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中国正在向我们走来。
　　“城市中国”首先意味着更多的人口居住在城市。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要让更多的人在城市安居乐业，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城市中国”也意味着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城市具有集聚各类资源的功能，发挥着增长极、消费地、文化容器的作用。城市的繁荣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发展。“城市中国”还意味着城市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场所。城市治理本质上就是现代化治理。如果城市治理不能实现现代化，那么就会出现“城市病”，发生高风险重灾难，国家治理现代化就如同沙上筑塔。
　　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既是对“城市中国”到来的热情拥抱，也是对如何治理“城市中国”的清醒安排。这次会议是在1978年第三次全国城市工作会议召开之后，我国走过了30多年快速城市化历程，正在进入深层次关键阶段的情况下召开的，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如果说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实现了政权设于农村的转变，那么这次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做出的一系列安排设计，则开启了国家治理基于城市的转变。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绝非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必须对城市的生长发展给予系统的思考，统筹安排，以协调好城市内外部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就当下而言，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重视：
　　首先，要从治理现代化的高度认识城市化及其带来的社会政治变化。城市是陌生人的集聚空间，也是社会分化显著的场所。在众多陌生人之间产生良好秩序，就需要建立规则，形成交往。法治、参与、民主、自治、信任等既是城市生活必不可缺的理念，也是城市治理现代化依托的制度。如果不能建立起有效规范城市生活的制度，形成城市居民共同分享的理念价值，那么城市就会沦为社会问题的滋生地，社会动荡的策源地。
　　其次，不能简单地使用行政手段发展城市。城市是经济社会活动最集中的地方，贡献着80%GDP，95%的创新成果，85%的税收和财富，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也是各地政府热衷于“造城”运动的主要原因。使用行政手段，固然可以短期內提高地价，扩大城市边界，造出拔地而起的楼宇，但往往忽视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生活空间与经济空间、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等关系的协调，产生土地浪费、楼盘空置，形成“空城”“鬼城”。
　　第三，重视发挥城市的协调功能。城市不仅仅是具体的空间，而应该成为衡量现代化生活的尺度。在我国，许多城市借助更高的行政层级成为吸纳周围资源的“黑洞”，并没有发挥出城市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城乡之间以及城市之间在公共服务、生活质量等方面的差距反而在拉大。要打破行政边界障碍，突出各地规划的对接，发挥城市的带动作用，推动城市一体化、城乡一体化进程，形成城市群、城市带、城乡交错互补的有机格局。
　　对于有着几千年农业生活传统的中国来说，城市化进程充满机遇，富有挑战。我们能够在田园生活的条件下创造出灿烂的文明，也应该能够在城市空间中创造出一种富有活力的现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