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位置。马克思将劳动视为人的本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既通过劳动获得维持生命的物质资料，也通过劳动改造客观世界，正是在人的生产劳动中，“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可以更直白地理解为，劳动将人和动物区分开来，人能按照自己的意愿生产所需的产品，而动物只能被动地消费自然的造物。
　　毛泽东说过，世界上的一切坏事，都是从不劳动开始的。在毛泽东思想中，劳动是划定人民这一政治主体的最重要的标准。建国前夕，毛泽东对人民的界定是，“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
　　将劳动视为一种高尚的价值，尊重普通劳动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程的典型特征。中央苏区使用的小学课本上有新编的“三字经”，开头是这样的：“天地间，人最灵。创造者，工农兵。”1944年，一位来自重庆、名叫赵超构的记者报道了在延安的见闻，在他的观察中有这样一点：“农工兵的自尊心是提高了，肉体劳动是成了风气了。”在前一个30年中，最受尊重的人不是财富英雄，而是劳动模范。
　　有了这样的视野，就不难理解劳动的教化功能，也才能理解“劳”字和“教”字为何能组合成一个新词。新中国把“旧人”改造为“新人”当作使命，采取的手段是“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
　　首先是改造“游民”（即通常说的流氓无产者）。按照毛泽东的看法，这个群体包括“土匪、流氓、乞丐、娼妓和许多迷信职业家”，他们来自旧社会城乡失业人群，“不得不寻找不正当的职业过活”。改造的目的一是行为矫正，二是帮助他们学会生存的技能。
　　改造“反动派”的政治意味更浓一些。末代皇帝溥仪也经历了劳动改造，被关押期间他一度被安排糊纸盒，从他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中可以看出这段经历对他的触动。他说，“如果我没有经过那一段劳动（生活和生产方面的劳动），我到现在也不会明白封建制度造了什么孽”；在另外一处，他又说：“我忘记了是谁告诉过我，许多人都错误地把劳动看作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只有共产党人才正确地把劳动看作是人类自己的权利。”
　　历史的轨迹是清晰可辨认的。从改造“旧人”的历程看，劳动改造作为一种制度，在那个特定的时代不但不是什么“恶政”，反而是中国革命特有的人道主义和最大的悲悯。
　　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成为经济要素之一，在市场上和资本自由结合并在生产过程中被吸纳为资本的一部分；附着在劳动之上的价值维度在事实上消失了，而且，劳动的内涵也大大拓宽，不仅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脑力劳动和其他非体力劳动。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体力劳动的教化功能丧失了，劳教制度的改造人的职能也就丧失了，沦为一种纯粹的惩罚机制。可是就惩罚机制来说，中国已经逐步建立起了另外一套法律体系，于是劳教不但成了多余的，而且也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
　　劳教制度被废止了，这是改革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好好地向它说声再见，把它完整地记入历史，并公允地评论它的得与失。不要学那些缺失基本历史常识和理论视野的庸人，在谈论历史的时候耸着肩膀摊开双手，做出一副百思不得其解的姿态；也不要学那些知识分子中的市侩，一味地攻击和诋毁劳教制度和它曾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