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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活动的理论依据，最早可以追溯至建党之初。在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决议中，第一条为“工人组织”，第二條即为宣传。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党的历史上，新闻发布活动虽不多见，但在某些特定时期以独特的形式存在过。有研究者曾将其归纳为如下三类：
1 约见、交谈、专访型新闻发布。抗战爆发前后，史沫特莱、斯诺、卡尔逊等先后访问延安，这些外国人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访谈成了当时世界了解中国红色根据地的主要渠道之一。
2 新闻发言人制度下的新闻发布。如抗战期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重庆办事处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消息。国共和谈时期，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推行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周恩来、廖承志、范长江、陈家康、梅益等成为了我党早期的新闻发言人。
3 特别署名发言人的新闻发布。如1945年11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国民党进攻的真相》；1949年1月25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发言人就和谈问题发表谈话》；1949年2月7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发言人声明拒绝甘介侯来平》的消息，以上都是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进行的新闻发布。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不仅以领导核心，也以公共权力核心的形态直接指挥国家政权机关的运行，再加上媒体公私合营混杂的特殊情况，党的新闻发布与中央政府的新闻发布合二为一，催生了新中国最早的新闻发布制度，具体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新闻发布相关管理办法中。1949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新闻发布条例。这部条例对重要新闻的发布主体、发布内容、发布渠道等均做了具体规定，明确了“新闻秘书”一职的设立，并对新闻记者对公布内容进行采访的权利做了原则说明。
随着媒体公私合营的完成、政治生态的一元化，早期的新闻发布工作还未成气候，就开始退出国家政治生活。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式的新闻发布工作，多是出于外交斗争的需要，如1961年日内瓦会议、1965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等，新闻发布被赋予了较多历史性的政治任务。在对内传播方面，并没有使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政府对内传播的信息仍然通过指令性的方式，由党报党刊和新华社向公众传播。
我国新闻发布工作正式启动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80年，中国举行了两次新闻发布活动：一次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作为发言人向中外记者发布了关于审判“四人帮”的决定；为了向国内外公众发布“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调查处理结果，中国政府召开了另一次新闻发布会。
1982年初，中央对外宣传小组起草《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同年3月，邓小平指示外交部对当时苏联领导人勃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由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担任发言人。1983年2月，经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联合下发《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1983年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1983年11月，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制定并下发了《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进一步明确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国台办等部门发言人逐渐走到前台，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进入了制度化建设阶段。
1987年，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联合发文，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制度做出规范：国务院会议做出的可以公开报道的重要决定，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定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加以介绍，还可以就一个时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发布新闻并答记者问。同时，建议中央在转折关头举行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做出的一些重要决定，由领导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主要问题做介绍。也可以考虑就一个时期国内外民众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选择适当时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由中央领导同志或有关部门责人做权威性解答，电台电视台播放实况或者录音、录像剪辑。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党务公开的可行性举措，开党务公开风气之先。
改革开放以来，党务公开最透明的领域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大会设立新闻发言人，建立新闻中心，并不断探索和实践新闻发布的多种形式，积累了党委新闻发言人建设和新闻发布工作的丰富经验，执政党的党务公开步伐逐渐加快。在中共中央部门中，与国台办“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中央台办率先于2000年9月开始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形成例会制度。被喻为“党的外交部”的中联部，也较早设立新闻发言人，并首设“公众开放日”。2003年9月25日，中联部成为第一个亮相国务院新闻办的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时任副部长的蔡武向媒体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情况。
2005年和2006年两年，党的多个中央部门和机构亮相国务院新闻办。其中一个重要背景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务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越来越受到中央的重视。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强调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之后，中央有关文件多次指出要健全和完善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中央外宣办、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区、市)多层次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推动新闻发布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200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借国务院新闻办平台，介绍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有关情况，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还回应了其他敏感问题。到了2006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次公布了7个党中央直属机构发言人名单和电话，党务公开成为舆论焦点，此举被视作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质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述“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时提出，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是中央首次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党内民主政治的一项重大决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瞩目。
目前，党中央部门中已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台办、中央档案馆等10佘个部门初步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特别值得提及的是，2010年6月30日，即中国共产党建党89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外宣办(即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了“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与中外记者见面会”。在此次会上，11位中央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向中外记者介绍有关情况，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网直播了此次见面会。全国各地在实施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方面，也出现了较好态势，例如江苏南京、广东深圳、湖南长沙、广西南宁、贵州贵阳等多个城市就先行先试，积累了初步的经验。目前，随着中共中央相关重要文件的下发，此项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纵观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的发展，从最初的服务于外交工作到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党内民主生活，从新闻发布的尝试到制度化建设和推进，从政府新闻发布到党委新闻发布，这些都显示出我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和执政信心的日益增强。
长远看，我党的新闻发布工作如何成为我国民主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大力推进，是放在我党面前的重大课题。具体看，我党的新闻发布工作如何尽快形成经常化、规范化的运作机制，并分层分级开展新闻发布机构人员的专业培训，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发布形式，及时准确地发布党务权威信息，亦是当下的任务。
责编 谭震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党的历史上，新闻发布活动虽不多见，但在某些特定时期以独特的形式存在过。有研究者曾将其归纳为如下三类：
1 约见、交谈、专访型新闻发布。抗战爆发前后，史沫特莱、斯诺、卡尔逊等先后访问延安，这些外国人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访谈成了当时世界了解中国红色根据地的主要渠道之一。
2 新闻发言人制度下的新闻发布。如抗战期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国共产党重庆办事处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记者发布中共南方局和解放区的新闻消息。国共和谈时期，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推行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周恩来、廖承志、范长江、陈家康、梅益等成为了我党早期的新闻发言人。
3 特别署名发言人的新闻发布。如1945年11月5日，新华社播发了《国民党进攻的真相》；1949年1月25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发言人就和谈问题发表谈话》；1949年2月7日，新华社发表了《中共发言人声明拒绝甘介侯来平》的消息，以上都是毛泽东以“中共发言人”的名义进行的新闻发布。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不仅以领导核心，也以公共权力核心的形态直接指挥国家政权机关的运行，再加上媒体公私合营混杂的特殊情况，党的新闻发布与中央政府的新闻发布合二为一，催生了新中国最早的新闻发布制度，具体体现在中央和地方的新闻发布相关管理办法中。1949年12月10日，中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关于统一发布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专门的新闻发布条例。这部条例对重要新闻的发布主体、发布内容、发布渠道等均做了具体规定，明确了“新闻秘书”一职的设立，并对新闻记者对公布内容进行采访的权利做了原则说明。
随着媒体公私合营的完成、政治生态的一元化，早期的新闻发布工作还未成气候，就开始退出国家政治生活。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式的新闻发布工作，多是出于外交斗争的需要，如1961年日内瓦会议、1965年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等，新闻发布被赋予了较多历史性的政治任务。在对内传播方面，并没有使用新闻发布会的形式，政府对内传播的信息仍然通过指令性的方式，由党报党刊和新华社向公众传播。
我国新闻发布工作正式启动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80年，中国举行了两次新闻发布活动：一次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曾涛作为发言人向中外记者发布了关于审判“四人帮”的决定；为了向国内外公众发布“渤海二号”石油钻井船翻沉事故调查处理结果，中国政府召开了另一次新闻发布会。
1982年初，中央对外宣传小组起草《关于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请示》。同年3月，邓小平指示外交部对当时苏联领导人勃日涅夫的讲话做出反应，由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钱其琛担任发言人。1983年2月，经中央书记处批示同意，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联合下发《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交往较多的国务院各部门建立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新闻。1983年3月1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的齐怀远向中外记者宣布：中国外交部从即日起建立发言人制度。1983年4月23日，中国记协首次向中外记者介绍国务院各部委和人民团体的新闻发言人，正式宣布我国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1983年11月，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制定并下发了《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进一步明确要逐步建立和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国家统计局、外经贸部、国台办等部门发言人逐渐走到前台，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进入了制度化建设阶段。
1987年，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联合发文，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制度做出规范：国务院会议做出的可以公开报道的重要决定，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定期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加以介绍，还可以就一个时期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发布新闻并答记者问。同时，建议中央在转折关头举行的一些重要会议和做出的一些重要决定，由领导人举行记者招待会，就主要问题做介绍。也可以考虑就一个时期国内外民众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选择适当时机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由中央领导同志或有关部门责人做权威性解答，电台电视台播放实况或者录音、录像剪辑。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党务公开的可行性举措，开党务公开风气之先。
改革开放以来，党务公开最透明的领域是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党的代表大会设立新闻发言人，建立新闻中心，并不断探索和实践新闻发布的多种形式，积累了党委新闻发言人建设和新闻发布工作的丰富经验，执政党的党务公开步伐逐渐加快。在中共中央部门中，与国台办“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中央台办率先于2000年9月开始召开新闻发布会，并形成例会制度。被喻为“党的外交部”的中联部，也较早设立新闻发言人，并首设“公众开放日”。2003年9月25日，中联部成为第一个亮相国务院新闻办的中共中央直属机构，时任副部长的蔡武向媒体介绍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情况。
2005年和2006年两年，党的多个中央部门和机构亮相国务院新闻办。其中一个重要背景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务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越来越受到中央的重视。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逐步推进党务公开，增强党组织工作的透明度”，强调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和重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之后，中央有关文件多次指出要健全和完善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中央外宣办、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区、市)多层次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制度，推动新闻发布工作向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方向发展。2005年7月7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借国务院新闻办平台，介绍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有关情况，时任中组部副部长李景田还回应了其他敏感问题。到了2006年12月，国务院新闻办第一次公布了7个党中央直属机构发言人名单和电话，党务公开成为舆论焦点，此举被视作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质的飞跃”。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论述“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时提出，进一步推进党务公开，健全党内情况通报制度，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这是中央首次提出建立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党内民主政治的一项重大决策，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瞩目。
目前，党中央部门中已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对外联络部、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台办、中央档案馆等10佘个部门初步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特别值得提及的是，2010年6月30日，即中国共产党建党89周年前夕，中共中央外宣办(即国务院新闻办)在北京举行了“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新闻发言人与中外记者见面会”。在此次会上，11位中央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首次集体同中外记者见面，并向中外记者介绍有关情况，回答记者提问，新华网直播了此次见面会。全国各地在实施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方面，也出现了较好态势，例如江苏南京、广东深圳、湖南长沙、广西南宁、贵州贵阳等多个城市就先行先试，积累了初步的经验。目前，随着中共中央相关重要文件的下发，此项工作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纵观中国共产党新闻发布的发展，从最初的服务于外交工作到循序渐进地过渡到党内民主生活，从新闻发布的尝试到制度化建设和推进，从政府新闻发布到党委新闻发布，这些都显示出我党执政理念的重大变化和执政信心的日益增强。
长远看，我党的新闻发布工作如何成为我国民主政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大力推进，是放在我党面前的重大课题。具体看，我党的新闻发布工作如何尽快形成经常化、规范化的运作机制，并分层分级开展新闻发布机构人员的专业培训，创新方式方法，丰富发布形式，及时准确地发布党务权威信息，亦是当下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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