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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转型带来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滋生各种社会问题，农民工自杀式讨薪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衍生的突出社会矛盾。“社会学的想象力”为我们解读农民工自杀式讨薪提供了新的视角，在看似是个人行为的背后透露出社会结构的失范。因此，在这一理论视角的指引下，进一步探究解决农民工自杀式讨薪的社会基础对于这一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将大有裨益。
关键词：农民工；自杀式讨薪；社会学想象力；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194-02
引言
社会的转型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分化、社会不公等诸多社会问题，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就是突出一例。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工讨薪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工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24.36万件，比2012年增长11%[1]，截至2014年11月底，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查处工资类违法案件22.8万件，占所有案件的67.6%，比2013年同期增长7.2%[2]。农民工讨薪形势严峻。现行体制下正当的讨薪行动往往遭到非正义的打压，长期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的农民工被逼无奈只能选择跳楼、跳塔吊、服毒、自焚等极端方式以死抗争。自杀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是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层揭示，“社会学的想象力”为我们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范式。
一、何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美国著名批判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名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着重论述的概念，他将其明确定义为：“理解在个人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和在个人周围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的能力。”[3]他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帮助他们看清发生在身边事情的全貌。米尔斯卓有成效地区分了“个人困扰”和“公众议题”，一个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人应该能够看清二者之间的联系、社会结构背后的含义以及社会历史中的地位。
“社会学的想象力”具体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社会结构的视角，社会学想象力是可以帮助人们看清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公众议题之间区别和联系的心智能力。事实上，许多个人困扰是由宏观的社会结构因素所致。其次，是历史的视角，个人要将自己置身于所处的时代，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并把握自身的命运[3]。简言之，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在历史与个人生活历程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认清自身的社会角色。
二、农民工“自杀式讨薪”的社会结构因素
遵循社会学想象力的理论导向，从宏观社会结构的角度考察农民工自杀式讨薪的社会现象。其中有三类社会环境因素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发挥发挥主导作用，即社会制度、社会及文化的分化和权力与权威的应用[4]。
（一）现行社会制度安排的缺陷
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分化的体制是造成农民工自杀式讨薪的深层根源，在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以城市为导向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农业、农村及农民的发展，这种体制结构下的具体制度安排也存在一些问题。
1.权利救济制度的缺陷。在当代中国，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纠纷解决机制，包括由政府、法院、社会自治团体所主导的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但是目前这些权利救济制度存在一些严重缺陷，维权的程序复杂、耗时长、成本高抑制了农民工诉诸于法律维权的积极性；另外，维权的实效性较差，即便农民工走完各种法律程序、付出巨大成本后，在实施的过程中权利可能依旧得不到真正的维护，制度本身的公正性缺乏保障，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民工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
2.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科塞的“安全阀”理论认为：“在不破坏社会结构的前提下，使不满情绪得以释放出来可以维护社会整合。”[5]因此健康、充分的利益表达是社会的解压阀，农民工自杀式讨薪就是在合理的利益表达一味受到不公正限制后采取的非理性行为。首先，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使得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在身份表达上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其次，现行制度下农民工可以选择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不得不采取极端的非理性方式来引起上层的关注，这就是所谓的“弱者的武器”[6]；最后，有效利益表达组织的缺位加剧了农民工合法权利的无保障化，目前我国基本没有专门为农民工代言的组织。
（二）文化的分化导致价值观和准则的背离
文化的分化是对社会问题进行社会学想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的分化导致亚文化的产生，社会成员往往倾向于将有别于自己价值观和准则的行为视为社会问题[7]。讨薪的农民工群体与欠薪的资方共享不同的价值观和准则，对于资方而言，利益最大化是唯一准则，将农民工工资潜规则为可以随意挪用的资本，把农民工讨薪视为对自身利益的损害。相反，对于农民工而言，拖欠工资是对自身合法利益的严重侵犯。两个利益团体的价值观念产生冲突与碰撞，并且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农民工自杀式讨薪可以理解为文化分化导致价值观和准则相背离的结果。
（三）权利与权威的不当运用
韦伯曾把“权力”界定为即使遭到其他团体的反对也能实现自己意愿的能力，他认为权利的加强会导致权威的出现。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都离不开权力及权威的不当运用，当农民工诉诸于政府部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政府部门本应发挥当家作主的作用，但2014年12月在云南巧家县发生的讨薪新闻事件中，副县长以“死了人就好办”的冷漠回应后，一农民工当场服下农药。权利与权威的不当运用导致矛盾的激化，无奈之下的农民工通过自杀的方式捍卫自身的权利。
三、解决农民工自杀式讨薪的社会基础——基于社会学想象力的视角
从社会学想象力的角度来考察社会问题，首要的任务就是考察社会问题产生的社会环境因素，研究和发掘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基础。基于以上关于农民工自杀式讨薪的社会结构因素分析，探究解决农民工自杀式讨薪的社会基础，对问题的最终解决大有裨益。 （一）从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
孙立平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是断裂的社会，这种断裂的一种表现就在城乡二元分化之间。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发展问题逐渐成为主导，农业、农民及农村问题被边缘化，整个社会的发展处于断裂状态[8]。农民工自杀式讨薪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下的悲剧。要彻底解决社会断裂状态下的社会不公必须走向整合，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走向社会整合的必由之路，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发展城市的同时重视农民、农村问题，切实将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制度安排到措施落实，保证城乡公平、公正，不仅在经济上、还要在政治上、心理上改变农民、农民工的弱势地位。
（二）完善救济制度和利益表达机制
1.完善农民工救济制度。首先要简化维权程序。维权程序过于繁琐复杂是阻碍农民工选择合法途径解决纠纷的主要障碍，因此简化法律程序，快捷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改善现行制度缺陷的迫切要求。同时，程序的简化将大大缩减农民工维权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其次要切实保证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只有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得到保证，才能使农民工维权的实效性落到实处。另外，构建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也必不可少。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群体提供基础的社会保障服务，解决其生存的后顾之忧。
2.建立健全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首先，从农民工自身出发，提高其自身的利益表达意识和能力。通过不断学习掌握各种利益表达的渠道信息，提高在现行机制内利益表达的技巧。其次，在体制上，进一步扩宽农民工利益表达的渠道。在疏通原有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如信访制度、媒体等）的基础上，扩展其他的利益表达渠道，如听证会、农民工直接的政治参与等。畅通的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是有效解决自杀式讨薪的路径选择。最后，要建立规范化的农民工利益表达组织，建立诸如社区基层党建、工会、非政府组织等。通过组织将农民工的利益诉求集合起来，不仅便于农民工利益的集体表达和维护，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
（三）纠正错误的价值定位
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其实也是不同价值观与准则的冲突，资方或政府从自身的视野出发，认为农民工讨薪触犯了自身的价值观，并将其视为不合理行为。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今社会，以各种文化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的原则进行价值整合。农民工合法权益是不可侵犯的，纠正漠视农民工利益的价值定位。
（四）恰当运用权力及权威
权利及权威的介入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不可或缺的，农民工自杀式讨薪这一社会问题需要当权者适当的介入。曾经，温家宝为农民工讨薪的事件轰动一时，但是民工讨薪并非个例，总理不可能为所有农民工亲自讨薪。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为民当家作主的领导作用，切实为民办实事。自杀式讨薪现象频出，充分体现了政府对农民工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的职能失位。因此，要对官员素质严格把关，规范权力及权威的运用，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参考文献：
[1] 李远方.农民工“讨薪难”呈上升趋势[N].中国商报，2015-03-03（004）.
[2] 陈诺，冯国栋.新华时评：根治“年年讨薪”不能“年关算总账”[EB/OL].新华网，2015-01-22.
[3]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 Thomas J.S ullivan.Int roduct iont oS ocialProblems.A llyn& Bacon，1997：6-8.
[5] [美]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 [美]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7] 赵铁.社会问题的社会学想象[J].甘肃社会科学，2006，（4）.
[8] 孙立平.断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陈 鹤]
关键词：农民工；自杀式讨薪；社会学想象力；社会结构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5-0194-02
引言
社会的转型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社会矛盾尖锐、社会分化、社会不公等诸多社会问题，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就是突出一例。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工讨薪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问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工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案件24.36万件，比2012年增长11%[1]，截至2014年11月底，全国各级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共查处工资类违法案件22.8万件，占所有案件的67.6%，比2013年同期增长7.2%[2]。农民工讨薪形势严峻。现行体制下正当的讨薪行动往往遭到非正义的打压，长期处于边缘弱势地位的农民工被逼无奈只能选择跳楼、跳塔吊、服毒、自焚等极端方式以死抗争。自杀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是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层揭示，“社会学的想象力”为我们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范式。
一、何为“社会学的想象力”
“社会学的想象力”是美国著名批判社会学家米尔斯在其名作《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着重论述的概念，他将其明确定义为：“理解在个人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和在个人周围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的能力。”[3]他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品质，这种品质可以帮助人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从而帮助他们看清发生在身边事情的全貌。米尔斯卓有成效地区分了“个人困扰”和“公众议题”，一个具有社会学想象力的人应该能够看清二者之间的联系、社会结构背后的含义以及社会历史中的地位。
“社会学的想象力”具体有两层含义：首先，是社会结构的视角，社会学想象力是可以帮助人们看清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公众议题之间区别和联系的心智能力。事实上，许多个人困扰是由宏观的社会结构因素所致。其次，是历史的视角，个人要将自己置身于所处的时代，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并把握自身的命运[3]。简言之，社会学的想象力就是在历史与个人生活历程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帮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认清自身的社会角色。
二、农民工“自杀式讨薪”的社会结构因素
遵循社会学想象力的理论导向，从宏观社会结构的角度考察农民工自杀式讨薪的社会现象。其中有三类社会环境因素对社会问题的研究发挥发挥主导作用，即社会制度、社会及文化的分化和权力与权威的应用[4]。
（一）现行社会制度安排的缺陷
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分化的体制是造成农民工自杀式讨薪的深层根源，在国家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道路上以城市为导向的政策严重阻碍了农业、农村及农民的发展，这种体制结构下的具体制度安排也存在一些问题。
1.权利救济制度的缺陷。在当代中国，国家建立了一整套纠纷解决机制，包括由政府、法院、社会自治团体所主导的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但是目前这些权利救济制度存在一些严重缺陷，维权的程序复杂、耗时长、成本高抑制了农民工诉诸于法律维权的积极性；另外，维权的实效性较差，即便农民工走完各种法律程序、付出巨大成本后，在实施的过程中权利可能依旧得不到真正的维护，制度本身的公正性缺乏保障，这些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民工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
2.利益表达机制的缺失。科塞的“安全阀”理论认为：“在不破坏社会结构的前提下，使不满情绪得以释放出来可以维护社会整合。”[5]因此健康、充分的利益表达是社会的解压阀，农民工自杀式讨薪就是在合理的利益表达一味受到不公正限制后采取的非理性行为。首先，我国长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使得农民工群体与城市居民在身份表达上存在严重的不平等；其次，现行制度下农民工可以选择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不得不采取极端的非理性方式来引起上层的关注，这就是所谓的“弱者的武器”[6]；最后，有效利益表达组织的缺位加剧了农民工合法权利的无保障化，目前我国基本没有专门为农民工代言的组织。
（二）文化的分化导致价值观和准则的背离
文化的分化是对社会问题进行社会学想象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的分化导致亚文化的产生，社会成员往往倾向于将有别于自己价值观和准则的行为视为社会问题[7]。讨薪的农民工群体与欠薪的资方共享不同的价值观和准则，对于资方而言，利益最大化是唯一准则，将农民工工资潜规则为可以随意挪用的资本，把农民工讨薪视为对自身利益的损害。相反，对于农民工而言，拖欠工资是对自身合法利益的严重侵犯。两个利益团体的价值观念产生冲突与碰撞，并且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因此，农民工自杀式讨薪可以理解为文化分化导致价值观和准则相背离的结果。
（三）权利与权威的不当运用
韦伯曾把“权力”界定为即使遭到其他团体的反对也能实现自己意愿的能力，他认为权利的加强会导致权威的出现。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都离不开权力及权威的不当运用，当农民工诉诸于政府部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政府部门本应发挥当家作主的作用，但2014年12月在云南巧家县发生的讨薪新闻事件中，副县长以“死了人就好办”的冷漠回应后，一农民工当场服下农药。权利与权威的不当运用导致矛盾的激化，无奈之下的农民工通过自杀的方式捍卫自身的权利。
三、解决农民工自杀式讨薪的社会基础——基于社会学想象力的视角
从社会学想象力的角度来考察社会问题，首要的任务就是考察社会问题产生的社会环境因素，研究和发掘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基础。基于以上关于农民工自杀式讨薪的社会结构因素分析，探究解决农民工自杀式讨薪的社会基础，对问题的最终解决大有裨益。 （一）从城乡二元结构走向城乡一体化
孙立平认为，目前我国社会是断裂的社会，这种断裂的一种表现就在城乡二元分化之间。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的发展问题逐渐成为主导，农业、农民及农村问题被边缘化，整个社会的发展处于断裂状态[8]。农民工自杀式讨薪就是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社会不公下的悲剧。要彻底解决社会断裂状态下的社会不公必须走向整合，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走向社会整合的必由之路，注重统筹城乡发展，发展城市的同时重视农民、农村问题，切实将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从制度安排到措施落实，保证城乡公平、公正，不仅在经济上、还要在政治上、心理上改变农民、农民工的弱势地位。
（二）完善救济制度和利益表达机制
1.完善农民工救济制度。首先要简化维权程序。维权程序过于繁琐复杂是阻碍农民工选择合法途径解决纠纷的主要障碍，因此简化法律程序，快捷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是改善现行制度缺陷的迫切要求。同时，程序的简化将大大缩减农民工维权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其次要切实保证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只有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得到保证，才能使农民工维权的实效性落到实处。另外，构建完善的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也必不可少。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群体提供基础的社会保障服务，解决其生存的后顾之忧。
2.建立健全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首先，从农民工自身出发，提高其自身的利益表达意识和能力。通过不断学习掌握各种利益表达的渠道信息，提高在现行机制内利益表达的技巧。其次，在体制上，进一步扩宽农民工利益表达的渠道。在疏通原有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如信访制度、媒体等）的基础上，扩展其他的利益表达渠道，如听证会、农民工直接的政治参与等。畅通的农民工利益表达渠道是有效解决自杀式讨薪的路径选择。最后，要建立规范化的农民工利益表达组织，建立诸如社区基层党建、工会、非政府组织等。通过组织将农民工的利益诉求集合起来，不仅便于农民工利益的集体表达和维护，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
（三）纠正错误的价值定位
文化的冲突与碰撞其实也是不同价值观与准则的冲突，资方或政府从自身的视野出发，认为农民工讨薪触犯了自身的价值观，并将其视为不合理行为。在价值多元化的当今社会，以各种文化相互包容、相互尊重的原则进行价值整合。农民工合法权益是不可侵犯的，纠正漠视农民工利益的价值定位。
（四）恰当运用权力及权威
权利及权威的介入对于一些社会问题的最终解决是不可或缺的，农民工自杀式讨薪这一社会问题需要当权者适当的介入。曾经，温家宝为农民工讨薪的事件轰动一时，但是民工讨薪并非个例，总理不可能为所有农民工亲自讨薪。各级政府应充分发挥为民当家作主的领导作用，切实为民办实事。自杀式讨薪现象频出，充分体现了政府对农民工弱势群体权益维护的职能失位。因此，要对官员素质严格把关，规范权力及权威的运用，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参考文献：
[1] 李远方.农民工“讨薪难”呈上升趋势[N].中国商报，2015-03-03（004）.
[2] 陈诺，冯国栋.新华时评：根治“年年讨薪”不能“年关算总账”[EB/OL].新华网，2015-01-22.
[3] [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M].陈强，张永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 Thomas J.S ullivan.Int roduct iont oS ocialProblems.A llyn& Bacon，1997：6-8.
[5] [美]L.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孙立平，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 [美]斯科特.弱者的武器[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7] 赵铁.社会问题的社会学想象[J].甘肃社会科学，2006，（4）.
[8] 孙立平.断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陈 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