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

　　父亲把那辆自行车推回家时，我几乎要飘到半空中去了。那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但是我的记忆在这一处模糊了，因为时常晃在我眼前的那辆自行车的后座上，分明有一只金色的凤凰。
　　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家里终于有自行车了。虽然我还不会骑，但只要看着它浑身铮亮的、泛着黑色金属哑光的烤漆，轮子上那一轮刺眼的光圈，脆生生得像两块冰相互叩击时的铃声，如坐云端似的软座，像一对翅膀般要腾空飞去的两支车把，以及疾速骑过你身边所带来的如夏夜晚风一样的清凉，这些统统都让我在想象中如坠云里。
　　父亲把自行车扎在屋当中，全家人的脸面上都有光。父亲点起烟，掇一把椅子，坐在自行车旁边，我则立在父亲身边，内心翻滚着，想把手颤巍巍地伸过去，摸它一摸，却又怕烫似的在心里把手缩回来。父亲抽着烟，眯缝着眼，像端详着圣物一般看着它，而后，轻轻地从嘴里吐出一个烟圈。
　　抽完这根烟，父亲把自行车推出了门，一个潇洒的迈腿就跨上自行车，在家门前的稻场上骑了起来，双腿交替着升起落下。自行车轮子飞速旋转着，推送着父亲一圈又一圈地在稻场上遛弯。父亲不但骑得潇洒异常，还一边骑一边向着并不存在的空气中的人大声鸣着清脆的铃铛，仿佛这些铃声一响，空气就从中间震开了一条大道，父亲就能在空气中划出虚无的轨道来。
　　这辆自行车从此就在我家安家落户了。父亲骑得小心翼翼，每次从外面回来，就用抹布一遍遍地擦拭它。我呢，也敢触摸它了，虽然还是不会骑，但也会趁父母都不在家的时候，把自行车小心地推出来，在稻场推几圈过过瘾，有时候因为推得太快而得意忘形，自行车就被我推倒了，这时候只能讨好妹妹，让她不要告诉父母，而自己也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磕碰出来的疤痕，在心里疼惜着。
　　大哥、辉哥他们都已经会骑自行车了，就连比我小的四弟安东也已经会骑了，只有我还因为怕摔跤而不敢撒腿，让两只脚脱离地面跨上去。
　　那天中午放学回家的路上，辉哥骑着自行车，带着我走到朱东（我们村叫朱皋村，我们家在朱西，隔着几百米街的叫朱东），辉哥从车上跳下来，让我学着骑。他在后面抓住车后座，扶着我，我还在推脱着，辉哥已经将车把塞到我手里了。我左脚踩在脚蹬上，右脚在地上点着，辉哥在后面说：“不用怕，我扶着呢！”点了几下，我的右脚跨了上去，这样蹬着半圈地，蹬了十几米远了，辉哥却在后面笑起来。我扭头一看，他正在十几米远的地方站着呢！原来，他一直都没扶我。扭头的时候，我从车上摔了下来，辉哥赶上来，说：“看看，我不扶着你也能骑。”这确实壮了我的胆子。我试着自个儿蹬上去。这次比刚才骑得还远，这样三蹬五蹬地回到家里，已是满头大汗，但是吃饭的时候，我骄傲地向家人宣布道：“我会骑自行车啦！”
　　大夏天的的午饭后，我没有午休，将碗筷一放，就推着车子出门了。只能骑掏腿（还跨不上自行车的大杠）蹬半圈的我，一下又一下地左脚压着右脚，右脚压着左脚，在那条还没修好的砖头凸出，自行车蹦跳的路面上一遍又一遍地由朱东骑到朱西，再由朱西骑到朱东。夏天午后的街上空无一人，阳光晒着灰扑扑的路面，远远的，路面上升腾着灼热的空气，飘飘摇摇地抖动着。我的脸颊通红，汗水淋漓，汗珠不住地从脑门上往下滚，从脖颈朝下溜，但我仍然一遍又一遍地，来来回回。绕着圆圈的路永远都没有尽头，除了头顶打着唿哨的阳光和远处树林中咂起的蝉鸣，以及骑行所带来的从耳边滑过的空气外，一切都不在我的思想中——那时，心里只有一条通天似的大路和眼下飞快滚动着的自行车轮胎。
　　这之后，自行车就成了被我驯服的野马了。从掏腿半圈，到掏腿满拳，到跨上大杠满圈，再到坐上座子满圈，几年过去了，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也成了家里的惯常物，再勾不起全家人的爱惜之情了。
　　瓢泼大雨的一天，大雨在天地间织着一层细密的网，池塘边的大树在雨中被刷得透亮，稻场上的菜园里，辣椒、茄子、番茄等被雨淋得东倒西歪。大雨撞到厨房的青瓦上，又飞腾着跳起来，在瓦檐下蹦出了一道弯折的弧线。我们一家人窝在屋里，谁也不说话，猫在我凳子后面舔着爪子，门外激越的雨声让屋里更加安静了。
　　父亲起身。我看着他，他看着自行车。自行车身上已经满是泥巴了。父亲撑起伞，推着自行车走到雨中，把自行车扎在从堂屋去往厨房的砖地上。雨滴砸着已经看不出金属哑光的自行车，一滴又一滴的雨水剥落着泥土，洗刷着它，焕新着它，像是要把它从过往的时间里拉回来，要把它一路所遇的风尘剥蚀掉，让那些过去的时光统统回来。
　　暴雨終于停了，自行车又变得崭新，甚至已经把时间擦去，比刚来到我们家时还要崭新，还要铮亮。在雨后清新的空气里，它几乎打败了时间。
　　依然是这辆车，依然是父亲。夏季的中午，父亲驮着我去上学。那时候，我已经从村里的“杨营小学”转到镇上的“往流小学”了。头顶上是午后灼着皮肤的阳光，父亲的后背过于宽广，自行车飞驰时所带来的风全都被父亲挡住了。我坐在后座上，两条腿随着自行车的行进一前一后地摇摆着。我心里不高兴，不想去上学，不想离开家，不想风全部被父亲宽广的后背挡住——这一路去往学校的一切，我统统不高兴。后来上坡时，父亲的后背弓起来，脚上用着劲，我看着他的后背，衣服已经紧紧粘在后背上。我双手抓着后座，摇晃着两条腿。在那些无数个前往学校的日子里，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在那条路上来来往往。
　　五年级的时候，回家的路已经变成一条平坦、宽阔、油亮的柏油路，骑车回家已经变成一件快乐的事了。一路上，只要脚上有劲，只管撒开膀子，摇头晃脑地骑吧！柏油路会像传输带般平稳地送你回家。
　　夏天的中午，我为了赶回家看两集李亚鹏主演的《笑傲江湖》，一放学就撒野似的蹬上自行车往家赶，三扒两咽地吃完饭，而后就盯着电视，直到片尾曲将要唱起时，才背上书包，推出自行车，如父亲般潇洒地一个跨步，迈上自行车，扬尘而去。
　　再后来，我再也没有骑过自行车。自行车的记忆已经成了不经意间被风吹落的一片树叶，恍然间抬头，那竟是树上的最后一片叶子了。 　　大学毕业后的一个夏天，我在家无所事事，全家人除我之外都在无锡，父亲让我也过去。去到无锡后的十多天里，我过得并不开心，父亲发愁着我的工作，我则因新闻而与父亲政见不同，跟他不停地争吵，甚至闹到晚上不吃饭。
　　那天傍晚，父亲推着自行车，喊我出去散步。仍旧是父亲骑着，我坐着。我一个跨步坐上去，父亲的车把踉跄着摇晃了几下。父亲骑得很慢，我们两个慢慢散着步子，并不说话，看到路边有人围着下象棋，父亲跟我说，他经常跟他们下，“没有一个人是我的对手。”父亲笑着说。
　　到了一处弓起腰背的桥上，父亲又把腰弯折下去，自行车几乎要停下来，我一个步子从车上跳下来，又一个跨步走到父亲前面去了，而后，我站在桥背最高处，回头看着弓背骑车的父亲。他穿过一路弓背上行的拱桥，从光芒照着的那个地方，缓缓地，朝我走来。

家門口的歌

　　何时第一次开口唱歌早已没有了记忆，仿佛那是打开生命的门，歌声一直在嗓子间生长着。我的歌声并不动听，全然没有天赋可言，却从童年起花出大把时间听歌、学歌、唱歌，把一首歌由陌生唱到熟悉，再由熟悉唱到无感。这种享受一首歌的新鲜感，以及新鲜到极处的快乐，也是我童年相对孤单的岁月里最散心的时光。
　　先前还住在爷爷院外的那两间土坯屋里，那时候，父亲和爷爷刚分家。我家面北而居，东面是一间进门需要低头的小厨房，东面迎门是堂屋，里间便是卧室。
　　厨房门前是一条早已干涸多年小坎沟，瘦长的坎沟边有一棵歪着脖子的小榆树。小榆树的造型十分优美，主杈分成三支，正好构成手握和背靠的座椅形状。榆树低矮，我只需要手上稍稍用力，一个跨步便可翻越上去。
　　没有人同我一起玩耍，立子（我的发小）不知道跑去哪里了，父亲出门做生意，母亲在田地里忙着。我遍寻周边，也没有见到一个人。我站在门槛边，左看右看，啃着指甲，没看到一个人。
　　黄昏的时候，母亲回来了。她在厨房做饭，烟浓得散不开。母亲让我帮着烧锅。我将一把柴填进去，一股烟就窜出来，火被我烧得一会儿着，一会儿灭。母亲烦了，说不让我烧了：“这样啥时候饭能做熟？你去玩吧，快吃饭了，别跑远了。”我乐得一个蹦跳，从厨房窜了出来，三步并作两步，摇着肩膀，抓住榆树，一个跨步攀上去。于是，演唱会的大幕就拉开了。
　　具体唱了些什么全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我背靠着榆树杈，两手抓住枝丫，一边唱一边摇晃着，也许是几首歌来回地唱，也许就只是一首歌的其中几句来回地哼，但是不管这些，我要的只是吼，只是扯着嗓子喊。
　　炊烟从厨房忽地冲出来，母亲在厨房里大声咳嗽着。这烟也寻到了我，唱歌的间隙，我也不得不把歌声停下来，咋咋呼呼似的大声咳几下。饭熟了，厨房里的浓烟渐渐散去，母亲钻出来，开始在堂屋里摆桌椅和碗筷，走过我的身边，也不喊我，径自和妹妹坐在桌前吃起饭来。我仍旧唱着歌，扭头看看她们，待把一首歌完整地唱完，或是唱尽兴了，才一个猴窜似的从树上跳下来，去吃饭。嘴巴里嚼着饭，嗓子眼里却似乎还有蠢蠢欲动的歌声，吃着吃着，我忍不住在咀嚼米饭时蹦跳出来一句歌词。
　　后来，家又搬到了大伯在南稻场的房子，依旧是只有两间的土坯房，面朝南，外间是堂屋，隔着内里，麻秸外裹泥巴撑起来的墙壁便是卧室。厨房却不同了，虽然依旧小，但却是砖头的，锅灶也都是新的，还刷上了白灰。厨房外面四周的砖缝是父亲、母亲和我三个人拿着水泥抹子，一道砖缝一道砖缝填抹的。因为是我们的新家，是我们的新厨房，我和母亲抹得格外认真，每一道砖缝都抹得严严实实，平平整整。干活的时候，我的心里有无数快乐的气泡在飘着，简直想把每一道砖缝都抹成一面光亮的镜子。
　　抹完了砖缝，父亲把买来的灰瓦一块一块，像鱼鳞般在厨房顶上排开，我站在下面看着。屋顶上是父亲，父亲身后是一棵臭椿树，臭椿树的头顶是晴朗的蓝天。蓝天俯视着的，是一座新房子，一个新家，是我无比的快乐。
　　家门前是一大片空场地，我们叫做稻场。因为每年收麦、收稻的季节，这块场地都要用石磙来来回回地碾压，直到平坦如镜。在农村，假如有一块平坦的场地，那简直可以称为“世外桃源”，我们这些孩子见到平坦、开阔的场地，快乐不亚于寻到一处欢乐的秘境。有了这块场地，我们可以像脱缰的马匹一样撒野。我们脱掉鞋子，踩着光溜、细腻、冰糖般的泥地，用一只脚后跟点着地，使劲儿挥舞着胳膊转一个圈，再转一个圈，几个圈下来，地上就有了一个用脚后跟钻出来的圆洞，以这个圆洞为中心，对称地钻一个等腰或等边三角形，就可以玩弹珠了。这块场地如此平坦，甚至一根杂草也无，玻璃球滚上去简直像是脚步子要打滑。我们匍匐着、跪着、爬着，甚至躺着，眯缝着眼，瞄准对方的玻璃球，嘴里配着声音，“叭”，哎呀，又偏了！
　　场地的边缘有一圈树，树下有一方池塘。两株枣树一株大，一株小，四五株白杨里，最粗壮的那株白杨树上，隔了几年后，建了一盘水桶般粗细的马蜂窝。刚搬去时，由于还没有倾倒生活垃圾，池塘还十分清澈，鱼虾经常穿梭其间，白天在树下低头看，能看到沉默地卧在那里一动不动的蛤蟆和青蛙。我总是忍不住去看一眼，看了，又忍不住在心里害怕得一惊。池塘对面是邻居家的稻场，对面的池塘岸边是一株覆盖了大半个池塘的构桃树，片片卵形的叶子硕大如手掌，还会结出一个个铃铛似的果子，果子成熟后，外裹一层红丝般的果粒，吃起来十分甜腻，但让人烦恼的是，一到果子成熟，红红的果子上就会爬满苍蝇，美味的果实常被它们捷足先登。被苍蝇爬过后的果子，我们偶尔会忍不住偷着嚼一嚼它的甜味，但很快就“呸呸”地吐掉，仿佛我们十分爱干净一样。
　　夏季，做完作业，吃过晚饭后的夜晚，池塘就属于我一个人了。我摇着蒲扇，搬一把椅子坐在池塘前，便开始了自己的演唱。
　　那时候，家里已经有了电视机，我跟着电视学了一大把歌曲。《南泥湾》《一剪梅》《粉红色的回忆》《东西南北风》《潇洒走一回》……我一首接着一首对着池塘唱。
　　风吹着身边的枣树和白杨树，沙沙的树叶声在头顶旋出阵阵清凉。树脚下的青蛙一个蹦跳，蛤蟆鼓着肚皮，在我唱歌的间歇，它们“咕呱咕呱”地应和着我。待我不唱，青蛙、蛤蟆也不唱时，蟋蟀、蛐蛐、纺织娘就拉起了琴弦，仿佛一根极细的金属丝从它们的身体里抽出来，震颤着，发出散着金属亮光的声音。
　　夏季的夜晚，我一直在池塘边唱歌，奇怪的是，我竟没有被蚊子咬到的记忆。手边的蒲扇很少摇动，我只是一首接一首不停地唱歌，唱到星光满天，唱到月亮在池塘里照出一片明晃晃的光，唱到母亲喊我回家睡觉，这个夜晚才在池塘边的歌声里结束。
　　后来有一天，我生病在家，听到邻居智立的小叔叔黑子（先天性严重脑瘫，整天只能歪着头，坐在一个自制的木椅圈里）在池塘对岸唱起歌来。《东西南北风》《潇洒走一回》……一首接一首，竟然全都唱了出来。他的声音莽撞、粗糙、艰难，但他一句一句、一字不差地全都缓慢而滞重地唱出来了。我能听出来，他是在撕扯着嗓子唱的，每一句都带着巨大的喘息，但是声音激情、高亢，有着挣扎的快乐。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池塘边，黑子看到我，流着口水冲我“嗷嗷”地喊着。我朝着他挥挥手，他笑着断断续续地喊我：“威—威，威—威”。
　　那天晚饭后，我在池塘的这边，黑子在池塘的那边，每人一首接一首，唱了整个晚上，唱到后来，因为太过用力，黑子的嗓子都哑了。他唱不出来了，才又哑着嗓子，喊我的名字：“威—威—”。
　　黑子在智立家没待几天，就回了自己家。放学回家的时候，我去池塘边喊黑子，他已经走了。之后，再也没见过黑子。后来，我听说有一次家里买了橘子，黑子在口袋里藏了好几个，有一天，智立奶奶翻看他的口袋，看到那些已经发霉烂掉的橘子，便挥手在黑子头上打了几巴掌。黑子梗着脖子哭了，问了问才知道，那些橘子都是留给他的侄子智立的。
　　后来，我们又搬了家。新家后面的荷塘只存在了短短几年就被填平，盖上了新房子。放眼周围，树都只在马路边，池塘更是难寻踪影，我呢，也再没在池塘边唱过歌——要唱歌，自然有更高级的KTV，更高级的音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