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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者及业界对董事会与公司价值关系的研究，主要关注董事会规模、董事会构成(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CEO两职合一与否、董事会会议次数等治理特征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有关董事会成员的政治背景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则鲜有涉猎。相对于市场导向的社会，政治关联在我们这样关系导向的社会中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商业史上最重要的商业模式就是相互依赖的政商关系。几乎每一个拥有显赫身份的家族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一股政治力量在其身后若隐若现，或开山劈路或保驾护航。从秦相吕不韦的“奇货可居”，到清末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再到如今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家族，相互依赖的政商关系依旧是显著的盈利模式之一。
政治关联——东方社会的商业智慧
在我国金融发展较落后、法制水平较低、市场发育不完善和产权保护较弱的制度条件下，公司为了避免自己的产权受到强权的侵害，或者为了进入壁垒高同时利润也高的管制行业，需要做很多“功课”，这些“功课”中，政治关联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
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的手段在转轨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它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公司而言都具有便利资源配置的功能。政治关联还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经济主体可以利用政治关联从政府那里获得影响，给投资者一种可信赖的感觉，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关联具有一种信号传递的作用。
政商关系——民企非正式的自我保护机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家不但在经济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并在潜
移默化中受益于这种影响。比如，1998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当选全国政协常委；2004年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2004年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都是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取得政治身份，此外有更多的国有企业高管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有研究发现，中国的董事会都具有政治关联的特征，一般来说，在一个9人组成的董事会中(除了政治关联的CEO外)一般会有32.5%的董事具有政治背景，即现任政府官员或者以前有从政经历。
虽然在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上，聪明的东方民族的确存在一套游刃有余、圆润通达的处世智慧，但是人们往往对政商关系进行简单的解读，认为政商关系就是一个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的过程。其实政商关系有时候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机制保护公司自身的权益。企业家政治身份发挥了替代法律制度为公司发展提供产权保护的作用，诸如：第一，减少了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权利侵害。比如，可以减少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乱摊派;第二，在缺乏充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公司可以借助于政府力量来防范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比如防止其他企业的假冒伪劣等。此外，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许多行业都存在着政府行政壁垒和所有制“歧视”，公司的进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制约了公司的发展。公司通过政治关联可以有效突破这种制约。
我们以复兴集团为案例来考察一下政治关联对公司究竟意味着什么，以期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集团)创建于1992年，在公司创始人郭广昌的带领下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类民营企业，其核心业务横跨医药、房地产、钢铁、矿业、零售、金融服务及战略投资等六大领域。目前，复星已稳居中国企业前50强，旗下产业业绩稳定增长，在行业内也基本进入国内前十强。
在复星集团快速成长的过程中，公司董事长郭广昌不但在经济领域呼风唤雨，如担任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等行业协会领导职务，而且积极参与政治，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九届执委会常委、第八届全国青联委员，具有了相当高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
在公司创始人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复星集团在许多政府管制行业进入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复星集团进入钢铁、金融等行业。复星实业于1998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中国较早的民营上市公司。2002年11月成为豫园商城(股票代码：600655)的单一最大股东。2003年5月成立德邦证券，一家具有股票主承销资格的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是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全国首批保荐机构，也是全国首批证券发行询价机构。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进军金融领域是何其困难的事情，这是需要做足功课的，而且需要相当的政治资源做支撑。
通过考察复星集团旗下几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我们会毫不意外的发现，这些董事会成员中大部分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很多都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复星集团的发展极大的受益于这些宝贵的政治资源。
徘徊在“原罪”边缘的政治关联
不可否认政治关联在我们这样一个关系导向的国度里何其重要，能给公司带来诸多或明或暗的好处，这在我们复星集团的案例中可略见一斑。可是在取得累累硕果之后，不等你沾沾自喜，心中已经有不安在涌动了——政治关联离“原罪”还远么？“原罪”(Originalsin)一词来自基督教，它是指人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中国企业家的发家史，就能明白中国企业家的确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虚假注资、关联交易、权钱交易等等在商业世界开疆拓土中几乎无处不有，正如最近一段时间内闹得沸沸扬扬的“黄光裕事件”。贿赂高官、违规贷款、偷漏税、操纵股价……在扑朔迷离的风波中，这位纵横捭阖中国零售业22年之久，身价高达430亿元的富豪即将“星光黯淡”。人们在错愕之余，不禁会思忖着：下一个会是谁？
从众多类似“黄光裕”的事件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大致相同的故事：为实现市场进入，企业家常常需要去建立政治关联，面对不规范的管制制度，他们以为收买官员就等于收买法律。在企业家的潜意识里，特别是对于比较有钱的企业家来说，他们认为可以用金钱摆平一切。可是法律又怎么会完全形同虚设？很多企业家就栽倒在这种模糊判断里，当官员出事后企业家的原罪也将浮出水面，那个时候将对公司价值有摧毁性打击。此外，政治关联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扭曲更是难以估量。
在我国金融发展较落后、法制水平较低和产权保护不强的制度条件下，政治关系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缓解落后的制度对公司发展的制约，为公司在融资和市场准入等方面提供有效的支持，促进公司的发展。虽然政治关联可以给公司带来诸多好处，但是它对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来说也并非是没有成本的，它会扭曲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社会公平。
此外，如果董事会中引入太多的政府官员，那它的专业性就不强，从而会导致较差的公司治理水平，这也是被很多学者所诟病的一点。所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强法律和政府对公司产权的保护、为公司建立更加市场化的制度环境以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对于公司的成长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更为重要。
中国商业史上最重要的商业模式就是相互依赖的政商关系。几乎每一个拥有显赫身份的家族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一股政治力量在其身后若隐若现，或开山劈路或保驾护航。从秦相吕不韦的“奇货可居”，到清末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再到如今的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家族，相互依赖的政商关系依旧是显著的盈利模式之一。
政治关联——东方社会的商业智慧
在我国金融发展较落后、法制水平较低、市场发育不完善和产权保护较弱的制度条件下，公司为了避免自己的产权受到强权的侵害，或者为了进入壁垒高同时利润也高的管制行业，需要做很多“功课”，这些“功课”中，政治关联可能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
政治关联这一非正式的手段在转轨经济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它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公司而言都具有便利资源配置的功能。政治关联还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经济主体可以利用政治关联从政府那里获得影响，给投资者一种可信赖的感觉，从这个角度来说政治关联具有一种信号传递的作用。
政商关系——民企非正式的自我保护机制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企业家不但在经济领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在社会政治领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并在潜
移默化中受益于这种影响。比如，1998年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当选全国政协常委；2004年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2004年浙江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当选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都是民营企业的董事长取得政治身份，此外有更多的国有企业高管当选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
有研究发现，中国的董事会都具有政治关联的特征，一般来说，在一个9人组成的董事会中(除了政治关联的CEO外)一般会有32.5%的董事具有政治背景，即现任政府官员或者以前有从政经历。
虽然在企业家与政治家的关系上，聪明的东方民族的确存在一套游刃有余、圆润通达的处世智慧，但是人们往往对政商关系进行简单的解读，认为政商关系就是一个权力寻租、官商勾结的过程。其实政商关系有时候可以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机制保护公司自身的权益。企业家政治身份发挥了替代法律制度为公司发展提供产权保护的作用，诸如：第一，减少了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权利侵害。比如，可以减少地方政府的乱收费、乱摊派;第二，在缺乏充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公司可以借助于政府力量来防范其他市场主体的侵害，比如防止其他企业的假冒伪劣等。此外，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许多行业都存在着政府行政壁垒和所有制“歧视”，公司的进入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制约了公司的发展。公司通过政治关联可以有效突破这种制约。
我们以复兴集团为案例来考察一下政治关联对公司究竟意味着什么，以期达到管中窥豹的效果。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集团)创建于1992年，在公司创始人郭广昌的带领下逐步发展成为中国最大的综合类民营企业，其核心业务横跨医药、房地产、钢铁、矿业、零售、金融服务及战略投资等六大领域。目前，复星已稳居中国企业前50强，旗下产业业绩稳定增长，在行业内也基本进入国内前十强。
在复星集团快速成长的过程中，公司董事长郭广昌不但在经济领域呼风唤雨，如担任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市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青年联合会副主席等行业协会领导职务，而且积极参与政治，当选为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工商联九届执委会常委、第八届全国青联委员，具有了相当高的政治身份和政治地位。
在公司创始人的政治地位不断上升的过程中，复星集团在许多政府管制行业进入方面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复星集团进入钢铁、金融等行业。复星实业于1998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是中国较早的民营上市公司。2002年11月成为豫园商城(股票代码：600655)的单一最大股东。2003年5月成立德邦证券，一家具有股票主承销资格的全国性综合类证券公司，是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全国首批保荐机构，也是全国首批证券发行询价机构。作为一家民营企业进军金融领域是何其困难的事情，这是需要做足功课的，而且需要相当的政治资源做支撑。
通过考察复星集团旗下几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我们会毫不意外的发现，这些董事会成员中大部分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很多都是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复星集团的发展极大的受益于这些宝贵的政治资源。
徘徊在“原罪”边缘的政治关联
不可否认政治关联在我们这样一个关系导向的国度里何其重要，能给公司带来诸多或明或暗的好处，这在我们复星集团的案例中可略见一斑。可是在取得累累硕果之后，不等你沾沾自喜，心中已经有不安在涌动了——政治关联离“原罪”还远么？“原罪”(Originalsin)一词来自基督教，它是指人与生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中国企业家的发家史，就能明白中国企业家的确有与生俱来的缺陷。虚假注资、关联交易、权钱交易等等在商业世界开疆拓土中几乎无处不有，正如最近一段时间内闹得沸沸扬扬的“黄光裕事件”。贿赂高官、违规贷款、偷漏税、操纵股价……在扑朔迷离的风波中，这位纵横捭阖中国零售业22年之久，身价高达430亿元的富豪即将“星光黯淡”。人们在错愕之余，不禁会思忖着：下一个会是谁？
从众多类似“黄光裕”的事件中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大致相同的故事：为实现市场进入，企业家常常需要去建立政治关联，面对不规范的管制制度，他们以为收买官员就等于收买法律。在企业家的潜意识里，特别是对于比较有钱的企业家来说，他们认为可以用金钱摆平一切。可是法律又怎么会完全形同虚设？很多企业家就栽倒在这种模糊判断里，当官员出事后企业家的原罪也将浮出水面，那个时候将对公司价值有摧毁性打击。此外，政治关联对资源配置效率和社会公平的扭曲更是难以估量。
在我国金融发展较落后、法制水平较低和产权保护不强的制度条件下，政治关系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非正式机制，缓解落后的制度对公司发展的制约，为公司在融资和市场准入等方面提供有效的支持，促进公司的发展。虽然政治关联可以给公司带来诸多好处，但是它对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来说也并非是没有成本的，它会扭曲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社会公平。
此外，如果董事会中引入太多的政府官员，那它的专业性就不强，从而会导致较差的公司治理水平，这也是被很多学者所诟病的一点。所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强法律和政府对公司产权的保护、为公司建立更加市场化的制度环境以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对于公司的成长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