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蒋介石和胡适的关系，历来研究集中于以下几个论题：胡对蒋的支持和蒋的胡的礼遇；胡对蒋连任“总统”的批评；胡与蒋关于雷震案的冲突；胡过世后蒋的悼念等。总体印象是，尽管有观念冲突，胡对蒋始终尊重支持，蒋也对胡维持礼遇。但阅读新公开的蒋退台之后的日记，发现蒋在1950年后在日记中对胡深恶痛绝、百般痛骂。蒋和胡在日记或回忆中对彼此交往均有记录，两相对质，其南辕北辙之处实可玩味。
　　1952年底胡适回台，受到蒋的高规格欢迎，感觉甚好，日记中认为蒋对于他提出的逆耳之言表示接受，故发出蒋对自己太好的感叹。然而，蒋在谈话后彻夜难眠，苦痛至极，对胡适大谈自由民主高调不以为然，认为是书生亡国之言行，故谈话两小时予以驳斥。胡适说蒋“居然容受”，蒋说对胡“特斥之”，其记录大相径庭。
　　1958年4月，胡适任“中研院”院长，蒋到会庆祝并演讲。其讲词被胡“纠正”，胡在日记中未认为有不妥之处。蒋却认为胡“狂妄荒谬”，视为平生第二次所遭遇“最大的横逆”，与1926年在武汉受到鲍罗廷的“侮辱”相类比。蒋认为自己待人过厚，反为人轻辱，又增加了交友不易的经验。次日，他夜不能寐，为胡适之事终日抑郁，要服安眠药才可入睡。
　　从此以后，蒋日记中对胡适都是负面记录。胡回台后热衷于参加各种活动，并提出反对修宪，提议将国民党一分为二增加活力等，蒋的不满逐渐升级，日记中所用词语从“狭小妒忌”到“猖狂”，最后到“无赖”“可耻”“投机政客”。如何对付胡适，也成为其日记中主要内容。雷震案后，蒋感觉对胡适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认为“胡适投机政客卖空与挟制政策未能达其目的，只可以很失望三字了之。”
　　1962年2月24日胡适逝世，蒋在日记中记录道“闻胡适心脏病暴卒”，强烈地表达了蒋对胡压抑已久的负面情绪，与其对胡的长期礼遇形成鲜明对比。蒋认为“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处理完胡适丧事的当月，蒋为没能参加齐如山的丧礼感到遗憾，认为写剧本的齐如山有功于社会和文化，品格高超，胡适远不能及。这显然是过于情绪化的评价。
　　蒋在公开场合高规格接送胡适，接见慰问，请教问计，日记中对胡破口大骂，其两面态度可用“差异何其大”来形容。蒋对公与私，感情与理智的把握非常到位，其中亦不乏胡适提倡的可贵的“容忍”精神。十多年掩饰个人感情而不外露，其“演技”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可以用冷静、理智来形容。在1950-60年代，蒋是台湾的强者，胡是台湾的智者。强者与智者的分歧点和交集在哪里？他们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主义与环境、感情与理智的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深究的问题。
　　摘自陈红民、段智峰：《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