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要前进，就要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APEC峰会上的讲话再一次提振了各界对改革的信心。新一届政府执政以来，公众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预期已上升到新的高度，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预期。
　　对于改革急需解决的问题以及优先出台的措施，人们往往有不同的理解。有一种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中国改革其实就是减少政府对各个方面的控制，使投资增速放慢。
　　这样的看法未免过于片面。从政府职能转化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认为中国改革仍具有较高的复杂性，需要政府在不同方面采取措施“加减乘除”，包括完善公共服务（+），减少对经济的直接控制（-），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分配中的基础性作用（×），服务外包与服务行业开放（÷）。
　　首先是加法。中国政府需要做的加法，主要集中在改善现有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机制，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环保，及增加中央政府社会责任等方面。在这些领域，政府的职能还有待完善和增强，而不是需要削弱。
　　从公共服务的角度来看，社保、医保、民工跨省流动、食品安全、海域管理等仍受现有制度的制约。而地方政府受到财力所限，对其碎片化、不规范的管理大大制约了城市化的进程及经济活动的发展，有待重新划分以后中央政府承担起更多的整合责任。
　　从实物投资的角度来看，近几年来在大多数一线和二线城市中，公共交通体系、地下排水系统及环境等方面所面临的压力都呈逐步上升的趋势，急需调配更多资源支持现有系统的翻新，或提高环保法规的标准以促进企业投资。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有待通过对财产税、消费税甚至遗产税的征收来扩大其财权，通过地方政府债的试点来取得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相关融资。
　　其次是减法。政府需要通过简政放权等手段逐步解除對经济社会领域的过度管控，比如对国企经营与经理任命的直接控制、对各种投资的审批以及人口与户籍制度的严格控制。
　　从可能性看，对户籍政策的有序放开已先行一步，将逐步把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市居民。其措施包括全面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的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逐步放宽大城市落户条件，合理设定特大城市落户条件。
　　人口政策的局部性放开，特别是从对“双独”到“单独”过渡的二胎政策一直为人们所期盼。目前放松对人口增长的严格控制，不仅可以降低人口红利消失对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压力，更可以在短时间内直接促进消费需求。
　　第三是乘法。对于利率、汇率与能源、土地等重要资源的定价，其价格机制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政府如能完善金融领域的风险定价机制，让市场在能源、土地等资源配置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其乘数效应可能将在多个领域里显现。
　　以金融领域为例，过去政府的隐性担保客观上鼓励了投资人和金融机构涉足更多风险领域，助长其道德风险。如果可以及时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允许金融机构有序退出，将有助于深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
　　最后是除法。政府需要摒弃一直以来对不具有优势的公共服务领域的垄断，及时引入公共服务外包，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健康医疗行业（放开医生执业限制），放宽金融、教育等服务行业准入。
　　最终只有解除经济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真正有效地释放改革红利，才能带来生产效率提高、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从长期来看，上述改革措施将通过城市化和进一步开放有效扩大规模经济效应，利用市场机制鼓励技术进步，以及服务业开放等政策来引导资源流向生产效率较高的行业，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高。
　　从经济周期的角度来看，社保、土地制度改革、金融开放及服务业降低准入门槛等不仅有利于改善多行业供给，而且有助于刺激消费需求。此外，对城市基础设施、环保、保障房等方面的投资也可以降低经济增长的下行风险。
　　考虑到各项改革措施执行的难度及关联，我们预计距离改革措施初见成效仍有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进入改革的深水区，也就意味着几乎没有可以立竿见影、毫无阻力的万灵药，而是需要“爬坡过坎、攻坚克难”。但要做改革的“真心英雄”，必须明白只有经历风雨，才能见到彩虹的道理，恐怕没有改革能随随便便成功。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