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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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太学建于司马睿称帝的前一年(317),国学立于咸康三年(337).国学在永和八年(352)遭到罢废后,又于太元九年(384)复建.东晋太学博士之制经历了从五博士制到九博士制,再到十一博士制、十六博士制的发展过程.太学、国子博士的选任虽以明经为首要标准,但仍是政治场域的人事安排.东晋前中期,博士被朝廷视作政治资源用以巩固地方统治.朝廷以博士征召的方式笼络地位边缘的会稽士族.与琅邪王氏争夺江州的颍川庾氏,则以荐举江州人物来争取民心.淝水之战后,博士的议政权及太学、国学的政治象征性,被孝武帝加以凸显并运用在
【机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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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上海,200241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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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东晋南朝的江南文化"(项目编号:2019BLS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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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太学建于司马睿称帝的前一年(317),国学立于咸康三年(337).国学在永和八年(352)遭到罢废后,又于太元九年(384)复建.东晋太学博士之制经历了从五博士制到九博士制,再到十一博士制、十六博士制的发展过程.太学、国子博士的选任虽以明经为首要标准,但仍是政治场域的人事安排.东晋前中期,博士被朝廷视作政治资源用以巩固地方统治.朝廷以博士征召的方式笼络地位边缘的会稽士族.与琅邪王氏争夺江州的颍川庾氏,则以荐举江州人物来争取民心.淝水之战后,博士的议政权及太学、国学的政治象征性,被孝武帝加以凸显并运用在与门阀的政治博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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