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5年上映的电影《未来水世界》中，没有陆地，到处是一片汪洋。由凯文·科斯特纳扮演的男主角净化自己的尿液来解渴，他还珍藏了几粒土块，就像淘金的矿工珍藏金子一样。这部好莱坞电影相信，观众们已经准备好来接受现实了：人类以气候难民的身份开始迁徙，也肯定会以气候难民的身份结束历史。但其实不然，很多人都是通过互联网、隔着安全的距离来观看森林被烧毁，海岸线被淹没。不过，享有环境特权的人数正在收缩，而气候难民增多则是气候变化影响世界局势的第一个迹象。
　　境内流离失所监测中心是美国、欧盟等官方资助的组织，据该组织估计，在过去十几年中，每年平均有2400万人因气候相关的事件而流离失所。也许未来的人们会难于理解我们当前对经济增长的崇拜，会惊讶于我们不知道人类生活在资源有限的脆弱星球上。
　　许多学者相信，地球已经进入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人类世并没有准确的开始年份，可能是从18世纪末人类活动对气候及生态系统造成全球性影响开始的。随着人类对地球资源的控制越来越得心应手，气候一词变得抽象了。气候就像大气一样，仿佛无论其自身的需求如何，都可以根据人类的需求加以改造。
　　而现在，气候再次成为公认的主角，似乎任何重大事件都离不开它的影响。例如，为了解释罗马帝国的衰落，诞生了两本经典著作——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但是美国学者凯尔·哈珀（Kyle Harper）认为他们的解释都不对，在《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國的终结》一书中，哈珀将宏大的历史叙事与尖端的气候科学以及基因研究交织在一起，描绘了罗马帝国的命运不仅由皇帝、士兵、“野蛮人”决定，也受火山爆发、太阳周期、气候不稳定以及毁灭性的病毒和细菌的影响。
　　比如，作者认为罗马帝国灭亡的部分原因是无法击退或吸收“马背上的气候难民”。在公元4世纪，欧亚草原上的匈奴人面临着两千年以来最严重的干旱。他们无法依靠草原来养活自己的马群，于是游牧部落不得不向外扩张。
　　在这段罕见的干旱期中，匈奴人不仅仅是在东方掠夺汉帝国，也向西方骚扰罗马帝国。匈奴骑兵骑术精湛，罗马历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塞林努斯抱怨说：“他们根本不适应步兵战斗，几乎粘在马背上。” 由于匈奴人是游牧民族，根本意识不到罗马基础设施的价值，因此毫不犹豫地将其夷为平地。与先前的蛮族入侵不同，由于是气候灾难驱使他们前进，游牧部落的妇女和孩子就跟在军队后面，从而源源不断地产生下一代的战士。
　　在古代人看来，气候难民只存在于外国。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一书中讲述了古希腊人和埃及人是如何彼此认为对方是气候受害者的故事。希罗多德前往埃及进行实地调查，他想知道有关埃及的一切：这个国家水的存储量有多少，太阳蒸发了多少水，尼罗河是如何季节性泛滥的。尼罗河灌溉了埃及的大部分地区，而埃及农民几乎不需要做任何事情。但是希罗多德预测，当三角洲上河沙沉积物堆积到一定程度时，埃及人就将陷入困境。他发现埃及人同样可怜希腊人，因为他们的收成依赖降雨。希罗多德写道：“如果天神不给他们下雨，而是让干旱持续很长时间，希腊人将因饥饿而被毁灭。因为除了依靠宙斯的恩赐之外，他们实际上没有其他水源。”环境博弈的失败者将以气候难民的身份出现在获胜者的家门口，准备朝拜新神。

有关气候灾难的神话与科学

　　古代的希腊人、罗马人、中国人、希伯来人和印度人都无数次遭遇过地震和海啸，都有过家园被毁成为流民的经历。这些灾难发生在一个与现在完全不同的时代，而同样的事情今天也在发生，不过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
　　比如说，美墨边境冲突的背后也有气候灾难的影子。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美洲的平均气温上升了大约 2 华氏度，导致一度适宜咖啡种植的低海拔地区难以再种植咖啡。一些农民不得不在海拔更高的地方寻找土地种植其他作物，或者转行、迁移。气候变化并不是决定迁徙的唯一因素，但它可能是导致人们迁徙的一个临界点。 　　伊朗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也与伊朗境内不断增加的流离失所人口有关。伊朗境内的乌尔米亚湖曾经是中东最大的湖泊，现在缩水到原来的五分之一左右。受此影响的城市不断对德黑兰政府施加压力。在伊朗东部的哈蒙湿地，曾经被渔村包围的绿洲现在已经干涸。哈蒙水危机使得60万环境难民逃往北部，而这些潜在的环境难民与当地居民间可能发生的冲突，对伊朗的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更糟糕的是，伊朗南部的开心果农场难以为继，而开心果曾经是伊朗的主要出口产品。
　　叙利亚内战的原因也包括干旱。2007年至2010年，叙利亚的严重干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国局势的不稳定，有数据显示，2007年，叙利亚北部的雨季基本没有到来，第二年情况更糟，经历了史上最干的冬季。干旱导致小麦产量剧减，粮价开始翻倍上涨，很多农民无法维持生计，产生了大量难民。这些农村的难民全跑到南部城市，而叙利亚城市中本来就已经聚集了150多万来自伊拉克的难民，剧增的人口带来很大压力，再加上政府没有处理好粮食、健康、就业等问题，导致很多人不满，最终发生叛乱进而爆发内战。叙利亚内战又使大约100万叙利亚人逃往欧洲，他们的到来影响了欧洲的政治生态，促进了极右翼政党的抬头。

　　气候难民也不仅仅是受害者。几个世纪以来，富拉尼牧民驱赶着牛羊在从西到东的整个萨赫勒地带、撒哈拉沙漠南缘半干旱地带，包括在尼日利亚北部地区游牧。历史上，尼日利亚游牧民同定居农民以及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旱季越来越长，雨季越来越短，半个多世纪以来，尼日利亚北部不少地区已变成了沙漠或半沙漠，自然环境的恶化直接对农业和人类的生产活动产生影响，也迫使富拉尼牧民不断向南迁徙，以寻找草地和水源。这种状况引发了同中部地带定居农的纠纷。2016年，尼日利亚全国死于农牧民冲突的人数估计在2500人左右，比同一时期因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暴恐活动致死的人数还要多。
　　另外的例子出现在美洲。19世纪初，苏族人的一支——拉科塔人被赶出了世代定居的村庄，失去了农田。他们对法国人、英国人和后来的美国人入侵的反应是向西迁徙，养殖马匹，练习使用枪支，成为了游牧掠夺者。他们通过控制贸易路线，屠杀大量水牛和从欧洲人那里获得其他印第安部落无法获得的疫苗，从而拥有了统治地位。拉科塔人在他们的《冬日纪年》中说，他们变成游牧民族，是受到骗子之神的蛊惑。
　　气候变化还可能催生了宗教信仰的诞生。现在我们对早期人类大规模迁出非洲大陆的细节一无所知，科学家们猜测，可能是温度的急剧下降，迫使人类迁徙的。早期人类所承受的环境压力可以通过研究牙釉质所知，牙釉质像年轮一样，能够表明饥饿期，并为人类的饮食提供线索，例如能够看出牙齿是否咀嚼过谷物和肉类。目前的证据表明，早期人类从非洲大草原穿过今天的吉布提，进入中东和印度沿海地区，最初以水果、树叶、贝类和活动缓慢的动物为食。在每座小山、每一场暴雨都笼罩着神秘魅力的世界中，人类可能需要众神的指引才能进入新的土地，因此在第一批气候移民中孕育了宗教的萌芽。

气候难民为“人类危机”埋下恶果

　　2019年世界银行针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布了一份最为悲观的前景预测，报告指出：在未来30年内，全球可能有超过1.43亿人被迫成为气候难民，其中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三个地区——南亚、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受到的威胁最为严峻。科学家认为，这开始为“人类危机”埋下恶果。
　　目前，人们正离开赤道地区进入气候更温和的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加拿大的阿尔伯塔省、美国的明尼苏达州和俄罗斯的西伯利亚都曾是地域广阔、人烟稀少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曾经竭力吸引本国人口迁入，但收效甚微。只有在苏联时期，西伯利亚的人口才有所扩张，而加拿大和美国的北部地区则需要靠淘金热的吸引，但这些热潮过后，往往只留下“鬼城”和流离失所的土著人。随着气候变暖，这些区域可能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当前的难民庇护制度建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法国医生和社会学家迪迪埃·法辛（Didier Fassin）调查了过去几十年来法国难民庇护申请的历史后发现，上世纪70年代，以受到“政治迫害”的名义提出申请更容易获得批准，到了90年代，那些声称个人人权受到侵害的申请更容易获得批准。在“9·11”事件后，某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如女性割礼）的受害者比“政治难民”（如來自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有更大的机会获得庇护。那么，不久的未来，气候灾难是否也能成为申请庇护的理由呢？ 2020年1月20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做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即政府将“气候难民”送回可能受到气候危机威胁的国家是非法的。
　　如果温带地区的国家不愿承担接收气候受害者的义务的话，那些受害者可能有办法来应对。赤道地区的国家手中有一些有价值的牌，例如锂、石油和铀等资源，世界其他地方需要用这些来制造汽车、电话和原子弹。至少从理论上讲，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扣留这些宝贵的资源，对温带地区造成的气候变化施加严厉的惩罚。
　　遭受环境污染的发展中国家不会永远沉默下去。2019年，马来西亚决定把来自加拿大的塑料垃圾船送回加拿大，在此之前，菲律宾也为来自加拿大的上百个集装箱垃圾与加拿大政府打了几年的官司，甚至召回驻加拿大大使以示抗议。据马来西亚政府估计，那些地下经营的塑料垃圾处理公司所谓的回收处理办法，不过是把这些塑料垃圾倾倒到江河里、埋在土里或是烧掉，造成严重的水源、空气和土壤污染。过去多年，中国是西方国家塑料垃圾和工业垃圾的接收、处理国，即进口“洋垃圾”。但在水源、空气和土壤污染恶化的情况下，我国从2017年开始禁止塑料垃圾进口。
　　对气候变化进行国际协调是件很难的事情，面临不小的挑战。未来会如何呢？最乐观的估计是各个国家间展开良性竞争，为本国居民创造最佳的环境，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气候保护的良性竞赛。最糟糕的估计是未来会爆发资源战争，气候难民“武器化”。古希腊人和古埃及人不能互相怜惜，而是相互排斥，而气候难民除了口渴、饥饿和灼热的皮肤外，一无所有，他们会为水、食物和阴凉不惜任何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