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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
每拍完一部片子，宁浩都会给自己弄条金链子。是好是坏，都留个纪念。今天他戴的还是《疯狂的赛车》那条—这是他上一部准许公映的电影，说来已经是2009年年头上的事了。这链子金光灿烂，粗重闪耀，宁浩说，别嫌它俗，是定制的，艺术家朋友给做的呢。谈起金子，他颇有一番心得：“人们喜欢黄金，因为它价值稳定。但不同时代又赋予它不同的意义，权力、欲望、财富、救命稻草、铜臭味，什么都有。说到底，它不过是种金属，赋予它这么多意义干吗？”他不禁感叹，善变的人类啊，还不如黄金诚实可靠。
时隔三年，宁浩手捧黄金归来。4月23日，《黄金大劫案》上映，和久违的宁浩一起接受3500块大银幕的检阅。把《黄金大劫案》看作剧情片，它讲的是一群革命党人为阻止日本人购买军火而暴力夺取黄金的故事。把它看作传记片，则是一个叫小东北的家伙从混混到英雄的成长史。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对于那些因为《疯狂的石头》而对宁浩产生特别的信赖、又因为《无人区》的迟迟不得上映将期待推向更高的观众而言，《黄金大劫案》似乎难以交出令他们满意的答卷。“疯狂”系列里那个灵活松快的宁浩，那个信手拈来玩着黑色幽默的荒诞故事讲述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依然插科打诨、盲打误撞的小东北，但《黄金大劫案》整个故事的走向就如同电影结尾那艘轰然驶出的大船一样，不知该去往何方。
《黄金大劫案》两年前开始准备，去年5月封镜，光后期剪辑就剪了九个月，直到上映前半个月都还在剪辑中。一方面，这是宁浩一向有口皆碑的刻苦用功的体现；另一方面，他对这部作品的纠结、犹豫和信心不足也似在其中。
“他叫了很多人来看片，剪一遍就叫一拨。但实际上他是个主观特别强的人，别人给的意见他未必听的。他会让你说，然后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来”，刘若昆说，他是宁浩工作室的一员。拍《黄金》的过程中，刘若昆曾目睹宁浩把自己长久地困在工作室里，一个人演完所有角色。这个1988年出生的年轻人总结宁浩：“典型的处女座A型血，特别拧巴。”
“最早他给人讲这个故事时，是讲哭了的。”岳小军，《黄金大劫案》的编剧之一，也是宁浩一直以来的御用编剧。故事主干照旧来自宁浩本人，包括宁浩太太邢爱娜在内的编剧们的工作，就是和他聊，聊出细节，聊出段子，聊出火花。但这一次岳小军和宁浩有过不小的分歧。宁浩坚持影片有两条主线，一是大劫案本身，这是影片的卖点，悬疑、爱情、节奏、紧张感—所有这些卖座元素要靠它来推动；另一条是小东北的成长线，岳小军认为应该是条暗线，宁浩则坚持要拎出来讲，拍出明线，因为这才是他拍这部电影的动力。
宁浩认为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欲望、情感、信仰。而连接这三个阶段的转换状态，谓之成长。“我前几部片子主要讲的都是欲望，欲望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动物，吃喝拉撒，不停地说我要我要，其实没什么好讲。要讲只能解构，打碎它，让人看它有多荒唐。你别看解构这个词今天才有，其实巴尔扎克、马克·吐温那些谁不是解构？只不过当时叫批判现实主义罢了。”但在宁浩看来，解构也好，批判现实主义也好，在艺术的终极坐标上最多是二流作品，上不了一流。他崇敬那些能指明方向的作品，那些能建立新世界的人—比如文学史上的雨果，电影史上的库布里克。
所以继续探讨欲望没有意义，探讨成长才有。“一切命题归根结底都是成长命题。成长是人一生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所有问题。宗教要解决的就是两个问题，一是成长，二是死亡，甚至死亡也可以说是成长命题。而至于认同命题、救赎命题这些，都是成长的一部分。”宁浩说。
于是《黄金大劫案》中，他让小东北代他去碰撞这一系列的严肃命题。但岳小军感觉，两条线并重，电影的信息量太大也太杂。成长这个题材本身已足够丰满，再置身于动荡年代一个复杂的故事里，不到两个小时的电影非常难调配。但他难以说服宁浩。“你跟他说观点，他跟你谈理论。他这人喜欢看书，想事儿，形而上起来滔滔不绝。你没办法用感性的东西去跟他讲。”
“他老想探讨人性，想要有意义，太苦了，”岳小军吐了口烟，摇摇头，仿佛在哀叹喜剧导演们的某种集体命运。“我？我喜欢伍迪·艾伦。”
反思
岳小军认识宁浩是十年前。2002年，宁浩25岁，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高龄本科生。岳小军比宁浩大十岁，编剧，确切说是枪手，“你在后面写，前面挂别人名那种。”朋友拉他去宁浩那，说后者有个故事，想拍电影，需要编剧界提提意见。
“他给我讲完，我就傻了，这故事编得滴水不漏。我直摆手，没意见，没啥说的。”
这故事就是《香火》。讲山西大同有个村子，村民全靠杀羊为生。杀羊是季节性的，一到开工村里就血流成河。宁浩有个朋友是和尚，这哥们马上意识到，这里的人可能需要寺庙，他们有烧香拜佛的需求。于是，他开始了四方奔走、化缘修庙的旅程。
宁浩觉得他这个朋友有意思。“说起和尚，一般人想到的都是会练武的、会翻跟头的那种，而这种很世俗的和尚在电影中几乎没出现过。”而后者才是当代中国真实的乡村神职工作者：他们和当地人之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依附关系，但你又不能简单说他们丧失了信仰。为了修庙，这哥们到处化缘，有时不得不骗人，也被骗，被打被抢，还进过号子。无论如何，庙最后居然修起来了—赶在一众竞争者前面。
但一条公路修到了庙门口，于是三下五除二，庙又给拆了。
岳小军特别喜欢这个结尾，“特妙，又写实又荒唐”。
即使今天回忆《香火》的拍摄，依然能让宁浩这张思虑过多的脸上绽放快乐。他说起没钱，“本来有个老板愿意投资给我，给了四万启动资金后就没下文了”，只好拿出自己拍MV攒的5万块，花两万买了台DV，请了一水儿中学同学当演员。“最大的单笔开销就是在戏台子上搭了个佛像，花了我3000块。除了主角外的演员都是每天睡醒了才找的。跑到街上，问人家卖菜的一天能赚多少，200？那我出200，你跟我来演一天。”说戏也不难，因为基本都是本色出演。整个剧组七八个人，从大年三十拍到元宵节，晚上回来还要打个麻将。
片子剪完就非典了，然后是毕业，一切都挺潦草。出了校园，宁浩又回到他拍MV的生涯里，快活地赚钱去了。有一天，他被介绍给了一个人，对方称是洛迦诺电影节的选片人。选片人提出看看《香火》，但他又要赶飞机，以至于看了一半，后面的情节他就让宁浩给口述了几句大纲。三个月后，宁浩接到电话，让他带着《香火》去洛迦诺参展。“洛迦诺在哪？”他第一反应是。对方说瑞士，是个重要的电影节，你的片子很好，我们请你来。”宁浩说，“是吗，你都没看完。”
从《香火》到《黄金大劫案》，宁浩拍了六部长片。让他按自己的满意程度排个序，《香火》第一，其次是《疯狂的石头》，“后三部不值一提”。《黄金大劫案》的宣传期里，一反一般创作者刚刚完成了一部作品后的膨胀，甚至有违作为导演在电影宣传中应该担当的吆喝角色，宁浩一遍遍对媒体反思自己。“被迫拿出不合格的作品，让我非常羞愧。”他说，“我的好处是我不装，对城市无产者我比较了解，这些人和观众连接感很强，算是有点现实主义的贡献吧。时势造英雄，踩对了那个点。其实最好的时候我也就是做到了及格，但大家就很满足了。”
缠斗
1977年，宁浩出生在太原，独生子，家境小康。他自认为天资平平，青春期里做过半吊子文艺青年。由于不爱读书，初中毕业念了中专，山西电影学校—和后来的电影学院一字之差，但这里是培养放映员的。宁浩还不是学的放映员专业，他从小画画，便念了美术，就业前景是给电影院画橱窗海报。
小城有小城的文艺圈。年轻的宁浩听崔健、枪花、山羊皮和性手枪，组过乐队，读大量先锋小说，也曾在山西诗人的诗会上探头探脑。中专毕业后他不知何去何从，一度打算开服装店，“家里有点钱”。但如《立春》里的王彩玲，逃离平庸生活的梦想不时照进现实。20岁，他来到北京，参加成人高考。
功名之旅并不顺遂。先是考中央工艺美院，专业课极高，但文化课尤其英语，一塌糊涂。次年又测出了色弱，他学的是实用美术，等于宣布此路不通。最终他痛苦地上了北师大成人教育班，专业是影视制作，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自己接活儿干。先是拍图片，后来就拍上了MV。而在外面干得多了，应付课堂的招数自然也多。当时的老师周坤很赞赏宁浩的作业，他告诉宁浩，你将来是有可能做故事片的人。
1998-2001年，在拍摄MV方面，二十出头的宁浩已开始展露天分，并且收入不菲。他很善于在MV里讲故事，正是这点让他得到认可，而他也逐渐发现，拍故事片跟他性格里的有些东西不谋而合，而这是绘画不能满足的。绘画没有那么强烈的困难，而他是有兴趣迎接外界带来的挑战的。他喜欢用技术性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喜欢“和自己缠斗的状态”。2001年，已经“在社会上混了一圈”的宁浩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他想考虑一下，MV这事到底应不应该继续干下去。他还不确定自己要什么，但隐约觉得自己应该去弄故事片。
如今想来，宁浩仍觉得这一步很有必要。电影学院给了他几年时间让他冷静。“年轻时自己的可控力差，基本是哪儿给饭去哪儿，容易忘记主动调整自己的方向。”
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你第一步要是走不明白，后面就做不明白了。电影同样如此，“头十分钟拍不明白，后面的整个电影都会有问题。”
计算
2006年《疯狂的石头》上映，宁浩28岁。《香火》之后，他还拍了个叫《绿草地》的作品，此片拍于蒙古大草原，拍摄经过惨烈无比，几乎每天都在天人交战中度过。《绿草地》入选了柏林影展，之后宁浩又带着它去了香港电影节。这次来了几个投资人找他，一个法国投资人答应投资六百万，希望宁浩能拍一个和《香火》差不多的“反映中国”的电影；焦雄屏也来找他，投资是七百万，希望宁浩拍《双塔记》。还有一个就是刘德华，确切地说是刘德华的映艺娱乐公司掌舵人余伟国，他答应给五百万，好处是不管你，想拍什么拍什么。“相比较，刘德华这里钱是最少的，后来还变成了三百万。但我就看中了这个不管。”
如果要继续拍文艺片，宁浩可以说已经拿到了门票，接下来他不会发愁没人投资他拍《香火》或《绿草地》们。但当时的他一心想干的是商业片。在电影学院期间，他写了好多故事，“基本上你给我多少钱投资，我都能拿出相应的故事。”但无人问津。这些故事中有一个叫《大钻石》，给谁讲都乐，但想说服谁让你拍吧，又都说：不行。
“一个说法是中国人拍不了小成本商业电影，据说中国人的商业细胞和戏剧处理办法都不够。”宁浩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举例，《小兵张嘎》就拍得很好，悬念、紧张、紧凑。“三十年代都有，难道现在都不能有了？”
《大钻石》本子写得比《香火》还早，宁浩那时候还和人合租，正是这个点促发了他的想象，从而有了《疯狂的石头》后来的设置。整个故事围绕贼和警察都住在同一个宾馆的点诞生，喜剧形式由此展开。“我特别爱写这种人物，市井、流民、城市无产者。他不是土匪，他有他的智慧。土匪是不一样的，直来直去，不动脑子不商量。而城市流民多半是骗子，他会给你一个逻辑，在某种规则之下行事，他跟你拼的是智商。”
片子拍得飞快，46天收工。整个剧组都年轻，他28岁，制片主任只有26岁。一群人高兴地拍了个好玩的故事，本来拍完也就算了，没想到被韩三平慧眼识珠，得以上映。韩三平看了碟，非常激动，立即派人和刘德华谈版权，并拍板发行一百个拷贝。当时拷贝还不是数字的，一个拷贝成本一万块钱，宁浩很震惊，“对于一个年轻导演来说这完全是想象中的数字，”因为《无极》也就三百个拷贝，而那是个巨大的电影。事实证明韩三平还不够胆大，拷贝发行少了，《疯狂的石头》票房破了三千万。韩三平说：“当时要是发三百个拷贝，轻轻松松就过亿了。”
就作品本身而言，宁浩认为《疯狂的石头》也不过是合格之作。它的价值在于它证明了中低成本商业片不但可以存活，而且大有其商业空间。“良性市场应该是一千万到四千万的区间，这个区间是主体投资市场，投资量应该占到整个电影产业的70%以上。剩下来的，大片、小片，各占15%。”宁浩用手比画，“整个市场应该是个枣核形结构。”《疯狂的石头》的成功让他有了和韩三平讨价还价的砝码，他告诉后者，他想干的就是一千到四千万，没有明星，但赚钱。
岳小军一直认为宁浩身上有种山西人的聪明，他感觉“贾樟柯也有，虽然他是拍文艺片的”，两人的共同点是会算。为了证明自己的“枣核形”理论，也证明“《石头》的成功可以复制”，宁浩开始为《疯狂的赛车》摩拳擦掌。作为一个实验，它是成功的，投资一千一百万，票房一点三亿，挣了很多钱。但宁浩为这部电影在创作上的疲软耿耿至今，“创作和表达欲望都很低，根本没什么想说的，纯粹是一个技术性的活，徒有技术没有灵魂。它的唯一价值就是市场价值而已。”
痛苦
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最大的痛苦在于并非时时都有话说。有时候，宁浩会羡慕好莱坞的环境：成熟的土壤，顺畅的工业流水线，导演不牛逼时有牛逼的编剧，编剧不牛逼时还有牛逼的演员，不少人真的是奔着艺术去，而不是捞钱。
当然，好莱坞也是名利场，但它“有传统，另外它整个社会文化的构造结实”。而中国电影，看上去也是热气腾腾的一锅，可“绝大多数人还在第一层级呢，人为财死。一个演员，靠才华天赋出来，给她三千万？立马就被稀释掉了。”
宁浩认为一流导演用智慧拍电影，比如库布里克，比如杨德昌，拍《活着》的张艺谋，拍《霸王别姬》的陈凯歌也都有智慧。二流导演用聪明拍片，比如卡梅隆，比如斯皮尔伯格。三流导演比如他自己，只能拿逻辑拍片。“我一直是拿逻辑办事，这是笨人干的。逻辑是要算的，要经过训练和推算，人人都能达到。而聪明是通过直感，快速抓到，我媳妇就是聪明。”
《疯狂的石头》之后，很多人问宁浩有没有过迷失。“我一直以为我没有，但今天想来，我不敢这么说。”比如拍《疯狂的赛车》，这个电影他几乎没有创作欲，“那你为什么要拍它？不就是为了赚钱？”但它作为电影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有意义？“可你为什么要为了电影工业去创作？工业关你什么事？”接下来是《无人区》，这部电影由于他本人也不可知的原因至今无法与观众见面，他同样不满意，“《无人区》的问题是概念先行。”
为工业，为概念，宁浩说，他陷入了应景式创作。他在电影里反复讲人为财死，士为知己者死，舍生而取义，而“只有为电影而电影才算得上舍生而取义，但讲了这么多，我自己居然还搞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幸，拍电影只是方法之一，“它的意义不会大于你对生命所理解的意义。”它只是他的工作，认识世界的一个工具，“我可能没有姜文他们那么热爱电影，没热爱到这是我生命一部分那种程度。从来没有。如果我有其他方法，我甚至未必依靠它。”
“但是，即使它没有占据你那么多的情感，它毕竟占据了你那么多的时间。”而一件事的分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一样，因为时间是你生命里的唯一成本。
以往拍完片，宁浩会带个画架，拉上岳小军去五台山修身养性一阵子。岳小军在那儿无所事事，宁浩“一周会画个两三张，画佛。”
岳小军想跟宁浩说，放松，放松。“现在搞得和刘翔跨栏似的，为了超越而超越，要到何时？无止境的。”他说，要跨一会，歇一会。“人刘翔也不是天天在那儿跨栏，人家奥运会都能歇。无所谓啊这事儿。过两年人接着跑。”但他也明白，“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做出东西的人都没法放松。”（实习生蒲思恒对本文亦有贡献）
每拍完一部片子，宁浩都会给自己弄条金链子。是好是坏，都留个纪念。今天他戴的还是《疯狂的赛车》那条—这是他上一部准许公映的电影，说来已经是2009年年头上的事了。这链子金光灿烂，粗重闪耀，宁浩说，别嫌它俗，是定制的，艺术家朋友给做的呢。谈起金子，他颇有一番心得：“人们喜欢黄金，因为它价值稳定。但不同时代又赋予它不同的意义，权力、欲望、财富、救命稻草、铜臭味，什么都有。说到底，它不过是种金属，赋予它这么多意义干吗？”他不禁感叹，善变的人类啊，还不如黄金诚实可靠。
时隔三年，宁浩手捧黄金归来。4月23日，《黄金大劫案》上映，和久违的宁浩一起接受3500块大银幕的检阅。把《黄金大劫案》看作剧情片，它讲的是一群革命党人为阻止日本人购买军火而暴力夺取黄金的故事。把它看作传记片，则是一个叫小东北的家伙从混混到英雄的成长史。但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对于那些因为《疯狂的石头》而对宁浩产生特别的信赖、又因为《无人区》的迟迟不得上映将期待推向更高的观众而言，《黄金大劫案》似乎难以交出令他们满意的答卷。“疯狂”系列里那个灵活松快的宁浩，那个信手拈来玩着黑色幽默的荒诞故事讲述者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依然插科打诨、盲打误撞的小东北，但《黄金大劫案》整个故事的走向就如同电影结尾那艘轰然驶出的大船一样，不知该去往何方。
《黄金大劫案》两年前开始准备，去年5月封镜，光后期剪辑就剪了九个月，直到上映前半个月都还在剪辑中。一方面，这是宁浩一向有口皆碑的刻苦用功的体现；另一方面，他对这部作品的纠结、犹豫和信心不足也似在其中。
“他叫了很多人来看片，剪一遍就叫一拨。但实际上他是个主观特别强的人，别人给的意见他未必听的。他会让你说，然后还是按照他自己的来”，刘若昆说，他是宁浩工作室的一员。拍《黄金》的过程中，刘若昆曾目睹宁浩把自己长久地困在工作室里，一个人演完所有角色。这个1988年出生的年轻人总结宁浩：“典型的处女座A型血，特别拧巴。”
“最早他给人讲这个故事时，是讲哭了的。”岳小军，《黄金大劫案》的编剧之一，也是宁浩一直以来的御用编剧。故事主干照旧来自宁浩本人，包括宁浩太太邢爱娜在内的编剧们的工作，就是和他聊，聊出细节，聊出段子，聊出火花。但这一次岳小军和宁浩有过不小的分歧。宁浩坚持影片有两条主线，一是大劫案本身，这是影片的卖点，悬疑、爱情、节奏、紧张感—所有这些卖座元素要靠它来推动；另一条是小东北的成长线，岳小军认为应该是条暗线，宁浩则坚持要拎出来讲，拍出明线，因为这才是他拍这部电影的动力。
宁浩认为人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欲望、情感、信仰。而连接这三个阶段的转换状态，谓之成长。“我前几部片子主要讲的都是欲望，欲望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动物，吃喝拉撒，不停地说我要我要，其实没什么好讲。要讲只能解构，打碎它，让人看它有多荒唐。你别看解构这个词今天才有，其实巴尔扎克、马克·吐温那些谁不是解构？只不过当时叫批判现实主义罢了。”但在宁浩看来，解构也好，批判现实主义也好，在艺术的终极坐标上最多是二流作品，上不了一流。他崇敬那些能指明方向的作品，那些能建立新世界的人—比如文学史上的雨果，电影史上的库布里克。
所以继续探讨欲望没有意义，探讨成长才有。“一切命题归根结底都是成长命题。成长是人一生要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甚至可以说是所有问题。宗教要解决的就是两个问题，一是成长，二是死亡，甚至死亡也可以说是成长命题。而至于认同命题、救赎命题这些，都是成长的一部分。”宁浩说。
于是《黄金大劫案》中，他让小东北代他去碰撞这一系列的严肃命题。但岳小军感觉，两条线并重，电影的信息量太大也太杂。成长这个题材本身已足够丰满，再置身于动荡年代一个复杂的故事里，不到两个小时的电影非常难调配。但他难以说服宁浩。“你跟他说观点，他跟你谈理论。他这人喜欢看书，想事儿，形而上起来滔滔不绝。你没办法用感性的东西去跟他讲。”
“他老想探讨人性，想要有意义，太苦了，”岳小军吐了口烟，摇摇头，仿佛在哀叹喜剧导演们的某种集体命运。“我？我喜欢伍迪·艾伦。”
反思
岳小军认识宁浩是十年前。2002年，宁浩25岁，是北京电影学院的一名高龄本科生。岳小军比宁浩大十岁，编剧，确切说是枪手，“你在后面写，前面挂别人名那种。”朋友拉他去宁浩那，说后者有个故事，想拍电影，需要编剧界提提意见。
“他给我讲完，我就傻了，这故事编得滴水不漏。我直摆手，没意见，没啥说的。”
这故事就是《香火》。讲山西大同有个村子，村民全靠杀羊为生。杀羊是季节性的，一到开工村里就血流成河。宁浩有个朋友是和尚，这哥们马上意识到，这里的人可能需要寺庙，他们有烧香拜佛的需求。于是，他开始了四方奔走、化缘修庙的旅程。
宁浩觉得他这个朋友有意思。“说起和尚，一般人想到的都是会练武的、会翻跟头的那种，而这种很世俗的和尚在电影中几乎没出现过。”而后者才是当代中国真实的乡村神职工作者：他们和当地人之间是一种实用主义的依附关系，但你又不能简单说他们丧失了信仰。为了修庙，这哥们到处化缘，有时不得不骗人，也被骗，被打被抢，还进过号子。无论如何，庙最后居然修起来了—赶在一众竞争者前面。
但一条公路修到了庙门口，于是三下五除二，庙又给拆了。
岳小军特别喜欢这个结尾，“特妙，又写实又荒唐”。
即使今天回忆《香火》的拍摄，依然能让宁浩这张思虑过多的脸上绽放快乐。他说起没钱，“本来有个老板愿意投资给我，给了四万启动资金后就没下文了”，只好拿出自己拍MV攒的5万块，花两万买了台DV，请了一水儿中学同学当演员。“最大的单笔开销就是在戏台子上搭了个佛像，花了我3000块。除了主角外的演员都是每天睡醒了才找的。跑到街上，问人家卖菜的一天能赚多少，200？那我出200，你跟我来演一天。”说戏也不难，因为基本都是本色出演。整个剧组七八个人，从大年三十拍到元宵节，晚上回来还要打个麻将。
片子剪完就非典了，然后是毕业，一切都挺潦草。出了校园，宁浩又回到他拍MV的生涯里，快活地赚钱去了。有一天，他被介绍给了一个人，对方称是洛迦诺电影节的选片人。选片人提出看看《香火》，但他又要赶飞机，以至于看了一半，后面的情节他就让宁浩给口述了几句大纲。三个月后，宁浩接到电话，让他带着《香火》去洛迦诺参展。“洛迦诺在哪？”他第一反应是。对方说瑞士，是个重要的电影节，你的片子很好，我们请你来。”宁浩说，“是吗，你都没看完。”
从《香火》到《黄金大劫案》，宁浩拍了六部长片。让他按自己的满意程度排个序，《香火》第一，其次是《疯狂的石头》，“后三部不值一提”。《黄金大劫案》的宣传期里，一反一般创作者刚刚完成了一部作品后的膨胀，甚至有违作为导演在电影宣传中应该担当的吆喝角色，宁浩一遍遍对媒体反思自己。“被迫拿出不合格的作品，让我非常羞愧。”他说，“我的好处是我不装，对城市无产者我比较了解，这些人和观众连接感很强，算是有点现实主义的贡献吧。时势造英雄，踩对了那个点。其实最好的时候我也就是做到了及格，但大家就很满足了。”
缠斗
1977年，宁浩出生在太原，独生子，家境小康。他自认为天资平平，青春期里做过半吊子文艺青年。由于不爱读书，初中毕业念了中专，山西电影学校—和后来的电影学院一字之差，但这里是培养放映员的。宁浩还不是学的放映员专业，他从小画画，便念了美术，就业前景是给电影院画橱窗海报。
小城有小城的文艺圈。年轻的宁浩听崔健、枪花、山羊皮和性手枪，组过乐队，读大量先锋小说，也曾在山西诗人的诗会上探头探脑。中专毕业后他不知何去何从，一度打算开服装店，“家里有点钱”。但如《立春》里的王彩玲，逃离平庸生活的梦想不时照进现实。20岁，他来到北京，参加成人高考。
功名之旅并不顺遂。先是考中央工艺美院，专业课极高，但文化课尤其英语，一塌糊涂。次年又测出了色弱，他学的是实用美术，等于宣布此路不通。最终他痛苦地上了北师大成人教育班，专业是影视制作，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自己接活儿干。先是拍图片，后来就拍上了MV。而在外面干得多了，应付课堂的招数自然也多。当时的老师周坤很赞赏宁浩的作业，他告诉宁浩，你将来是有可能做故事片的人。
1998-2001年，在拍摄MV方面，二十出头的宁浩已开始展露天分，并且收入不菲。他很善于在MV里讲故事，正是这点让他得到认可，而他也逐渐发现，拍故事片跟他性格里的有些东西不谋而合，而这是绘画不能满足的。绘画没有那么强烈的困难，而他是有兴趣迎接外界带来的挑战的。他喜欢用技术性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喜欢“和自己缠斗的状态”。2001年，已经“在社会上混了一圈”的宁浩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他想考虑一下，MV这事到底应不应该继续干下去。他还不确定自己要什么，但隐约觉得自己应该去弄故事片。
如今想来，宁浩仍觉得这一步很有必要。电影学院给了他几年时间让他冷静。“年轻时自己的可控力差，基本是哪儿给饭去哪儿，容易忘记主动调整自己的方向。”
他认为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你第一步要是走不明白，后面就做不明白了。电影同样如此，“头十分钟拍不明白，后面的整个电影都会有问题。”
计算
2006年《疯狂的石头》上映，宁浩28岁。《香火》之后，他还拍了个叫《绿草地》的作品，此片拍于蒙古大草原，拍摄经过惨烈无比，几乎每天都在天人交战中度过。《绿草地》入选了柏林影展，之后宁浩又带着它去了香港电影节。这次来了几个投资人找他，一个法国投资人答应投资六百万，希望宁浩能拍一个和《香火》差不多的“反映中国”的电影；焦雄屏也来找他，投资是七百万，希望宁浩拍《双塔记》。还有一个就是刘德华，确切地说是刘德华的映艺娱乐公司掌舵人余伟国，他答应给五百万，好处是不管你，想拍什么拍什么。“相比较，刘德华这里钱是最少的，后来还变成了三百万。但我就看中了这个不管。”
如果要继续拍文艺片，宁浩可以说已经拿到了门票，接下来他不会发愁没人投资他拍《香火》或《绿草地》们。但当时的他一心想干的是商业片。在电影学院期间，他写了好多故事，“基本上你给我多少钱投资，我都能拿出相应的故事。”但无人问津。这些故事中有一个叫《大钻石》，给谁讲都乐，但想说服谁让你拍吧，又都说：不行。
“一个说法是中国人拍不了小成本商业电影，据说中国人的商业细胞和戏剧处理办法都不够。”宁浩不同意这个说法，他举例，《小兵张嘎》就拍得很好，悬念、紧张、紧凑。“三十年代都有，难道现在都不能有了？”
《大钻石》本子写得比《香火》还早，宁浩那时候还和人合租，正是这个点促发了他的想象，从而有了《疯狂的石头》后来的设置。整个故事围绕贼和警察都住在同一个宾馆的点诞生，喜剧形式由此展开。“我特别爱写这种人物，市井、流民、城市无产者。他不是土匪，他有他的智慧。土匪是不一样的，直来直去，不动脑子不商量。而城市流民多半是骗子，他会给你一个逻辑，在某种规则之下行事，他跟你拼的是智商。”
片子拍得飞快，46天收工。整个剧组都年轻，他28岁，制片主任只有26岁。一群人高兴地拍了个好玩的故事，本来拍完也就算了，没想到被韩三平慧眼识珠，得以上映。韩三平看了碟，非常激动，立即派人和刘德华谈版权，并拍板发行一百个拷贝。当时拷贝还不是数字的，一个拷贝成本一万块钱，宁浩很震惊，“对于一个年轻导演来说这完全是想象中的数字，”因为《无极》也就三百个拷贝，而那是个巨大的电影。事实证明韩三平还不够胆大，拷贝发行少了，《疯狂的石头》票房破了三千万。韩三平说：“当时要是发三百个拷贝，轻轻松松就过亿了。”
就作品本身而言，宁浩认为《疯狂的石头》也不过是合格之作。它的价值在于它证明了中低成本商业片不但可以存活，而且大有其商业空间。“良性市场应该是一千万到四千万的区间，这个区间是主体投资市场，投资量应该占到整个电影产业的70%以上。剩下来的，大片、小片，各占15%。”宁浩用手比画，“整个市场应该是个枣核形结构。”《疯狂的石头》的成功让他有了和韩三平讨价还价的砝码，他告诉后者，他想干的就是一千到四千万，没有明星，但赚钱。
岳小军一直认为宁浩身上有种山西人的聪明，他感觉“贾樟柯也有，虽然他是拍文艺片的”，两人的共同点是会算。为了证明自己的“枣核形”理论，也证明“《石头》的成功可以复制”，宁浩开始为《疯狂的赛车》摩拳擦掌。作为一个实验，它是成功的，投资一千一百万，票房一点三亿，挣了很多钱。但宁浩为这部电影在创作上的疲软耿耿至今，“创作和表达欲望都很低，根本没什么想说的，纯粹是一个技术性的活，徒有技术没有灵魂。它的唯一价值就是市场价值而已。”
痛苦
对于一个创作者而言，最大的痛苦在于并非时时都有话说。有时候，宁浩会羡慕好莱坞的环境：成熟的土壤，顺畅的工业流水线，导演不牛逼时有牛逼的编剧，编剧不牛逼时还有牛逼的演员，不少人真的是奔着艺术去，而不是捞钱。
当然，好莱坞也是名利场，但它“有传统，另外它整个社会文化的构造结实”。而中国电影，看上去也是热气腾腾的一锅，可“绝大多数人还在第一层级呢，人为财死。一个演员，靠才华天赋出来，给她三千万？立马就被稀释掉了。”
宁浩认为一流导演用智慧拍电影，比如库布里克，比如杨德昌，拍《活着》的张艺谋，拍《霸王别姬》的陈凯歌也都有智慧。二流导演用聪明拍片，比如卡梅隆，比如斯皮尔伯格。三流导演比如他自己，只能拿逻辑拍片。“我一直是拿逻辑办事，这是笨人干的。逻辑是要算的，要经过训练和推算，人人都能达到。而聪明是通过直感，快速抓到，我媳妇就是聪明。”
《疯狂的石头》之后，很多人问宁浩有没有过迷失。“我一直以为我没有，但今天想来，我不敢这么说。”比如拍《疯狂的赛车》，这个电影他几乎没有创作欲，“那你为什么要拍它？不就是为了赚钱？”但它作为电影工业流水线上的产品有意义？“可你为什么要为了电影工业去创作？工业关你什么事？”接下来是《无人区》，这部电影由于他本人也不可知的原因至今无法与观众见面，他同样不满意，“《无人区》的问题是概念先行。”
为工业，为概念，宁浩说，他陷入了应景式创作。他在电影里反复讲人为财死，士为知己者死，舍生而取义，而“只有为电影而电影才算得上舍生而取义，但讲了这么多，我自己居然还搞不明白这个道理”。
所幸，拍电影只是方法之一，“它的意义不会大于你对生命所理解的意义。”它只是他的工作，认识世界的一个工具，“我可能没有姜文他们那么热爱电影，没热爱到这是我生命一部分那种程度。从来没有。如果我有其他方法，我甚至未必依靠它。”
“但是，即使它没有占据你那么多的情感，它毕竟占据了你那么多的时间。”而一件事的分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不一样，因为时间是你生命里的唯一成本。
以往拍完片，宁浩会带个画架，拉上岳小军去五台山修身养性一阵子。岳小军在那儿无所事事，宁浩“一周会画个两三张，画佛。”
岳小军想跟宁浩说，放松，放松。“现在搞得和刘翔跨栏似的，为了超越而超越，要到何时？无止境的。”他说，要跨一会，歇一会。“人刘翔也不是天天在那儿跨栏，人家奥运会都能歇。无所谓啊这事儿。过两年人接着跑。”但他也明白，“想在有限的生命里做出东西的人都没法放松。”（实习生蒲思恒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