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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前中共曾在雅安秘密架设了一部电台，这部秘密电台的负责人，就是前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王少春，其夫人秦惠芳就是这部电台的译电员。
接受重任
1942年6月的一天，夜深人静，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办公室，王少春聆听着周恩来介绍国民党川康地方实力人物刘文辉的情况和中央决定派人去搞统战工作的意图。周恩来亲切地说：“二哥（王少春排行第二，年龄又大，故老同志都亲切地这样称呼他），还是你去吧，怎么样？”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王少春在芜湖被捕，是阿英（钱杏邨）叫着“二哥”的名，把他营救出狱来；又是李克农等在“四·一二”大屠杀后，介绍他入党的。今天周恩来这样亲切地称呼他，使他更充满了信心，说：“坚决完成任务，请中央放心！”
“你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周恩来关心地问。王少春恳切地说：“我现在只剩下一个女儿了……”周恩来安慰他说：“你放心去，我会照顾她，3年后，一定给你送去。”
“四·一二”后，王少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通缉，被迫离开老家芜湖。临走时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哭天嚎地，拽着不让走，经他再三劝说，方才含泪分别。谁知这一走，竟与亲人永别，后来才知道她们母子都被贫困和疾病吞噬了。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经夏三娘介绍，1930年和秦惠芳结成革命伴侣。她是上海申新纱厂的纺织工，1931年正式参加情报工作，1941年6月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长期从事敌后地下工作。1932年秦生下一女，因家贫如洗，幸由上海法国电车公司一个姓叶的职员不断周济，才得以存活。后因工作需要秦惠芳调到延安，之后又转到重庆，一家人才得以团聚。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把王少春的女儿当作自己女儿对待。有一次，小家伙生了重病，周恩来急坏了，请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医生，找来最好的药，终于把她的病治好了。开学了，周恩来把她交给陶行知，进入育才学校读书。对今天王少春的要求，周恩来怎会不答应？
6月23日晚，在办事处二楼会议室召开的一个小型欢送会上，周恩来鼓励他们（王少春、秦惠芳、杨作爱）到雅安要像杨柳一样生根发芽，要像松柏一样坚韧不拔。周恩来的话深深印在他们的脑海里，成为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动力。
欢送会结束后，王少春夫妇由周恩来的牟副官带路，到了成都，住在邵石痴家里。后持邵的信，他们又搭上国民党二十四军师长唐英的车到雅安，与川康边防指挥部参谋长、刘文辉的心腹张伯言接上了头。
雅安建台
7月24日王少春一行到雅安，住在四川旅行社，并成立了党小组，开展工作和学习，等待张伯言安排与刘文辉接触的时机。
一天，刘文辉早早地在会客室里等待着，张伯言把王少春带来并介绍给他。双方商定，王少春作为刘的私人顾问，以张伯言的朋友身份為避日军之难到雅安居住，报务员杨作爱是王少春的秘书，译电员秦惠芳则扮成教书的，称方先生。联络方式指定由张伯言同王少春单线联系，不与外界接触，如有急事则临时约时间、地点，与刘文辉直接面谈，如刘不在时，则用书信往还，物资方面由刘文辉提供。王等人的住处选在张伯言早已废弃的旧旅部，一座破庙似的院子里。
一切商妥后，王少春返回旅社，和大家用了5天的时间，对住地四周环境及雅安当时的社会情况作了初步调查，遂决定架设单独的秘密电台，与延安建立直接联系。
坐落在雅安城南苍坪山下的那所院落，正前面是一片荒芜的草坝，中间是空地，后部左右各有3间破房，中间是堂屋，左房住着王的女儿（3年后，周恩来派人送至王少春身边的），右房是王少春夫妇的卧室，旁边是电台室，院后角有几棵古树，院外左边是条通往山上的曲径。此外，他们住地四周，还布满了刘文辉部的各式电台，什么参谋部的、军部的、三青团的，还有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的，反倒起了掩护作用。
8月1日，他们按照中共南方局编好的密码，第一次沟通了同延安的联系。从此，每天深夜12点都要和延安联络一次，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接受指示。平时，主要是抄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稿。
电台沟通联络后，如何开展工作？大家重温了周恩来的指示：“蒋介石排斥异己，与刘有某些矛盾，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去做工作。去后要把工作做好，不能失败，主要是策反刘文辉及潘文华、邓锡侯；要生根立足，起码做3年打算。”明确了工作的重点，他们又分析了过去中共地下党组织做刘文辉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刘以诚相待，千方百计争取他，不让他倒到另一方去，同时设法保住他的武装，保护好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使革命事业少受损失。他们还对刘文辉及其辖地和部队作了全面调查，认为：西康是个多民族的省份，封建迷信浓厚、文化落后、土匪武装多，虽蕴藏着丰富的地下资源，但交通不便，是个未开垦的处女地。刘文辉是集地主、军阀、官僚于一身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其反蒋虽是基于个人的野心，和共产党拉关系也是基于个人的利害，但一定要按中央的指示，竭力争取他。
为了帮助刘文辉了解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自建立电台的第一天起，凡收到明码电报，王少春都要用毛笔抄写一份送给刘文辉看，前后8年从不间断。刘文辉对这些抄报是每日必读。
有一次，石励（原在延安中央军委三局工作，1945年夏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替换生重病的杨作爱）收抄了新华社播发的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王少春在一旁挥毫疾书，把收抄下来的电文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转抄在毛边纸上，派专人送给刘文辉。
刘文辉读过康有为的“维新”著述，学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但是从未接触这样见解深邃的文章。读后连声称赞：“好文章！好文章！”然而，对于这样的“好文章”，刘文辉虽是拜读再三，可有的问题仍难以理解，担心自己是革命的对象，即使倒向人民方面，也不会被谅解。他去请教王少春，王少春耐心而诚挚地告诉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但不是消灭个人。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对于共产党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同他们合作的。”王少春还列举了李鼎铭参加联合政府，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将领赵博生、董振堂在江西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的事实加以说明。刘文辉听后连连点头。 共同对蒋
王少春身负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不仅帮助刘文辉学习理论，提高对共产党的认识，还和他共同商讨反蒋的一些具体办法。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帮助刘文辉化险为夷。如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间，蒋介石曾借口西藏地方亲英势力拒绝修筑康藏公路，命令二十四军出兵讨伐西藏，另派中央军的两个师进驻西康接防，借图藏以图康。为此，刘文辉和王少春经过一番磋商后，决定将计就计，拟定了作战计划，开了一个向蒋要枪械、装备、经费并扩大编制补充实力的清单，指派军参谋长伍培英专程到重庆坐催。蒋一见此“计划”又气又恨，又说不出口，只好派何应钦出面，以中央财政困难，负担不了这笔庞大的经费为由，宣布“对藏用兵暂缓进行”。
1945年10月3日深夜，王少春从密电里收到蒋介石命令杜聿明以军事突袭解决龙云的消息后，冒着寒冷的秋雨去找刘文辉，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并提醒他要镇静处之。刘文辉听罢如坐针毡，忧心忡忡。王少春回家后，由于受到雨水和冷风的侵袭，气喘病发，咳喘得难以入睡，只有背靠在床头直到天明。
次日黎明，电台又收到蒋介石发表刘文辉为川康绥署副主任的消息，王少春顾不得自己的病痛，翻身起来，急忙去见刘文辉，王少春对刘说：“看来蒋介石暂时不会对你下毒手了。但也不能大意，更不能对蒋抱有任何幻想，这很可能是老蒋一打一拉，或者是杀鸡给猴看的阴谋。”刘文辉连连点头，共产党对他忧喜与共的诚恳态度，令他既感动又钦佩。
王少春除了直接做刘文辉的工作外，还经常搜集一些重要情报上报延安。每天早晨，他都要上苍坪山去打八卦掌。当时的苍坪山，是国民党官员汇集的地方。国民党二十四军、西康省政府和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要员常常上山打拳练武，同时谈天说地，论古道今，其中也不乏对蒋介石不满的议论和涉及国民党军情的消息。他们都视王少春为刘文辉的幕僚，从来对他不作回避。王少春手在练拳，耳在静听，有时也凑过去搭讪几句，利用一切时机搜集情报。
1948年的一天早晨，王少春与一个军官闲聊时得知，胡宗南曾派人借口来雅安安置军官家眷，见刘文辉满口答应，接着又透出胡部想经过雅安，开往云南的问题，被刘文辉以山多林密，人烟稀少，大部队行动困难，必须自带粮草为借口，周旋应付过去了。王少春将这一重要情况立即向党中央报告。过了几天，中共中央来电嘉奖全体电台人员，称提供的这些重要情报，对军委指挥西南战役很有参考价值。
1949年10月间，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全国进军。王少春接中央指示，加强了同刘文辉的接触，并劝导刘联合西南实力派走起义的道路。刘文辉虽有思想准备，但还是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王少春对他说：“川康解放，为期不远，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写自己的历史。”并针对刘文辉既怕蒋介石杀害，又怕保不住自己权利的思想，严肃指出：现在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应抓紧时机，在解放大西南的斗爭中为人民立功。经过反复工作，再加上国内局势一天天明朗，刘文辉终于表态要起义了。王少春立即给周恩来发报，请示机宜。周恩来复电大意是：大军行将西行，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王少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刘文辉明确表明自己是中共代表，在政治上可以对刘负责，决不能再三心二意了。刘点头，并承诺将尽力去联络邓锡侯、潘文华等西南实力派人物一同起义。王少春又和刘一起研究了起义的时机、准备工作以及如何对付蒋介石，阻击蒋军窜入西康，配合解放军作战等问题。随后，刘文辉积极地按计划对西康军政作了新的部署，又亲赴成都与邓锡侯、潘文华商量有关起义事宜。
迎来胜利
1949年春，形势很紧张，敌人的活动更加频繁。组织上决定要秦惠芳连同她的女儿先转到香港，由潘汉年安排住处，准备3个月以后，再返回西康。在香港她们接到军委社会部长李克农的电报，叫他们回北平汇报，并说西康很快就要解放了，不要回去了。
秦惠芳走后，她的译稿任务就压在王少春身上，他一人顶两人干，带病日以继夜地坚持工作。
周恩来从始至终指导着王少春策动刘文辉起义的工作。12月5日，周电告王：“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对蒋之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8日，周又电告刘伯承、邓小平：“已电告我派驻雅安之王少春同志，要刘文辉派负责人员携带密码呼波至前线找你们接头，建立直接电台联络。在未建立之前，雅安台与京台每日通报两次，有报再经京台转你们。”王少春不仅以最快速度把这些指示转告刘文辉，而且提出了具体意见，督催刘行动。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雅安发表通电，宣布起义。雅安苍坪山下的红色电波划破万里长空，载着川、康将领的心愿，载着党的儿女的红心，飞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报告了起义的喜讯。
不几天，王少春等又收到了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表示慰问的复电。他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8个春秋，他们经历了“雨城”雅安的多少风风雨雨，聆听、传播过多少来自红岩村，来自延河之滨，来自西柏坡，来自中南海的声音！
12月中旬，胡宗南和王陵基部在即将被我军围歼的情况下，集中了10多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雅安起义的二十四军进攻，企图打开一条逃路。在这危急时刻，当时的二十四军参谋长杨家桢再三劝王少春等撤离雅安，王少春拒绝了。
王少春一面向军委告急，请求解放大军迅速进军；一面告知杨家桢：西康阻击战意义重大，如果成功，四川可提前解放，要全力以赴打好阻击战，要将成雅公路彻底破坏掉，以阻止胡宗南的坦克、大炮进入西康，要做好向南撤退的准备工作，节节抗击胡军南逃。在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瑄、参谋长杨家桢率领下，全军官兵配合解放军歼灭了进攻之敌。
全国解放以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赞扬王少春任务完成得好，并任命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1955年5月10日，王少春由于旧病复发在北京医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家属说：“我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共产党员，不留什么！”
（责编 五一）
接受重任
1942年6月的一天，夜深人静，在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办公室，王少春聆听着周恩来介绍国民党川康地方实力人物刘文辉的情况和中央决定派人去搞统战工作的意图。周恩来亲切地说：“二哥（王少春排行第二，年龄又大，故老同志都亲切地这样称呼他），还是你去吧，怎么样？”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王少春在芜湖被捕，是阿英（钱杏邨）叫着“二哥”的名，把他营救出狱来；又是李克农等在“四·一二”大屠杀后，介绍他入党的。今天周恩来这样亲切地称呼他，使他更充满了信心，说：“坚决完成任务，请中央放心！”
“你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周恩来关心地问。王少春恳切地说：“我现在只剩下一个女儿了……”周恩来安慰他说：“你放心去，我会照顾她，3年后，一定给你送去。”
“四·一二”后，王少春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通缉，被迫离开老家芜湖。临走时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哭天嚎地，拽着不让走，经他再三劝说，方才含泪分别。谁知这一走，竟与亲人永别，后来才知道她们母子都被贫困和疾病吞噬了。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经夏三娘介绍，1930年和秦惠芳结成革命伴侣。她是上海申新纱厂的纺织工，1931年正式参加情报工作，1941年6月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长期从事敌后地下工作。1932年秦生下一女，因家贫如洗，幸由上海法国电车公司一个姓叶的职员不断周济，才得以存活。后因工作需要秦惠芳调到延安，之后又转到重庆，一家人才得以团聚。周恩来和邓颖超一直把王少春的女儿当作自己女儿对待。有一次，小家伙生了重病，周恩来急坏了，请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医生，找来最好的药，终于把她的病治好了。开学了，周恩来把她交给陶行知，进入育才学校读书。对今天王少春的要求，周恩来怎会不答应？
6月23日晚，在办事处二楼会议室召开的一个小型欢送会上，周恩来鼓励他们（王少春、秦惠芳、杨作爱）到雅安要像杨柳一样生根发芽，要像松柏一样坚韧不拔。周恩来的话深深印在他们的脑海里，成为他们战胜一切困难的动力。
欢送会结束后，王少春夫妇由周恩来的牟副官带路，到了成都，住在邵石痴家里。后持邵的信，他们又搭上国民党二十四军师长唐英的车到雅安，与川康边防指挥部参谋长、刘文辉的心腹张伯言接上了头。
雅安建台
7月24日王少春一行到雅安，住在四川旅行社，并成立了党小组，开展工作和学习，等待张伯言安排与刘文辉接触的时机。
一天，刘文辉早早地在会客室里等待着，张伯言把王少春带来并介绍给他。双方商定，王少春作为刘的私人顾问，以张伯言的朋友身份為避日军之难到雅安居住，报务员杨作爱是王少春的秘书，译电员秦惠芳则扮成教书的，称方先生。联络方式指定由张伯言同王少春单线联系，不与外界接触，如有急事则临时约时间、地点，与刘文辉直接面谈，如刘不在时，则用书信往还，物资方面由刘文辉提供。王等人的住处选在张伯言早已废弃的旧旅部，一座破庙似的院子里。
一切商妥后，王少春返回旅社，和大家用了5天的时间，对住地四周环境及雅安当时的社会情况作了初步调查，遂决定架设单独的秘密电台，与延安建立直接联系。
坐落在雅安城南苍坪山下的那所院落，正前面是一片荒芜的草坝，中间是空地，后部左右各有3间破房，中间是堂屋，左房住着王的女儿（3年后，周恩来派人送至王少春身边的），右房是王少春夫妇的卧室，旁边是电台室，院后角有几棵古树，院外左边是条通往山上的曲径。此外，他们住地四周，还布满了刘文辉部的各式电台，什么参谋部的、军部的、三青团的，还有国民党西康省党部的，反倒起了掩护作用。
8月1日，他们按照中共南方局编好的密码，第一次沟通了同延安的联系。从此，每天深夜12点都要和延安联络一次，及时向中央请示报告，接受指示。平时，主要是抄收延安新华社的电讯稿。
电台沟通联络后，如何开展工作？大家重温了周恩来的指示：“蒋介石排斥异己，与刘有某些矛盾，要充分利用这一点去做工作。去后要把工作做好，不能失败，主要是策反刘文辉及潘文华、邓锡侯；要生根立足，起码做3年打算。”明确了工作的重点，他们又分析了过去中共地下党组织做刘文辉工作的经验教训，对刘以诚相待，千方百计争取他，不让他倒到另一方去，同时设法保住他的武装，保护好中共地下党和进步人士，使革命事业少受损失。他们还对刘文辉及其辖地和部队作了全面调查，认为：西康是个多民族的省份，封建迷信浓厚、文化落后、土匪武装多，虽蕴藏着丰富的地下资源，但交通不便，是个未开垦的处女地。刘文辉是集地主、军阀、官僚于一身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其反蒋虽是基于个人的野心，和共产党拉关系也是基于个人的利害，但一定要按中央的指示，竭力争取他。
为了帮助刘文辉了解共产党的方针和政策，自建立电台的第一天起，凡收到明码电报，王少春都要用毛笔抄写一份送给刘文辉看，前后8年从不间断。刘文辉对这些抄报是每日必读。
有一次，石励（原在延安中央军委三局工作，1945年夏调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替换生重病的杨作爱）收抄了新华社播发的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王少春在一旁挥毫疾书，把收抄下来的电文用毛笔工工整整地转抄在毛边纸上，派专人送给刘文辉。
刘文辉读过康有为的“维新”著述，学过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但是从未接触这样见解深邃的文章。读后连声称赞：“好文章！好文章！”然而，对于这样的“好文章”，刘文辉虽是拜读再三，可有的问题仍难以理解，担心自己是革命的对象，即使倒向人民方面，也不会被谅解。他去请教王少春，王少春耐心而诚挚地告诉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但不是消灭个人。其他任何政党，任何社会集团或个人，只要对于共产党采取合作的而不是敌对的态度，我们是没有理由不同他们合作的。”王少春还列举了李鼎铭参加联合政府，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将领赵博生、董振堂在江西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的事实加以说明。刘文辉听后连连点头。 共同对蒋
王少春身负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不仅帮助刘文辉学习理论，提高对共产党的认识，还和他共同商讨反蒋的一些具体办法。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帮助刘文辉化险为夷。如1942年下半年到1943年上半年间，蒋介石曾借口西藏地方亲英势力拒绝修筑康藏公路，命令二十四军出兵讨伐西藏，另派中央军的两个师进驻西康接防，借图藏以图康。为此，刘文辉和王少春经过一番磋商后，决定将计就计，拟定了作战计划，开了一个向蒋要枪械、装备、经费并扩大编制补充实力的清单，指派军参谋长伍培英专程到重庆坐催。蒋一见此“计划”又气又恨，又说不出口，只好派何应钦出面，以中央财政困难，负担不了这笔庞大的经费为由，宣布“对藏用兵暂缓进行”。
1945年10月3日深夜，王少春从密电里收到蒋介石命令杜聿明以军事突袭解决龙云的消息后，冒着寒冷的秋雨去找刘文辉，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并提醒他要镇静处之。刘文辉听罢如坐针毡，忧心忡忡。王少春回家后，由于受到雨水和冷风的侵袭，气喘病发，咳喘得难以入睡，只有背靠在床头直到天明。
次日黎明，电台又收到蒋介石发表刘文辉为川康绥署副主任的消息，王少春顾不得自己的病痛，翻身起来，急忙去见刘文辉，王少春对刘说：“看来蒋介石暂时不会对你下毒手了。但也不能大意，更不能对蒋抱有任何幻想，这很可能是老蒋一打一拉，或者是杀鸡给猴看的阴谋。”刘文辉连连点头，共产党对他忧喜与共的诚恳态度，令他既感动又钦佩。
王少春除了直接做刘文辉的工作外，还经常搜集一些重要情报上报延安。每天早晨，他都要上苍坪山去打八卦掌。当时的苍坪山，是国民党官员汇集的地方。国民党二十四军、西康省政府和其他一些形形色色的要员常常上山打拳练武，同时谈天说地，论古道今，其中也不乏对蒋介石不满的议论和涉及国民党军情的消息。他们都视王少春为刘文辉的幕僚，从来对他不作回避。王少春手在练拳，耳在静听，有时也凑过去搭讪几句，利用一切时机搜集情报。
1948年的一天早晨，王少春与一个军官闲聊时得知，胡宗南曾派人借口来雅安安置军官家眷，见刘文辉满口答应，接着又透出胡部想经过雅安，开往云南的问题，被刘文辉以山多林密，人烟稀少，大部队行动困难，必须自带粮草为借口，周旋应付过去了。王少春将这一重要情况立即向党中央报告。过了几天，中共中央来电嘉奖全体电台人员，称提供的这些重要情报，对军委指挥西南战役很有参考价值。
1949年10月间，人民解放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全国进军。王少春接中央指示，加强了同刘文辉的接触，并劝导刘联合西南实力派走起义的道路。刘文辉虽有思想准备，但还是顾虑重重，下不了决心。王少春对他说：“川康解放，为期不远，要认清形势，当机立断，用自己的行动写自己的历史。”并针对刘文辉既怕蒋介石杀害，又怕保不住自己权利的思想，严肃指出：现在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应抓紧时机，在解放大西南的斗爭中为人民立功。经过反复工作，再加上国内局势一天天明朗，刘文辉终于表态要起义了。王少春立即给周恩来发报，请示机宜。周恩来复电大意是：大军行将西行，希望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
王少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向刘文辉明确表明自己是中共代表，在政治上可以对刘负责，决不能再三心二意了。刘点头，并承诺将尽力去联络邓锡侯、潘文华等西南实力派人物一同起义。王少春又和刘一起研究了起义的时机、准备工作以及如何对付蒋介石，阻击蒋军窜入西康，配合解放军作战等问题。随后，刘文辉积极地按计划对西康军政作了新的部署，又亲赴成都与邓锡侯、潘文华商量有关起义事宜。
迎来胜利
1949年春，形势很紧张，敌人的活动更加频繁。组织上决定要秦惠芳连同她的女儿先转到香港，由潘汉年安排住处，准备3个月以后，再返回西康。在香港她们接到军委社会部长李克农的电报，叫他们回北平汇报，并说西康很快就要解放了，不要回去了。
秦惠芳走后，她的译稿任务就压在王少春身上，他一人顶两人干，带病日以继夜地坚持工作。
周恩来从始至终指导着王少春策动刘文辉起义的工作。12月5日，周电告王：“望即转告刘自乾先生，时机已至，不必再作等待，对蒋之一切伪命不仅要坚决拒绝，且应联合邓（锡侯）、孙（震）及贺国光诸先生有所行动，要守住西康、西昌，不让胡宗南匪军侵入。”8日，周又电告刘伯承、邓小平：“已电告我派驻雅安之王少春同志，要刘文辉派负责人员携带密码呼波至前线找你们接头，建立直接电台联络。在未建立之前，雅安台与京台每日通报两次，有报再经京台转你们。”王少春不仅以最快速度把这些指示转告刘文辉，而且提出了具体意见，督催刘行动。
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联名在雅安发表通电，宣布起义。雅安苍坪山下的红色电波划破万里长空，载着川、康将领的心愿，载着党的儿女的红心，飞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报告了起义的喜讯。
不几天，王少春等又收到了朱总司令代表党中央表示慰问的复电。他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8个春秋，他们经历了“雨城”雅安的多少风风雨雨，聆听、传播过多少来自红岩村，来自延河之滨，来自西柏坡，来自中南海的声音！
12月中旬，胡宗南和王陵基部在即将被我军围歼的情况下，集中了10多个团的兵力，分两路向雅安起义的二十四军进攻，企图打开一条逃路。在这危急时刻，当时的二十四军参谋长杨家桢再三劝王少春等撤离雅安，王少春拒绝了。
王少春一面向军委告急，请求解放大军迅速进军；一面告知杨家桢：西康阻击战意义重大，如果成功，四川可提前解放，要全力以赴打好阻击战，要将成雅公路彻底破坏掉，以阻止胡宗南的坦克、大炮进入西康，要做好向南撤退的准备工作，节节抗击胡军南逃。在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瑄、参谋长杨家桢率领下，全军官兵配合解放军歼灭了进攻之敌。
全国解放以后，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赞扬王少春任务完成得好，并任命他为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副署长。1955年5月10日，王少春由于旧病复发在北京医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家属说：“我是赤条条来，赤条条去，共产党员，不留什么！”
（责编 五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