会再见过几次面。
慈雄在1989下半年，听我父亲对中国的前途看法，在当时全世界撤离中国时，毅然举家自美返回中国发展。这一个魄力和远见是令我非常佩服的。那时中国的生活环境与其他地区差异甚大，慈雄不但夫妻回国，还将在美国出生的两个女儿一起带回国，这种义无反顾的决定，不是一般唯利是图的举动，而是少有的报国尽瘁的行为。所以我一直视其为君子。后来他将所学报效中国的发展，也把自己的企业开拓成跨领域的集团公司，成就非凡。如今在上海浦东建立“恒南书院”，努力推广父亲的教化，实在是很了不起。
在我的观念里，因为父亲视天下人如子女，我真的也把父亲的学生们当做兄弟姐妹来看待，至少在台湾地区都是如此。别人有没有把我们这些子女，当成兄弟姐妹来看待，则是别人个人修养的问题。反正父亲说过，能依教奉行的，本来就不多。自小到大，父亲身边的学生们都换了好几代，以往在台湾地区的学生都跟我们这些子女相处得好，大概是传承的中华文化氛围较浓吧，对老师的家人也懂尊重。 当然父亲周围也有几位以师友相称的友人，既不是学生，又称父亲为南师的朋友。往往是因为做过几件事，又因为年长，受父亲尊重，也就倚老卖老起来。可是在做人做事上，礼不符合儒家所教，理也不明佛家所说，心里藏着私念，嘴里带着口业，实在不好相处。很多人听过父亲说他没有学生，往往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这样说。明明是有众多的跟随者和更多的读者群，怎么会说是没有学生呢？我觉得父亲此说，其实是有三层意义的：
第一，父亲已经视天下人如子女，只有子女，哪有学生？一切以慈悲法喜，平等对待。在南师身边跟随过的，大家可以推敲一下，父亲对待大家，关心生活起居，身体健康，视同家人否？既然南师视天下人如子女，何来学生？
第二，父亲是大乘修行人，《金刚经》有言，“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学生是众生，无众生相，也无学生相，自然是无学生了。所以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你是，就是；你不是，就不是。修行多年的，到底自己有没有在学在修的，自己知道。
第三，是因为他知道没有传承。虽然大家都尊称他国学大师，学习他讲的儒家的理念。可是许多人以为南师对子女家庭漠不关心，这岂是儒家所为，对南师就有错误的理解。每次我们子女在座，父亲一定介绍我们给其他人认识，这岂是漠不关心。儒家尊师，也尊重老师家属，许多人没有学到做到，还口头污蔑，儒教无传承可知。佛法固然以修持为重，但心法为上；理上未明，行上不果。常常是周边者迷，远行者灵。众人把方法当佛法，自得其乐。禅门讲求验证，可有一人向南师求证，通过南师验证否？我就不知道了。
善待侪辈
父亲有一位易经老师，我们都称他老人家胡公公。胡公公会卜卦，父亲叫他自己的学生也跟胡公公学，学得最好的就是朱文光。我和国熙弟出生的时候，胡公公都替我们算过八字也卜过卦。我还记得，父亲跟我讲过，胡公公算了我跟弟弟的八字，说“奇怪哦，中国是不是还要乱？”我父亲问说为什么，胡公公说“怎么现在生的孩子都杀气很重”。应该不是听了这话的影响，但是我自己的确从小就想当军人。
因为胡公公会卜卦，我好像是从小学到初中每一年，父亲都会叫我在过年的时候去找胡公公卜个年卦，也就是去算当年的运势。我们小时候也好高兴，总觉得要算命啦，就去找胡公公。小时候反正只是觉得好玩，每一年都要算命。虽然讲的都是一些抽象的、关于读书的叮嘱，但是玩玩卜卦也很有趣。胡公公拿出三个铜钱，交给我，要我撒到桌子上。他那个或许是湖南的口音，特别好玩，撒出铜钱，然后看正反，说着“一个卯、两个卯？”等等词句，我就跟着撒。撒完了六次，出个卦象了。他嘴里念念有词一番，就鼓励我一下，叫我好好念书之类的话。记录了卦象、卦辞，拿给我带回去。我们说谢谢胡公公，然后把红包给他。稍长以后回想起，才晓得这是父亲的用心啊。胡公公是他的老师，父亲只是叫我们孩子每一年去送一个红包给胡公公，也探望一下老人家，让他开心。我们小孩子有什么命好算的，都只是在读书罢了。这就是父亲对我的身教，父亲不要让胡公公觉得只是拿一个红包，好像是在照顾他老人家似的，而是以一种有尊严的做法，让他高兴。我领会父亲的用心，学到父亲的为人。
同样的，父亲还有一个老朋友鲁居士，也是我每年要去探望的。鲁居士的名字我小时候本来记得的，现在想不起来了。鲁居士跟我父亲一样，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一年四季穿着长袍马褂，很传统的那种穿法。是个大光头，住在基隆。我小时候常常看到他。我读中学的时候，鲁伯伯应该是年纪很大了，不大出门了。我还记得有好几年，父亲都叫我去看他。我想鲁伯伯一定是在父亲艰苦的时候，有帮助过我们，父亲对他感恩，也一直关怀鲁居士到他过世为止。
萧政之先生和他的夫人，是我一生最感谢的长辈。他们对我们全家是非常的好，是我父亲朋友中让我印象最深、感恩最多的长辈。他的孩子跟我们是世交，年纪相仿，相处甚好。小时候萧伯伯在金门任事的时候，我们家就有机会吃到黄鱼，真正是东海的那种黄鱼，非常好吃。萧伯伯对我们家，不单是对父亲的尊重，他们对我母亲、对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最好、最亲的。
父亲开办老古出版社，整理演讲录音成书。许多书都是刘雨虹女士帮忙整理成册的。刘雨虹女士与父亲为好友，虽然常听父亲讲课，但是不能说是学生。她很有才华，也管理过老古出版社，是父亲的教诲得以传播的大功臣，我们都以刘老师称呼之。刘老师不但为人幽默风趣，也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她子平八字的推断功力深厚，曾经在父亲那儿开过传授子平算命的课。
有一本叫《金粟轩诗词楹联诗话》的薄册子。我记得是父亲跟佛光山的星云法师相互往来的时候，星云法师请我父亲到佛光山去，说佛光山的许多大殿的柱子都还没有楹联，请我父亲帮忙写。所以佛光山很多的楹联都是我父亲写的。星云法师有一次来到台北，父亲带着我去见法师，还叫我跟星云法师叩过头。佛法僧嘛，我也赶紧拜见星云法师。
但是父亲本人，任何人向他叩头，他都会马上回拜，因为父亲是居士，不是和尚。有一次在上海，一个年轻的出家人，也是我父亲的铁粉，想见我父亲。这个年轻出家人知道我来了，希望透过我们的相识，要我带他去见父亲。我这个人没什么其他的功用，就是可以被人利用见见我父亲。利用利用，表示我还有用。我的功用就是门神，带着他们去看我父亲。我平常很少带人去，不过我也知道，很多人见一下他们的偶像，对他们都有砥砺作用。基于普度众生之心，我后来就带得多了。这个年轻师父好高兴啊，看到我父亲，他马上说：“南老师，我是您的粉丝啊，真的，你对我……”然后马上跪下了，行大礼。结果我父亲也马上跪下来还礼，父亲是不受礼的。这是平等性，这是身教，父亲绝对是言行如一，怎么教就怎么做。父亲的接引手法绝对是平等的。所以他不受礼。
很多人会批评我父亲，说南老师三教九流的人都交往。其实这些人也不过是这三教九流中的其中一员，只是不知道他自己定位在哪一教，哪一流。父亲真的是以平等心待人，以无分别心待事。任何人到南老师前面来，想跟南老师讲话，都没有问题。一个有学问的人更是要谦和，因为一个农民都可以用他懂得的事理，耕种出粮食，来喂饱社会大众；而很多人往往做学问一辈子，却不一定能对其他人有什么贡献。不要把学问当做一种身份地位的差别划分，而是要把学问当做是可以影响和改变、帮助别人成功的助力。
小学毕业，我跟父亲说我想考军校，父亲也没有反对。他问我想考什么，我说我想考空军。
还记得父亲带我去体检的时候，衣服脱掉，我就是一根竹竿。别人家的小男孩，个个都很强壮。没有想到视力检查查出我有近视，学校就不要了，我于是错失了进军校的机会。
台湾地区当时的教育真是竞争激烈，小学毕业之后，并不可以直接上中学，是要联考的。小学毕业后要考初中，初中毕业后要考高中，高中毕业后要考大学，全部都要由各级学校联合招生考试。我每级的联考父亲都有陪考。因为是炎夏，我们也叫陪考作“陪烤”。我出生年份的那一届，正好赶上台湾教育想要大力改革。小学考初中的那一年竟然还要加考体育。可是加考的体育又不算分，只是要试验一下，看看是否能够德智体群并重。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课间去厕所，不能直接去。每个人从操场跑过去，看到单杠要上去拉两下，看到爬竿要去爬一下，然后再去上厕所。联考考体育的时候，要加考三样东西，爬竹竿、单杠还有跳绳。跳绳在第三下和第七下还要交叉。反正就是这样无聊，最后又不算分。
当年是我父亲陪我去考联考的，考场在松山中学。父亲陪我在操场上，大太阳下看我考这些东西。那个热，那个湿，那个汗水，让我无尽地感恩。我那一届还有一个不公平的地方，台北市“教育局”把台北市的初中分区，一分为二。一个叫忠区，一个叫礼区。你要报考其一就不能报考其二。原先四所学校的选择变成了一区两校。那一次的联招就刚好做了这么一堆实验，叫人应接不暇。更悲催的是，我下一届就变成国中了。所谓国民中学制度，就是免试上初中，而我就是台湾地区最后要考试上初中的那一届。虽然悲催，现在想起来也蛮好玩的。
初中开始，父亲每月都会发零用钱。我们家的小孩一直有存钱的习惯，打小起就用存钱筒。那是一种竹筒，在竹节上面割开一个口，就可以丢铜板进去。到年底的时候把它破开来，好过瘾，可以去买鞭炮。我上学途中会经过一个信用合作社，叫“十信”。当时十信信用合作社有这么一个活动，叫“一天存一块，一年给你四百块”，不坏的利息。我记得我每天都会过去存一块。这样存了两年，拿了两次四百块钱。父亲给我的观念是在用钱方面，自己打理自己的财务。我非常感谢他有这样开明的想法。
父亲在我小时候有教我包书，因为他最爱书了。我们小时候爱惜书本，怕翻坏了，所以每本都要包起来读，什么书一拿到手上，第一件事情就是包书。我们那个时候最喜欢的就是月历，月历来了好高兴，赶快拿来包书。没有钱去买那么好的纸张，拿月历来包书是最好不过的。父亲还教过我缝书，我还缝过线装书。其实也挺简单的，就是要有点逻辑观念，你用线缝，怎么样可以不重复，从哪边下手，尽量少重复，很有趣的。
父亲爱书，爱看书，爱收藏书。不过父亲说“书不读的时候，只是世界上最贵的装饰，装饰墙壁而已”。而且书是很重的东西。自初中开始，每一次搬家我都有参与。背着一箱一箱的书要不断地上上下下。实在是锻炼身体的好方法。现在很多人买了所谓的大部头的书，其实只是用来装饰了墙壁，没有在读。我每次看到买精装书的人就想，这种人一定不读书，谁会拿精装本的书来读啊，又不好拿，又不好折页，多不方便。所以你看到那些家里一大堆精装书的人，你就知道这应该是不读书的人。
有两副对联是挂在家中客厅多年的，一幅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另一幅是：“海纳百川，龙奋风云开宇宙；天容万物，鹏飞苍茫启东西”。自小就觉得这是父亲的志向，也熏陶了我的心胸，尤其其中还有自己的名字，更是倍感亲切。在父亲成立东西精华协会以后，这两副对联就拿去挂在协会的大厅了。这些家里的私人文物，目前竟然为人所占，尚待追索。惭愧，惭愧。
高中念的是夜间部，白天就在父亲的书架上找书，看书。这曾经数年单独的时刻，是心理上的历练，也是知性上的盛宴，就如同父亲的峨眉经验，我一个人单独而不孤独地过完三年的高中时期。
视天下人如子女
我念高三的时候来了一个学生叫古国治，辅仁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他就是老古出版社名字的起源。古国治很年轻，可是大家都叫他老古。他念辅大的时候，很多女孩子喜欢他喜欢得不得了。因为他留着一脸络腮胡，穿着一身中山装，一副民国才子的模样。女孩子就是喜欢这样气息的才子，老古炙手可热。后来老古到我家来，父亲就叫他整理藏书。这是父亲的图书整理得最精细的一次。他把书全部做了目录，每一本书后面还像图书馆一样贴了分类的标签。由于老古做这个工作，我们常见面，逐渐就比较熟了。我俩的关系也很好，像兄弟一般。我考大学时，父亲陪考，老古就为我父亲撑伞遮阳。
大学时期，父亲身边又有几位优秀的台大大学生来听课。不过当时自己每天上学出门得早，和他们很少有机会交谈。直到当兵时，因为是在南台湾的高雄地区，靠近台大的李慈雄家，曾经还去打扰过一次。慈雄后来也赴美，在加州斯丹佛大学念完博士学位，非常优秀。因为我父亲远赴美东，他也就改向美国东部发展。长期在父亲身边执弟子礼，是一位真正尊师如父的年轻人。后来慈雄成为我最敬重的萧伯伯的女婿，我们才有机会再见过几次面。
慈雄在1989下半年，听我父亲对中国的前途看法，在当时全世界撤离中国时，毅然举家自美返回中国发展。这一个魄力和远见是令我非常佩服的。那时中国的生活环境与其他地区差异甚大，慈雄不但夫妻回国，还将在美国出生的两个女儿一起带回国，这种义无反顾的决定，不是一般唯利是图的举动，而是少有的报国尽瘁的行为。所以我一直视其为君子。后来他将所学报效中国的发展，也把自己的企业开拓成跨领域的集团公司，成就非凡。如今在上海浦东建立“恒南书院”，努力推广父亲的教化，实在是很了不起。
在我的观念里，因为父亲视天下人如子女，我真的也把父亲的学生们当做兄弟姐妹来看待，至少在台湾地区都是如此。别人有没有把我们这些子女，当成兄弟姐妹来看待，则是别人个人修养的问题。反正父亲说过，能依教奉行的，本来就不多。自小到大，父亲身边的学生们都换了好几代，以往在台湾地区的学生都跟我们这些子女相处得好，大概是传承的中华文化氛围较浓吧，对老师的家人也懂尊重。 当然父亲周围也有几位以师友相称的友人，既不是学生，又称父亲为南师的朋友。往往是因为做过几件事，又因为年长，受父亲尊重，也就倚老卖老起来。可是在做人做事上，礼不符合儒家所教，理也不明佛家所说，心里藏着私念，嘴里带着口业，实在不好相处。很多人听过父亲说他没有学生，往往不能理解父亲为什么这样说。明明是有众多的跟随者和更多的读者群，怎么会说是没有学生呢？我觉得父亲此说，其实是有三层意义的：
第一，父亲已经视天下人如子女，只有子女，哪有学生？一切以慈悲法喜，平等对待。在南师身边跟随过的，大家可以推敲一下，父亲对待大家，关心生活起居，身体健康，视同家人否？既然南师视天下人如子女，何来学生？
第二，父亲是大乘修行人，《金刚经》有言，“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学生是众生，无众生相，也无学生相，自然是无学生了。所以自己也不要妄自菲薄，你是，就是；你不是，就不是。修行多年的，到底自己有没有在学在修的，自己知道。
第三，是因为他知道没有传承。虽然大家都尊称他国学大师，学习他讲的儒家的理念。可是许多人以为南师对子女家庭漠不关心，这岂是儒家所为，对南师就有错误的理解。每次我们子女在座，父亲一定介绍我们给其他人认识，这岂是漠不关心。儒家尊师，也尊重老师家属，许多人没有学到做到，还口头污蔑，儒教无传承可知。佛法固然以修持为重，但心法为上；理上未明，行上不果。常常是周边者迷，远行者灵。众人把方法当佛法，自得其乐。禅门讲求验证，可有一人向南师求证，通过南师验证否？我就不知道了。
善待侪辈
父亲有一位易经老师，我们都称他老人家胡公公。胡公公会卜卦，父亲叫他自己的学生也跟胡公公学，学得最好的就是朱文光。我和国熙弟出生的时候，胡公公都替我们算过八字也卜过卦。我还记得，父亲跟我讲过，胡公公算了我跟弟弟的八字，说“奇怪哦，中国是不是还要乱？”我父亲问说为什么，胡公公说“怎么现在生的孩子都杀气很重”。应该不是听了这话的影响，但是我自己的确从小就想当军人。
因为胡公公会卜卦，我好像是从小学到初中每一年，父亲都会叫我在过年的时候去找胡公公卜个年卦，也就是去算当年的运势。我们小时候也好高兴，总觉得要算命啦，就去找胡公公。小时候反正只是觉得好玩，每一年都要算命。虽然讲的都是一些抽象的、关于读书的叮嘱，但是玩玩卜卦也很有趣。胡公公拿出三个铜钱，交给我，要我撒到桌子上。他那个或许是湖南的口音，特别好玩，撒出铜钱，然后看正反，说着“一个卯、两个卯？”等等词句，我就跟着撒。撒完了六次，出个卦象了。他嘴里念念有词一番，就鼓励我一下，叫我好好念书之类的话。记录了卦象、卦辞，拿给我带回去。我们说谢谢胡公公，然后把红包给他。稍长以后回想起，才晓得这是父亲的用心啊。胡公公是他的老师，父亲只是叫我们孩子每一年去送一个红包给胡公公，也探望一下老人家，让他开心。我们小孩子有什么命好算的，都只是在读书罢了。这就是父亲对我的身教，父亲不要让胡公公觉得只是拿一个红包，好像是在照顾他老人家似的，而是以一种有尊严的做法，让他高兴。我领会父亲的用心，学到父亲的为人。
同样的，父亲还有一个老朋友鲁居士，也是我每年要去探望的。鲁居士的名字我小时候本来记得的，现在想不起来了。鲁居士跟我父亲一样，从我认识他开始，他就一年四季穿着长袍马褂，很传统的那种穿法。是个大光头，住在基隆。我小时候常常看到他。我读中学的时候，鲁伯伯应该是年纪很大了，不大出门了。我还记得有好几年，父亲都叫我去看他。我想鲁伯伯一定是在父亲艰苦的时候，有帮助过我们，父亲对他感恩，也一直关怀鲁居士到他过世为止。
萧政之先生和他的夫人，是我一生最感谢的长辈。他们对我们全家是非常的好，是我父亲朋友中让我印象最深、感恩最多的长辈。他的孩子跟我们是世交，年纪相仿，相处甚好。小时候萧伯伯在金门任事的时候，我们家就有机会吃到黄鱼，真正是东海的那种黄鱼，非常好吃。萧伯伯对我们家，不单是对父亲的尊重，他们对我母亲、对我们这些孩子都是最好、最亲的。
父亲开办老古出版社，整理演讲录音成书。许多书都是刘雨虹女士帮忙整理成册的。刘雨虹女士与父亲为好友，虽然常听父亲讲课，但是不能说是学生。她很有才华，也管理过老古出版社，是父亲的教诲得以传播的大功臣，我们都以刘老师称呼之。刘老师不但为人幽默风趣，也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她子平八字的推断功力深厚，曾经在父亲那儿开过传授子平算命的课。
有一本叫《金粟轩诗词楹联诗话》的薄册子。我记得是父亲跟佛光山的星云法师相互往来的时候，星云法师请我父亲到佛光山去，说佛光山的许多大殿的柱子都还没有楹联，请我父亲帮忙写。所以佛光山很多的楹联都是我父亲写的。星云法师有一次来到台北，父亲带着我去见法师，还叫我跟星云法师叩过头。佛法僧嘛，我也赶紧拜见星云法师。
但是父亲本人，任何人向他叩头，他都会马上回拜，因为父亲是居士，不是和尚。有一次在上海，一个年轻的出家人，也是我父亲的铁粉，想见我父亲。这个年轻出家人知道我来了，希望透过我们的相识，要我带他去见父亲。我这个人没什么其他的功用，就是可以被人利用见见我父亲。利用利用，表示我还有用。我的功用就是门神，带着他们去看我父亲。我平常很少带人去，不过我也知道，很多人见一下他们的偶像，对他们都有砥砺作用。基于普度众生之心，我后来就带得多了。这个年轻师父好高兴啊，看到我父亲，他马上说：“南老师，我是您的粉丝啊，真的，你对我……”然后马上跪下了，行大礼。结果我父亲也马上跪下来还礼，父亲是不受礼的。这是平等性，这是身教，父亲绝对是言行如一，怎么教就怎么做。父亲的接引手法绝对是平等的。所以他不受礼。
很多人会批评我父亲，说南老师三教九流的人都交往。其实这些人也不过是这三教九流中的其中一员，只是不知道他自己定位在哪一教，哪一流。父亲真的是以平等心待人，以无分别心待事。任何人到南老师前面来，想跟南老师讲话，都没有问题。一个有学问的人更是要谦和，因为一个农民都可以用他懂得的事理，耕种出粮食，来喂饱社会大众；而很多人往往做学问一辈子，却不一定能对其他人有什么贡献。不要把学问当做一种身份地位的差别划分，而是要把学问当做是可以影响和改变、帮助别人成功的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