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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一起,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被列入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生态是一个与环境直接相关,融经济行为、政治行为、文化行为、社会行为于一体的立体概念,具有超越族群、跨越国家边界的全球性意义。由于生态与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都有着休戚相关的联系,生态问题,尤其是生态修复与重建问题已经成为当今后工业化时代的重要议题,是包括学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可以说,几个世纪以来工业化所带来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能不能修复与重建、如何修复与重建,需要人们进行深入的研究,并作出科学的解答。
付广华博士20万字的新作《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基于龙脊古壮寨的环境人类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入选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博士文库,由博士论文《修复自然:一个南岭山村生态重建的人类学研究》修订而成),基于环境人类学的新视角,以广西龙胜龙脊古壮寨为个案,揭示了古壮寨壮族社会生态修复与重建的特点,就区域生态系统的重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
第一,研究视角新颖。书中指出,环境人类学(本书的研究视角)相比传统的生态人类学而言,有新的理论突破。“在研究视野上,以前生态人类学研究较小的社区,更为关注的是地方文化如何适应其特殊的生态系统,而环境人类学已经超越了社区的自然界限,更为强调它们与外部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理念上,生态人类学的非历史倾向较严重,奉行的是生态平衡论的思想,而环境人类学更为注重历史,强调长时段过程中的生态变迁,奉行的是生态不平衡论的思想。在理论范式上,生态人类学基本上属于现代学的系列,而环境人类学则属于后现代学的序列,具有很强的后结构主义特征,认为环境不仅是物质的现实,更是一种话语的生产。”(参见该书第24页)作者在对环境人类学新视角、新见解进行深入总结的同时,还付诸田野实践,将环境人类学的视野、理念和理论范式具体运用到生态研究中去。无论是环境人类学新的理论突破,还是本书作者的具体运用,相信会给国内学界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第二,提问方式独特。本书从环境人类学的特殊视角出发,基于生态重建的历史、空间、权力与知识等要素,提出了区域生态系统重建的文化逻辑问题,为回答生态系统修复与重建的宏大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生态重建是在一个历史场景中进行的,是在一个长时段历史过程中出现的生态变迁的基础上展开的重建;生态重建,是在一定的地方空间场域中进行的,但已经和外部世界密切关联在一起;生态重建离不开国家权力及其实践的支持,是国家话语的一种产物;生态重建必须综合利用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科技知识,形成生态重建的知识体系。
第三,叙事不落俗套。本书并未按照传统民族志惯常的叙事方式行文,而是以分析架构(区域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为依托,将历史文献材料和田野个案材料精巧铺陈到分析架构当中,将概述、描述与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是一部叙事扎实严谨、结论独到可靠的科学研究专著。可以说,在叙事上本书代表着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研究的一种重要范例。
从具体历史场景与特殊空间区域中总结出来的区域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为生态修复与重建提供了必要的观念与理论基础,但相对于范围更为广阔、内涵更为丰富的生态重建实践而言,自然不免有些简单,不够深入。也正由于此,作者在结论中就生态发展前景给出了“不确定的未来”的思考,事实上,这也为作者就此专题继续深入研讨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本书以新颖的研究视角、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精巧的叙事方式为生态研究及生态知识生产注入了“新鲜血液”,其区域生态变迁与重建的见解对于民族地区如何遏制荒漠化、沙漠化等生态工程而言,亦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该书凝练质朴,充满泥土气息,虽不是一部厚重的大部头扛鼎之作,但足以给人带来“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清新秀美之感,值得研读、品评与参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袁丽红〕
付广华博士20万字的新作《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基于龙脊古壮寨的环境人类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入选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博士文库,由博士论文《修复自然:一个南岭山村生态重建的人类学研究》修订而成),基于环境人类学的新视角,以广西龙胜龙脊古壮寨为个案,揭示了古壮寨壮族社会生态修复与重建的特点,就区域生态系统的重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专题研究。
第一,研究视角新颖。书中指出,环境人类学(本书的研究视角)相比传统的生态人类学而言,有新的理论突破。“在研究视野上,以前生态人类学研究较小的社区,更为关注的是地方文化如何适应其特殊的生态系统,而环境人类学已经超越了社区的自然界限,更为强调它们与外部政治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理念上,生态人类学的非历史倾向较严重,奉行的是生态平衡论的思想,而环境人类学更为注重历史,强调长时段过程中的生态变迁,奉行的是生态不平衡论的思想。在理论范式上,生态人类学基本上属于现代学的系列,而环境人类学则属于后现代学的序列,具有很强的后结构主义特征,认为环境不仅是物质的现实,更是一种话语的生产。”(参见该书第24页)作者在对环境人类学新视角、新见解进行深入总结的同时,还付诸田野实践,将环境人类学的视野、理念和理论范式具体运用到生态研究中去。无论是环境人类学新的理论突破,还是本书作者的具体运用,相信会给国内学界的生态人类学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第二,提问方式独特。本书从环境人类学的特殊视角出发,基于生态重建的历史、空间、权力与知识等要素,提出了区域生态系统重建的文化逻辑问题,为回答生态系统修复与重建的宏大课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生态重建是在一个历史场景中进行的,是在一个长时段历史过程中出现的生态变迁的基础上展开的重建;生态重建,是在一定的地方空间场域中进行的,但已经和外部世界密切关联在一起;生态重建离不开国家权力及其实践的支持,是国家话语的一种产物;生态重建必须综合利用传统生态知识与现代科技知识,形成生态重建的知识体系。
第三,叙事不落俗套。本书并未按照传统民族志惯常的叙事方式行文,而是以分析架构(区域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为依托,将历史文献材料和田野个案材料精巧铺陈到分析架构当中,将概述、描述与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是一部叙事扎实严谨、结论独到可靠的科学研究专著。可以说,在叙事上本书代表着人类学田野调查与研究的一种重要范例。
从具体历史场景与特殊空间区域中总结出来的区域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为生态修复与重建提供了必要的观念与理论基础,但相对于范围更为广阔、内涵更为丰富的生态重建实践而言,自然不免有些简单,不够深入。也正由于此,作者在结论中就生态发展前景给出了“不确定的未来”的思考,事实上,这也为作者就此专题继续深入研讨预留了广阔的空间。
本书以新颖的研究视角、特殊的提问方式和精巧的叙事方式为生态研究及生态知识生产注入了“新鲜血液”,其区域生态变迁与重建的见解对于民族地区如何遏制荒漠化、沙漠化等生态工程而言,亦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该书凝练质朴,充满泥土气息,虽不是一部厚重的大部头扛鼎之作,但足以给人带来“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清新秀美之感,值得研读、品评与参考。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研究》编辑部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袁丽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