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之一:树立新观念是重要前提
　　
　　“花儿”是青海本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打造“花儿”品牌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在这方面开始发挥引领作用,主流新闻媒体的参与,显现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深厚的群众基础,是青海“花儿”的一大优势,也是打造品牌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就目前看,“花儿”的群众演唱,提高演唱水平和表演层次势在必行。如同经济发展首先要确立新观念一样,打造“花儿”品牌的重要前提,也必须树立新观念。
　　要树立“花儿”是文化软实力的观念。文化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软实力。随着现代化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应当看到,这种软实力对经济和社会进展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越来越重要,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软实力是硬实力发展繁荣的基础与支撑,硬实力是软实力持续和 提高的动力与必需,二者互促互荣,相辅相成。青海是一个经济后发达地区,尽快促进经济发展,成为人们的一种期盼。但是对文化软实力的作用与意义,人们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更没有从经济发展和繁荣的基础与支撑这个高度来认识。地域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更是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潜能。打造“花儿”品牌,弘扬特色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提升软实力的一种有效举措。新形势下,应当从关系到青海经济与社会发展这样的高度来提高认识,更新观念。
　　要树立“花儿”是特色文化的观念。青海“花儿”是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丰富内涵、众多曲令、多民族培育、广地域流传、不断创新的、民族和地域特色浓郁的特色文化。这是我们十分珍贵、取之不竭、颇为骄傲、让外界羡慕不已的宝贵资源。我们应当从历史的、全面的、战略的高度来审视,从旧时的“野曲儿”,“野山歌”的偏见中摆脱出来,从传统文人的鄙视和不屑中解放出来,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客观地、动态地看待这株世上少有的艺术奇葩。其实,越是有艺术品味的东西,人们在最初不也是采取这种鄙视的态度吗?《西厢记》、《红楼梦》被人们认识的过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已经跨入了二十一世纪,但我们相当一部分人的认识,却依然停留在几百年前的“未解放”状态,这种偏见至少是一种自身的悲哀。克服这种莫名其妙的偏见与社会文明进步的矛盾,关键是要树立“花儿”是特色文化的观念。
　　要树立“花儿”是特色艺术品的观念。旧时由于受种种局限,青年男女没有恋爱自由,人性受到极度压抑,有情人难成眷属。“花儿”正是这种历史和社会的产物,被封建卫道士们视为洪水猛兽,立下了种种清规戒律。但“刀刀拿来了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的草根阶层,顽强地通过口传心授,使“花儿”得以传承。“花儿”始终作为一种情感交流的工具和传媒,在深山野洼间回荡。传承与反传承、歌唱与反歌唱的斗争,从未间断。历史车轮不可阻挡。进入现代文明社会,热恋中的青年男女,早已不再通“花儿”谈情说爱了,学老外拥抱、热吻也不是新鲜事了。“花儿”早已逐步淡化了传情工具的功能,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甚至大摇大摆地走上舞台、走进荧屏,成为一种最具群众基础的特色艺术品。“花儿”社会功能的巨变,实现了毛泽东当年所谈的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体现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既然如此,何“丑”之有?少数人对荧屏中的搂抱甚至床上戏见怪不怪,却独对早已是艺术欣赏品的“花儿”容纳不得,岂不是咄咄怪事。
　　要树立大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跨入新世纪后,各级政府和宣传文化部门对弘扬地域文化做了不少工作,成绩斐然。我省四个传统“花儿”会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打造“花儿”品牌开始形成共识,迈出了实质性的步子。“花儿”在我们民族文化中,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位置。也第一次明确了发展的路子。我们应当以势利导,加大宣传力度,加快打造步伐,促使全社会切实树立大胆保护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观念,使人们了解它、热爱它、传承它。
　　要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教材的观念。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使它进入国民教育的教材,编入学校教育大纲,使大中小学生都受到教育,懂得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怎样保护、如何传承等等,十分必要。尤其是本地区的保护名录、深刻内涵、珍贵价值等。使受教育者从小树立保护、传承和发展观念,更加坚定爱国、爱人民、爱家乡的信念,这是保护的最长远最有力最有战略意义的措施。青海“花儿”应当进入学校,使各类学生听得懂、唱得会,从小树立牢固的草根情节,使这朵源生于河湟谷地的艺术花朵,在科学发展观的阳光雨露下,开红开艳,绽放光彩。我们应从民族团结、安定和谐、强国富民的战略眼光树立新观念。
　　要树立繁荣地方文化产业的观念。以“花儿”为核心的地方文化产业已现雏形;以打造夏都旅游品牌,丰富夏都文化内涵的热潮已在省域兴起;各种形态的“花儿”活动的影响日益扩大;多种档次的“花儿”茶社如雨后春笋;省垣艺术团体的“花儿”演出崭露头角;新“花儿”创作不断问世。繁荣地方文化产业,不仅是一种需要,而且也已成为可能。产业的形成,是一项系统的漫长的工程。正因为如此,首先要解决观念问题。一方面,要克服地方文化虚无主义观念,要看到青海不仅是物质的聚宝盆,也是文化的富矿区。只要科学规划,合理挖掘,精心培育,衔接好文化链条,逐步形成地方文化产业是大有希望的。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挥专业艺术团体的优势,发挥在文化产业中的中坚作用,发挥在地方文化产业中的示范和辐射作用,写精品,演精品,唱精品,引导精品。同时,要结合新农村(牧区)的建设,把文化建设纳入规划,提供平台,加强引导,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地方文化创新结合起来,使提高农牧民生活质量和具有造血功能的脱贫致富有机结合起来,用农牧民熟悉和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走出自己有特色的路子来。
　　更新观念,既是一种意识,更是一种行为。国内外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经济和社会获得进步,观念更新是第一位的,这是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的重要标志。青海人在经济发展中观念滞后的状况,绝不能在富裕文明和谐新青海的建设中和在打造地方文化品牌的进程中,继续下去了。但愿与时俱进不是一句空话,但愿它能体现在“花儿”品牌打造的全过程。
　　
　　思考之二:彰显特色是品牌的根本
　　
　　青海“花儿”能够成为青海地方文化的品牌,靠的是什么?它在中国“花儿”中是什么位置?第一个问题,我在拙作《“花儿”品牌初探:与时俱进绽新颜》(青海“花儿”论集)中做过叙述,主要是历史、地域、曲令、容量、民族、创新、团队、名人等优势。这里想着重探讨第二个问题,它直接关系到青海“花儿”的地位和分量。其实,这两个问题的实质,都关系到青海“花儿”的特色。作为一种地方文化,有特色则立,有特色则旺。
　　先从历史说起。过去文人们不愿记述“花儿”,很少接触“花儿”,也不屑写“花儿”。认为它是野曲儿。迄今为止,最早在诗作中记述“花儿”的,是明代万历年间在河州任职的高洪。他的《古鄯行吟》之二:“青丝夹柳垂野塘,农夫村女锄田忙。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断续长。”十分脍炙人口。所写的地域,就是现青海的民和一带。高洪能放下架子写“花儿”,一方面他有自己的观点,“花儿”优美的词曲感染了他,他认为“花儿”是美好的;一方面说明当时“花儿”已经在河湟地区唱红,臻于成熟,形成气势。这首诗歌,把“花儿”的文字记载提前了近二百年(赵宗福:《“花儿”通论》)。一种民歌,官方封杀,民间禁止,加上当时交通不便、信息不灵,能达到“漫闻“花儿”断续长”的状况,从起源到红火,不得几百年?既然如此,“花儿”的起源,可推到元末明初。这就使青海“花儿”具有了深厚的历史底蕴。
　　西北“花儿”,千姿百态,风情万种,誉满九州。它分河湟“花儿”、洮泯“花儿”(流行于甘肃的临洮、康乐、岷县、卓尼、临潭等地的汉、回、藏族群众中,其格律、曲调、风格不同于河湟“花儿”)两大流派。前者的发源地在黄河上游及其重要支流湟水、大通河一带,这一地区在自然地理上叫河湟地区。但在过去的行政区划上,又称河州地区,故又叫河州“花儿”。元代,青海未建省,属陕西省。明清时期,甘肃建省,青海又属甘肃省。现青海东部地区,包括西宁周边的一些地区在行政区划上,曾长期归河州管辖。河湟“花儿”就是在这片沃土上培育的。“花儿”是一种文化,尤其是属于民歌的“花儿”,是流动的民间文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不能以行政区划简单划分。不能说青甘分省,行政区划变动,青海东部的一些地区不属河州管辖,河湟“花儿”在青海就不存在了;更不能说青海就不是“花儿”的故乡了。河湟“花儿”或河州“花儿”,这种叫法,恰恰说明青海是“花儿”的故乡。
　　我省一些地方民间称“花儿”为少年,这是事实。有观点认为,青海没有“花儿”。假如青海没有“花儿”,少年也从未叫过“花儿”,那么,明代万历年间古鄯地区称何物为“花儿”?我们有过叫“花儿”的其它民歌吗?我们应该尊重历史,尊重传统,尊重客观。河湟“花儿”流传到其他地区,人们都叫“花儿”,这又说明了什么呢?在合力打造“花儿”品牌的今天,实在没必要重复几十年前的争论,更没必要人为地剔除“花儿”的历史品味和历史内涵。事实是“花儿”又叫少年,一歌两名而已。
　　青海“花儿”自成特色。河湟“花儿”最具活力,传播地域最广(青、甘、宁、新),因而影响最大。几百年来流传在青海这片热土上的河湟“花儿”,由于受地理、自然和人文等因素的影响,已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地方“花儿”的青海特色。为便于打造品牌,我们就叫青海“花儿”。其特点是:既有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接壤处山川纵横、地貌多样,雪山和绿地共存,群峰与川水同在的高原地貌复杂性,又有它带来的所在多有的气候立体性;既有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相结合的特点,又有汉文化和多民族文化相结合的特点,还有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相结合的特点;既有各民族文化自身的个性,又有它们在境内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共性;既有汉、藏、回、土、撒拉、蒙古、东乡、保安、裕固九个兄弟民族共存共荣的社会历史,又有青海境内多元文化同在同显的人文特点。地理环境和人文特点使青海“花儿”具有了曲令最多、发展最快、最富创新、内容丰富,由东部向西部、南北延伸最迅速等优势。它们逐渐形成了“花儿”独特的地域和民族特色,显著地体现在曲令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上。而且在省内,同一个曲令,其音乐语言和音乐形象各不相同,各有特色。究其原因,就是受地域、民族等多种因素所致。这就是青海“花儿”有别于其它河湟“花儿”的特色,也是其他省区所没有或不突出的。其实,这也是“花儿”不断创新的自身规律的客观反映,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使然,也是“花儿”不断繁荣、发展,与时俱进的历史必然。
　　显然,我们应该向民间学习,向生活学习,与时俱进,不断总结、研究和彰显青海“花儿”的独有特色,使之不断提高、发展和升华。特色就是生命,特色就是辉煌。“花儿”的特色越鲜明,它的艺术魅力就越强大,它在中国“花儿”中的位置就会不言自明。每一个青海人,都应该努力彰显、维护,感到自豪。
　　
　　思考之三:唱词创新是坚实基础
　　
　　青海是“花儿”的故乡,民歌的海洋。“花儿”的曲令五彩纷呈, 余音绕梁。“花儿”的传统唱词,色彩斑斓,熠熠生辉。不少歌词,隽永深邃,言简意赅,朗朗上口,历久不衰,这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比之唐诗宋词,毫不逊色。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花儿”的歌词创新与曲令创新未能同步,曲令已由上世纪末的近百个发展为近二百个,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喜人局面,但唱词创作却远远落后于形势,大大影响了“花儿”的发展与提高。
　　必须贴近生活,服务现实。改革开放30年来,经济与社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前所未有的。国力增强,国际上的话语权不断增多,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国计民生以人为本,城乡生活质量空前提高,“三农”政策深入人心,庄稼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过上了“粮草全免,还给补贴”的舒心日子,草根阶层从心底里感谢好政府,拥护好政策。一些新“花儿”从百姓的心窝中喷涌而出,形象地表达了非凡的感情和全新的生活。但由于受文化素质的限制,精品不多,尤其缺少精当表现新生活的唱词。这种情况,从历年的各地“花儿”会和省城的电视“花儿”大赛中均可看出。一些新词,或是老词的机械翻版,或是标语口号,或是概念化生搬硬套,歌手唱不顺口,听众听不雅受,大大妨碍了“花儿”的发展与提高。其实质是远离了生活,脱离了现实。新世纪以来,青海“花儿”研究会会同江河源文化研究会和省文化馆,自筹经费出版了《青海“花儿”论集》,《青海“花儿”新篇》和《青海“花儿”选》,填补了正式出版论文集和正式出版“花儿”词创作集的空白,给新“花儿”的演唱和群众文化提供了新鲜的素材,受到了全社会的欢迎。此外,个人“花儿”集也不断有新作问世,如朱仲禄的《爱情“花儿”》(敦煌文艺出版社,2002年),马得林的《新编大传“花儿”》(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赵存禄的《东乡人之歌》(天马出版社,2004年),滕晓天的《青海“花儿”唱青海》(银河出版社,2009年)等。应该说,进入新世纪来的八九年,是我省“花儿”研究和“花儿”创作的高峰期,众多的文化志愿者们为“花儿”的研究、创新,为地域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鼓励,引导更多的佳作问世,一个“花儿”唱词全面繁荣的时期为时不远。
　　必须突出美感,提高格调。美感和格调是影响“花儿”品味的两大要素,也是好“花儿”传唱的决定性因素。
　　“天宫里借一把金梳子,龙宫里要一把篦子;摘下个月亮当镜子,给“花儿”梳给个辫子。凤凰点头的盘龙髻,狮子倒毛的穗子;肝花连的是心系子,哥妹俩要好一辈子。”这是朱仲禄《爱情“花儿”》中男女对唱的两首“花儿”。在选材上,以小见大,抓住了给恋人梳头这个生活细节,精巧地抒发了小两口间的非凡恩爱。为了“给“花儿”梳给个辫子”,阿哥突发奇想,从“天宫”和“龙宫”借梳子、篦子,又“摘下个月亮当镜子”,为了恋人,不惜登天下海摘月亮。如此烘托之后,梳啥样的辫子?第二首,上段予以精彩描写,下段又直击主题,将感情推向高潮。两首“花儿”,奇思,奇想,奇景,有影,有形,有情,形象而传神,意切而情真,十分感人。这里将细节用浪漫、遐想、夸张、描状、排比等修辞手法有机推出,体现了朴素的生活美、情爱美,表达了健康而浪漫的恋情格调。一首好“花儿”就是一首好诗,短短几句,能把生活画面和真情实感用百姓自己的语言表达得淋漓尽致,的确不易。因此,好“花儿”是好诗,好诗未必是好“花儿”,“花儿”的文学品味不在诗歌之下。
　　上山者打了个梅花鹿,下山者打了个野狐;大姨儿瞅下的尕姨夫,小姨儿瞅了个姐夫。
　　这首“花儿”在少数茶廊酒肆流传,以戏谑语言取悦听众,但难登大雅之堂。上段写景以兴起本体,两个“打”字不和时宜,且缺乏美感。下段写姐妹与连襟间的暧昧关系,又有乱伦之嫌,不仅不会产生美感,细读让人厌恶。上下两段,景与人脱离,人与人混杂,格调不高,毫无美感。旧时“花儿”“庄子里到了胡不唱,胡唱时老汉们骂哩。” 这样的“花儿”,就是现在也胡唱不得,它与“花儿”一贯表现的和谐思想相去太远。
　　必须连贯完整,酣畅顺口。“花儿”的特点就是以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语言,诗化地表情达意,描状事物。连贯完整,即上下段要有内在联系,一首“花儿”能表达一个完整的思想; 酣畅顺口,即语言通顺,唱之顺口,听之入耳。这样,所唱的“花儿”才能让人听得懂,有整体的印象,才能让人产生共鸣。一首好“花儿”,不仅能感动歌手本人,更重要的,能感动所有听众,产生一人唱万人和的互动。其实,当代歌坛流行的互动,“花儿”早在五六百年前就有了。
　　拿一把锅墨抹脸上,皮袄哈反巴浪套上;拿一条绳绳扎绑上,抬到个犍牛的背上。犍牛乱跑者人乱追,柳条子打,众乡亲尽情地嬉耍;法图妹的阿大合不拢嘴,撒利的妈,高兴者笑出了眼泪……
　　这是赵存禄《东乡人之歌》中写法图妹和撒利哥结婚时,东乡人按乡俗“闹公公”的情景,作者不用比兴,一路赋白,明白如画,有景有物,有人有情,引人入胜,描述得十分到位。井石先生评说“ 正是一言均赋,四韵俱成”。
　　大禹治水者万民的福,治洪水,三过了家门者没入;你装下明白者不糊涂,我为你,三天价没吃下五谷。
　　这首“花儿”选自马得林《新编大传“花儿”》,上段歌颂大禹并以此兴起,下段则直抒胸臆,抒发了对恋人的埋怨和倾诉。整首“花儿”明白、完整,以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和为恋人三天未吃五谷相对应,内在联系紧密,通篇语言顺畅,而诗意自见,令人遐思。好“花儿”并不堆砌词藻,而要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一个好歌手,不仅是好唱家,应该还是好诗人、好朗诵家,懂得多方面的知识。群众称朱仲禄为““花儿”王”,苏平为““花儿”皇后”,就是他们具备了全面的文化素养。是地道的文化人。细听他们的“花儿”,都是用心在唱,唱词字斟句酌,唱腔反复揣摸,一首“花儿”就是一个故事,就是一首流动的诗,直至炉火纯青。他们的“花儿”能醉人,核心就是文化品位。“花儿”的基础在群众,“花儿”的根子在乡村。初出茅庐的“花儿”歌手,应该把朱仲禄、苏平的“花儿”当作范本,一句一腔反复模练,认真体会内在的文化含义,然后结合自身实际,唱出自己特色。齐白石说过,大意是不要盲目学我,什么都像我而无自己特色,在艺术上就等于死亡了。模仿是一种学习,但最终目的是体现自己而不单纯像别人。体现特色靠文化,提高文化靠修养,加强修养首先要把“花儿”唱得意义完整,语句通畅,让人听懂。
　　词令并重,力求规范。词和令是“花儿”的两大要素,缺一不可。“花儿”歌词实质上是上乘的诗,当作诗写,当作诗吟,当作诗唱。曲令要规范,规范就能使流动的诗长上音乐的翅膀,飞天入地,飞入人的心房。人有七情六欲,“花儿”歌词也唱七情六欲,“花儿”曲令以音乐语言精当表达七情六欲。过去曾一度说“花儿”是悲苦的调,愁怅的音,未说完整和准确。一方面,改革开放短短30年,“花儿”曲令就翻了一番,创新的速度惊人,全面地细致入微地精当地表达喜怒哀乐的贴切度也十分惊人,就是说,悲苦的腔调只是众多情调中的其中之一。就目前看,一种民歌能有如此丰富的音乐,表达风情万种的众多感情,“花儿”是首屈一指的。另一方面,有些不十分欢快的曲令,在演唱时若放慢节奏,拉长拖腔,也会给人以悲音的感觉。如灵堂哀乐,据说原是一首进行曲,把它放缓慢了,基调也就变了。
　　还有一种说法,“花儿”的任何唱词都能套唱任何曲令。这也只说对了一半。任何唱词能套任何曲令,表现了“花儿”极度的民间性,随意性和灵活性。但不全面。应该看到另一面,首先要从文化的角度,仔细领会唱词的感情基调,揣摸内含的喜怒哀乐情愫,然后相应地选择合适的曲令,通过规范唱法,力求完整准确地演绎感情,以情感人,以文化人;如果不加选择,信手拈来,信口就唱,给人留不下美感,难以引起共鸣,实则背离了““花儿”本是心上的话”的心声。再一方面,少数曲令的唱词与音乐是相对应的,如:“三闪令”,一般唱词难以合辙,而“三闪令”的唱词也无法顺畅进入其他曲令,生拉硬拽难免强扭的瓜不甜。说到底,词令并重、演唱规范,这是一个好歌手应当遵循和追求的。非如此不完美,非如此不受听。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随着“花儿”创新,“花儿”唱词的句数增加,容量加大,适应了时代发展,显示了“花儿”的艺术优势,如原来的四、六句扩增为八、九句,有些歌手说“唱不来”。其实,句数增加,并未打破格律,只是把八、九句再来一个曲令的反复即可。这也是曲令的内在的要素决定的。如不体会这一点,盲目按原唱法套唱,可能有些力不从心。
　　要改变歌手学“花儿”,只重皮毛、不重内涵的状况。皮毛,满足于会哼会唱,以为会曲令就会了“花儿”,因而在电视大赛中,一些人把互不连贯、意义上无相关的词拉扯在一起,给人生硬、支离破碎之感。这一点,井石先生曾做过精辟的点评,说得很具体,我不再赘述。重内涵,就是词令并重,揣摸情感。实际上,歌手演唱“花儿”是一次再创作。再创作的水平,直接决定了演唱的水平。优秀的歌手所演唱的“花儿”很优秀,就是二度创作很成功。其实,书法家写字、播音员念稿子、戏曲家唱戏,都是再创作,马虎不得。艺术是相通的。再创作靠什么?一靠文化,二靠悟性。有些人唱“花儿”,连词都背不会,这就谈不到再创作了。朱仲禄先生在生前反复告诫歌手“要用心唱“花儿”,”其深刻的道理自在其中。南朝箫绎《金楼子·戒子篇》中说“朝华之草,戒旦零落;松柏之茂,隆冬不衰”,说只在早晨开花之草,黎明就零落了;而像松柏这样的繁茂,在严冬也不衰枯。要艺术生命长青,就得不断学习,不断提高,以高文化求得高素质,才能做到“松柏之茂,隆冬不衰”。
　　掌握格律,追求个性。由于受旧观念的影响,至今一些文人不肯学“花儿”,不懂“花儿”格律;一些音乐人不肯唱“花儿”,不懂“花儿”音乐;一些学校不敢教“花儿”,不知“花儿”为何物。一些人往往以偏盖全,误以为“花儿”是“下里巴人”的低俗之物,以“不懂”而一言以蔽之。“花儿”的影响广达青、甘、宁、新及陕、蒙、川边境地区,影响十来个民族,数千万人。这种盛况,其他民歌有吗?不仅如此,“花儿”的高雅之处,还在于它严谨的格律,丰富的音乐,动人的表演。“花儿”会上一人唱万人和、电视演播时万户坐等收视的感人局面,就是最好的注脚。
　　熟练掌握“花儿”格律,是作词家和歌手的入门证。掌握了格律,才能吟诵合拍,歌唱得体,“花儿”也就有了韵味。吟诵诗词,懂格律和不懂格律,效果则大不一样。“花儿”亦然。这是其一。其二,歌唱时,吐词和节奏实际上也受格律的制约。有些歌手往往在奇句的三字尾和偶句的两字尾中加进不必要的衬词,既破坏了格律的规整,又影响了词义的表达。究其原因,是不懂格律使然。关于“花儿”的格律,赵宗福的《“花儿”通论》及宁夏武宇林的《中国“花儿”通论》都谈得具体、到位,这里不再赘述。
　　每一个歌手,都应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同样一个曲令,艺术个性却不同。个性实际上是通过演唱实践得来的。盲目模仿,演腔、发音学别人,连语助词也学别人,明明不是河州方言地区的人,却一味学河州音,句末还加个“什”,不伦不类,匪夷所思。说是别人又不像,说是自己又没有,因为只有形似而无神,也就丢掉了自己。邯郸学步的成语,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有了艺术个性的人,才有艺术青春;有了艺术青春的人,才有旺盛的艺术生命力。朱仲禄先生年过八旬,苏平女士年过花甲,艺术生命之树常青,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思考之四:推出精品是成功的关键
　　
　　“花儿”是演唱艺术和表演艺术的综合体,打造“花儿”品牌就是通过艺术手段,把这种综合体推向极致。这就要推出艺术精品,一要持续不断,二要百花齐放。这是成功打造“花儿”品牌的关键。
　　精品,既包括唱词,又包括曲令,更包括演唱及其方式或手段;既包括歌舞,又包括喜剧,还包括视屏作品;既包括个体,也包括群体,还包括团体。是多层面多形式多种类。这里想从歌手的角度,谈谈有关推出演唱精品的问题。
　　首先,唱词要好。歌手在演唱时,对唱词要精挑细选,尽量选立意高、语言新、句子美、通俗明畅的“花儿”词。要反复吟哦,念熟背会,深挖内在涵义。要根据唱词的要求,选择合适表达情感的曲令,尽量做到搭配得当,和谐流畅。吃不准时,多向行家请教,力求完美。其次,把握曲令。好歌词配好曲令,等于成功了一半。每一个曲令,都有自己的特点。要善于把握四个环节。一是掌握音准,避免忽高忽低,忽急忽缓,忽长忽短,力求吃准,体现其音乐语言的内在美和外在美。二是掌握基调,就是情调,突出或体现何种情怀,是重要的一环。不讲究基调,就没读懂“花儿”,也未读懂音乐。三是把准节奏,这是决定音乐或跳跃、或流动、或舒缓的因素。没节奏就没有动感,节奏乱则音乐语言乱。四是体会高潮,曲令的高潮,往往是“花儿”音乐的亮点,没有高潮的演唱就不是完美的艺术,会给人以遗憾。曲令的高潮要为歌词的高潮服务,二者完美结合,则能很好表达主题。
　　再次,讲究演唱。演唱是一门学问很深的艺术,唱“花儿”必须潜心钻研演唱。钻研程度的高低,直接决定演唱水平的高低。《礼记·乐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白居易的《琵琶行》“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把弹奏琵琶的艺术美,描述到了极致,成为千古绝唱。其实演唱和弹奏的道理是一样的,朱仲禄的《上去高山望平川》不就成为“花儿”的名片了吗?“唱得红梅字字香,柳枝桃叶尽深藏。”(宋·晏几道《浣溪沙》)说的是绝佳的演唱效果,朱仲禄的歌声成为人们永久的记忆,和他创新歌词、“用心唱“花儿””是分不开的。
　　唱好“花儿”,窃以为也要注意四个要点。
　　一是吐词要清楚。这是歌者读懂“花儿”,听者听懂“花儿”的重要前提。青海“花儿”在外来听众中难以产生共鸣的症结,就是好多歌手吐词不清晰、四声念不准,使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绝大多数本地听众也因听不清唱词而只听听音乐,体味一下氛围而已。要把“花儿”推出去,使外地人懂“花儿”,能否用普通话唱“花儿”?对此颇有争议。窃以为,该建议可行,只是有前提。一方面,唱词中如多有方言土语,用普通话唱可能辞不达意时;一方面,唱词的词尾韵脚,如是用方言音押韵,若普通话唱可能不合格律押韵的要求或平仄不对应而影响韵味时;再一方面,若听众多为本地乡亲,普通话唱会影响共鸣,难以互动时;还有其他不宜用普通话歌唱时。除此之外,就可探讨用普通话唱“花儿”,其好处多多,不待细说。这方面,苏平女士已做了有益的探索且成果斐然。此外,如能打字幕时则打字幕;如无条件,可先说词。但是,歌唱时的吐词最关键,马虎不得。
　　二是衬词要过滤。“花儿”衬词过多,影响表情达意,业内深有同感。衬词的功用已在拙作《青海“花儿”话青海》中做过细述,不便赘述。“花儿”衬词,除了格律中补足音顿,补足音节;句尾演唱闭口呼变为开口呼时;有些词令中固定的衬词,成为该曲令有机组成部分的,如“尕马儿令”、“白牡丹令”中约定俗成的衬词;以及其他不可省略的环节之外;其余都应尽量过滤。近录一个出名歌手演唱的《大河沿上牛吃水》:
　　哎嗨哟,哎哟大河的个沿儿上呀牛吃了个水哎,那个鼻桊儿呀跌不到个水呀里哎;
　　哎嗨哟,哎哟端起儿个饭碗儿者想起了个你哎,那个面叶儿呀捞不到个嘴呀里哎。
　　这首“花儿”中的中心词共有34字,但衬词就有33个,几乎和唱词相当,大有喧宾夺主之嫌。这些衬词若在演唱中,除保留开首的“哎嗨哟”之外,其余均可过滤掉,就显得干净利索,词意明白如画。
　　哎嗨哟,大河的沿儿上牛吃水,鼻桊儿跌不到水里;
　　哎嗨哟,端起个饭碗儿想起你,面叶儿捞不到嘴里。
　　衬词过多的原因,既有旧时文化素质不高,不懂衬词功用而随意添加,又有“花儿”演唱时即兴编词,如不能立即编上,只好拿衬词拖延时间;既有盲目性,听别人加我也加,使之泛滥,又有对词意理解不深,误以为有些无用的衬词是“花儿”词中有机的部分而致。
　　三是表情要得当。当今的“花儿”,已是一门演唱艺术,必须讲究演唱表情。一方面,要把唱词的感情和曲令中的情调,以及喜怒哀乐等复杂情愫,用恰当的表情演绎出来,使听众能感受到体味到,进行艺术美的享受。一方面,要通过深入钻研唱词,探究内涵,用恰当的面部语言和生动的肢体语言表现出来,使演唱形象而生动,丰富而深刻。再一方面,唱词、曲令和表情要一致,不可将欢乐词用悲苦令唱,也不可将悲苦词用欢乐令唱,轻重舒缓也要分开,不可张冠李戴。需要强调,演唱悲苦令时,不必在哭腔结尾时刻意加以哭泣声,因为这毕竟是高于生活的艺术,而不是生活的简单重复。
　　四是要重视唱态。国人历来讲究唱态。我想,“花儿”大可从小唱,戏剧或其他艺术表演中吸取营养,为我所用。简言之,出场要从容不迫,自在自然;站态要稳重端庄,精力集中;目光要面向观众,“目中无人”;吟诵要吐词清晰,念出韵味;演唱要表情自如,张弛有度;唱词要字正腔圆,讲究轻重。需要明确,有些人误以为“花儿”,尤其是原生态“花儿”都是吼的,甚至把吼作为一项标准。其实不尽然。原生态“花儿”多在山野歌唱,固然以吼唱为多。但不少“花儿”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多以轻唱抒情而见长,婉约而清丽,凄楚而动人,其艺术价值并不在大吼之下。也有相当一部分曲令以委婉抒情为主,不宜大吼。“淡妆浓抹总相宜”,阳刚的大吼和婉约的倾诉各有千秋,都是千姿百态的“花儿”风格,它们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互相排斥的。相反,在特定条件下,委婉更能动人心弦。如在今年电视大赛中,海东的马清华,大通的吴玉兰、胡生存,西宁的吴红燕,临夏的石广林、吴素云等歌手的演唱虽腔调不高,但重视情调,很有个性。
　　打造“花儿”品牌已有了良好的开端,群众演唱是基础。如何处理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开发文化资源、打造品牌的关系,是一个复杂但须明确的问题。从保护的角度讲,原生态程度越高越好,不能随意改动。但从打造品牌的角度讲,“花儿”亟待创新,可以合理改造。否则,排斥创新难成品牌。保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如果仅仅把它夹在档案中做成干蝴蝶,太对不起先人了。在新形势下,合理创新实质上是原生态艺术的再生或延伸。人类社会就是在不断创新中前进的。“花儿”也不能例外。唯有创新,才能使“花儿”拥有更鲜活更强劲的生命力。
　　思考之五:群众演唱是丰厚沃土
　　群众基础广泛,历史传统悠久,是“花儿”独有的优势。其传唱地域广达青甘宁新四省区,直接影响周边的陕蒙川与传唱区接壤的地区,九个世居兄弟民族共同传唱,历经五六百年而不衰,没有非凡的群众基础,简直不可想象。打造“花儿”品牌,这既是一大优势,又是必须注重、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只有通过有效途径,营造浓厚的群众氛围,才能有效传承与保护,进而打造品牌。
　　民间“花儿”会是基石。青海民间“花儿”会,从农历四月一直到农历八月,一般长达五个月。旧时,平民鲜有娱乐,人性受到压抑,“花儿”会实质上是人性的大解放,是老百姓的狂欢节。不仅如此,它在客观上营造了浓烈的“花儿”氛围,强化了平民阶层男女老幼争相参与的表现意识,极大地调动了各族群众自娱自乐的积极性,普及了“花儿”常识,丰富了“花儿”曲令,塑造了地域和民族特色,有效地传承了“花儿”,张扬了西北人特有的爱情和民间艺术。可以说,五彩斑斓的“花儿”会为丰富其群众基础,起到了基石的巨大作用。打造“花儿”品牌,只有充分利用传统“花儿”会的优势,同时办好新“花儿”会,才能极大地调动群众,进而激化“花儿”氛围。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就是打造品牌的保证。
　　政府引领是关键。一方面,既要在现阶段,在尊重地方传统和民俗文化的前提下,加强省级宣传文化部门与旅游部门的协调,对各地民间“花儿”会根据节令,从东向西依次安排,犹如山花开放,既有报春花,又有迟开的山寺桃花,给世人全方位展示高原“花儿”的烂漫,把大美青海形象化,使旅游名省具体化;既要协调宣传,强化舆论效应,塑造品牌栏目,多方面保护非遗项目;又要避免过度商业化运作。另一方面,既要尽量保护原生态和民间风俗,使之有血有肉,风味独特;又要通过引领,尽量剔除糟粕,强化健康文明,体现传统特色;既要有高水平歌手的示范,又要有民间的传唱,使二者相映生辉。再一方面,政府既要舍得投资,像重视经济项目一样重视文化投资,切实重视文化软实力建设,把它纳入三农项目,作为民生工程;又要对全省“花儿”会项目及需资助内容,组织专家考察论证,健全机制,力求投资落实。
　　要发挥专业队伍的骨干作用。专业队伍参与,不但能有效提升“花儿”会品味,向外界展示青海形象,表现“花儿”内涵,而且能有效发挥示范作用,带动作用。对规范演唱、引唱新词、规范曲令、突出特色、塑造形象、提高演技、形成风格、打造个性等,发挥多层次多方面的效应。同时,要特别注意,专业人员参与要把握好参与的度。既不能缺位,切实发挥骨干作用和带动作用;又不能越位,不能在“花儿”会上以表演为主而喧宾夺主,要树立民间传统自发演唱为主和民间歌手演唱为主的理念;更不能错位,以王、后自居,包打天下,要虚心向民间学习。这样,才能使骨干作用充分到位。当然,政府有关方面,也要及时加强引导,调整规划或项目,促使其作用到位,还要给予必要的资助。
　　要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西宁地处湟水谷地,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省会城市在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中心作用日益显现;凤凰山“花儿”会经过省文化馆和青海“花儿”研究会等多方努力,已逐渐显示出民间娱乐与部门倡导相结合、本土曲令与西部文化相结合、歌手表演与群众演唱相结合、原生态唱法与新唱法相结合,主会场与分会场相结合的特色,成为省会名片。我们应因势利导,加强总结,充实内容,完善政府投资,进一步突出重点,使其切实成为品牌。实际上,省会城市的“花儿”把式最多,演唱水平最高,流行曲令最全,演唱设施最好,信息量最大,信息传播最快,因此,凤凰山“花儿”会的影响也最大。我们应在办好其他“花儿”会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凤凰山“花儿”会的示范作用、辐射作用、带动作用。这样做,和保护与传承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
　　要发挥文化部门的培训功能。现阶段,不少歌手文化素质不高,演唱水平有限,各方面亟待规范。这种状况,不利于“花儿”的保护和传承,极大地妨碍了“花儿”的推广。另外,歌手很想接受培训,但囿于生计,无暇也无力出资参训;民间组织又囿于资金,无法免费培训,心有余而力不足。文化部门应趁势而上,做出规划,投入资金,承担培训任务。要树立再苦不能苦非遗传承、再穷不能穷非遗保护的新理念,迎头赶上西北兄弟省区,把过去在这方面的欠账补回来。培训内容,应当突出新观念教育、基础知识教育,演唱技巧教育,创新能力教育。还要看到,目前城镇不少“花儿”茶园,在传承“花儿”和形成产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少歌手素质不高,所唱内容良莠不齐,尤其是少数茶园以低俗唱词招徕听众,损害了“花儿”名声,带来了社会负面效应。有效解决的途径,一是加强培训,打牢基础,二是更新观念,提高素质;三是有效规范,及时纠正。
　　要发挥学校的教育功能。要下决心改变目前学校教育盲目排斥地方文化、排斥非遗内容的不正常做法,改变学生不知“花儿”为何物,不懂、不听、不唱而盲目排斥的不正常状况。应结合教育改革,中小学阶段,理直气壮地将地方文化和包括“花儿”在内的非遗等内容纳入教学大纲,作为基础必修科目;大学阶段,大张旗鼓地开设提高必修科目,开设讲座,改变一些艺术院校崇洋媚外,对“花儿”由不懂而不屑的不正常状况。所有学校,都要对师生进行爱国必爱家乡,懂传统必懂地方文化,谈艺术必谈本土艺术的教育。这是一项系统工程,要与时俱进,更新观念,及早动手,变口头保护为行动保护,变滞后保护为事先保护。
　　群众自有回天力。我省传唱“花儿”,除少数纯牧业区外,几乎所有地区都在传唱,绝大多数农业县都有各种“花儿”会。这在西北是仅有的。只要政府真正重视,通过切实举措,发挥所长,加大培育群众沃土的力度,打造“花儿”品牌,在“花儿”家乡,就不再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