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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内外不同研究机构测算,中国现在1/3到1/4的碳排放都在为别国做贡献
一 场盛宴,高朋满座。宴会结束前最后一刻,来了一位穷亲戚。他只喝到了一杯咖啡。结账时,众人说AA制啊,费用均摊。这对穷亲戚显然不公。这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的经典比喻。
“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大都出口了,供别人享用,你承担了碳排放,却没有享受到产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秘书处法务部部长高风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说,中国到哥本哈根,带着自己的账本和算盘,但也“背着黑锅”而来。
据国内外不同研究机构测算,中国现在1/3到1/4的碳排放是在为别国做贡献的。高风说,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现在也是世界碳排放大国,天天有人盯着你。“我们自身的发展和资源消耗状况等,都需要减排,同时对世界来说,我们也会承诺承担作为发展中的国家能够承担的责任。”
高风说,实际上,从2007年开始的“巴厘路线图”谈判,发达国家企图废除《京都议定书》。在此前几次重大会议上,发达国家都一直在说,当前议定书存在许多不足。比如,美国没有参与;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具体减排义务。其主要论点是,议定书最大缺陷,在于它只涉及全球1/3的碳排放。如以此作为基础达成全球性法律文件,显得不合适。
发达国家此番言论,当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高风说,“他们打起发展中国家的主意并非始自哥本哈根”。
环境保护形成世界潮流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各大工业化国家过度的污染给民众造成很大冲击。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通过《斯德哥尔摩宣言》,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关注环境问题。
当时主要是发达国家参与。中国仍处于“文革”时期,加入联合国还不到一年。那时,环境远远不是中国的问题。1973年,联合国成立环境规划署,气候问题正式列入联合国工作范围。此后,关于气候问题的国际会议和国际协议大量出现。
在20世纪90年代后,环保问题逐渐超出发达国家视野,成为世界关注焦点。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会议通过《公约》,具有划时代意义。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在文件上签字。
高风说,1984年,李鹏担任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首任主任。后来,有了环保局、环保总局直至如今的环保部。
据高风透露,在《公约》谈判早期,发达国家就一直试图把发展中国家拉入减排框架。但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发展中国家据理力争的是,气候变暖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去200年工业化造成的,不能把责任推到发展中国家身上。这也是气候谈判迟迟不能突破僵局的原因所在。
1992年中国加入《公约》,标志着中国正式踏上气候谈判的征程。包括高风在内的中国一批气候谈判的外交人才快速成长起来。代表中国在哥本哈根谈判的苏伟和于庆泰,当时都曾作为外交部官员参加了《公约》的签字仪式。
《京都议定书》1995年开始谈判,1997年通过。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中,中方主要代表一直是国家气象局。在与联合国下属科学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交流中,气象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8年,整个谈判转为由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高风说,这标志着,中国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本质的认识发生转变,即气候谈判绝不仅仅是一个气象科学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
一 场盛宴,高朋满座。宴会结束前最后一刻,来了一位穷亲戚。他只喝到了一杯咖啡。结账时,众人说AA制啊,费用均摊。这对穷亲戚显然不公。这是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斯特恩的经典比喻。
“中国是世界工厂,产品大都出口了,供别人享用,你承担了碳排放,却没有享受到产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秘书处法务部部长高风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专访时说,中国到哥本哈根,带着自己的账本和算盘,但也“背着黑锅”而来。
据国内外不同研究机构测算,中国现在1/3到1/4的碳排放是在为别国做贡献的。高风说,中国是发展中的大国,现在也是世界碳排放大国,天天有人盯着你。“我们自身的发展和资源消耗状况等,都需要减排,同时对世界来说,我们也会承诺承担作为发展中的国家能够承担的责任。”
高风说,实际上,从2007年开始的“巴厘路线图”谈判,发达国家企图废除《京都议定书》。在此前几次重大会议上,发达国家都一直在说,当前议定书存在许多不足。比如,美国没有参与;发展中国家也没有具体减排义务。其主要论点是,议定书最大缺陷,在于它只涉及全球1/3的碳排放。如以此作为基础达成全球性法律文件,显得不合适。
发达国家此番言论,当然是针对发展中国家。高风说,“他们打起发展中国家的主意并非始自哥本哈根”。
环境保护形成世界潮流源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各大工业化国家过度的污染给民众造成很大冲击。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通过《斯德哥尔摩宣言》,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关注环境问题。
当时主要是发达国家参与。中国仍处于“文革”时期,加入联合国还不到一年。那时,环境远远不是中国的问题。1973年,联合国成立环境规划署,气候问题正式列入联合国工作范围。此后,关于气候问题的国际会议和国际协议大量出现。
在20世纪90年代后,环保问题逐渐超出发达国家视野,成为世界关注焦点。1992年,巴西里约热内卢会议通过《公约》,具有划时代意义。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在文件上签字。
高风说,1984年,李鹏担任了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首任主任。后来,有了环保局、环保总局直至如今的环保部。
据高风透露,在《公约》谈判早期,发达国家就一直试图把发展中国家拉入减排框架。但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遭到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发展中国家据理力争的是,气候变暖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去200年工业化造成的,不能把责任推到发展中国家身上。这也是气候谈判迟迟不能突破僵局的原因所在。
1992年中国加入《公约》,标志着中国正式踏上气候谈判的征程。包括高风在内的中国一批气候谈判的外交人才快速成长起来。代表中国在哥本哈根谈判的苏伟和于庆泰,当时都曾作为外交部官员参加了《公约》的签字仪式。
《京都议定书》1995年开始谈判,1997年通过。在《京都议定书》谈判中,中方主要代表一直是国家气象局。在与联合国下属科学组织“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交流中,气象局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8年,整个谈判转为由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高风说,这标志着,中国对于气候变化问题本质的认识发生转变,即气候谈判绝不仅仅是一个气象科学问题,更是一个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