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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后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研究领域长期存在一个重要理论困惑：民族主义何以持续影响国际政治进程？然而，国际关系研究倾向于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对待，用于解释各类国际问题的产生，而很少对民族主义本身进行研判。虽然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对民族主义的国内因素作出了深入系统的探讨，但是对国际体系层面的诱因依然缺少了解。本研究尝试弥补上述认知缺口，通过分析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认两个自变量之间的互动来解释民族主义的发生。笔者认为，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但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双向的：一方面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出发，强调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另一方面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荣誉抱有极大关切。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的兴起挑战了作为民族主义伦理基础的特殊主义，导致了国家行为在很多情况下需要向外部寻求正当性。“承认的政治”不仅扮演着国际大众舆论的角色，更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这与民族主义对国家利益的规定存在原则上的不兼容，进而引发民族主义的激烈回应。
【关键词】“承认的政治”民族主义国际社会国家利益
2016年以来的世界政治再次目睹了民族主义左右国内议程、改变国际局势的潜在力量，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为代表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使得国际观察家们重新聚焦“国家边界”“国家利益”等传统概念。冷战后曾被预言即将消亡的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展现出持久的生存能力和隐秘的重要性。在全球资本主义不断消解民族边界、挑战国家政府职能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之下，民族主义何以持续影响国际政治进程？其长期存在乃至周期性繁荣的动能从何而来？由于对“历史终结”的乐观信念，国际关系学界对民族主义的关注进入低潮期，民族主义逐渐成为批判的对象，而不是解释的对象。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存在只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使用的倾向。例如，用德国民族主义解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用犹太民族主义解释巴以冲突，用俄罗斯民族主义解释乌克兰危机，用不列颠民族主义解释英国“脱欧”。类似的因果分析逐渐形成一种标准陈述，而且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位置很少颠倒——是民族主义导致了冲突和矛盾而不是相反，这种特征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的研究当中格外显著。然而，一个非常关键但经常被国际关系学者选择性忽视的问题是：民族主义可能导致冲突，但是什么导致了民族主义？
国际关系学者们倾向于认为，研究上述问题是人类学、民族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科责任。这或许是一种颇为合理的假定。然而，系统地关注是什么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学科通常很少探索国际体系层面的变量，这一学科群体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多集中于国内层面，例如政党、媒体、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市民社会、家庭结构甚至文学艺术。在这样的前提下，民族主义研究中发展较为成熟的解释变量有历史仇恨、异族压迫、资源竞争、宗教文化差异、精英的政治动员，等等。例如，杰克·施耐德（Jack L.Snyder）讨论了民主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问题是：民主化过程中，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结构更容易导致民族主义的爆发？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将现代社会的传播体系与民族认同联系到一起，他指出只有借助发达的传播手段和传播网络，精英阶层的观念与利益才能够跨越地理局限影响数量庞大的民众。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多伊奇的思路发扬光大，他强调报纸和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中国民族主义个案的分析也同样如此，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自变量是近代史上的“百年国耻”，半殖民地的经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和历史背景，使得复兴、雪耻成为团结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诉求。
即便那些对跨国力量和超国家行为体感兴趣的学者，也更倾向于考察政治单元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体系层面的变量，这类研究的题目通常是“南北苏丹族群冲突的宗教和历史原因”“印巴战争与争议领土的边境管制”或“法国穆斯林移民的身份困境”。换言之，大部分从国际视角来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所检验的研究假设还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里面批判的还原主义理论，尽管还原主义本身并不一定损害这些研究基于各自学科定位的重要价值。华尔兹在这部只有九章的作品中，用了四章的篇幅來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其重点就在于区分还原主义理论和系统理论。例如，用美国的经济需求来解释它对霸权的追求，虽然看似讨论的是霸权秩序或国际体系的问题，但是其使用的自变量均为单元层次的——美国的国内需求、民主过程和对外政策。再例如，用两国在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问题上的冲突来解释民族主义，这也是还原主义的理论。虽然集体记忆确实与局部民族主义的勃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这依然是用单元层次的变量来解释民族主义。
对民族主义问题感兴趣的国际关系学者很少意识到，国际关系学科对体系层面的关注在社会科学的大家族中是相当独特的，其他学科大多不认为自己掌握着探讨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部分学者或会关注体系层面的某些要素，但极少讨论国际体系本身，这导致了民族主义被误认为是“族群的问题”或“国家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会造成严重的国际后果。换句话说，面对某个民族主义现象，社会科学倾向于在单元层次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在国际范畴观察其导致的后果。这种内外分裂严重阻碍了社会科学对民族主义的全面认知和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政策讨论。
要对上述趋势作出调整和修正，就需要将体系层次的变量引入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本研究尝试弥补这种认知缺口，通过分析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认两个变量之间的互动来对民族主义作出体系层面的解释。笔者认为，国家利益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充满争议的概念，而国际社会当中“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兴起导致了一国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向外部寻求合法性，“承认的政治”不仅扮演着国际大众舆论的角色，更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这与民族主义的原则主张存在严重的不兼容。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但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双向的：一方面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particularity）出发，强调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另一方面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荣誉抱有极大关切。国际社会对一国国家利益的“承认缺口”可能引发民族主义的剧烈反弹，这往往又导致国际社会更为坚决的反对或抵制，引发民族主义的“双螺旋”。 一、 国家利益： 理论争论与伦理讨论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使用频次最高的词语之一，当它出现在报纸杂志或讲话发言中时，不管精英还是民众似乎都清楚它所指涉的内容，不会认为发言者使用这个词语是语焉不详。但事实果真如此么？王逸舟在其主编的《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一书的序言中提到，国家利益受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如何判断一国的国家利益是相当复杂的问题。阎学通在分析中国国家利益的著作中用专门的一节来讨论判断国家利益的困难。他强调，即便在决策者中间也缺乏共同的标准来判断何为正确的国家利益。虽然“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在现代政治中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但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如何生成却一直是国际关系学者们争论不休的对象。在讨论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国家利益时，约瑟夫·奈（Joseph S.Nye）指出，许多专家认为人们在有关国家安全和战略的核心问题上更容易达成一致，然而即便是明显的外部威胁也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某个具体国际问题同美国国家利益之间可能有着相当长的逻辑链条，而不同的群体对危险的认知各不相同。
一言以蔽之，不存在显而易见、无可争辩的国家利益，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在一国的政治议程上永远占有一席之地。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和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在《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一书中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们有诸多理由认为‘国家利益’的定义太不精确，很难作为国际政治单元锲而不舍追求的合理目标。至少，这是一个可争论的问题。”然而，在政治实践中，“国家利益”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如此频繁地使用，以至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一种不谈论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不同主体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差别究竟有多大？造成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果向现代政治的每一个参与者寻求答案是不切实际的做法，那么，从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观察这种差异性可能是较好的替代方案。
（一）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传统假定一国的国民存在天然的共同利益，例如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国家可以凌驾于部门利益之上。一国政府没有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国家利益或促进国际主义理想的义务。如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所说，军事力量的分布和特征依然是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的主要成因。换言之，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利益主要是外部给定的，与复杂的国内政治关系不大。此外，现实主义者倾向于严守“国内”与“国外”两个区间之间的界限，将目光停留在国家边界的范围之内，对承担外部义务——尤其是道德义务——兴趣索然。以上观点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首先，一国的国民是否天然存在共同利益是有争议的。在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对“安全”和“生存”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其次，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和地区利益不管在民主制度还是在非民主制度中都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状况而不是现实政治的运行规则。此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将一国的利益关切拓展至遥远的市场，以领土来作为国家利益的外部边界将對“国家利益”这一概念造成严重的限制和扭曲。不管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都因为全球化的推进而获得了更广阔的行动空间，传统的内外边界被打破，世界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一种愿望，在香港、纽约、伦敦、巴黎，世界主义正在成为这些核心城市的主要生态。
（二） 理性主义
遵循理性主义的英国学派非常重视这一全球趋势，它认为一国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如果不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不考虑国际道德和国际法，那将是一种错误行为。全球性议题——例如反恐和环境保护——不可能在国家单元内部获得解决，过去的利己思维和零和游戏已不可持续，国家必须认识到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性，以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看来，确定国家利益是一项长期的政策辩论，对不同国家而言，社会生活的首要目标也许是固定、一致的，但次级目标具有很大的弹性，应当可以兼容国际社会总体的利益与关切。民族国家也许会继续生存下去，但是全球范围内的人道主义责任代表着更高的伦理层次。因此，英国学派十分强调世界秩序，强调个人权利在许多情况下应当比领土统一具有更高的优先性。因此，国际共同体所执行的人道主义干涉有理由将纾解人道主义灾难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排他性的国家利益之上。英国学派所主张的国家利益是一种“开明的自利”，有别于绝对的利己主义。国家的目标应该是成为国际社会的“好公民”，而不是不择手段地追求安全和财富。
（三） 自由主义
如果说英国学派对国家利益的主张已经大大限制了国家的自主性，那么自由主义的观点显然更加“反国家”。经典自由主义对国家和国家利益心存怀疑甚至敌意，因为国家利益要么目光短浅，要么受到利益集团的操控。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浪潮显然符合自由主义对国际事务的期盼。历史上民族国家曾以获取领土作为促进国民财富的重要手段，然而，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使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意识到更大的版图并不一定能够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因为国际体系的重心正在从“军事国家”向“贸易国家”转移。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在十分有限的领土内经营着庞大的跨国商业集团，这在19世纪的国际政治中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自由主义者们对“小政府”究竟应该有多小看法不一，但是他们整体上认为促进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是医治国际政治暴力倾向的苦口良药。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经济联系能团结不同群体、消除国际政治中的暴力，而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必然导致冲突与报复。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国家只是促进国际主义这一终极目标的手段，全球性视角终将取代国家利益的狭隘观念。如果人类大同不是所有自由主义者在现世的目标，也至少是他们大部分人向往的终点。新现实主义者对“经济和平”的实际效用深表怀疑。首先，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核心特征，更多的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安全依然是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甚至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其次，全球贸易和金融市场是一个权力分配高度不平等的系统，主导性国家掌握着规则制定的议程，其脆弱性要远远小于只有依附于该体系才能生存下去的中小经济体。因此，冲突和合作的循环往复不会消失，虽然可能会以比从前更和平的方式出现。 （四） 建构主义
在自由主义者们忙着将国家利益埋入故纸堆的同时，建构主义者们却试图恢复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解释工具的传统地位。他们认为，国家利益应当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国家利益是共同观念和民族身份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主体间性和规范含义。不存在永久性的、客观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无法从外部给定，它产生于具体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互动过程，因而是变动不居的。然而，建构主义想要如何处理国家利益的观念维度和物质维度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楚。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倾向于否定一切试图从物质基础得出国家利益的论述，而玛莎·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将她的建构主义路径视作物质主义的补充，但物质与观念之间如何互动，费丽莫只给出了初步的探索。
国家利益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导致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国家利益是否有道德维度？有没有可能从外部来评价一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英国学派给出的答案是最明确的：国家利益存在道德性问题，因为它需要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遵循国际法和惯例、尊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合理诉求。自由主义者认为自己也掌握着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倾向于认为“普世价值”本身具有不证自明的道德性，自由国际主义对全球协作和世界和平的追求具有不可辩驳的合理性。这听上去很令人信服，但对道德问题兴味索然的现实主义者们有不同的理解。爱德华·卡尔（E.H.Carr）在《二十年危机》中这样论述：“这些所谓的绝对原则、普世原则根本不能称为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国家政策不自觉的反映，其基础是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其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
建构主义在国家利益的道德性问题上有明显的内部分歧。一部分建构主义者认为国家是追求各自利益的道德行为体，因而将国家视作统一的分析单元来对待和处理。另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对象集中在控制着国家机器的个人身上，这也就意味着国家整体上的道德性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没有一席之地。既然建构主义重视观念的作用，那么实际上也就为国家利益的道德性讨论留下了余地。如果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参与者，那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与评判，这种外部干预虽然不足以彻底改变形成国家利益的内部进程，但至少使得国家利益的外部性具有了道德含义。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理论对何为国家利益、如何界定“国家利益”缺少统一的看法，不同流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相当明显。尽管“国家利益”在现代政治话语中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事实上缺乏实质、客观的内容与含义，更缺乏统一各方诉求的原则和标准。对一个公民而言，什么才是他所在国家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是谁有关。人们无法从对客观因素（如地缘政治、资源禀赋、阶级构成）的科学分析中得出无可争议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更多的是选择而非宿命，历史上德国国家利益的变化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试图将其国家利益客观化的努力则是代价高昂的反例。如果国家利益（至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一种政治选择，而全球化时代對国家利益的追求又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效应，那么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就有可能对一国的国家利益的合理性和道德性进行评价，这直接提升了国际社会当中“承认的政治”的重要性。
二、 “承认的政治”
所谓“承认的政治”，简单地说，是指一个群体要求社会公开承认并尊重其属性和特征的政治形式。“承认的政治”首先开始于国内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思想家指出，传统的政治、经济变量已经无法解释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例如环境主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他们指出，这些社会运动所承载的非经济、非阶级的诉求只有从承认的角度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其代表人物有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阿克塞尔·霍奈特（Axel Honneth）。尽管政治理论、社会理论和国际法对承认问题表现出了长期的兴趣，但国际关系学者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重视“承认的政治”在对外事务中的作用。2010年之后该领域出现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热潮，大量论文和著作得以发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大殖民地纷纷独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国际社会逐步形成。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充分参与“主权俱乐部”的日常活动都必须获得相当一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成员的接纳和认同。如若不然，就只能与“失败国家”为伍，被长期排斥在国际游戏之外。事实上，连处于严重孤立状态的朝鲜都有被国际社会视作“正常国家”的诉求，这从平壤积极申办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的努力中可见一斑。现代国家的民族和政治身份在“拒绝承认”的压力之下显得相当脆弱。在国际社会当中，国家不断被归类和排序，不断被赞扬和批判，或站上荣誉的高地，或贴着耻辱的标签。
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充斥着“比较级”或者隐含着“比较”含义的词语，例如三个世界的划分、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因为统计工具的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发达，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找到世界排名，从新生儿死亡率、平均寿命、识字率、离婚率、生育率到GDP、环境污染、腐败程度、民主质量、人权状况，每个国家在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都面临着周期性的打分。这一整套密集的评价体系不仅成为国家身份的重要指标，更造成一种隐性的压力：那些排名靠后的国家，你们的表现还可以更好！这套体系的不断扩张将所有国家越来越深地嵌入国际公共空间当中，不管一国愿意还是不愿参与这套体系，都无法阻挡这一体系对其发生（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兴趣。
强调物质权力的现实主义者们或许会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他人的态度和意见就好像马路上的白噪声，也许会造成一定的困扰，但不至于影响车辆的行驶，最终决定国家政策及其效用的唯有权力而已，权力的基本含义就是可以迫使他人做违背其意愿的事。的确，现实主义者对非物质因素的一贯怀疑向我们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外部“承认”或国际认同重要吗？它的重要性在哪里？20世纪初，英国外交家艾尔·克劳（Eyre Crowe）在其讨论德国问题的著名备忘录的开篇有这样一段论述： 每当一国政府面对因另一国政府反对自己的权利和主张而导致的外部困难时，第三方国家对分歧可能采取的态度必定总是会成为一个令人焦虑的关切。……如果一国对外关系总是处于一种有利的态势，即它在捍卫自己合法利益时总能够依仗那些最强大邻邦的同情，那么该国就没有必要——至少当它的武装力量保持在恰当的效率水平时——怀有任何的恐惧和不安。
由此可见，“承认的政治”不是伴随冷战后干涉主义而兴起的新事物。一国的立场和政策能否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和同情，至少在克劳的时代就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考虑。
“承认的政治”在国际体系中不仅扮演着大众舆论的角色，它还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能够提升或压制国际行为体的地位，影响其在“国际俱乐部”的成员资格。这里我们以民族自决问题为例，来进一步明确“承认的政治”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二战结束后，民族自决原则被正式写入《联合国宪章》，获得了完整的国际法地位。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中，广大殖民地以民族自决为依据相继获得政治独立，成为国际体系的合法成员。二战后国际体系的缔造者们对国家的迅速增生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十分清楚：一则，新独立的国家或者经济落后或者饱经战乱，而且其中绝大部分不满足具备主体民族这一要求，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随时可能继续分裂。例如，民主刚果的全部人口使用242种语言，独立之初就陷入长期内战。二则，新独立的国家许多存在未定国界或争议领土，而民族自决原则本身没有为勘界提供可操作的标准，这为武力解决领土问题埋下了祸根。面对这种情况，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对业已存在的政治地图作出了相关的保证，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新诞生的主权国家（不管通过分裂还是兼并）进入国际体系需要获得国际承认，一国对领土边界的修改也需要获得国际承认。这一举措将“承认的政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用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话说：“许多民族国家之所以获得主权地位并非因为它们是长期存在的、本土化的历史进程所造就的政治实体，而是因为它们重塑了法律和社会体系使得其他国家……能够承认它们作为‘民族国家’的身份。”
由于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支柱性原则民族自决具有先天不足的问题，体系的设计者试图将“承认的政治”提升为维持体系稳定的保障性措施，其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共平台，某一人类群体的国际地位、
国际身份如果不被其他成员所承认和接纳，将难以长期维持。这种制度安排兼具进步性和保守性，其进步性是以“舆论”代替“暴力”来解决曾经长期困扰欧洲国际政治的领土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国家在国际公共平台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是高度不平等的。“承认的政治”实际上增强了主导性国家的国际能力，许多麻烦缠身的弱小国家不得不尽力满足大国提出的条件，以换取它们的肯定和支持。从高政治领域开始的“承认的政治”也影响了低政治领域，所有经济和金融类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都不是自动产生的，这意味着国家行为体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参与受到各种各样的外部限制。
国际社会的接受程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甚至一种文明的实际生存状态。2015年11月14日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再次凸显了伊斯兰现代化问题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伊斯兰世界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的真正困难不在于其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恐怖分子的诉求也不是国际援助和更平等的贸易条件，伊斯兰世界的沮丧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承认缺口”的日益扩大。与承认有关的焦虑一直困扰着伊斯兰国家，2007年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三次世界伊斯兰经济论坛没有将经济发展与贸易合作作为讨论的主要议题，而是将焦点集中在如何重塑伊斯兰国家的国际形象。印尼总统苏西洛在会上发言说：我们必须重建人们对伊斯兰世界的看法，必须将他们的态度从消极、漠视变成积极、热情。虽然世界伊斯兰经济论坛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没有实质联系，也不存在直接的沟通渠道，但该论坛却采用了与达沃斯高度相似的名称和标志。
在融入国际社会倍感困难的情况下，伊斯兰国家试图在现行国际贸易秩序之外建立一个平行世界，伊斯兰经济体所组成的开发银行拥有56个成员国，但其2007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伊斯兰经济体之间的互贸只占出口总额的13.5%，而输入工业化国家的出口货物占到了51.5%。想要在现行秩序之外建立一套能独立运行的伊斯兰秩序虽然很难奏效，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伊斯兰国家不被接纳的孤立状态。恐怖势力能不断吸引年轻人参与“圣战”，使其为此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恐怖主义对西方社会的残忍报复回应了伊斯兰群体因为“承认缺口”而产生的沮丧和绝望。
前文曾经指出，“承认的政治”的兴起增强了大国的国际能力，但这不意味着大国仅仅因为权力和地位的优越就可以在“承认的政治”的平台上取得豁免权。恰恰相反，大国更容易遭遇“承认缺口”，因为大国政策的外部性更加明显，而国际社会对大国在责任和义务方面的要求通常也更高。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英美法系的大陪审团，大国即便身居法官之职也不能阻止大陪审团给出裁决意见，尽管某些情况下大陪审团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美国在“9·11”恐怖襲击之后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因为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伊拉克战争的漫长消耗中，由于得不到更多盟友的支持，美国被迫单方面不断增兵。战争本身像黑洞一样消耗着美国的财力和军力，并导致其国际声誉的急剧下挫。至七年战争结束时，伊拉克战争的总开支已接近10000亿美元，超过4400名美国士兵阵亡，另有3.2万人受伤。2003年皮尤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伊拉克战争导致世界各国人民中对美国持正面态度的比例降至历史最低点。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主要消费品牌，例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和万宝路，在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遭受了抵制，在欧洲市场的损失最大。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并没有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极端势力迅速填补了中东地区的权力真空，欧洲国家成为恐怖主义新的攻击对象。 由此可见，即便是美国这样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超级大国，其国家权力的效能也不可能脱离全球公共空间的影响。联系上一节的结论，如果国家利益是绝对的、毋庸置疑的，那么国际承认所能发挥的作用也许仅限于为争端事件的解决提供舆论环境。然而，因为国家利益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不是客观规定，国际承认才可能介入这种选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下一节将详细讨论“承认缺口”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针对一战前的德国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进行案例分析。
三、 民族主义的“双螺旋”
作为一个不断演进的复杂概念，“民族主义”自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被各方所普遍接纳的定义，似乎任何一种定义都只能涵盖民族主义的某种类型或某些方面。本研究重点讨论民族主义与国际承认的互动关系，因此，笔者结合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和约翰·布鲁伊（John Breuilly）三位学者的观点来界定“民族主义”：对外具有独特性、对内具有同质性的族群应当享有自治的权利，本民族的价值和利益高于一切，其他政治共同体不应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干涉其事务，这一政治信条被称作民族主义。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民族主义的伦理基础是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民族主義运动通常以本民族的独特性作为政治主张和社会动员的主要依据，它强调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尤其是周边民族的差异性，并且认为这种差异性应该得到政治上的强调。这种主张的出现基于以下这个相当晚近才被主流政治思想认可的命题：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不应该而且最好不要生活在同样的政治安排之下，因为他们的伦理标准和文化习惯无法兼容。不仅如此，国际社会还必须坚持不干涉内政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保护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在政治实践中，民族主义认为，一国政府能够采取的政策和主张取决于该国的特殊国情，这不仅包括国家的领土面积、人口构成、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还涉及历史传统、文化习俗、阶级构成等诸多方面。因此，国家利益必须依照本国国情来确定，任何外部压力都可能对这一过程造成扭曲。民族主义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能产生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认为所有民族都具有自己的特性，不存在高下之分;后者认为自身的特性比其他民族的特性更为特殊或更有价值。在政治实践中，特殊主义与例外主义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自拿破仑战争时代起，民族主义就是落后民族对抗外族统治的武器。著名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回顾德国崛起的过程时曾说，德国浪漫主义是对民族耻辱的回应。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军队的铁蹄践踏了大片的德国领土，压制了新教复兴运动，使德国沦为落后民族。在法国大革命的光辉照耀下，四分五裂的德国显得愈发卑微。拿破仑崛起之后，在耶拿会战（1806年）中击败了普鲁士军队的主力，普鲁士失去大片领土，被迫退出第四次反法同盟，自此沦为二流国家。为了克服这一系列屈辱，德国知识精英纷纷转向本国的民间艺术、自然、历史和传统习俗来寻求智力资源，强调纯粹的民族精神、歌颂“高贵的野蛮人”和弱者的反抗。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成为民族主义斗争的杰出样板，被后来者纷纷仿效。
拿破仑战争展现了现代化的军事和工业力量与传统社会的对抗，前者代表进步，后者代表落后。这一分野贯穿着民族主义传播的整个过程，在向欧洲以外地区——尤其是殖民地国家——传播的过程中，进步主义的压力愈发凸显。美国政治学家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对“新”“老”两种民族主义进行了区分。“老民族主义”指的是精英群体在1750年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民族主义”概念，并在1880年之前获得民族国家地位的社会。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模式成为后来者仿效的对象。“新民族主义”的成因是老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散播的现代化进程，殖民统治和殖民战争所裹挟的进步力量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存状态。p.ix.一战后中东欧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都属于“迟到者”的民族主义。西欧国家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进步”这个启蒙运动特别强调的概念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进步主义崇尚持续不断的变化，倡导科学和理性，支持对物质进步的无限追求。因为进步主义的推进，新事物在伦理层面取得了始终优于旧事物的地位，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依据进步主义的标准，世界被划分成两个部分：成功的进步地区和失败的落后地区。进步地区依据强大实力所展开的对外扩张使得落后地区的人们很快意识到，人类历史进入了弱肉强食和残酷竞争的时代，而自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以及政治精英对自身弱势地位的清醒认知成为“新民族主义”的重要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族主义是进步阴影下的意识形态，其背后隐含着“社会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运动可以视为“新民族主义”的重要展现，它标志着“新”“旧”两种历史的分野，更标志着中国知识精英对自身落后状态的最终承认和推进现代化（科学和民主）的强大决心。五四运动之后，进步主义成为中国民族自新的主导力量，它同时还是中国观察自身与外部关系的核心视角。
对于民族国家体系的“迟到者”来说，生存竞争不仅是对物质实力的追逐，更是重获地位和尊严的努力。尊严是一种普遍的人类需求，甚至可以说它深植于人性之中。因此，在尊严问题上，瑞士国际法学家瓦特尔（Emerich de Vattel）在阐释主权平等观念的时候曾说：“矮子跟巨人一样都是人。”这一论述所指涉的不仅是法理意义上的平等，更是尊严意义上的平等。与自尊心有关的语言和行为在外交事务中比比皆是，面对加入欧盟的曲折道路，乌克兰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低三下四的乞讨者”“必须被视为平等伙伴”。社会流行病学家迈克尔·马莫特（Michael Marmot）、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等的长期临床实证研究表明，人的健康和幸福程度与社会地位高度相关。这一基于个人层面的结论对群体也同等适用，社会学家利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表明，在民族政治的领域里存在着与“地位综合征”相似的动因。研究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腾飞的学者也提出，亚洲的经济奇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族屈辱的回应。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迫切需要向日本人（曾经的侵略者和统治者）证明，自己也可以在国际舞台上有出色的表现。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义的目光是双向的：它坚持以独特性作为国家政策的出发点和依据，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尊严怀有执着的追求。前者是内向性的，反抗异族统治、实现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后者是外向性的，争取国际社会对自身主张和地位的认可，恢复因为落后而失去的尊严。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正是民族主義在建立政治国家的核心任务得以实现之后还继续发挥作用的动力所在。一国在陈述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向外界提出了四方面的要求：首先是（对自身存在的）承认，其次是尊重，再次是独特性或个体性，最后是归属和联系。对一国利益诉求的“拒绝承认”意味着国际社会的整体或局部对该国身份和地位的不认同，因此带来的羞辱感和地位焦虑比具体利益受到阻挠这一事实本身更能激化民族主义情绪。一国在民族主义驱使下所执行的政策将更加“内视”、更加具有对抗性而不是协商性，这无疑会导致国际社会对其国家利益的加倍抵制。一旦这种动力处于螺旋上升状态，最终的冲突将难以避免。能支撑上述论点的一项重要研究是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对战争动机的讨论。在系统性地检视了1648—2000年爆发的94场战争之后，勒博发现：在引起这些战争的104个动机中，地位动机出现了62次，占全部动机的58%;相比之下，安全和利益（财富）反倒是发生频率很低的动机，分别只占18%和7%。
四、 案例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落后大国在地位上升期和曾经的强国在地位下降期最容易出现“承认缺口”，引发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的“双螺旋”。勒博在对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进行剖析时指出，强国对羞辱的感受比弱国更加强烈，也更容易因此而产生愤怒情绪，至少在外交政策领域是如此，因为愤怒是有能力实施报复的国家才能承担的奢侈品。太过弱小的国家除了必须依靠国际体系的法理原则来维持自身的主权存在以外，还必须依赖周边大国的善意来谋求发展，因此比较容易屈从于“承认的政治”的压力。只有具备一定实力的国家才可能诉诸民族主义来对抗或改变他国的“拒绝承认”，1871年普法战争后的德国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分别是上述两种情况的典型代表。
德国在统一之后经历了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但是，欧洲国际体系并没有做好适应德国地位的准备。查尔斯·多兰（Charles F.Doran）在研究一战成因时曾指出，国际承认包含两个方面：自身诉求能够在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得到体现，而自身的外交政策也愿意顺应其他国家的诉求。然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德国问题是上述情况的反例。自19世纪后期开始，日益强大的德国试图使欧洲列强能够承认其不断增长的外交政策要求，但是这种向国际体系寻求接纳和承认的努力一再遭到忽视。面对一个实力快速增长的新成员，均势思维的逻辑是制衡，也就是通过重新结盟来消解该成员对当前体系的挤压。长时间的承认缺失和身份缺失导致了德国无法对其他国家的主张和关切给予互惠式的尊重。多兰认为，“承认缺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动因。
德国与维护欧洲大陆体系的其他列强之间存在的“承认缺口”相当集中地体现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当中。如果仅就物质、经济和安全利益而言，摩洛哥在德国殖民版图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德国与摩洛哥的贸易量在欧洲强国中仅排名第三，远远低于法国。在危机发生前，法国通过19世纪后半叶的长期经营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摩洛哥毗邻的几乎所有领土，并且一直将摩洛哥视作其核心利益或重大利益。即便如此，法国仍然无意正式吞并摩洛哥，而是在维持自身影响力的前提下尽可能维持各强国在摩洛哥的殖民现状。法国的这一立场充分地反映在1880年7月欧洲列强与摩洛哥苏丹签订的《马德里公约》当中，该公约第17条规定：摩洛哥认定给予最惠国的一切待遇适用于出席马德里会议的所有国家。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德国也因此获得了门户开放的便利。
及至20世纪初，法国在摩洛哥的利益进一步增长。到1903年，法国国内各党派都将摩洛哥问题视作帝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为了确保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法国向英国——当时的霸权国同时也是北非殖民问题的最大利益相关国——展开谈判，希望能就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问题达成一项有利于法国的协议。1904年4月，《英法协约》（The Entente Cordiale）签订。法国放弃在埃及的权益，英国同意尊重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并承诺为此提供外交支持，此外西班牙也获得在摩洛哥的部分权益。从《英法协约》的内容看，英法在将摩洛哥变为法国保护国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英法之间的谈判自始至终将德国排除在外，而这点恰恰是摩洛哥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尽管1871年之后，德国在欧洲的权势和地位迅速上升，也因此被视作一个欧洲强权（European power），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并不是一个殖民帝国。即便在帝国总理伯恩哈特·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提出“阳光下的地盘”这一诉求之后，德国也没有被当时的国际体系视作殖民地问题上的关键行为体。换句话说，在英法等国看来，德国还只是一个欧洲强权，也应该被作为欧洲强权来对待。威廉二世执掌帝国事务之后，德国民族主义迅速诞生了世界政策（world policy）的要求，立志成为与英法平起平坐的世界强权（world power）。因此，英法私下就摩洛哥问题达成协议，既没有征求德国的首肯，又没有在《英法协约》签字前发出照会，这在德国看来是对它所强烈要求的国际地位的粗暴拒绝。英法两国以及支持英法的其他列强对德国世界政策的无视造成了巨大的“承认缺口”。尽管1904年《英法协约》违背了1880年《马德里公约》保持摩洛哥门户开放的精神，但德国在具体利益方面所遭受的损失仍然非常有限。然而，“拒绝承认”本身极大地刺激了德国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情绪：威廉二世公开支持摩洛哥独立运动，并于1905年3月亲自访问摩洛哥。不仅如此，德国还对法国发出严正的战争威胁，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推向高潮。
事实上，德国在发出这一威胁时并没有做好任何战争准备，它的根本目的也不是与法国开战。德国希望达成的目标是取得重大的外交胜利以弥补1904年《英法协约》所造成的“承认缺口”，因此，它必须迫使法国尽可能地妥协。这种姿态遭到了英法的一致反对，在1906年于西班牙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只有奥匈对德国立场表示了支持。这样一来，1906年为解决第一次摩洛哥危机而召开的国际会议，实际上进一步加深了业已存在的“承认缺口”，导致了德国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德国民族主义者认为欧洲外交不过是现状国家的伪善，有必要使用武力来校正德国实力与地位的偏差，以无法忽视的军事力量迫使英法正视其世界强权的地位。德国对世界强权地位的要求是无法在缺少国际承认的情况下实现的，换言之，德国民族主义所设定的目标需要国际体系的最终确认才能达成，而国际体系对德国诉求的“拒绝承认”必然会触发民族主义的“双螺旋”。因此，德国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加快了“无畏舰”的建造，并最终在海军问题上与英国彻底交恶，拉开了一战的序幕。 一战后，战胜国在《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条款，而希特勒从“暴徒”到“元首”的蜕变正是利用了过度制裁在德国精英和民众心中所造成的屈辱。1933年10月，当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国联和日内瓦裁军会议时，他所获得的民众支持率高达95.1%。对希特勒演讲进行了详尽研究的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曾说，希特勒对民众的煽动充分利用了“凡尔赛”三字在德国人民心中唤起的仇恨感。纳粹在德国执行的种族政策——将雅利安人的血统和地位抬高至其他种族之上——也是为了提升德国人民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心。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受到民众欢迎，除了稳定市场和提供就业的具体功效，还因为这一系列政策被涂上了重建德国国家尊严的色彩。面对大萧条的满目疮痍和布尔什维克的重重阴影，不少欧洲政治家对纳粹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曾一度表示钦佩。
如果德国问题是上升大国所遭遇的承认危机，那么2014年至今的乌克兰危机则代表了衰落大国与国际社会在承认问题上的剧烈摩擦。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地位的认知与俄罗斯对乌克兰地位的认知存在重大差异。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西方必须理解，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从来都不只是‘另一个国家’那么简单。俄罗斯的历史起源于基辅罗斯，乌克兰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当中一直是俄国领土。……即便是最有名的异议人士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也都承认，乌克兰是俄国历史——事实上是俄国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乌克兰是一个法理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虽然独立时间只有24年），是一个终于摆脱俄国控制可以自由结盟的国家行为体，俄罗斯或许对此感到不适，但必须面对现实。因此，面对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声音，西方国家不认为这是俄罗斯的合理关切。基辛格认为，西方应当将普京视为严肃的战略家。这显然有不小的困难，因为普京在西方眼中更像是歇斯底里的“新沙皇”。
亲俄的亚努科维奇被迫流亡之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承认缺口”已经大到无法弥合。在俄罗斯看来，美國“不择手段”地操纵了乌克兰政局，俄罗斯发动乌克兰危机完全是“对西方侵略的回应”。虽然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了后者在战略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困难，但这反过来证实了民族主义者所坚称的西方围堵俄罗斯的战略意图。乌克兰危机为普京在国内赢得了普遍赞誉，皮尤机构2015年6月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88%的俄罗斯民众对普京在对外事务上的做法抱有信心，其中66%的被访者表示信心很高。相比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民众对普京的信心上升了19个百分点。俄罗斯和东欧的政局完整地演绎了民族主义围绕“承认的政治”所展开的“双螺旋”。
五、 结论
由于国际关系研究更多地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使用，并将讨论民族主义成因的任务交予对国际体系既缺少研究兴趣又缺少理论方法的学科，民族主义在体系层面的诱因长期得不到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家利益和“承认的政治”两个变量的剖析来弥补这一领域的不足。
尽管“国家利益”是现代政治中的高频词汇，但这一概念事实上缺乏客观、固定的内容与含义，更缺乏衡量其道德性的统一标准，这极大地动摇了国家利益的必然性和绝对性。既然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选择，那么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就有可能对一国的利益选择持有不同看法。与之相对的是，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符合本国人民（或大部分人民）需要的利益即民族国家的正当利益。不仅如此，民族主义还将国家作为道德的最终载体，国家是一切善的终点，国家之外则被视作非道德区域，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道德垄断与“承认的政治”语境下正在形成的国际道德场域之间存在难以回避的矛盾和冲突。
当一国政府面对重大政策选择之时，国内进程未必是压倒性的因素，因为“承认的政治”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难以忽视的角色，获得国际认可是对国家利益在道德和现实两方面的双重肯定。在国家利益问题上的“承认缺口”可能导致民族主义的激烈反弹，进而在一国国家利益与它所需要的国际承认之间制造更大的鸿沟。英国“脱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不列颠民族主义者所定义的“国家利益”——重新控制边界、减少对欧盟的财政义务——在欧盟层面寻求承认失败的结果。“承认的政治”算不上“皇帝的新衣”，但却是一件难以脱下的紧身衣。国际公共空间的存在使得政治单元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受到诸多外力的制约（这些外力区别于传统的军事威慑、武装干涉和经济制裁）。“承认的政治”挑战了特殊主义的政策基础，而这恰恰是民族主义所主张和坚持的。
事实上，民族主义以独特性为着眼点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一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法律和社会制度必须经过本土化（indigenization）改造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效用。然而，独特性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能落入例外论的陷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的兴起，并不等同于当前国际体系公平性和民主程度的提升。不同国家在“承认的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存在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总是与物质力量直接相关。手握不对称影响力的国家可以利用承认问题实施隐秘的干涉行为，使得“承认的政治”沦为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另外一种形式。“承认的政治”语境下主权形态的嬗变和干涉主义的走向应成为进一步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承认的政治”民族主义国际社会国家利益
2016年以来的世界政治再次目睹了民族主义左右国内议程、改变国际局势的潜在力量，以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为代表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使得国际观察家们重新聚焦“国家边界”“国家利益”等传统概念。冷战后曾被预言即将消亡的民族主义，在政治上展现出持久的生存能力和隐秘的重要性。在全球资本主义不断消解民族边界、挑战国家政府职能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冲击之下，民族主义何以持续影响国际政治进程？其长期存在乃至周期性繁荣的动能从何而来？由于对“历史终结”的乐观信念，国际关系学界对民族主义的关注进入低潮期，民族主义逐渐成为批判的对象，而不是解释的对象。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长期存在只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使用的倾向。例如，用德国民族主义解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用犹太民族主义解释巴以冲突，用俄罗斯民族主义解释乌克兰危机，用不列颠民族主义解释英国“脱欧”。类似的因果分析逐渐形成一种标准陈述，而且自变量和因变量的位置很少颠倒——是民族主义导致了冲突和矛盾而不是相反，这种特征在对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的研究当中格外显著。然而，一个非常关键但经常被国际关系学者选择性忽视的问题是：民族主义可能导致冲突，但是什么导致了民族主义？
国际关系学者们倾向于认为，研究上述问题是人类学、民族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学科责任。这或许是一种颇为合理的假定。然而，系统地关注是什么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学科通常很少探索国际体系层面的变量，这一学科群体的概念和理论工具多集中于国内层面，例如政党、媒体、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市民社会、家庭结构甚至文学艺术。在这样的前提下，民族主义研究中发展较为成熟的解释变量有历史仇恨、异族压迫、资源竞争、宗教文化差异、精英的政治动员，等等。例如，杰克·施耐德（Jack L.Snyder）讨论了民主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他的研究问题是：民主化过程中，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结构更容易导致民族主义的爆发？卡尔·多伊奇（Karl W.Deutsch）将现代社会的传播体系与民族认同联系到一起，他指出只有借助发达的传播手段和传播网络，精英阶层的观念与利益才能够跨越地理局限影响数量庞大的民众。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将多伊奇的思路发扬光大，他强调报纸和小说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对中国民族主义个案的分析也同样如此，一个经常被提及的自变量是近代史上的“百年国耻”，半殖民地的经历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心理和历史背景，使得复兴、雪耻成为团结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诉求。
即便那些对跨国力量和超国家行为体感兴趣的学者，也更倾向于考察政治单元之间的互动而不是体系层面的变量，这类研究的题目通常是“南北苏丹族群冲突的宗教和历史原因”“印巴战争与争议领土的边境管制”或“法国穆斯林移民的身份困境”。换言之，大部分从国际视角来研究民族主义的学者所检验的研究假设还是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在《国际政治理论》里面批判的还原主义理论，尽管还原主义本身并不一定损害这些研究基于各自学科定位的重要价值。华尔兹在这部只有九章的作品中，用了四章的篇幅來讨论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其重点就在于区分还原主义理论和系统理论。例如，用美国的经济需求来解释它对霸权的追求，虽然看似讨论的是霸权秩序或国际体系的问题，但是其使用的自变量均为单元层次的——美国的国内需求、民主过程和对外政策。再例如，用两国在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问题上的冲突来解释民族主义，这也是还原主义的理论。虽然集体记忆确实与局部民族主义的勃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但这依然是用单元层次的变量来解释民族主义。
对民族主义问题感兴趣的国际关系学者很少意识到，国际关系学科对体系层面的关注在社会科学的大家族中是相当独特的，其他学科大多不认为自己掌握着探讨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概念、理论和研究方法。部分学者或会关注体系层面的某些要素，但极少讨论国际体系本身，这导致了民族主义被误认为是“族群的问题”或“国家的问题”，只不过这些问题会造成严重的国际后果。换句话说，面对某个民族主义现象，社会科学倾向于在单元层次寻找其产生的原因，在国际范畴观察其导致的后果。这种内外分裂严重阻碍了社会科学对民族主义的全面认知和理解，并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的政策讨论。
要对上述趋势作出调整和修正，就需要将体系层次的变量引入民族主义问题的讨论。本研究尝试弥补这种认知缺口，通过分析国家利益和国际承认两个变量之间的互动来对民族主义作出体系层面的解释。笔者认为，国家利益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是充满争议的概念，而国际社会当中“承认的政治”（politics of recognition）的兴起导致了一国在许多情况下需要向外部寻求合法性，“承认的政治”不仅扮演着国际大众舆论的角色，更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这与民族主义的原则主张存在严重的不兼容。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但民族主义的诉求又是双向的：一方面从民族国家的独特性（particularity）出发，强调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另一方面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荣誉抱有极大关切。国际社会对一国国家利益的“承认缺口”可能引发民族主义的剧烈反弹，这往往又导致国际社会更为坚决的反对或抵制，引发民族主义的“双螺旋”。 一、 国家利益： 理论争论与伦理讨论
“国家利益”是国际政治中使用频次最高的词语之一，当它出现在报纸杂志或讲话发言中时，不管精英还是民众似乎都清楚它所指涉的内容，不会认为发言者使用这个词语是语焉不详。但事实果真如此么？王逸舟在其主编的《中国学者看世界——国家利益卷》一书的序言中提到，国家利益受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如何判断一国的国家利益是相当复杂的问题。阎学通在分析中国国家利益的著作中用专门的一节来讨论判断国家利益的困难。他强调，即便在决策者中间也缺乏共同的标准来判断何为正确的国家利益。虽然“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在现代政治中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但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如何生成却一直是国际关系学者们争论不休的对象。在讨论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国家利益时，约瑟夫·奈（Joseph S.Nye）指出，许多专家认为人们在有关国家安全和战略的核心问题上更容易达成一致，然而即便是明显的外部威胁也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某个具体国际问题同美国国家利益之间可能有着相当长的逻辑链条，而不同的群体对危险的认知各不相同。
一言以蔽之，不存在显而易见、无可争辩的国家利益，如何定义“国家利益”在一国的政治议程上永远占有一席之地。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和史蒂夫·史密斯（Steve Smith）在《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一书中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们有诸多理由认为‘国家利益’的定义太不精确，很难作为国际政治单元锲而不舍追求的合理目标。至少，这是一个可争论的问题。”然而，在政治实践中，“国家利益”被如此广泛地接受、如此频繁地使用，以至我们甚至无法想象一种不谈论国家利益的国际关系。不同主体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差别究竟有多大？造成这些差别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果向现代政治的每一个参与者寻求答案是不切实际的做法，那么，从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中观察这种差异性可能是较好的替代方案。
（一） 现实主义
现实主义传统假定一国的国民存在天然的共同利益，例如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国家可以凌驾于部门利益之上。一国政府没有帮助其他国家实现国家利益或促进国际主义理想的义务。如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所说，军事力量的分布和特征依然是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的主要成因。换言之，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利益主要是外部给定的，与复杂的国内政治关系不大。此外，现实主义者倾向于严守“国内”与“国外”两个区间之间的界限，将目光停留在国家边界的范围之内，对承担外部义务——尤其是道德义务——兴趣索然。以上观点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首先，一国的国民是否天然存在共同利益是有争议的。在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族裔和多数族裔对“安全”和“生存”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其次，部门利益、集团利益和地区利益不管在民主制度还是在非民主制度中都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国家自主性（state autonomy）更多的是一种理想状况而不是现实政治的运行规则。此外，经济全球化和国际贸易体系的建立将一国的利益关切拓展至遥远的市场，以领土来作为国家利益的外部边界将對“国家利益”这一概念造成严重的限制和扭曲。不管是国家行为体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都因为全球化的推进而获得了更广阔的行动空间，传统的内外边界被打破，世界主义不仅仅是一个口号、一种愿望，在香港、纽约、伦敦、巴黎，世界主义正在成为这些核心城市的主要生态。
（二） 理性主义
遵循理性主义的英国学派非常重视这一全球趋势，它认为一国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同时如果不考虑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不考虑国际道德和国际法，那将是一种错误行为。全球性议题——例如反恐和环境保护——不可能在国家单元内部获得解决，过去的利己思维和零和游戏已不可持续，国家必须认识到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性，以广阔的视野来看待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看来，确定国家利益是一项长期的政策辩论，对不同国家而言，社会生活的首要目标也许是固定、一致的，但次级目标具有很大的弹性，应当可以兼容国际社会总体的利益与关切。民族国家也许会继续生存下去，但是全球范围内的人道主义责任代表着更高的伦理层次。因此，英国学派十分强调世界秩序，强调个人权利在许多情况下应当比领土统一具有更高的优先性。因此，国际共同体所执行的人道主义干涉有理由将纾解人道主义灾难置于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和排他性的国家利益之上。英国学派所主张的国家利益是一种“开明的自利”，有别于绝对的利己主义。国家的目标应该是成为国际社会的“好公民”，而不是不择手段地追求安全和财富。
（三） 自由主义
如果说英国学派对国家利益的主张已经大大限制了国家的自主性，那么自由主义的观点显然更加“反国家”。经典自由主义对国家和国家利益心存怀疑甚至敌意，因为国家利益要么目光短浅，要么受到利益集团的操控。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浪潮显然符合自由主义对国际事务的期盼。历史上民族国家曾以获取领土作为促进国民财富的重要手段，然而，全球资本主义的兴起使越来越多的政治家意识到更大的版图并不一定能够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因为国际体系的重心正在从“军事国家”向“贸易国家”转移。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在十分有限的领土内经营着庞大的跨国商业集团，这在19世纪的国际政治中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自由主义者们对“小政府”究竟应该有多小看法不一，但是他们整体上认为促进全球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制度是医治国际政治暴力倾向的苦口良药。自由主义者们相信，经济联系能团结不同群体、消除国际政治中的暴力，而保护主义和贸易壁垒必然导致冲突与报复。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国家只是促进国际主义这一终极目标的手段，全球性视角终将取代国家利益的狭隘观念。如果人类大同不是所有自由主义者在现世的目标，也至少是他们大部分人向往的终点。新现实主义者对“经济和平”的实际效用深表怀疑。首先，无政府状态是国际体系的核心特征，更多的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事实。因此，安全依然是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甚至是压倒一切的目标。其次，全球贸易和金融市场是一个权力分配高度不平等的系统，主导性国家掌握着规则制定的议程，其脆弱性要远远小于只有依附于该体系才能生存下去的中小经济体。因此，冲突和合作的循环往复不会消失，虽然可能会以比从前更和平的方式出现。 （四） 建构主义
在自由主义者们忙着将国家利益埋入故纸堆的同时，建构主义者们却试图恢复国家利益作为外交政策解释工具的传统地位。他们认为，国家利益应当被视为一种社会建构而不是物质性的客观存在。国家利益是共同观念和民族身份的产物，具有明显的主体间性和规范含义。不存在永久性的、客观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无法从外部给定，它产生于具体文化背景下的社会互动过程，因而是变动不居的。然而，建构主义想要如何处理国家利益的观念维度和物质维度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清楚。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倾向于否定一切试图从物质基础得出国家利益的论述，而玛莎·费丽莫（Martha Finnemore）将她的建构主义路径视作物质主义的补充，但物质与观念之间如何互动，费丽莫只给出了初步的探索。
国家利益在概念上的模糊性导致了一个潜在的问题：国家利益是否有道德维度？有没有可能从外部来评价一国对国家利益的追求？英国学派给出的答案是最明确的：国家利益存在道德性问题，因为它需要符合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遵循国际法和惯例、尊重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合理诉求。自由主义者认为自己也掌握着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倾向于认为“普世价值”本身具有不证自明的道德性，自由国际主义对全球协作和世界和平的追求具有不可辩驳的合理性。这听上去很令人信服，但对道德问题兴味索然的现实主义者们有不同的理解。爱德华·卡尔（E.H.Carr）在《二十年危机》中这样论述：“这些所谓的绝对原则、普世原则根本不能称为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国家政策不自觉的反映，其基础是一国在特定历史时期对其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
建构主义在国家利益的道德性问题上有明显的内部分歧。一部分建构主义者认为国家是追求各自利益的道德行为体，因而将国家视作统一的分析单元来对待和处理。另一部分学者的研究对象集中在控制着国家机器的个人身上，这也就意味着国家整体上的道德性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中没有一席之地。既然建构主义重视观念的作用，那么实际上也就为国家利益的道德性讨论留下了余地。如果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参与者，那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国际社会的监督与评判，这种外部干预虽然不足以彻底改变形成国家利益的内部进程，但至少使得国家利益的外部性具有了道德含义。
综上所述，国际关系理论对何为国家利益、如何界定“国家利益”缺少统一的看法，不同流派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相当明显。尽管“国家利益”在现代政治话语中被广泛使用，但这一概念事实上缺乏实质、客观的内容与含义，更缺乏统一各方诉求的原则和标准。对一个公民而言，什么才是他所在国家的国家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与他是谁有关。人们无法从对客观因素（如地缘政治、资源禀赋、阶级构成）的科学分析中得出无可争议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更多的是选择而非宿命，历史上德国国家利益的变化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而普京治下的俄罗斯试图将其国家利益客观化的努力则是代价高昂的反例。如果国家利益（至少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一种政治选择，而全球化时代對国家利益的追求又能够产生巨大的外部效应，那么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就有可能对一国的国家利益的合理性和道德性进行评价，这直接提升了国际社会当中“承认的政治”的重要性。
二、 “承认的政治”
所谓“承认的政治”，简单地说，是指一个群体要求社会公开承认并尊重其属性和特征的政治形式。“承认的政治”首先开始于国内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思想家指出，传统的政治、经济变量已经无法解释西方发达国家逐步兴起的各种社会运动，例如环境主义、女性主义、多元文化主义。他们指出，这些社会运动所承载的非经济、非阶级的诉求只有从承认的角度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其代表人物有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阿克塞尔·霍奈特（Axel Honneth）。尽管政治理论、社会理论和国际法对承认问题表现出了长期的兴趣，但国际关系学者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重视“承认的政治”在对外事务中的作用。2010年之后该领域出现了一个小规模的研究热潮，大量论文和著作得以发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广大殖民地纷纷独立，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国际社会逐步形成。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充分参与“主权俱乐部”的日常活动都必须获得相当一部分——如果不是全部——成员的接纳和认同。如若不然，就只能与“失败国家”为伍，被长期排斥在国际游戏之外。事实上，连处于严重孤立状态的朝鲜都有被国际社会视作“正常国家”的诉求，这从平壤积极申办世界青年举重锦标赛的努力中可见一斑。现代国家的民族和政治身份在“拒绝承认”的压力之下显得相当脆弱。在国际社会当中，国家不断被归类和排序，不断被赞扬和批判，或站上荣誉的高地，或贴着耻辱的标签。
国际社会的主流话语充斥着“比较级”或者隐含着“比较”含义的词语，例如三个世界的划分、民主政体和专制政体、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因为统计工具的进步和信息技术的发达，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可以找到世界排名，从新生儿死亡率、平均寿命、识字率、离婚率、生育率到GDP、环境污染、腐败程度、民主质量、人权状况，每个国家在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上都面临着周期性的打分。这一整套密集的评价体系不仅成为国家身份的重要指标，更造成一种隐性的压力：那些排名靠后的国家，你们的表现还可以更好！这套体系的不断扩张将所有国家越来越深地嵌入国际公共空间当中，不管一国愿意还是不愿参与这套体系，都无法阻挡这一体系对其发生（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兴趣。
强调物质权力的现实主义者们或许会认为这没什么了不起，他人的态度和意见就好像马路上的白噪声，也许会造成一定的困扰，但不至于影响车辆的行驶，最终决定国家政策及其效用的唯有权力而已，权力的基本含义就是可以迫使他人做违背其意愿的事。的确，现实主义者对非物质因素的一贯怀疑向我们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外部“承认”或国际认同重要吗？它的重要性在哪里？20世纪初，英国外交家艾尔·克劳（Eyre Crowe）在其讨论德国问题的著名备忘录的开篇有这样一段论述： 每当一国政府面对因另一国政府反对自己的权利和主张而导致的外部困难时，第三方国家对分歧可能采取的态度必定总是会成为一个令人焦虑的关切。……如果一国对外关系总是处于一种有利的态势，即它在捍卫自己合法利益时总能够依仗那些最强大邻邦的同情，那么该国就没有必要——至少当它的武装力量保持在恰当的效率水平时——怀有任何的恐惧和不安。
由此可见，“承认的政治”不是伴随冷战后干涉主义而兴起的新事物。一国的立场和政策能否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和同情，至少在克劳的时代就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一项重要考虑。
“承认的政治”在国际体系中不仅扮演着大众舆论的角色，它还参与具体争端问题的解决，能够提升或压制国际行为体的地位，影响其在“国际俱乐部”的成员资格。这里我们以民族自决问题为例，来进一步明确“承认的政治”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性以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二战结束后，民族自决原则被正式写入《联合国宪章》，获得了完整的国际法地位。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中，广大殖民地以民族自决为依据相继获得政治独立，成为国际体系的合法成员。二战后国际体系的缔造者们对国家的迅速增生所产生的政治后果十分清楚：一则，新独立的国家或者经济落后或者饱经战乱，而且其中绝大部分不满足具备主体民族这一要求，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多民族国家，随时可能继续分裂。例如，民主刚果的全部人口使用242种语言，独立之初就陷入长期内战。二则，新独立的国家许多存在未定国界或争议领土，而民族自决原则本身没有为勘界提供可操作的标准，这为武力解决领土问题埋下了祸根。面对这种情况，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对业已存在的政治地图作出了相关的保证，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就是新诞生的主权国家（不管通过分裂还是兼并）进入国际体系需要获得国际承认，一国对领土边界的修改也需要获得国际承认。这一举措将“承认的政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用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话说：“许多民族国家之所以获得主权地位并非因为它们是长期存在的、本土化的历史进程所造就的政治实体，而是因为它们重塑了法律和社会体系使得其他国家……能够承认它们作为‘民族国家’的身份。”
由于二战后国际体系的支柱性原则民族自决具有先天不足的问题，体系的设计者试图将“承认的政治”提升为维持体系稳定的保障性措施，其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共平台，某一人类群体的国际地位、
国际身份如果不被其他成员所承认和接纳，将难以长期维持。这种制度安排兼具进步性和保守性，其进步性是以“舆论”代替“暴力”来解决曾经长期困扰欧洲国际政治的领土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每个国家在国际公共平台上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是高度不平等的。“承认的政治”实际上增强了主导性国家的国际能力，许多麻烦缠身的弱小国家不得不尽力满足大国提出的条件，以换取它们的肯定和支持。从高政治领域开始的“承认的政治”也影响了低政治领域，所有经济和金融类国际组织的成员资格都不是自动产生的，这意味着国家行为体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参与受到各种各样的外部限制。
国际社会的接受程度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甚至一种文明的实际生存状态。2015年11月14日发生在法国巴黎的恐怖袭击事件再次凸显了伊斯兰现代化问题的长期性和严重性。伊斯兰世界融入现代国际社会的真正困难不在于其经济发展和社会政策，恐怖分子的诉求也不是国际援助和更平等的贸易条件，伊斯兰世界的沮丧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承认缺口”的日益扩大。与承认有关的焦虑一直困扰着伊斯兰国家，2007年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三次世界伊斯兰经济论坛没有将经济发展与贸易合作作为讨论的主要议题，而是将焦点集中在如何重塑伊斯兰国家的国际形象。印尼总统苏西洛在会上发言说：我们必须重建人们对伊斯兰世界的看法，必须将他们的态度从消极、漠视变成积极、热情。虽然世界伊斯兰经济论坛与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没有实质联系，也不存在直接的沟通渠道，但该论坛却采用了与达沃斯高度相似的名称和标志。
在融入国际社会倍感困难的情况下，伊斯兰国家试图在现行国际贸易秩序之外建立一个平行世界，伊斯兰经济体所组成的开发银行拥有56个成员国，但其2007年的统计数字显示，伊斯兰经济体之间的互贸只占出口总额的13.5%，而输入工业化国家的出口货物占到了51.5%。想要在现行秩序之外建立一套能独立运行的伊斯兰秩序虽然很难奏效，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伊斯兰国家不被接纳的孤立状态。恐怖势力能不断吸引年轻人参与“圣战”，使其为此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恐怖主义对西方社会的残忍报复回应了伊斯兰群体因为“承认缺口”而产生的沮丧和绝望。
前文曾经指出，“承认的政治”的兴起增强了大国的国际能力，但这不意味着大国仅仅因为权力和地位的优越就可以在“承认的政治”的平台上取得豁免权。恰恰相反，大国更容易遭遇“承认缺口”，因为大国政策的外部性更加明显，而国际社会对大国在责任和义务方面的要求通常也更高。国际社会其他成员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英美法系的大陪审团，大国即便身居法官之职也不能阻止大陪审团给出裁决意见，尽管某些情况下大陪审团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美国在“9·11”恐怖襲击之后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因为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在伊拉克战争的漫长消耗中，由于得不到更多盟友的支持，美国被迫单方面不断增兵。战争本身像黑洞一样消耗着美国的财力和军力，并导致其国际声誉的急剧下挫。至七年战争结束时，伊拉克战争的总开支已接近10000亿美元，超过4400名美国士兵阵亡，另有3.2万人受伤。2003年皮尤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伊拉克战争导致世界各国人民中对美国持正面态度的比例降至历史最低点。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伊拉克战争期间，美国主要消费品牌，例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和万宝路，在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遭受了抵制，在欧洲市场的损失最大。更为重要的是，这场战争在付出惨重代价之后并没有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极端势力迅速填补了中东地区的权力真空，欧洲国家成为恐怖主义新的攻击对象。 由此可见，即便是美国这样拥有绝对军事优势的超级大国，其国家权力的效能也不可能脱离全球公共空间的影响。联系上一节的结论，如果国家利益是绝对的、毋庸置疑的，那么国际承认所能发挥的作用也许仅限于为争端事件的解决提供舆论环境。然而，因为国家利益更多的是一种政治选择而不是客观规定，国际承认才可能介入这种选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下一节将详细讨论“承认缺口”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针对一战前的德国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进行案例分析。
三、 民族主义的“双螺旋”
作为一个不断演进的复杂概念，“民族主义”自诞生以来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被各方所普遍接纳的定义，似乎任何一种定义都只能涵盖民族主义的某种类型或某些方面。本研究重点讨论民族主义与国际承认的互动关系，因此，笔者结合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查尔斯·蒂利 （Charles Tilly）和约翰·布鲁伊（John Breuilly）三位学者的观点来界定“民族主义”：对外具有独特性、对内具有同质性的族群应当享有自治的权利，本民族的价值和利益高于一切，其他政治共同体不应在违背其意愿的情况下干涉其事务，这一政治信条被称作民族主义。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民族主义的伦理基础是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民族主義运动通常以本民族的独特性作为政治主张和社会动员的主要依据，它强调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尤其是周边民族的差异性，并且认为这种差异性应该得到政治上的强调。这种主张的出现基于以下这个相当晚近才被主流政治思想认可的命题：具有不同特征的人群不应该而且最好不要生活在同样的政治安排之下，因为他们的伦理标准和文化习惯无法兼容。不仅如此，国际社会还必须坚持不干涉内政和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保护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在政治实践中，民族主义认为，一国政府能够采取的政策和主张取决于该国的特殊国情，这不仅包括国家的领土面积、人口构成、资源禀赋和地理位置，还涉及历史传统、文化习俗、阶级构成等诸多方面。因此，国家利益必须依照本国国情来确定，任何外部压力都可能对这一过程造成扭曲。民族主义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能产生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二者的差别在于：前者认为所有民族都具有自己的特性，不存在高下之分;后者认为自身的特性比其他民族的特性更为特殊或更有价值。在政治实践中，特殊主义与例外主义往往只有一步之遥。
自拿破仑战争时代起，民族主义就是落后民族对抗外族统治的武器。著名哲学家以赛亚·柏林（Isaiah Berlin）在回顾德国崛起的过程时曾说，德国浪漫主义是对民族耻辱的回应。黎塞留和路易十四军队的铁蹄践踏了大片的德国领土，压制了新教复兴运动，使德国沦为落后民族。在法国大革命的光辉照耀下，四分五裂的德国显得愈发卑微。拿破仑崛起之后，在耶拿会战（1806年）中击败了普鲁士军队的主力，普鲁士失去大片领土，被迫退出第四次反法同盟，自此沦为二流国家。为了克服这一系列屈辱，德国知识精英纷纷转向本国的民间艺术、自然、历史和传统习俗来寻求智力资源，强调纯粹的民族精神、歌颂“高贵的野蛮人”和弱者的反抗。德国浪漫主义运动成为民族主义斗争的杰出样板，被后来者纷纷仿效。
拿破仑战争展现了现代化的军事和工业力量与传统社会的对抗，前者代表进步，后者代表落后。这一分野贯穿着民族主义传播的整个过程，在向欧洲以外地区——尤其是殖民地国家——传播的过程中，进步主义的压力愈发凸显。美国政治学家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对“新”“老”两种民族主义进行了区分。“老民族主义”指的是精英群体在1750年之前就已经产生了“民族主义”概念，并在1880年之前获得民族国家地位的社会。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模式成为后来者仿效的对象。“新民族主义”的成因是老民族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所散播的现代化进程，殖民统治和殖民战争所裹挟的进步力量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生存状态。p.ix.一战后中东欧国家的民族独立和二战后亚非拉国家的民族独立都属于“迟到者”的民族主义。西欧国家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得“进步”这个启蒙运动特别强调的概念成为一种“普世价值”。进步主义崇尚持续不断的变化，倡导科学和理性，支持对物质进步的无限追求。因为进步主义的推进，新事物在伦理层面取得了始终优于旧事物的地位，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依据进步主义的标准，世界被划分成两个部分：成功的进步地区和失败的落后地区。进步地区依据强大实力所展开的对外扩张使得落后地区的人们很快意识到，人类历史进入了弱肉强食和残酷竞争的时代，而自己已经输在了起跑线上。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分子以及政治精英对自身弱势地位的清醒认知成为“新民族主义”的重要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民族主义是进步阴影下的意识形态，其背后隐含着“社会达尔文式”的生存竞争。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运动可以视为“新民族主义”的重要展现，它标志着“新”“旧”两种历史的分野，更标志着中国知识精英对自身落后状态的最终承认和推进现代化（科学和民主）的强大决心。五四运动之后，进步主义成为中国民族自新的主导力量，它同时还是中国观察自身与外部关系的核心视角。
对于民族国家体系的“迟到者”来说，生存竞争不仅是对物质实力的追逐，更是重获地位和尊严的努力。尊严是一种普遍的人类需求，甚至可以说它深植于人性之中。因此，在尊严问题上，瑞士国际法学家瓦特尔（Emerich de Vattel）在阐释主权平等观念的时候曾说：“矮子跟巨人一样都是人。”这一论述所指涉的不仅是法理意义上的平等，更是尊严意义上的平等。与自尊心有关的语言和行为在外交事务中比比皆是，面对加入欧盟的曲折道路，乌克兰一再强调自己“不是低三下四的乞讨者”“必须被视为平等伙伴”。社会流行病学家迈克尔·马莫特（Michael Marmot）、理查德·威尔金森（Richard Wilkinson）和凯特·皮克特（Kate Pickett）等的长期临床实证研究表明，人的健康和幸福程度与社会地位高度相关。这一基于个人层面的结论对群体也同等适用，社会学家利娅·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的比较历史社会学研究表明，在民族政治的领域里存在着与“地位综合征”相似的动因。研究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腾飞的学者也提出，亚洲的经济奇迹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民族屈辱的回应。以韩国为代表的东亚经济体迫切需要向日本人（曾经的侵略者和统治者）证明，自己也可以在国际舞台上有出色的表现。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义的目光是双向的：它坚持以独特性作为国家政策的出发点和依据，又对外部认同和民族尊严怀有执着的追求。前者是内向性的，反抗异族统治、实现独立自主、拒绝外部干涉;后者是外向性的，争取国际社会对自身主张和地位的认可，恢复因为落后而失去的尊严。而这两者之间的矛盾正是民族主義在建立政治国家的核心任务得以实现之后还继续发挥作用的动力所在。一国在陈述自身国家利益的同时向外界提出了四方面的要求：首先是（对自身存在的）承认，其次是尊重，再次是独特性或个体性，最后是归属和联系。对一国利益诉求的“拒绝承认”意味着国际社会的整体或局部对该国身份和地位的不认同，因此带来的羞辱感和地位焦虑比具体利益受到阻挠这一事实本身更能激化民族主义情绪。一国在民族主义驱使下所执行的政策将更加“内视”、更加具有对抗性而不是协商性，这无疑会导致国际社会对其国家利益的加倍抵制。一旦这种动力处于螺旋上升状态，最终的冲突将难以避免。能支撑上述论点的一项重要研究是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对战争动机的讨论。在系统性地检视了1648—2000年爆发的94场战争之后，勒博发现：在引起这些战争的104个动机中，地位动机出现了62次，占全部动机的58%;相比之下，安全和利益（财富）反倒是发生频率很低的动机，分别只占18%和7%。
四、 案例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落后大国在地位上升期和曾经的强国在地位下降期最容易出现“承认缺口”，引发民族主义与国际认同之间的“双螺旋”。勒博在对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进行剖析时指出，强国对羞辱的感受比弱国更加强烈，也更容易因此而产生愤怒情绪，至少在外交政策领域是如此，因为愤怒是有能力实施报复的国家才能承担的奢侈品。太过弱小的国家除了必须依靠国际体系的法理原则来维持自身的主权存在以外，还必须依赖周边大国的善意来谋求发展，因此比较容易屈从于“承认的政治”的压力。只有具备一定实力的国家才可能诉诸民族主义来对抗或改变他国的“拒绝承认”，1871年普法战争后的德国和1991年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分别是上述两种情况的典型代表。
德国在统一之后经历了国家实力的快速增长，但是，欧洲国际体系并没有做好适应德国地位的准备。查尔斯·多兰（Charles F.Doran）在研究一战成因时曾指出，国际承认包含两个方面：自身诉求能够在其他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得到体现，而自身的外交政策也愿意顺应其他国家的诉求。然而，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中德国问题是上述情况的反例。自19世纪后期开始，日益强大的德国试图使欧洲列强能够承认其不断增长的外交政策要求，但是这种向国际体系寻求接纳和承认的努力一再遭到忽视。面对一个实力快速增长的新成员，均势思维的逻辑是制衡，也就是通过重新结盟来消解该成员对当前体系的挤压。长时间的承认缺失和身份缺失导致了德国无法对其他国家的主张和关切给予互惠式的尊重。多兰认为，“承认缺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性动因。
德国与维护欧洲大陆体系的其他列强之间存在的“承认缺口”相当集中地体现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当中。如果仅就物质、经济和安全利益而言，摩洛哥在德国殖民版图中的地位无足轻重。德国与摩洛哥的贸易量在欧洲强国中仅排名第三，远远低于法国。在危机发生前，法国通过19世纪后半叶的长期经营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摩洛哥毗邻的几乎所有领土，并且一直将摩洛哥视作其核心利益或重大利益。即便如此，法国仍然无意正式吞并摩洛哥，而是在维持自身影响力的前提下尽可能维持各强国在摩洛哥的殖民现状。法国的这一立场充分地反映在1880年7月欧洲列强与摩洛哥苏丹签订的《马德里公约》当中，该公约第17条规定：摩洛哥认定给予最惠国的一切待遇适用于出席马德里会议的所有国家。作为该公约的缔约国，德国也因此获得了门户开放的便利。
及至20世纪初，法国在摩洛哥的利益进一步增长。到1903年，法国国内各党派都将摩洛哥问题视作帝国外交政策的优先事项。为了确保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法国向英国——当时的霸权国同时也是北非殖民问题的最大利益相关国——展开谈判，希望能就法国在摩洛哥的地位问题达成一项有利于法国的协议。1904年4月，《英法协约》（The Entente Cordiale）签订。法国放弃在埃及的权益，英国同意尊重法国在摩洛哥的特殊地位，并承诺为此提供外交支持，此外西班牙也获得在摩洛哥的部分权益。从《英法协约》的内容看，英法在将摩洛哥变为法国保护国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英法之间的谈判自始至终将德国排除在外，而这点恰恰是摩洛哥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尽管1871年之后，德国在欧洲的权势和地位迅速上升，也因此被视作一个欧洲强权（European power），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并不是一个殖民帝国。即便在帝国总理伯恩哈特·冯·比洛（Bernhard von Bülow）提出“阳光下的地盘”这一诉求之后，德国也没有被当时的国际体系视作殖民地问题上的关键行为体。换句话说，在英法等国看来，德国还只是一个欧洲强权，也应该被作为欧洲强权来对待。威廉二世执掌帝国事务之后，德国民族主义迅速诞生了世界政策（world policy）的要求，立志成为与英法平起平坐的世界强权（world power）。因此，英法私下就摩洛哥问题达成协议，既没有征求德国的首肯，又没有在《英法协约》签字前发出照会，这在德国看来是对它所强烈要求的国际地位的粗暴拒绝。英法两国以及支持英法的其他列强对德国世界政策的无视造成了巨大的“承认缺口”。尽管1904年《英法协约》违背了1880年《马德里公约》保持摩洛哥门户开放的精神，但德国在具体利益方面所遭受的损失仍然非常有限。然而，“拒绝承认”本身极大地刺激了德国自上而下的民族主义情绪：威廉二世公开支持摩洛哥独立运动，并于1905年3月亲自访问摩洛哥。不仅如此，德国还对法国发出严正的战争威胁，将第一次摩洛哥危机推向高潮。
事实上，德国在发出这一威胁时并没有做好任何战争准备，它的根本目的也不是与法国开战。德国希望达成的目标是取得重大的外交胜利以弥补1904年《英法协约》所造成的“承认缺口”，因此，它必须迫使法国尽可能地妥协。这种姿态遭到了英法的一致反对，在1906年于西班牙召开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上，只有奥匈对德国立场表示了支持。这样一来，1906年为解决第一次摩洛哥危机而召开的国际会议，实际上进一步加深了业已存在的“承认缺口”，导致了德国民族主义的狂飙突进。德国民族主义者认为欧洲外交不过是现状国家的伪善，有必要使用武力来校正德国实力与地位的偏差，以无法忽视的军事力量迫使英法正视其世界强权的地位。德国对世界强权地位的要求是无法在缺少国际承认的情况下实现的，换言之，德国民族主义所设定的目标需要国际体系的最终确认才能达成，而国际体系对德国诉求的“拒绝承认”必然会触发民族主义的“双螺旋”。因此，德国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之后加快了“无畏舰”的建造，并最终在海军问题上与英国彻底交恶，拉开了一战的序幕。 一战后，战胜国在《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规定了严厉的惩罚条款，而希特勒从“暴徒”到“元首”的蜕变正是利用了过度制裁在德国精英和民众心中所造成的屈辱。1933年10月，当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国联和日内瓦裁军会议时，他所获得的民众支持率高达95.1%。对希特勒演讲进行了详尽研究的英国历史学家伊恩·克肖（Ian Kershaw）曾说，希特勒对民众的煽动充分利用了“凡尔赛”三字在德国人民心中唤起的仇恨感。纳粹在德国执行的种族政策——将雅利安人的血统和地位抬高至其他种族之上——也是为了提升德国人民的自我形象和自尊心。国家社会主义之所以受到民众欢迎，除了稳定市场和提供就业的具体功效，还因为这一系列政策被涂上了重建德国国家尊严的色彩。面对大萧条的满目疮痍和布尔什维克的重重阴影，不少欧洲政治家对纳粹主义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曾一度表示钦佩。
如果德国问题是上升大国所遭遇的承认危机，那么2014年至今的乌克兰危机则代表了衰落大国与国际社会在承认问题上的剧烈摩擦。乌克兰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在于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地位的认知与俄罗斯对乌克兰地位的认知存在重大差异。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在《华盛顿邮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西方必须理解，对俄罗斯而言，乌克兰从来都不只是‘另一个国家’那么简单。俄罗斯的历史起源于基辅罗斯，乌克兰在长达几个世纪的历史当中一直是俄国领土。……即便是最有名的异议人士如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和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也都承认，乌克兰是俄国历史——事实上是俄国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在西方国家眼中，乌克兰是一个法理意义上的主权国家（虽然独立时间只有24年），是一个终于摆脱俄国控制可以自由结盟的国家行为体，俄罗斯或许对此感到不适，但必须面对现实。因此，面对俄罗斯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的声音，西方国家不认为这是俄罗斯的合理关切。基辛格认为，西方应当将普京视为严肃的战略家。这显然有不小的困难，因为普京在西方眼中更像是歇斯底里的“新沙皇”。
亲俄的亚努科维奇被迫流亡之后，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承认缺口”已经大到无法弥合。在俄罗斯看来，美國“不择手段”地操纵了乌克兰政局，俄罗斯发动乌克兰危机完全是“对西方侵略的回应”。虽然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导致了后者在战略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困难，但这反过来证实了民族主义者所坚称的西方围堵俄罗斯的战略意图。乌克兰危机为普京在国内赢得了普遍赞誉，皮尤机构2015年6月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88%的俄罗斯民众对普京在对外事务上的做法抱有信心，其中66%的被访者表示信心很高。相比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初，民众对普京的信心上升了19个百分点。俄罗斯和东欧的政局完整地演绎了民族主义围绕“承认的政治”所展开的“双螺旋”。
五、 结论
由于国际关系研究更多地将民族主义作为自变量来使用，并将讨论民族主义成因的任务交予对国际体系既缺少研究兴趣又缺少理论方法的学科，民族主义在体系层面的诱因长期得不到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本文试图通过对国家利益和“承认的政治”两个变量的剖析来弥补这一领域的不足。
尽管“国家利益”是现代政治中的高频词汇，但这一概念事实上缺乏客观、固定的内容与含义，更缺乏衡量其道德性的统一标准，这极大地动摇了国家利益的必然性和绝对性。既然国家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政治选择，那么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就有可能对一国的利益选择持有不同看法。与之相对的是，民族主义理论对国家利益的证成具有明显的内向性，符合本国人民（或大部分人民）需要的利益即民族国家的正当利益。不仅如此，民族主义还将国家作为道德的最终载体，国家是一切善的终点，国家之外则被视作非道德区域，这种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道德垄断与“承认的政治”语境下正在形成的国际道德场域之间存在难以回避的矛盾和冲突。
当一国政府面对重大政策选择之时，国内进程未必是压倒性的因素，因为“承认的政治”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难以忽视的角色，获得国际认可是对国家利益在道德和现实两方面的双重肯定。在国家利益问题上的“承认缺口”可能导致民族主义的激烈反弹，进而在一国国家利益与它所需要的国际承认之间制造更大的鸿沟。英国“脱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不列颠民族主义者所定义的“国家利益”——重新控制边界、减少对欧盟的财政义务——在欧盟层面寻求承认失败的结果。“承认的政治”算不上“皇帝的新衣”，但却是一件难以脱下的紧身衣。国际公共空间的存在使得政治单元对国家利益的追求受到诸多外力的制约（这些外力区别于传统的军事威慑、武装干涉和经济制裁）。“承认的政治”挑战了特殊主义的政策基础，而这恰恰是民族主义所主张和坚持的。
事实上，民族主义以独特性为着眼点本身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一国的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法律和社会制度必须经过本土化（indigenization）改造才能更好地发挥其效用。然而，独特性再向前推进一步就可能落入例外论的陷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社会中“承认的政治”的兴起，并不等同于当前国际体系公平性和民主程度的提升。不同国家在“承认的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存在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并不总是与物质力量直接相关。手握不对称影响力的国家可以利用承认问题实施隐秘的干涉行为，使得“承认的政治”沦为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的另外一种形式。“承认的政治”语境下主权形态的嬗变和干涉主义的走向应成为进一步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