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底，像3年前一样，余秀华带着简单的行囊，独自一人从湖北钟祥市横店村坐着火车来到北京。她换了一身素雅的旗袍，出现在北京单向街书店，这一次她是带着首部散文集《无端欢喜》而来。
　　3年前，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让余秀华红遍中国，也掀起了一股年轻人读诗的热潮。余秀华说，诗歌是光，散文是湖，越深越好，她不想出书太快。“著作等身的人是可耻的。我特别反感一年出几本书的作者，我觉得他们不仅在消耗自己，也在消耗社会资源，更重要的是在浪费国家的纸张。”

成名之后：是标签早晚会掉

　　因为诗歌，前半生几乎从未踏出湖北省钟祥市横店村的余秀华，成名后不但走遍了全中国，还受邀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斯坦福大学。近年来，她包揽了诗歌界最重要的奖项，相继出版的三本诗集《月光落在左手上》《摇摇晃晃的人间》《我们爱过又忘记》，总销量达40余万册，为20年来国内诗歌销售之冠，让一度“冷门”的诗歌，重新进入大众视野。以她为主人公的纪录电影《摇摇晃晃的人间》，也在2017年上映。
　　余秀华的成名几乎是一场“突发事件”，蜂拥而至的媒体争相报道，让她获得了突如其来的名声，但同时也被贴上了“脑瘫诗人”“农民诗人”“草根诗人”等标签，承受着各种质疑和压力。
　　对于一个近40年未踏出乡村的、身体残疾、说话略显吃力的女人来说，这突如其来的生活的巨大变化以及舆论的压力，应该会让人无所适从。但是作者本人对此却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我不知道上天为何厚待于我，我如何有被如此礼遇的资本？我没有。我只是耐心地活着，不健康，不快乐，唯一的好处，不虚伪。有时候非常累，但是说不出累从何来。有时候很倦怠，又提醒自己再坚持一下……”她在文章中写到。
　　余秀华对成名后的一切保持着强烈的清醒。对她来说，每次外出，就是从农村到城市，从一个人的日子到许多人共同组织的虚幻。虽然这种“虚幻”常常让她疑惑。
　　对于她的成名，有人惊叹，有人感慨，有人眼红。媒体们蜂拥而至—农妇、脑瘫、诗人，带有这三个标签的新闻人物难得一遇。余秀华是那种让记者又爱又怕的采访对象，妙语连珠却也犀利直接口无遮拦。
　　人们称余秀华为中国的艾米莉·狄金森，她不以为然，“狄金森是独一无二的，我余秀华也是独一无二的。”
　　“我不知道上天为何厚待于我，我如何有被如此礼遇的资本？我没有。我只是耐心地活着，不健康，不快乐。唯一的好处，不虚伪。有时候非常累，但是说不出累从何来。有时候很倦怠，又提醒自己再坚持一下……一直有人问：你现在成名了，生活有什么改变？天，让我怎么回答？生活是什么，是一个接一个的细节，我参加的那些活动、节目怎么能叫生活？我虽然不会对这美意警惕，但是的确无理由欣喜若狂。我心孤独，一如从前。”她在文章中写到。
　　对着眼前的记者，余秀华说，“所谓的出名，名利，包括这些采访，都是虚像，经不起推敲。”但她却并不反抗，言语坦荡，“我不能不在生活允许我嬉戏的时候浪费这样的机会，生活没有教会我顺从，但是我知道要顺其自然。”
　　但也正是在这3年里，她视为“天”的母亲身罹癌症离世。眼看着曾经熟悉的小院，只剩下父亲和自己。伴随着村庄的建设，横店村曾经熟悉的一切—起伏的麦浪、门前的水塘、屋后的树林，都不复存在。2015年，挣扎了20年，她下了决心，拿出15万元赔偿金和丈夫离了婚。
　　余秀华觉得，世界能不能接纳一个人是次要的，首先自己能不能接纳自己才是根本。
　　“我是个个性散漫的人，活成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诗人、女人、思想家、神经病……贴什么标签都行。你想，标签就是一张纸，它迟早会掉的啊。”

有故乡的人才有春天

　　记者问，走过那么多地方，最喜欢待在哪里？
　　“还是横店村最适合我。”余秀华说，“我想聊天，就从家里走出来;不想聊天，就待在家里。村民们都非常纯朴，对我非常友善。他们以前叫我秀华，现在会调侃我，诗人啊，这是善意的调侃。”
　　余秀华早上6点起床，做家务到8点，开始写作，写到11点，下午和晚上啥事都不干，要么看书，要么玩手机。如果没有写作计划，可能一天都在床上躺着，早饭都不吃。
　　横店村不大，这个丘陵地带上的村落只有零零散散的300多户人家。余秀华的父母守着二十几亩地，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这里。他们抬头看飞机，但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能搭乘飞机。
　　事实上，余秀华散文中最令人惊艳的，恰恰是乡村风物和天地间自然意象，特别是那些卑微而倔强的生灵。她笔下的细碎是广阔的，卑微似乎等同于伟大。
　　“没有一个人的高傲比得过一棵玉米的高傲，没有一个人的从容能有一棵庄稼的从容。”她写道。
　　在余秀华看来，残疾的身体带来了许多麻烦，失去了许多的可能性。但有一件事情是公平的：这个身体里的灵魂对外界的感受不会比别人少，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
　　“我怨恨过生活的不公，但幸运的是，真正的喜悦都是来自靈魂深处，而不是外界。”余秀华说。
　　“阳光亮堂堂地照在院子里，照在旧了的瓦片上，照在屋脊和垂下来的瓦檐上;总是有一些小麻雀跳来跳去，在屋顶上，或者在院子里，这时候的阳光也是动态的，麻雀儿的翅膀一扇，阳光就一圈圈地扩散开了，和另外扩散开的阳光交织在一起，纠缠在一起，院子里就有了细微而密集的声响。晾在院子里的毛巾已经旧了，颜色已经毁得看不见当初，但是看着它，感觉安心，仿佛日子正晾在藤子上，把霉斑和漏洞都袒露给阳光。”她在书中写道。 　　余秀华由衷热爱这样的时刻，“当我第一次感觉到它的美好的时候，这热爱便从来没有间断。它一定无数次抚慰了我的悲伤和迷茫，在我不经意的时候;它一定许多次给了我不动声色的希望。”
　　在余秀华看来，一棵树比一个人活得骄傲得多，它甚至是飞扬跋扈的。生命的对比里，不是走的路多才看得更透，它最终取决于与大地的交融和互相的理解。
　　“比如我家屋后的那些鸟儿，它们的到来就从来没有想过是不是被接纳，它们只是为了完成对生命的礼赞。基督教里有一首歌唱的非常不错，它对田野的野百合是这样说的：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它。”余秀华说。在她心里，横店村一年里最好的日子就是秋天，是庄稼收割的时候和收割以后长久的寂寞和安宁。尤其是田野里黄昏的夕光，成片的零碎的都那么美好。“当它抚摸过我的头发时，我就有了一天里的幸福。这幸福彷佛是我从我身体里出来，又投影在我的身上了。”
　　故乡还意味着亲人。余秀华想念去世的奶奶，“这个人走了，这间房子空了，这个人在一个人心头的位置也空了，而且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填充。你想哭，却觉得矫情。如果今天我告诉她：奶奶，我上电视了，上了好多好多电视。奶奶一定会斜着眼睛看我：就你，还上电视？你话说得清楚吗？”

活是整个宇宙最宽泛的东西

　　有一年，余秀华一个人从北京西站回家，进候车厅就要上一个很长的台阶。她背着重重的包在台阶上摔倒却站不起来，挣扎了几下，还是没有力气爬起来，索性坐在地上歇一会儿。
　　“这个时候我的羞耻心消失了，它的存在几乎就是羞耻本身。我需要做的事情是走到候车厅，坐上火车，然后回家。如果连这个也不能完成，我的存在就会成为一个拉不直的问号。当然这个问号偶尔能够被拉直，但是那么快，它又会弯曲起来，在人世里跳跃着行走。我在人来人往的台阶上坐着，也在陌生的好奇的冷漠的目光里坐着。如果这个时候感觉不到孤独那肯定是骗人。”
　　余秀华的敏感和清醒像一把刀子，这个场景让她事后很久都记忆犹新。“一个人在疼的时候才知道疼还在自己的身体里，没有被酒精麻痹，没有被飘到半空里的名誉的、侮辱的东西麻痹。尽管世间种种，我们都不过在寻找麻痹自己的东西：小情小爱的小麻痹，功名利禄的大麻痹。我们没有处处摔倒在台阶上的疼，我们只有无时无刻从半空里垂直打下的虚空。回想起来：这虚空从降临在身体里的那一刻开始，就伴随连绵不断的层层加深的虚空而极尽了一生。”
　　余秀华说自己是一个悲观的人，“能够转化的事物就是可以解决的事物，但是没有许多能够被转化的事物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首先生死是不能转化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对生死的恐惧是不能转化的。最为直观的是我身体的残疾和虚弱是无法转化的”。她讨厌大词，例如苦难、坚强。这些赞誉透露着经不起推敲的荒谬。对她来说，写诗就是因为喜欢，即便是在曾经短暂的打工生活里，没有电脑，没有桌子，她也要趴在床上写半个本子。“这与所谓的坚强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只是喜欢，骨子里的喜欢。感谢上天赐予我写作的心愿，这心愿的存在就是喜悦的存在。”
　　余秀华称诗歌为“拐杖”—“你走路永远摇晃，你其实永远需要一个拐杖，它是你融到地下的一根拐杖，也是你到天上去的一根拐杖。”
　　“身体的局限就导致了生活方式的改变，或者不知不觉导致了思维方式的改变，这是我不能知道无法辨别的，而且来路已短，我也无法从另外的路上试图重组和塑造，这就是人生的局限，是人生本质上的悲哀。一个人上路，生命里可以陪自己的人越来越少，亲人纷纷离世，让人在这样的悲伤里一直回不过神。只能身披悲伤，继续在人世里横冲直撞，完成我们没有完成的人生。”
　　余秀华说，年轻的时候她也想过要么死，要么一定要活得有意义，不断给自己新的东西。

　　“后来我觉得这个想法完全错误：意义不是我们想象的样子，价值也不是我们自以为是的那样。活是整个宇宙最宽泛的东西，我们的所谓意义和价值充其量就是一条直线，把另外的风景都弃置一边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余秀华说。
　　新书刚一上市，余秀华立刻获得了出版界和文艺界的认可和好评。作家、出版人止庵说，余秀华的散文，令我对她刮目相看，我觉得比她的诗歌还好;ELLE主编晓雪一边读一边用记号笔画下自己喜欢的句子，她说：“几乎每隔一页都让人喜欢得四处标黄。让人心动、心疼的句子满纸皆是。”主持人陈鲁豫、歌手小河、作家水木丁讀过书后都用声音记录下令自己感动的段落。
　　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诗人臧棣认为，关于余秀华，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怎么看她，而是我们怎么反思我们自己。
　　当有人问余秀华，新书的名字为何还叫《无端欢喜》？她说：“欢喜，我觉得是一个人生命的底色。我是一种很悲观的性格，但之所以承认悲观，还是对生命热爱，快乐就叫欢喜，但是欢喜是高于快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