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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济大学教授、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
消灭恶不是打击恶，而是扩大善;消灭贫不是打击富，而是扩大爱
196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之际，慈济就已经开始进行慈善工作。
1966年，当证严上人于台湾东部看见难产的原住民妇女，因为交不起八千元而遭拒诊之命运，就发愿成立慈济功德会救助贫困之人。法師和五位弟子每天多做一双婴儿鞋，一年存到八千元，就可救助类似那一位没有钱就医的难产妇女。
他们当时生活拮据，但是一样可以从事救济工作。证严上人更号召妇女，每一天将买菜钱省下五毛钱，每一个月就能有十五元去帮助贫困之人。救济不是特别富有的人才能进行，每一个人都扩大爱，就能集结无比的能量，帮助社会脱离贫困的境地。
在这慈济的竹筒岁月时期，也有人说：“法师，我一次给足一个月的捐款金十五元，不用每天投钱。”但证严上人总是说，每一天捐五毛钱，每一天都能发善心，募款必须先“募心”。
证严上人1978年发愿要在台湾东部偏远处兴建医院。当时募款十分艰巨，有一位日本企业家支持证严上人的悲愿，一次要捐给医院所需要的六亿台币。但是证严上人拒绝了，她要的是台湾社会人人发爱心来兴建一所以慈善为根基的医院，而不是一所由少数有钱人所捐赠的医院。
慈济从当年五毛钱的竹筒岁月到现在有全球将近一千万个会员，靠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能付出爱心。每一个人只要能发挥一些自己多出来的能力，一双婴儿鞋、一包水泥、五毛钱，就能聚沙成塔，对社会产生无比的贡献。五毛钱，让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发善心行善举是容易的，也是喜悦的，更是慈济能长期在台湾，以及现今在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同时进行消灭贫穷、转化人心的关键力量。
消灭贫困不只是凭恃富有者之慷慨，更不是打击富有之人，而是经由爱的扩大，让人人都可以参与。证严上人深知，只有集众人之力，才能真正挽救社会贫困与富有的差距。让行善变得简单，似乎也符合社会心理学家所说 “Low-ball principle”（低价原则），就是进入慈善门槛降低，让人人发善心，善心越扩越大，就能挽救日益恶化的贫穷问题。
行为推动观念
证严上人希望将行善的观念深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成为他们生命的核心价值。慈善不是一种有空闲再从事的业外行为，而是必须变成他们生命与生活的重要部分。所以证严上人希望慈济志工每日发善心，如此才能逐渐从心里面根绝心的贪念。社会上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并不是专业分工与聪明才智所造成，而是人心的贪婪及欲念的不断扩大。因此慈善和灭贫的第一步就是要从一小步做起，借此激发人内心的慈悲。而一旦人们开始行动，他就会逐渐强化自我之善行。
人人都有行善的观念，但为什么只有少数人愿意做？当观念还只是观念，它不会积极地产生行为，除非观念转化成性格。而观念要成为人格的一部分就必须靠实践。社会中许多倡导崇高理想的意见领袖或公益机构，经常经由大众媒体倡导各式的观念，证严上人则从实践着手。她深知只有创造一种实践的场域以及可进入的慈善人文环境，才能够让一些原本不知道要行善的人，感受到行善与帮助人的喜悦，因而持续地投入在慈善工作，进而成为他们生命的核心部分。
慈济南非志工领导者之一潘明水师兄，原本生活十分优渥，根本没想过要参与慈善活动。但是一次偶然的机缘，他的邻居是一位慈济志工，硬是邀请他去开车协助发放物品，结果他在这次参与中真正感受到行善的喜悦，于是开始投入。过去十年中，他成功地帮助祖鲁族妇女开办缝纫班，甚至引领两千位南非祖鲁族黑人妇女，加入慈济志工的行列，从事济贫教富的行善工作。潘明水师兄是典型的先实践后再建立他的行善观念与情感的意向。西方心理学家已逐渐了解，人心的行为机制正是从行为而非从观念开始。
莱昂·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说明，当人的思想与行为不相符合时，人们会自动调整他的思想去符合自己的行为模式。换言之，一个人再自私吝啬，一旦开始行善，哪怕是从一毛钱开始，他就会逐渐修正自私性情，去符合良善行为，以达到认知协调。所以证严上人才说：“做，就对了。”
慈济强调实践，以行为实践转化思想及情感之障碍。证严上人强调“行经”。佛教徒多半喜欢拜佛求佛，一盆鲜花或素果，就要求佛庇佑事业成功，赚大钱。中国的民间信仰里，充满了各种功利的思维。证严上人要弟子不要求佛，而是要做一个学佛的人。与其求佛，不如当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亲身接触的力量
亲身接触，是让包括像潘明水一样生活优裕的慈济人投入慈善的力量。亲身接触才能感受到贫苦，才能激发自我的悲心。现代人都生活在信息的大海里，我们把从媒体及各种管道所得的信息，视为我们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其实，从媒体所获得的信息，从来就不是我们生活经验的全部，甚至不会进入我们的经验之中。
社会学所研究的人之社会化过程，还是来自个人从成长环境里所获取的生活经验。媒体的观点不见得能改变人在生活中所建立的想法与情感的意向;媒体的信息只会强化我们原本从经验中建立的偏见与执着。这就是为什么传播学巨擘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说，“人们不事先看再做界定，人们是先有定见，再选择性地看。（We don’t see and then define， we define and then see.）”证严上人深知人性的这种根本特性，因此他所创立的慈济慈善，就是创造一种可以亲身接触的场域，在情境中，让人真正去体会贫与苦，以激发人人具备的悲心。
因此慈济的慈善强调亲身接触。这是为什么慈济的慈善工作，一直强调直接的原因。直接去发放，直接去感受生命之苦相，那是人转化自己的重要动力。在社会化过程中，许多成功者的生活经验，很少有与贫穷接触的机会，所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去帮助贫苦的人不会是生活的一部分，更谈不上有这样的观念。
观念不经由书本或理念获得，而是经由生活的实践所建立。行为改变思想。
慈济印度尼西亚分会有许多大企业家，如黄荣年、郭再源师兄等，过去未加入慈济之前，他们其实捐了许多钱给贫苦的人，但是他们的生命并未有重大的改变，除了企业，还是企业。印度尼西亚的穷人甚至觉得他们是在赎罪，一如黄荣年师兄所言，加入慈济之后，经由直接发放，他们牵着老者的手，大企业家亲自扛米，为孩子们的学校，下来监工，为义诊所弯下腰来铺连锁砖。这些行动与实践根本改变他们的生命观，也改变印度尼西亚人对于华人富而高傲的印象。如今，行善是他们的核心使命，连企业的发展也是从社群利益出发，员工也因为他们的引导，而加入行善与捐款助人的行列。
亲身实践是人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社会学家总是认为成长时期的社会化过程是人格型塑最重要的历程。一旦人格定型，其实很难改变。而证严上人却透过行善实践场域的创造，让人重新经历贫与苦的生活经验，并从中重新型塑自我的人格与生命观。
在赈灾过程中，志工们穿着制服，不管每一个人的职业、身份、地位、金钱、学识高低不同，但是大家都一视同仁，一起无所求地为贫苦的人们付出爱，这是平等观养成的重要实践历程。一个人从小被教导的就是竞争，进入社会在职场商场也是竞争，我们的社会化过程并未让我们有足够互助与平等对待彼此的生活经验。
在慈济，志工们即使非常富有，到了灾区一样住在很破旧的旅馆，许多富有的企业夫人，还必须几个人挤在狭小的房间，甚至还有睡在梳妆台上的经验。但是他们发放完毕都很欢喜，比住五星级饭店还要欢喜，因为爱的付出，与大家平等的，如家人般一起行善助人的喜悦，是财富知识所无法比拟的。其激发的喜悦，与见苦而启动内心不舍的慈悲所产生情感之力度，亦难以言喻。
消灭恶不是打击恶，而是扩大善;消灭贫不是打击富，而是扩大爱
196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之际，慈济就已经开始进行慈善工作。
1966年，当证严上人于台湾东部看见难产的原住民妇女，因为交不起八千元而遭拒诊之命运，就发愿成立慈济功德会救助贫困之人。法師和五位弟子每天多做一双婴儿鞋，一年存到八千元，就可救助类似那一位没有钱就医的难产妇女。
他们当时生活拮据，但是一样可以从事救济工作。证严上人更号召妇女，每一天将买菜钱省下五毛钱，每一个月就能有十五元去帮助贫困之人。救济不是特别富有的人才能进行，每一个人都扩大爱，就能集结无比的能量，帮助社会脱离贫困的境地。
在这慈济的竹筒岁月时期，也有人说：“法师，我一次给足一个月的捐款金十五元，不用每天投钱。”但证严上人总是说，每一天捐五毛钱，每一天都能发善心，募款必须先“募心”。
证严上人1978年发愿要在台湾东部偏远处兴建医院。当时募款十分艰巨，有一位日本企业家支持证严上人的悲愿，一次要捐给医院所需要的六亿台币。但是证严上人拒绝了，她要的是台湾社会人人发爱心来兴建一所以慈善为根基的医院，而不是一所由少数有钱人所捐赠的医院。
慈济从当年五毛钱的竹筒岁月到现在有全球将近一千万个会员，靠的就是每一个人都能付出爱心。每一个人只要能发挥一些自己多出来的能力，一双婴儿鞋、一包水泥、五毛钱，就能聚沙成塔，对社会产生无比的贡献。五毛钱，让每一个人都能参与，让每一个人都觉得发善心行善举是容易的，也是喜悦的，更是慈济能长期在台湾，以及现今在一百一十多个国家同时进行消灭贫穷、转化人心的关键力量。
消灭贫困不只是凭恃富有者之慷慨，更不是打击富有之人，而是经由爱的扩大，让人人都可以参与。证严上人深知，只有集众人之力，才能真正挽救社会贫困与富有的差距。让行善变得简单，似乎也符合社会心理学家所说 “Low-ball principle”（低价原则），就是进入慈善门槛降低，让人人发善心，善心越扩越大，就能挽救日益恶化的贫穷问题。
行为推动观念
证严上人希望将行善的观念深植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成为他们生命的核心价值。慈善不是一种有空闲再从事的业外行为，而是必须变成他们生命与生活的重要部分。所以证严上人希望慈济志工每日发善心，如此才能逐渐从心里面根绝心的贪念。社会上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并不是专业分工与聪明才智所造成，而是人心的贪婪及欲念的不断扩大。因此慈善和灭贫的第一步就是要从一小步做起，借此激发人内心的慈悲。而一旦人们开始行动，他就会逐渐强化自我之善行。
人人都有行善的观念，但为什么只有少数人愿意做？当观念还只是观念，它不会积极地产生行为，除非观念转化成性格。而观念要成为人格的一部分就必须靠实践。社会中许多倡导崇高理想的意见领袖或公益机构，经常经由大众媒体倡导各式的观念，证严上人则从实践着手。她深知只有创造一种实践的场域以及可进入的慈善人文环境，才能够让一些原本不知道要行善的人，感受到行善与帮助人的喜悦，因而持续地投入在慈善工作，进而成为他们生命的核心部分。
慈济南非志工领导者之一潘明水师兄，原本生活十分优渥，根本没想过要参与慈善活动。但是一次偶然的机缘，他的邻居是一位慈济志工，硬是邀请他去开车协助发放物品，结果他在这次参与中真正感受到行善的喜悦，于是开始投入。过去十年中，他成功地帮助祖鲁族妇女开办缝纫班，甚至引领两千位南非祖鲁族黑人妇女，加入慈济志工的行列，从事济贫教富的行善工作。潘明水师兄是典型的先实践后再建立他的行善观念与情感的意向。西方心理学家已逐渐了解，人心的行为机制正是从行为而非从观念开始。
莱昂·费斯汀格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说明，当人的思想与行为不相符合时，人们会自动调整他的思想去符合自己的行为模式。换言之，一个人再自私吝啬，一旦开始行善，哪怕是从一毛钱开始，他就会逐渐修正自私性情，去符合良善行为，以达到认知协调。所以证严上人才说：“做，就对了。”
慈济强调实践，以行为实践转化思想及情感之障碍。证严上人强调“行经”。佛教徒多半喜欢拜佛求佛，一盆鲜花或素果，就要求佛庇佑事业成功，赚大钱。中国的民间信仰里，充满了各种功利的思维。证严上人要弟子不要求佛，而是要做一个学佛的人。与其求佛，不如当一个帮助别人的人。
亲身接触的力量
亲身接触，是让包括像潘明水一样生活优裕的慈济人投入慈善的力量。亲身接触才能感受到贫苦，才能激发自我的悲心。现代人都生活在信息的大海里，我们把从媒体及各种管道所得的信息，视为我们生活经验的一部分。其实，从媒体所获得的信息，从来就不是我们生活经验的全部，甚至不会进入我们的经验之中。
社会学所研究的人之社会化过程，还是来自个人从成长环境里所获取的生活经验。媒体的观点不见得能改变人在生活中所建立的想法与情感的意向;媒体的信息只会强化我们原本从经验中建立的偏见与执着。这就是为什么传播学巨擘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说，“人们不事先看再做界定，人们是先有定见，再选择性地看。（We don’t see and then define， we define and then see.）”证严上人深知人性的这种根本特性，因此他所创立的慈济慈善，就是创造一种可以亲身接触的场域，在情境中，让人真正去体会贫与苦，以激发人人具备的悲心。
因此慈济的慈善强调亲身接触。这是为什么慈济的慈善工作，一直强调直接的原因。直接去发放，直接去感受生命之苦相，那是人转化自己的重要动力。在社会化过程中，许多成功者的生活经验，很少有与贫穷接触的机会，所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去帮助贫苦的人不会是生活的一部分，更谈不上有这样的观念。
观念不经由书本或理念获得，而是经由生活的实践所建立。行为改变思想。
慈济印度尼西亚分会有许多大企业家，如黄荣年、郭再源师兄等，过去未加入慈济之前，他们其实捐了许多钱给贫苦的人，但是他们的生命并未有重大的改变，除了企业，还是企业。印度尼西亚的穷人甚至觉得他们是在赎罪，一如黄荣年师兄所言，加入慈济之后，经由直接发放，他们牵着老者的手，大企业家亲自扛米，为孩子们的学校，下来监工，为义诊所弯下腰来铺连锁砖。这些行动与实践根本改变他们的生命观，也改变印度尼西亚人对于华人富而高傲的印象。如今，行善是他们的核心使命，连企业的发展也是从社群利益出发，员工也因为他们的引导，而加入行善与捐款助人的行列。
亲身实践是人社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社会学家总是认为成长时期的社会化过程是人格型塑最重要的历程。一旦人格定型，其实很难改变。而证严上人却透过行善实践场域的创造，让人重新经历贫与苦的生活经验，并从中重新型塑自我的人格与生命观。
在赈灾过程中，志工们穿着制服，不管每一个人的职业、身份、地位、金钱、学识高低不同，但是大家都一视同仁，一起无所求地为贫苦的人们付出爱，这是平等观养成的重要实践历程。一个人从小被教导的就是竞争，进入社会在职场商场也是竞争，我们的社会化过程并未让我们有足够互助与平等对待彼此的生活经验。
在慈济，志工们即使非常富有，到了灾区一样住在很破旧的旅馆，许多富有的企业夫人，还必须几个人挤在狭小的房间，甚至还有睡在梳妆台上的经验。但是他们发放完毕都很欢喜，比住五星级饭店还要欢喜，因为爱的付出，与大家平等的，如家人般一起行善助人的喜悦，是财富知识所无法比拟的。其激发的喜悦，与见苦而启动内心不舍的慈悲所产生情感之力度，亦难以言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