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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理想主义抽象色彩的学者与现实主义的学者型官员的认识偏差是古今中外皆然的事实。在货币经济学领域，一个著名的争论就具有典型意义。自从Kydland和Prescott（1977）提出货币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之后，主流学术观点认为，即使是“仁慈”的（把社会总福利最大化作为行为目标）、具有无限期界（不具备短期行为）的政策制定者也会具有时间不一致性问题（Fischer1980），即政策当局的事前承诺总有可能在事后被突破。由此引发了货币政策界著名的Barro—Gordon与Blinder的争论。作为美国著名宏观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