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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第十四届“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春季年会如期在北京四季酒店成功举行，并颁发了2014年度“远见杯”全球宏观经济预测的15个奖项。
尽管春寒料峭、雪花飞扬，但是，与会专家的热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在“增长新常态”的大主题下，围绕美国加息与长期停滞、中国经济增长底在何处、经济冷股市热、金融改革的机遇与风险等四个环节，专家们发表了精辟的看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全球经济的分化与风险
2015年全球经济何去何从？在与会专家看来，将好于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林卫基对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最新预测值为3.5%。
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都将略有加快。日本银行驻北京首席代表福本智之预计，2015财年日本GDP增长为2.1%。林卫基预计，2015年美国增长3.6%、欧元区增长1.2%。
最令市场担心的欧元区经济也在好转。法国前财政部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指出，“整个欧元区都将从低油价、低利率、低汇率中受益;德国作为欧元区经济增长和再平衡的引擎，内需十分强劲、劳动力市场也在恢复;此前强行推动结构改革的欧债危机核心国家，竞争力、生产力和盈利能力都提高了。”
与此同时，3月开始实行的量宽政策，“将会进一步提振欧元区经济，” 法国巴黎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表示，“尽管其量宽的作用和效能难与美国相比。”
就短期来看，全球经济仍然存在诸多风险和挑战。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指出，2015年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存在五大挑战。一者，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将出现分化;二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加;三者，欧元区仍面临挑战，特别是希腊问题;四者，地缘政治对全球经济产生冷战以来最复杂的影响;五者，过去几年支撑全球经济新增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新兴市场，在2015年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
“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同比出现负增长，主要经济体或主动或被动进入通缩年代，”中国工商银行投行部首席国际经济分析师李嘉指出，“主要经济体去产能周期还没有出清，而中国需求下降、新兴市场青黄不接，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已经结束，熊市确立。”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与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均表示了对美国可能再次爆发金融危机的担心，他们认为，美国虚拟经济高度膨胀，缺乏实体经济支撑。
就中长期而言，向松祚表示，未来5-10年，甚至更长时间，全球经济会陷入非常低速的增长。这一判断主要基于，过去150年在三个主要增长阶段推动全球经济的四个基本条件已经消失，劳动生产力全面放缓、人口正在老龄化、收入分配与信用金融资源的分配出现两极分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货币环境因为量化宽松不再稳定。
林卫基给出的5年后世界潜在增长率的估计值仅为2.1%，大幅低于当前仍处复苏阶段的增长速度。
石油冲击还未结束
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无疑是2014年与2015年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之一。
“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确实超出市场预期，”朱光耀指出，“尽管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带来了冲击，但对进口国而言，总体利大于弊。”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油价下跌降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对物价有下拉作用，也有利于出口。不过，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担心，油价下跌会给一些国家金融市场带来动荡，进而出现重大危机。
最近两周，油价有所稳定，这是否意味着本轮调整已经结束，油价走势将要逆转？
“这次石油市场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供给层面的变化，尽管需求层面相对金融危机前出现明显放缓，但是，供给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需求下降的速度，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管清友指出，“低油价周期至少持续3到5年，届时才可能出现供给和需求转换的机会。”
中国经济难见底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多年，来自于人口结构和外贸的红利已经枯竭，房地产的繁荣也宣告结束，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底部何在，未来还能重拾动力维持中高速增长吗？
“今年这个底是到不了的，”王建指出，“经济下行的趋势客观存在。”
中银国际研究主管程漫江分析，消费相对疲弱，服务业改革依然任重道远;出口或缓慢回升，但对经济增长拉动已显著减弱;尽管中央“稳增长”下宽松政策可能推动部分基础设施投资有所反弹，但难以抵消大部分投资下行趋势，2015年整体投资增速或从2014年15.7%降至12.5%-13.5%;制造业仍面临产能过剩、通货紧缩和盈利下滑压力，去产能、收缩资本开支、重组资产业务、提升运营效率仍是企业生存发展主题。
“从物价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已低于潜在增长，”中金公司研究部副总经理边泉水指出，“过去两年，PPI是通缩的，CPI同比增速已降至1月份的0.8%。”
不过，短期经济增速大幅低于潜在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税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认为，中国防范各种风险的能力相对比较强，只要把改革的方向抓好、资源分配使用抓好，发生的风险都可以解决。
至于海外市场颇为担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会否引起系统性或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问题，中国工商银行投行部总经理刘金表示，“可能性不大，我们一直严格遵守监管部门要求，风险工作完备。而且，中国不像西方国家，有大量绝对控制的国有企业，政府资产相当可观。再者，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仍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内。”
与此同时，“冷”的经济下面出现了一些“热”的变化，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发现，上一周期遗留的问题正逐步解决;经济结构开始改善;中国从商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新技术大潮正席卷中国。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指出，人口红利虽然在减少，但人口质量的红利却在增加;改革的红利正在逐步释放;开放的红利也在形成一种新力量。 “一带一路战略相当于基础设施先行，包括国内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国际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诸建芳认为，“在目前整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影响偏正面。”许善达表示，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有利于过剩产能走出去，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的窗口和机遇。
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政策
正如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在开幕辞中所言，无论是经济增速的换挡，经济结构的转型，还是存量的消化，无论是促改革还是调结构，无论是求稳还是求进，社会稳定、民间投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都需要有个好的、宽松的宏观环境，都需要某种稳定的、积极的预期。
但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却可能是宏观经济政策，因而，市场对关键性政策仍没有形成明确并稳定的预期。
“2015年经济究竟下降多大幅度，首要的因素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幅度，尽管房地产投资下降是非常确定的，但房地产销售却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程漫江指出，“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政策的引领，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后，市场仍在等待政府对房地产税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我们不知道房地产税政策会以什么速度、什么方式推出。”
与此同时，财政政策的定位也不明朗，程漫江指出，虽然各方讨论、呼吁中国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应该有一个宽松的财政环境，但2014年财政领域的各项改革都指向了紧缩方向。
“地方各级政府都对各种企业挖地三尺找水源，”北京盛世景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吴敏文指出，“这与中央背道而驰，完全无视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减税。”边泉水认为，2014年特别是四季度，财政政策偏紧，是造成2015年以来经济增长比较差的重要原因。
程漫江指出，财政政策仍是2015年宏观经济走向的重要因素，财政紧缩到什么程度会决定中国经济减速的幅度。“这是一个我们还不太清楚的问题，今年的很多宏观预测可以说是‘猜’。”
人民币贬值之辩
同样不确定的还有中国的汇率政策，从目前央行释放的信号看，还很难判断2015年汇率政策会选择什么方向，对此，与会专家的观点分歧很大。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被高估，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幅度至少应该与美元升值幅度相当，如果不贬值，中国经济只会面对两个字“死了”。
目前，人民币市场价虽然出现了贬值，但却是“明贬实升”。因为美元指数升值幅度更高，其他新兴经济体对美元平均贬值更多，所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连创新高。
鲁政委计算了包括金砖四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捷克、波兰、中国台湾、墨西哥在内的11个经济体实际有效汇率的平均值，将之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比较，发现每当这些经济体的有效汇率平均值比人民币高的时候，中国经济表现很好;反之则很差。
“有效汇率高估时，会抑制国内消费、造成国内通缩、令财政债台高筑、迫使大水漫灌，”鲁政委指出，“有效汇率高估还会让可贸易程度高的第二产业首先受到冲击，进而出现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而程漫江则认为，人民币大幅贬值可能危及国内资产价格和金融稳定，过度盯住汇率又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国内经济目标，因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应该成为央行首要考虑。
“中国应该学习1997年金融危机时的处理方式，”程漫江表示，“在目前的时点上，不要用汇率来对抗经济下行的风险，如果中国不能稳定汇率，一旦出现整体资本外流，中国经济加速下滑将不可避免。在有效稳定汇率预期的前提下，央行通过多种工作组合避免系统性风险，以时间换空间，为长期结构改革创造条件，这是贬值带来的所谓出口效应不可比拟的。”
鲁政委明确反对效仿1997年金融危机的做法。他指出，中国之所以能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是因为美元指数的下调，美元回到1997年之前，人民币随之受益。现在却恰恰相反，美元正处于持续走强的周期。
市场何去何从？
不同于上述政策，“未来货币宽松应该是可以确定的，”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指出，“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股市会像债市那样进入牛市。”
潘向东指出，中国债市主要是银行参与，对名义利率更敏感，因此名义利率与债市之间完全匹配。但中国名义利率与股市之间没有明确关系，从历史经验看，不能由利率变化得出股市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利率下行时股市在上升，到2001年之后，利率下行而股市也在下行，在2005年到2007年间，利率上升的同时股市往上走，最近则是利率下降，股市上升。
股市会否因为货币宽松出现牛市，得看宽松的时间和规模。潘向东指出，如果货币放松的速度快于经济下滑的速度，就可以期盼牛市的到来，反之则不然。
“2015年，股市面临的更多的是结构性机会，而非系统性机会，”上海重阳投资总裁王庆指出，“这一判断基于整个宏观形势、系统性风险、国际形势和利率变化。”
王庆认为，面对结构性机会，需要关注四大类企业，具体包括可证实的创新公司、有正预期差的国企改革收益公司、有核心竞争力的弱周期行业龙头公司、需求相对稳定并对下游有定价权的中游企业。
股市在受到经济层面影响的同时，其发展的滞后也在“严重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吴敏文指出，2009年以后，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占比并没有提高多少。股权融资比例太低，会导致企业杠杆率高企，创新和创业缺乏资本支持，而资产负债率或杠杆率提升一旦遇上经济不景气，又容易推高银行不良资产。因此，谈金融改革，不能只局限于利率和汇率改革，也要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
尽管春寒料峭、雪花飞扬，但是，与会专家的热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在“增长新常态”的大主题下，围绕美国加息与长期停滞、中国经济增长底在何处、经济冷股市热、金融改革的机遇与风险等四个环节，专家们发表了精辟的看法，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全球经济的分化与风险
2015年全球经济何去何从？在与会专家看来，将好于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驻华代表处首席代表林卫基对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最新预测值为3.5%。
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都将略有加快。日本银行驻北京首席代表福本智之预计，2015财年日本GDP增长为2.1%。林卫基预计，2015年美国增长3.6%、欧元区增长1.2%。
最令市场担心的欧元区经济也在好转。法国前财政部长埃德蒙·阿尔方戴利指出，“整个欧元区都将从低油价、低利率、低汇率中受益;德国作为欧元区经济增长和再平衡的引擎，内需十分强劲、劳动力市场也在恢复;此前强行推动结构改革的欧债危机核心国家，竞争力、生产力和盈利能力都提高了。”
与此同时，3月开始实行的量宽政策，“将会进一步提振欧元区经济，” 法国巴黎银行（亚洲）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表示，“尽管其量宽的作用和效能难与美国相比。”
就短期来看，全球经济仍然存在诸多风险和挑战。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指出，2015年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存在五大挑战。一者，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将出现分化;二者，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断增加;三者，欧元区仍面临挑战，特别是希腊问题;四者，地缘政治对全球经济产生冷战以来最复杂的影响;五者，过去几年支撑全球经济新增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新兴市场，在2015年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
“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同比出现负增长，主要经济体或主动或被动进入通缩年代，”中国工商银行投行部首席国际经济分析师李嘉指出，“主要经济体去产能周期还没有出清，而中国需求下降、新兴市场青黄不接，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已经结束，熊市确立。”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与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均表示了对美国可能再次爆发金融危机的担心，他们认为，美国虚拟经济高度膨胀，缺乏实体经济支撑。
就中长期而言，向松祚表示，未来5-10年，甚至更长时间，全球经济会陷入非常低速的增长。这一判断主要基于，过去150年在三个主要增长阶段推动全球经济的四个基本条件已经消失，劳动生产力全面放缓、人口正在老龄化、收入分配与信用金融资源的分配出现两极分化、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货币环境因为量化宽松不再稳定。
林卫基给出的5年后世界潜在增长率的估计值仅为2.1%，大幅低于当前仍处复苏阶段的增长速度。
石油冲击还未结束
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无疑是2014年与2015年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不确定性之一。
“石油价格的大幅下跌确实超出市场预期，”朱光耀指出，“尽管对全球经济的稳定带来了冲击，但对进口国而言，总体利大于弊。”民生证券研究院副院长管清友认为，油价下跌降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本，对物价有下拉作用，也有利于出口。不过，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担心，油价下跌会给一些国家金融市场带来动荡，进而出现重大危机。
最近两周，油价有所稳定，这是否意味着本轮调整已经结束，油价走势将要逆转？
“这次石油市场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供给层面的变化，尽管需求层面相对金融危机前出现明显放缓，但是，供给增加的速度远远快于需求下降的速度，这个过程还没有结束。”管清友指出，“低油价周期至少持续3到5年，届时才可能出现供给和需求转换的机会。”
中国经济难见底
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多年，来自于人口结构和外贸的红利已经枯竭，房地产的繁荣也宣告结束，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底部何在，未来还能重拾动力维持中高速增长吗？
“今年这个底是到不了的，”王建指出，“经济下行的趋势客观存在。”
中银国际研究主管程漫江分析，消费相对疲弱，服务业改革依然任重道远;出口或缓慢回升，但对经济增长拉动已显著减弱;尽管中央“稳增长”下宽松政策可能推动部分基础设施投资有所反弹，但难以抵消大部分投资下行趋势，2015年整体投资增速或从2014年15.7%降至12.5%-13.5%;制造业仍面临产能过剩、通货紧缩和盈利下滑压力，去产能、收缩资本开支、重组资产业务、提升运营效率仍是企业生存发展主题。
“从物价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增长已低于潜在增长，”中金公司研究部副总经理边泉水指出，“过去两年，PPI是通缩的，CPI同比增速已降至1月份的0.8%。”
不过，短期经济增速大幅低于潜在增长的可能性不大。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国税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认为，中国防范各种风险的能力相对比较强，只要把改革的方向抓好、资源分配使用抓好，发生的风险都可以解决。
至于海外市场颇为担心的地方政府性债务会否引起系统性或区域性金融风险的问题，中国工商银行投行部总经理刘金表示，“可能性不大，我们一直严格遵守监管部门要求，风险工作完备。而且，中国不像西方国家，有大量绝对控制的国有企业，政府资产相当可观。再者，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仍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内。”
与此同时，“冷”的经济下面出现了一些“热”的变化，中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诸建芳发现，上一周期遗留的问题正逐步解决;经济结构开始改善;中国从商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新技术大潮正席卷中国。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邱晓华指出，人口红利虽然在减少，但人口质量的红利却在增加;改革的红利正在逐步释放;开放的红利也在形成一种新力量。 “一带一路战略相当于基础设施先行，包括国内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国际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诸建芳认为，“在目前整体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影响偏正面。”许善达表示，一带一路战略不仅有利于过剩产能走出去，也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新的窗口和机遇。
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政策
正如财讯传媒总裁戴小京在开幕辞中所言，无论是经济增速的换挡，经济结构的转型，还是存量的消化，无论是促改革还是调结构，无论是求稳还是求进，社会稳定、民间投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都需要有个好的、宽松的宏观环境，都需要某种稳定的、积极的预期。
但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最大不确定性却可能是宏观经济政策，因而，市场对关键性政策仍没有形成明确并稳定的预期。
“2015年经济究竟下降多大幅度，首要的因素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幅度，尽管房地产投资下降是非常确定的，但房地产销售却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程漫江指出，“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政策的引领，在《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后，市场仍在等待政府对房地产税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我们不知道房地产税政策会以什么速度、什么方式推出。”
与此同时，财政政策的定位也不明朗，程漫江指出，虽然各方讨论、呼吁中国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应该有一个宽松的财政环境，但2014年财政领域的各项改革都指向了紧缩方向。
“地方各级政府都对各种企业挖地三尺找水源，”北京盛世景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吴敏文指出，“这与中央背道而驰，完全无视李克强总理多次强调减税。”边泉水认为，2014年特别是四季度，财政政策偏紧，是造成2015年以来经济增长比较差的重要原因。
程漫江指出，财政政策仍是2015年宏观经济走向的重要因素，财政紧缩到什么程度会决定中国经济减速的幅度。“这是一个我们还不太清楚的问题，今年的很多宏观预测可以说是‘猜’。”
人民币贬值之辩
同样不确定的还有中国的汇率政策，从目前央行释放的信号看，还很难判断2015年汇率政策会选择什么方向，对此，与会专家的观点分歧很大。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华福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被高估，人民币兑美元的贬值幅度至少应该与美元升值幅度相当，如果不贬值，中国经济只会面对两个字“死了”。
目前，人民币市场价虽然出现了贬值，但却是“明贬实升”。因为美元指数升值幅度更高，其他新兴经济体对美元平均贬值更多，所以，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连创新高。
鲁政委计算了包括金砖四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捷克、波兰、中国台湾、墨西哥在内的11个经济体实际有效汇率的平均值，将之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比较，发现每当这些经济体的有效汇率平均值比人民币高的时候，中国经济表现很好;反之则很差。
“有效汇率高估时，会抑制国内消费、造成国内通缩、令财政债台高筑、迫使大水漫灌，”鲁政委指出，“有效汇率高估还会让可贸易程度高的第二产业首先受到冲击，进而出现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而程漫江则认为，人民币大幅贬值可能危及国内资产价格和金融稳定，过度盯住汇率又会影响到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国内经济目标，因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稳定应该成为央行首要考虑。
“中国应该学习1997年金融危机时的处理方式，”程漫江表示，“在目前的时点上，不要用汇率来对抗经济下行的风险，如果中国不能稳定汇率，一旦出现整体资本外流，中国经济加速下滑将不可避免。在有效稳定汇率预期的前提下，央行通过多种工作组合避免系统性风险，以时间换空间，为长期结构改革创造条件，这是贬值带来的所谓出口效应不可比拟的。”
鲁政委明确反对效仿1997年金融危机的做法。他指出，中国之所以能走出亚洲金融危机，是因为美元指数的下调，美元回到1997年之前，人民币随之受益。现在却恰恰相反，美元正处于持续走强的周期。
市场何去何从？
不同于上述政策，“未来货币宽松应该是可以确定的，”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指出，“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股市会像债市那样进入牛市。”
潘向东指出，中国债市主要是银行参与，对名义利率更敏感，因此名义利率与债市之间完全匹配。但中国名义利率与股市之间没有明确关系，从历史经验看，不能由利率变化得出股市变化。上个世纪90年代，利率下行时股市在上升，到2001年之后，利率下行而股市也在下行，在2005年到2007年间，利率上升的同时股市往上走，最近则是利率下降，股市上升。
股市会否因为货币宽松出现牛市，得看宽松的时间和规模。潘向东指出，如果货币放松的速度快于经济下滑的速度，就可以期盼牛市的到来，反之则不然。
“2015年，股市面临的更多的是结构性机会，而非系统性机会，”上海重阳投资总裁王庆指出，“这一判断基于整个宏观形势、系统性风险、国际形势和利率变化。”
王庆认为，面对结构性机会，需要关注四大类企业，具体包括可证实的创新公司、有正预期差的国企改革收益公司、有核心竞争力的弱周期行业龙头公司、需求相对稳定并对下游有定价权的中游企业。
股市在受到经济层面影响的同时，其发展的滞后也在“严重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吴敏文指出，2009年以后，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占比并没有提高多少。股权融资比例太低，会导致企业杠杆率高企，创新和创业缺乏资本支持，而资产负债率或杠杆率提升一旦遇上经济不景气，又容易推高银行不良资产。因此，谈金融改革，不能只局限于利率和汇率改革，也要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