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语言范畴下“语义”的动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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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范畴既有静态性也有动态性,传统的语言范畴研究虽有一定范式,但存在一定的缺陷,即只关注范畴的构建,而严重忽略范畴是具有动态性的。在语言范畴下研究“语义”的动态性,可为范畴的动态性提供新的证据,同时,也能使语言范畴研究在方法上有所突破。文章以汉、英数量范畴为例,从类型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其语义内涵、语义功能的变化等,说明语言范畴的动态变化也呈现一定的体系性。
  〔关键词〕语言范畴;数量范畴;语义;动态
  〔中图分类号〕 H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4)03-0017-06
  一、前言
  “语义”研究已不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传统的语义研究基本上拘泥于“词义”的研究,比如,词义的扩大、缩小和转移,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太多,不一一罗列。而随着语义范畴的不断建立,“语义”又成为语言研究的一种新的手段,目前,汉语所建立的语义范畴就有几十种,如量范畴[1]、程度范畴[2]等。这些语义范畴的建立,无疑对语言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是,传统语义范畴研究也存在较大的缺陷,由于其范式化的研究,过于注重范畴的构建与描写,而严重忽略范畴的动态性,这是目前语言范畴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语言范畴既有静态性也动态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其实,国内外某些学者早已注意到了“范畴动态性”这一事实,如:Hopper & Thompson[3]曾提出“非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①这一概念;刘正光[4]认为“范畴不是一成不变的铁板一块”;蒋向勇、邵娟萍[5]指出“与此同时,社会在发展,作为记录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载体——语言也必然随之不断变化。这就使得语义范畴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如上,虽然学者们多有论及到语言范畴的动态性,但缺少实例证明,更无系统地考察过。
  “语义动态变化”是语言演变过程中的一种内在动因,主要表现为“语义抽象与泛化” [4],但也存在诸多其他情况,如“语义的丧失”、“语义的转指”等。“语义的丧失”较为明显的案例,如,在语言演变中不乏一些以词尾或词缀形式存在的黏附语素,这些语素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原有的语义内容,如,汉语中后缀“-儿”、“-子”,英语中的后缀“-ship”“-age”等等,是一些原型名词虚化的结果。某种程度上来说,“转指”实际上就是“旧瓶装新酒”,即旧有的形式被赋予新的语义内容,只不过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那种纯粹的“丧失”,而“语义抽象与泛化”一般则是由“较为具体的概念”向“抽象或更为抽象的上位概念”演进的过程。文章将对汉、英数量范畴的“语义”动态变化现象进行全面深入地考察,以期寻找语言范畴动态性的证据所在。
  二、“语义”动态变化的表现
  语言范畴下的“语义”动态变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义内涵的变化;二是语义功能的变化。这两种动态变化现象实际是语言范畴动态变化的本质体现。
  (一)语义内涵的变化
  语义内涵的变化指语义内部概念的变化,主要包括语义的增生、丧失、转指、泛化与抽象。这几种语义变化是语义范畴动态变化的内在体现。以下,本文以汉、英数量范畴为例,进行深入探讨。汉、英数量范畴的表现形式主要有数词、量词、数量短语等,笔者认为,它们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存在着语义上偏离数量范畴的特征,但由于语言类型的差异,汉、英数量范畴的动变化态又有所区别。具体情况如下:
  1. 语义增生
  这里所说的语义增生只是相对性的,如果以原始的“数量意义”为基础,且作词义系统中的核心所在,那么,其他外来的意义则是附属的。而在语言范畴动态变化过程中,语义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变化:
  一是原始语义由核心变为非核心,新增意义由非核心变为核心。如①:
  (1)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水,加上蚊叮虫咬,队员们有的满身长满疱疹,有的还得了疟疾。
  (2)过去,喇嘛教的上层人物与各地的豪强结合,形成了政教合一的封建体制。
  (3)He has become one with the villagers.(他和当地村民打成一片。)
  (4)All our efforts added up to zero.(我们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
  一个原型意义上的数词,其核心语义是“数量意义(数目义或顺序义)”,例(1)—(3)中的“一(one)”的核心语义并非数量意义,而演变为“整体、专一”等。英语中的“zero”还可表达“白费、徒劳”之义,如例(4),但汉语中的“零”不具有这一意义。
  二是语言单位获得某种临时意义,原始语义的核心地位不变。这些临时意义主要是语义功能的扩展所致。如:
  (5)毛仁风之所以像毛仁凤那样难找,原因有三:一是毛仁风常出国谈生意,一出去就是三两个月;二是他在北京有好多套别墅……。
  (6)梅勒向他要个电话号码,西蒙随口说了个,但是他的女友说,这是旧号码……。
  例(5)中的“三”获得了指称能力,实际表示“三种(原因)”,因此,“三”临时获得了“三种原因”的意义。虽然数量核心“三”没有丧失,但此处的“三”的临时意义比数量意义更加具体化,这也是一种动态表现。数词这种使用在汉语中比较普遍,而量词的类似用法相对少见,如例(6),“个”实际临时获得了“物体”的意义,指“电话号码”。由于英语数词典型的句法功能比汉语多,如,英语数词可以直接充当主、宾语等,所以英语中类似汉语的相关现象不能算英语数量范畴的语义动态变化。而英语中的量词大部分借用于名词,在句法功能上名词、量词分工明确,量词基本不会占据主宾语位置,因此,英语也不具有汉语中类似的语义动态变化现象。
  2. 语义丧失
  语义丧失在语言范畴动态变化过程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汉语中某些数词在长期使用过程中,实际丧失数量意义。如“(老)百姓、百灵鸟、百合、六甲(怀孕)、千张(一种薄的豆腐干片)、九泉、一早、一清早、千金(女儿)”等等,这些语言形式中的数词基本已经丧失意义。英语中的数词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like sixty(飞快地)、feel like two cent(自惭形秽)、the upper ten(贵族)、a two-and –eight(慌乱)、third sex (同性恋者)、fell like a million (精力充沛)、second sight (超人的视力)、to take ten (小憩)、five by five(矮胖的)、two by four(色情杂志)、five or seven(醉酒)、five-fingers(小偷)、third ear(告密者)”等等,这些表达形式中的“数词”也很难再表达数量,原义基本丧失。大部分地名中的数词很难再表达“数量”。如“三明市、三元里、三亚市、四会市、四川、五台山、五常市、六安市、八达岭、八宿县、九寨沟、九台市、九曲、九华山、九龙半岛、九江、百色市、万宁市、万源市”等,英语中的地名较少使用数词来表达。
  汉语的名量式复合词(如“人口、船只、书本、牲口”)中“量元素”已基本丧失数量意义,对此,许多学者不乏精辟见解,参见王力先生[6]、任学良[7]、马庆株[8]等。但从其产生之初来看,这些名量式复合词确实能表达数量,它们来源于“名+一+量”形式的语法化[9]。英语中的“量词”借用于名词,类似汉语的现象很少见。英语中由于一些量、名组合的固定化以及其语义搭配的规约化,表数量的语义有时被直接蕴含于名词中,导致量词直接丧失。这一现象实际是量词在语义表达过程中虚化甚至丧失的表现。如:a beer = a glass of beer;a coke = a lass of coke, or a can of coke; two butters and six sugars = two packets of butter and six lumps of sugars等。
  汉语中存在一批“数+量+名”的固化结构,这些固化结构中 “数+量” 的数量意义基本丧失。如“一个心眼、一本正经、一锅粥(名词)、一个劲儿(副词)、一口气(副词)、一窝蜂(副词)、三只手(名词)、二把刀(名词)”等,这些“数量名”短语表达的意义与本义不同,较多使用比喻或引申意义,有些在现代汉语中已基本上找不到“原始形式” [10]。如“一个心眼、一本正经”等。英语中“数+量+名”固化现象太少见,因为“数+名”的使用频率往往要高于“数+量+名”形式。
  3. 语义转指
  在语言范畴的动态变化过程中,语义的丧失有时不那么直接,而是被“语义转指”所抵消,“丧失”并不等于“转指”,但语义的“转指”一般基于这种“丧失”。而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说,语义转指实际也就是转喻的“视角化”,即从词语概念中分离出某一特征,然后扩大其包容性[4]。语义转指现象在数词、量词和数量短语的使用过程中均存在,被转指后的数量形式,其数量意义丧失,但同时获得了新的意义。
  数词也可以通过“相关性”发生转指,这种现象在汉、英两种语言中都有体现。汉语中,如“六一”可转指更抽象的概念“儿童节”,此类还有:“五一(国际劳动节)”、“十一(国庆节)”、“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五四(青年节)”等等。英语中这类现象也普遍存在。如,“five-and-eight”出售廉价小商品的杂货店,源于过去的商品价格均为“五分、一角”; “7- 11”在英语中相当于“杂货店(grocery store)”, 因为他们的营业时间为上午 7 点到晚上 11 点。
  汉语中一些数词容易产生习惯性的转指。如“六六”转指“顺利”的意思,“八”通过谐音转指“发达”,“四”通过谐音转指“死”,“二百五”、“三八”、“二”都是骂话,转指“傻、蠢、弱智”等意义,这些数词的数量意义已丧失。由于文化差异,英语中的“习惯性转指”不同于汉语。如,“thirteen”象征“不吉利”,因为夏娃让亚当吃禁果是在十三日星期五;耶稣和弟子共进最后晚餐时,犹大就坐在第十三个位置。“four”在英语中并非不吉利的数词,早期的基督教象征主义者认为,“four”代表福音传教士,因为在《新约》(New Testament)中的前四本书就是:马太福音(Mattew)、马可福音(Mark)、璐加福音(Luke)、约翰福音(John),此外“四”也象征着统一和坚韧。而“六”并非像汉语中指“顺”,“666”在《圣经》中是魔鬼的代号。英语中的“nine”在宗教上有心灵象征主义,是“三位一体”的多重完美,因此有“to the nines”表示“完美的、十全十美的”。
  汉语中某些量词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也存在一些转指现象,而类似情况在英语中基本没有。如:
  (7)个儿越小,“胃口”越大,这是生物界的普遍规律。
  (8)1至6月,港澳居民个体工商户登记户数月均增加138户。
  (9)华侨华人身在异域,许多人形单影只,举目无亲难免遇到困难。
  例(7)中量词“个”的本义已丧失,而转指“事物或身体的大小”;例(8)中量词“个”的本义也消失,转指“单独的”意思;例(9)中量词“只”本义消失,转指“单独的”意思,“形单影只”表示很孤单的意思。参见《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以下简称《现汉》)[11]。个体量词“个、只”本身暗含“单个”这一语义特征,因此,可以进一步通过转喻“视角化”放大它们的这一特征,表示“单独的”的意思。英语中的量词基本是临时借用的,语法特性不稳定,因此不可能出现这类转指。
  汉语中部分“数+量”短语的使用也存在转指现象,并逐渐凝固成词,英语中此类现象很少,见例(37)。如:
  (10)他们象当年支援老八路那样,支援铁路职工。
  转喻的首要功能是指称[12],这说明“指称”与“转喻”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转指”实际上是通过相关的信息或者事物相关的特征使事物获得新的意义。“数+量”形式可以指称实体,比如“一只鸟”,“一只”可指称“鸟”,这为其“转喻”提供了途径,也就是说,“数+量”可通过“转喻”相关实体来获得新的意义。比如,“八路”原来指“(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或称“八路军”,“第八路”或“八路”都是“数+量”形式的短语结构(“路”是量词),可直接指称“军队”,但是,这种指称关系是临时的、不确定的,因为“第八路”或“八路”还可以指称“汽车”,如“八路公共汽车”。不过,数量短语可以通过与这种指称实体的相关性来转指“人”,并获得实体的意义。如例(10)中的“八路”实际已成功转指“人”,有时也称“老八路”。“八路”由指称“军队”到转指“人”的过程是:“(第)八路军”→“(第)八路”(可临时指称军队)→“指称对象”的固化→“八路”(具有“人”的意义)。
  汉语中这类现象还有: “二房”实际可直接表示“小老婆;妾”的意思(“房”在汉语中也是个量词);“两下(子)”转指“本领或技能”的意思;“一手、两手”转指“本来或技能”;“一套”转指“思想或主见”[11]。这些“数+量”获得新的意义方式是通过“语义转指”,其原有的数量意义受损或基本丧失。
  4. 语义抽象与泛化
  语义抽象泛化一般遵循两种规律:一是由具体到抽象;二是由抽象到更为抽象。抽象与泛化实际是两个同质的概念,泛化就是一个抽象的过程,抽象实际也是一个泛化的过程[13]。语义抽象与泛化指体现概念的语言形式的A义在演进到B义的过程中发生了部分概念内涵消失的现象,是概念细节不断减少的过程。这说明,语义抽象泛化使原有的概念内涵不断减少,语言单位的本义基本丧失,逐渐形成抽象的上位概念意义。
  汉、英两种语言中的数词都可以泛指“多”或“少”的意义,数词的本义基本丧失,难以表达具体的数目。但是,汉、英数词在具体的泛指过程中又存在一定的差别。如,汉语中数词“三”及其倍数“六、九”等,在长期使用中,逐渐泛指更抽象的“多”义,如例(11),再如“一问三不知、三妻四妾、再三、一而再而三、六亲不认、三天三夜、货比三家、三教九流、六神无主、七情六欲、九霄云外、九死一生”等,参见《现汉》。英语中数词泛指“多”和汉语差别较大,英语中的“nine”既可以泛指“多”,见例(12),也可以泛指“少,短暂”,如“a nine days wonder(一时的新鲜)”。此外,英语中的“ten、twentieth”可以泛指多,汉语中不具有这一用法,见例(13)、(14)。
  (11)小老头道:“举一反三,孺子果然可教!”
  (12)A cat has nine lives.(猫有很多条命。)
  (13)His computer is ten times better than mine.(他的电脑比我的好得多。)
  (14)He has warned me against pickpockets twentieth times.(他无数次提醒我谨防扒手。)
  汉、英数词泛指“少”的情况比较相似,都用较小的数目来表达。比如,“一(one)、二(two)、三(three)”等。汉语中,如: “一知半解”、“三言两语” 中的数词“一、二、三”都是泛指“少”义。英语中,也有“one stroke(表示及时迅速)”、“in two twos (立刻;一转眼)”“two and plack(小事情、极少的钱)”。
  数词也可连缀后,泛指“多”义,汉、英两种语言中都有这种情况。如:
  (15)经过三番五次催促,他才休息。
  (16)Everything in room is at sixes and sevens.(房间里的一切都是乱七八糟的。)
  汉语中“三……五……”这一格式泛指“次数多”,如例(15),再如“三令五申”;汉语中这类泛指格式还有很多,如:“七……八……”泛指多或多而杂乱,如“七零八落、七嘴八舌、七拼八凑、七手八脚、七上八下、七折八扣”;“千……百……” 泛指“多”,如“千疮百孔、千方百计、千姿百态”;“千……万……”,泛指“多”,如“千丝万缕、千家万户”。英语中,也有些跟汉语相似,如例(16)中“at sixes and sevens”可以表示“乱七八糟、七嘴八舌、七上八下”等意义,英语中“hundred, thousand”虽然不可以连缀一起泛指“多”,但它们可以和“one”连缀,泛指“无数、非常多”,如“a hundred and one”、“a thousand and one”。
  汉、英数词连缀泛指“少”的现象不多见,如例(17)-(20)。汉语中的“三三两两、一二”和英语中的“ones and twos”、“one or two”均表达“少”义。如:
  (17)日后几番恶补,才对青花略知一二……。
  (《人民日报》2010-02-03)
  (18)20辆窑街至连城的客车停在镇政府大门两侧,司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无奈地站在马路上。
  (19)Visitors can enter the cave by ones and twos.(参观的人三三两两走进山洞。)
  (20)I’ve invited one or two friends round this evening.(今晚我邀请了几个朋友来。)
  语义的抽象泛化在一些度量词或时间量词上体现得更为显著,譬如,汉语量词“寸”可抽象泛指“小、少或短”义,其具体的数量意义实际丧失,而英语中缺少这种泛指现象。如:
  (21)……何况自己也并非马齿徒增,这十年中自觉见识稍有寸进。
  例(21)中“寸”已非量词的本义,不是表示“一寸”,因为“寸”根本无法度量没有长短的“进步”,泛指“小或短”的意思。汉语中这类现象还有:“寸阴”指“极短的时间”;“寸功”指“极小的功劳”;“寸进”指“微小的进步”;“寸步”表示“极短的距离”;“寸心”指“内心;小意思”;“寸草”指“小草”;“寸土”指“极小的一片土地”。
  汉语中一些低位度量词的连缀使用,也可泛指“小、少或短”等意义,其本义不同程度受损。如:
  (22)投资主体在企业,花钱自然精打细算,锱铢必较 。
  例(22)中“锱、珠、毫、厘”这些较“低”的下位度量词连缀使用,并非表示“一锱、一铢”,而实际抽象泛指“少或短”义,“锱铢”指很少的钱或很小的事。)实际上,量词的连缀在语义上有较强的泛指趋势,这样的用例还有许多:“分毫”指极少的数量;“分文”指很少的钱;“咫尺”比喻很近的距离;“分秒”泛指极短的时间;“分寸”表示“说话或做事的适当限度”;“颗粒”表示“小而圆的东西”;“尺寸”泛指“长度或大小”,有时也作“分寸”;“斤两”泛指“分量”。 (参见《现汉》)这些量词连缀以后,本义基本丧失。
  汉语的“数+量” 短语在使用过程也存在语义的抽象泛化现象,英语中类似的现象较少。如:
  (23)他情绪的一百八十度突然变化,弄得我张皇失措。
  (24)Nine times out of ten the old man has already died of lung cancer.(那位老人很可能死于肺癌)。
  例(23)中 “一百八十度”表示动作的强度大,这与“三角形一个角九十度”中的“度”相去甚远,在汉语中“X度”存在较强的泛指趋势,汉语中不乏此类现象。如“X分” 这种结构,较多泛指程度,“十二万分”表示“极其、非常”的意思。英语中“数词+ times”虽有一定的泛化趋势,但数词的使用受限,一般为“ten、twentieth、nine”等,见例(13)、(14)、(24)。
  (二) 语义功能的变化
  语义功能的变化是语言范畴动态变化的内在动因之一,语言单位的语义功能主要分为两种:一是指称功能,二是陈述功能。而根据汉、英语言事实来看,并非所有的语言单位都具有指称功能或陈述功能,比如,常见的数词、量词、介词、连词等就不具有指称功能或陈述功能,而名词一般具有指称功能,动词、形容词一般具有陈述功能。因此,笔者认为,在语言范畴动态变化过程中数词、量词、介词、连词等的语义功能是扩展性的,而名、动词的语义功能一般表现为丧失性或者互转。“数量”成分语义功能的变化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1.陈述、指称功能的扩展
  名词处于谓语位置,或者动词、形容词处于宾语位置等也是语义功能的扩展,前者实际扩展出陈述功能,而后者扩展出指称功能,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多,笔者不再赘述。以下,以汉、英两种语言中的数量成分为例,考察数量范畴成员语义功能的动态变化情况。
  (25)……但女足教练选来选去,只能二挑一。
  (26)The first is better than second.
  (27)I want five.
  充当主、宾语是英语中数词典型的句法特征,而汉语的数词充当主、宾语不是其典型的句法特征,表现为句法功能的扩展。处于主、宾语位置的语言单位是有指称能力的[14],因此,英语中主、宾位置的数词本身就具有指称功能,见例(26)、(27)。而汉语中处主、宾位置的数词语义功能则表现为扩展性,如例(25)中,数词由非指称功能扩展出指称功能,“二、一”处于宾语位置,实际分别指称的内容是“两个教练、一个教练”。 汉语中这些来自主、宾语位置的数词可产生一定的去范畴化现象,不是无迹可寻,如:“一是一、二是二”表示“说话老实,不含糊”;“攒三聚五”表示几个人聚集在一起”;“颠三倒四”表示“次序错乱,没有条理”;“说三道四”形容“不负责任地胡乱议论”;“挑三拣四” 指“挑挑拣拣,嫌这嫌那”;“丢三落四”形容“因做事粗心或记忆力不好而顾此失彼”。这些熟语或成语中的数词“一、二、三、四、五”实际以主、宾形式并入了动词。
  汉、英数词一般都不具有陈述能力,因此,不能直接充当谓语,谓语位置的数词表现为陈述功能的扩展。如,例(28)数词“三十”实际扩展出陈述功能,其后可以添加“了”,这是较明显的标记。而类似的情况在英语中很少见,但英语中仍有一批动词是来源于数词,见例(29),“one-up”表示“胜人一筹;占……的上风”。
  (28)他今年三十了。(自拟)
  (29)His English is one-up on mine.(他的英语比我略胜一筹。)
  汉语中还有一些量词出现在宾语或状语的位置,这实际是量词语义功能的扩展表现。如:
  (30)我们论个卖,一般一个15元左右,而普通南瓜批发价才3-4毛一斤。
  (31)爆火鱼喜欢群居,集游式生活,这就使“爆火”的机会不断地出现。
  例(30)中量词“个”实际充当介词“论”的宾语,具有指称能力,实际语义是“一个南瓜”。“论/成/逐/按+量词”这些类形式在汉语中使用较为普遍。例(31)中量词“群”实际充当状语,具有陈述能力。而量词语义功能的扩展,实际也可产生一定的范畴动态现象,如“逐个”。
  (32)陈继清没办法,只好老老实实的将一件件行李从拖车上搬下来逐个放到检查台上让他们检查一遍。
  例(32)中“个”对同现的量词排斥程度大大降低,“个”与“件”实际不一致,因为“行李”是“一件件的”,“个”实际指量意义受损,“逐个”在长期的使用中逐渐凝固并虚化为副词。
  2.陈述、指称功能的“实现化”
  陈述、指称的扩展一般只反映了语言范畴动态变化的趋势,其所导致的语义变化大部分都是“临时性”的,如例(25)、(26)、(30)。而当这种临时性的“扩展”趋于固化时,笔者把这类现象称为陈述、指称的“实现化(realization)”,也就是说某个词或结构永久性地获得了陈述或指称功能,在以往的研究中这种现象较少引起注意。汉、英数量成分在语义功能的扩展过程中,某些表达形式固化下来,也就是说,一些数量结构可能演变为动词或形容词,汉语中这样的现象不少,如“二百五、三八、二”等谓词化,再如“不一、不三不四(不正派)”中的“一、三、四”谓词性较强。而在英语中也不乏类似的情况:“eighty-six(无货供应)”、“nine to five(被正式雇用做办公室工作)”、“zero in(把……对准目标)”、“deep six (海葬;抛弃)”、“one-step 跳狐步舞”、“number one(排尿, 解小便)”。
  汉语中,“数+量”短语实际也存在着指称功能“实现化”的现象。如:
  (33)天天提离婚的两口儿,这婚姻就像危房一样,让人住得很有些闹心。
  (34)两口子消除了误会又和好如初。
  (35)小两口一合计,买!
  (36)一面担忧未来,一面心疼儿子,这可难坏了老两口。
  (37)the wife divorced the husband, who often two-timed her.(因为丈夫常对妻子不忠,所以她与他离婚了。)
  “两+口”这一数量短语能够指称实体,如“两口井/人”中“两口”可以临时指称“井、人”等,但“两口”不具有“井”和“人”的意义。不过,“两口”获得“人”的意义,存在一个指称功能实现化的过程,因为“转喻”为其创造了良好条件。转喻的实质是“用一个实体来指称一个与其相关联的实体” [15],“两口”虽然不具有“人、井”等的意义,但它们之间构成指称与被指称的关系,因此,转喻产生。通过“转喻化”后,例(33)—(36)中“两口儿、两口子、小两口、老两口”中的“两口”实际具有了“人”的意义,这些形式分别表示“夫妻俩”、“青年或老年龄夫妇”。“两口子”中的“两口”与数量短语“两口(人)”语义相去甚远,偏离汉语数量范畴,另见“语义转指”部分相关论述。英语中类似用例较少,如例(37),从词源上来说,“two-time”起初确实表示两次,但在长期的使用中,它由“动作频次”逐渐转指“动作”本身,并暗含“出卖、欺骗;对爱人、妻子或丈夫不忠”之一。
  三、 结语
  语言范畴既有静态性也有动态性,在以往的范畴研究中,学者们只关注范畴的静态性,即范畴的构建与描写,而严重忽略语言范畴的动态性。尽管国内外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范畴动态性”这一事实,但缺少实例佐证,更没有系统地去考察过。本文以“语义”为出发点,从语义内涵、语义功能的变化,对汉、英数量范畴的动态性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并为语言范畴动态变化寻找到新的证据。尽管汉、英两种语言的数量范畴在表现动态性上略有不同,但是也只是大同小异,这对我们重新审视语言范畴的研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同时,也能突破原有的语言范畴研究方法。笔者认为,语言范畴的动态研究将是今后语言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宇明. 汉语量范畴研究[M].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2]陶瑷丽. 现代汉语程度范畴研究[D]. 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3]Hopper, P. J. & Thompson, S. A. The discourse basis for lexical categories in universal grammar [J]. Language, 1984, (60): 703-752.
  [4]刘正光. 语言非范畴化——语言范畴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M ].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5]蒋向勇,邵娟萍. 语义范畴的原型理论诠释[J]. 江西社会科学,2007,(6):216-219.
  [6]王力. 中国现代语法[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07.
  [7]任学良. 汉语造词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8]马庆株. 汉语语义语法范畴问题[M]. 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87.
  [9]吕军伟. 名量式合成词的来源问题探析[J]. 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0,(2):103-107.
  [10]储泽祥.“一个人”的固化及其固化过程[J].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学报(文社会科学版),2003,(5):77-80.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 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Z].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2]陈新仁.“转喻”指称的认知语用阐释[J] .外语学刊,2008,(2):84-89.
  [13]Geeraerts, D. On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J]. Journal of Semantics, 1988,(5): 275-291.
  [14]彭可君. 关于陈述和指称[J]. 汉语学习,1992,(2):14-18.
  [15]Lakoff, G. and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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