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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代领导集体的共性是尊重规律，民生也好，社会民主也好，经济自由也好，都在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科学发展观，是解决“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面临的新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6次全国党代会，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总结，你会怎么说?
王长江：顺应潮流。这6次党代会，每次都解决了当时的最重大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第一次是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解决了什么问题?
王长江：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了好几年，但还是有些历史包袱，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在那次会上，出台了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在那之后，党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当时大家的疑问是，改革开放了3年多，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只有党代会才有权回答。邓小平在致十二大开幕词时向全世界宣布，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新闻周刊：到了十三大，党代会又面临着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王长江：随着改革的推进，不单单经济问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侧重点，因此强调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在那次会议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被提出。初级阶段，显然不单指经济方面。20年之后，这一理论在现实中仍具指导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5年后的十四大可能影响更为深远?
王长江：可以这么说，因为在这次会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当时的中央部委中仍然有体改委，而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一定阶段，计划成分越来越少，市场力量越来越壮大，必然遇到“要不要改名儿”的问题。具体到历史背景，大家也都清楚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不管黄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这句话对人们思想上的解放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的几次党代会，是不是在解决重大问题上变得不再那么急迫了?
王长江：也不是。1997年2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去世。国内外当时都有疑问，中国是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呢?还是要调整一下?结果十五大提出要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
到了十六大之前，改革继续深化，新社会阶层不断发展壮大，这一时期党的指导思想仍需明确。于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
中国新闻周刊：十七大的主题词可以称之为科学发展，这又因应了什么社会背景?
王长江：这仍然是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面临的新问题。比如十四大提出来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发展是不是就是一些GDP指标?科学发展观明确给出了回答，发展不只是数字的发展，还是人的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发展。
但是，科学发展观不是解决哪个具体问题，而是深层次改革推进之时，将产生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困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可以更好地为总体目标——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新闻周刊：在科学发展观提出前后，影响最大的争议是什么?
王长江：有人依然会有疑问，以中国目前的发展态势，是不是正在变修、变质?还有人希望回到以前的理论体系中去。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中央在如何努力化解这一争议?
王长江：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六·二五”讲话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那就是要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
“社会力量的发育，党内改革力量的不断成长，必将产生改革力量越来越强、阻力越来越小的格局，深层次的矛盾也就将随之解开”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十七大的方针，顺应了“经济越来越自由、社会越来越多元”的历史潮流。之前有些学者表示，当前在某些领域的改革并没有完全跟上，比如行政体制改革。
王长江：可以这么说。因为改革太复杂了，没有人能够提前洞悉一切。
1992年我们承认了市场经济，可市场经济有自己的规律，最重要的是顺应，而不是拿多少办法；同时，还要看党代会是否给改革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怎么理解“留下空间”?
王长江：四个坚定不移本身就是一种空间。什么叫解放思想?什么叫改革开放?我认为，这些显然有助于社会力量的培育。
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培育改革的力量?
王长江：对。改革实际是力量上的博弈。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部门利益也好，既得集团利益也好，都有足够的利益驱动、足够的力量去试图左右改革，这也是改革越来越艰难的症结所在。
那么，社会力量的发育，党内改革力量的不断成长，必将产生改革力量越来越强、阻力越来越小的格局，深层次的矛盾也就将随之解开。
中国新闻周刊：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如何结合?
王长江：十六大和十七大都说过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具体到设计上，应该是社会民主与党内民主同步推进吧。
中国新闻周刊：可能有一些人参加改革的动机会不同……
王长江：只要支持改革，就可以不问动机。打个比方说，普通党员要求自己的权利得到更多的保护，基层领导者希望得到权责对称不管他们动机如何，都将推动改革前进。
民主本来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平台，博弈者天然代表自身的利益。在推进改革这一角度，追问人家的动机如何没有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同样有人说，政府似乎管得太多了。
王长江：管得多管得少不能简单判断。随便举个例子：我去美国考察，看到他们的政府只做守夜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只负责制定规则，并且要求大家遵守规则。可我们呢，我们有经济指标的要求，我们要管具体的经济。这样一来，上污染企业就顺理成章了。而按照美国的法律，这肯定行不通。
换句话说，由于政府管具体的经济，导致的结果是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倒管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政府管经济管得越少，当地的经济发展得就越健康。反观一些计划经济痕迹较重的地区，经济普遍缺少活力。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改起来却很难。
王长江：是这样。比如节能减排的提出，固然与社会大趋势有关，但是，却与现行的GDP考核体系相悖，如果不在财税体制上做出大的变革，这一理念就很难落到实处。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2003年“非典”之后出炉的新概念“民生”被首次写进了党代会政治报告?
王长江：党的第二代、第三代和现在的领导集体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那个时代还没有民生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解决民生问题。如今回头再看当年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切实感受到民生方面的巨变。而且，现在的财政收入也比从前有了大幅增长。
这几代领导集体的共性是尊重规律，民生也好，社会民主也好，经济自由也好，都在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
科学发展观，是解决“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面临的新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纵观改革开放以来的6次全国党代会，如果让你用一句话来总结，你会怎么说?
王长江：顺应潮流。这6次党代会，每次都解决了当时的最重大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第一次是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解决了什么问题?
王长江：当时已经改革开放了好几年，但还是有些历史包袱，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在那次会上，出台了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若干决议》。在那之后，党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当时大家的疑问是，改革开放了3年多，究竟要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只有党代会才有权回答。邓小平在致十二大开幕词时向全世界宣布，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新闻周刊：到了十三大，党代会又面临着什么问题需要解决?
王长江：随着改革的推进，不单单经济问题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侧重点，因此强调全面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在那次会议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被提出。初级阶段，显然不单指经济方面。20年之后，这一理论在现实中仍具指导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5年后的十四大可能影响更为深远?
王长江：可以这么说，因为在这次会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当时的中央部委中仍然有体改委，而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一定阶段，计划成分越来越少，市场力量越来越壮大，必然遇到“要不要改名儿”的问题。具体到历史背景，大家也都清楚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巡讲话：不管黄猫黑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这句话对人们思想上的解放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新闻周刊：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的几次党代会，是不是在解决重大问题上变得不再那么急迫了?
王长江：也不是。1997年2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去世。国内外当时都有疑问，中国是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前进呢?还是要调整一下?结果十五大提出要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
到了十六大之前，改革继续深化，新社会阶层不断发展壮大，这一时期党的指导思想仍需明确。于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
中国新闻周刊：十七大的主题词可以称之为科学发展，这又因应了什么社会背景?
王长江：这仍然是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面临的新问题。比如十四大提出来发展是硬道理，那么，发展是不是就是一些GDP指标?科学发展观明确给出了回答，发展不只是数字的发展，还是人的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统筹兼顾的发展。
但是，科学发展观不是解决哪个具体问题，而是深层次改革推进之时，将产生比较突出的矛盾和困难，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可以更好地为总体目标——和谐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新闻周刊：在科学发展观提出前后，影响最大的争议是什么?
王长江：有人依然会有疑问，以中国目前的发展态势，是不是正在变修、变质?还有人希望回到以前的理论体系中去。
中国新闻周刊：在你看来，中央在如何努力化解这一争议?
王长江：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六·二五”讲话已经回答了这一问题，那就是要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促进科学发展、社会和谐，坚定不移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
“社会力量的发育，党内改革力量的不断成长，必将产生改革力量越来越强、阻力越来越小的格局，深层次的矛盾也就将随之解开”
中国新闻周刊：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十七大的方针，顺应了“经济越来越自由、社会越来越多元”的历史潮流。之前有些学者表示，当前在某些领域的改革并没有完全跟上，比如行政体制改革。
王长江：可以这么说。因为改革太复杂了，没有人能够提前洞悉一切。
1992年我们承认了市场经济，可市场经济有自己的规律，最重要的是顺应，而不是拿多少办法；同时，还要看党代会是否给改革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中国新闻周刊：怎么理解“留下空间”?
王长江：四个坚定不移本身就是一种空间。什么叫解放思想?什么叫改革开放?我认为，这些显然有助于社会力量的培育。
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培育改革的力量?
王长江：对。改革实际是力量上的博弈。目前存在的问题是，部门利益也好，既得集团利益也好，都有足够的利益驱动、足够的力量去试图左右改革，这也是改革越来越艰难的症结所在。
那么，社会力量的发育，党内改革力量的不断成长，必将产生改革力量越来越强、阻力越来越小的格局，深层次的矛盾也就将随之解开。
中国新闻周刊：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如何结合?
王长江：十六大和十七大都说过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具体到设计上，应该是社会民主与党内民主同步推进吧。
中国新闻周刊：可能有一些人参加改革的动机会不同……
王长江：只要支持改革，就可以不问动机。打个比方说，普通党员要求自己的权利得到更多的保护，基层领导者希望得到权责对称不管他们动机如何，都将推动改革前进。
民主本来就是一个利益博弈的平台，博弈者天然代表自身的利益。在推进改革这一角度，追问人家的动机如何没有意义。
中国新闻周刊：同样有人说，政府似乎管得太多了。
王长江：管得多管得少不能简单判断。随便举个例子：我去美国考察，看到他们的政府只做守夜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只负责制定规则，并且要求大家遵守规则。可我们呢，我们有经济指标的要求，我们要管具体的经济。这样一来，上污染企业就顺理成章了。而按照美国的法律，这肯定行不通。
换句话说，由于政府管具体的经济，导致的结果是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倒管了。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已经证明，政府管经济管得越少，当地的经济发展得就越健康。反观一些计划经济痕迹较重的地区，经济普遍缺少活力。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改起来却很难。
王长江：是这样。比如节能减排的提出，固然与社会大趋势有关，但是，却与现行的GDP考核体系相悖，如果不在财税体制上做出大的变革，这一理念就很难落到实处。
中国新闻周刊：如何看待2003年“非典”之后出炉的新概念“民生”被首次写进了党代会政治报告?
王长江：党的第二代、第三代和现在的领导集体碰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那个时代还没有民生这个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解决民生问题。如今回头再看当年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切实感受到民生方面的巨变。而且，现在的财政收入也比从前有了大幅增长。
这几代领导集体的共性是尊重规律，民生也好，社会民主也好，经济自由也好，都在扎扎实实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