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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产生并生存在魏晋南北朝动荡的时代背景下，却能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书风特质。政权的更替、文化的多元、地域的特殊等空间因素对这一时期的石窟寺造像题记交替熏染，丰富了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的风格内涵，本文以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的书法风格为主线，将这一时期的书法风格特征做一个梳理和归纳，并根据结果进行推导、考论。
【关键词】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书风特征;成因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9-169-03
【本文著录格式】张祥和.书风的时空性——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的风格特征与成因[J].中国民族博览，2021，05（09）：169-170，213.
巩义石窟寺是北魏政权自迁都洛阳开凿洛阳龙门石窟以后开凿的又一大型皇家石窟，与在美术史上的地位不同，巩义石窟寺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一直是有记乏述，其中原因复杂，一般认为是受地理位置局限和政治、军事形势影响导致题记数量与篇幅不甚突出，其次在通常情况下对篇幅较小、写刻平常的造像碑记统以“俗体、民间”为符号、概念，并存在着泛化现象，巩义石窟寺造像题记的价值仍有待深入挖掘。石窟寺现存北朝造像题记四十九篇，分别为北魏一篇、东魏十二篇、西魏三篇、北齐三十一篇、北周两篇，据专家考证，“石窟寺已佚的造像题记及其他铭刻共计五十八篇，其中属于北魏的两篇，东、西魏三篇、，北齐十二篇，唐代二十九篇，具体年代不明的十篇”[1]。风格类型多样、特征明显，从不同维度折射出北朝书风的纵向发展轨迹与横向客观物质存在的交替嬗变，把握好这些线索对理清石窟寺北朝造像碑记的书风特征与成因会有启发与帮助。
一、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的书风特征
巩县毗邻洛阳，社会、文化等方面深受洛阳影响，从北魏分裂到北齐、北周的建立，洛阳不再是首都且长期处于交战的前线，巩义也深受波及。这一时期北方的书风较南方发展迟缓。书法风格经历不同程度的嬗变，在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也有所表现。受地域、时代、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魏碑体之外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并未形成一种相对统一、独立的书法风格，综合巩义石窟寺现存的北朝造像题记来看，魏碑体仍旧是巩义石窟寺书法风格的主流。
（一）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多种风格元素共存的时代特征
（三）古意风格特征
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述及北魏、北齐的书风时写道：“后魏（北魏）、北齐人书，洛阳故城多有遗刻，虽差近古，然终不脱毡裘气。”[4]黄伯思从尚意书风的角度对北魏、北齐的书法持贬低的基本态度，指明了“近古“风格特征，欧阳修对这一时期书风中“古”的特征也有记述，“右常山义七级碑（北齐），不著书撰人名氏，文辞声偶而甚怪，书字颇有古法。”[5]“古”在《书谱》里是以“质”为审美特征的[6]，质的审美内涵是朴直、稚拙，从尚意书风的角度，“古”意风格是圆笔、横结为代表的隶书的风格特征。从现存材料看，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的隶意是贯彻始终的，从时间线上看，隶书化风格从北魏到北齐是逐渐加强的趋势，在北齐的造像题记里隶书化的味道最为明显，这一时期的题记在横结体势的基础上主动选择隶意圆笔。隶书特征在北周时期最弱，仅存一些笔画特征。在字的体势方面横结的势态是主要风格，平画宽结，字内空间变大、匀称的特征在东魏、西魏尚不明显，在北齐时代的大部分题记里最为显著。
（四）娟秀严整的南朝铭石体风格特征
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北周时期的两方题记书风骤变，由魏碑俗体的基本面貌转向南朝楷化程度高的铭石书体，贾谊在《治安策》里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为，务在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7]风格骤变的背后是“大体”的改变，早在东魏时期，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宇文泰就“重视文教，崇尚儒术”[8]，王褒入关后，宇文泰对其特别礼遇，学习南朝书风成为北周的风尚，“王褒的书法在北周处于强势地位”[9]。在其后的战争中，北周一度占领了巩义地区，将这种新风带到了巩义石窟寺，留下了这两则题记，所以这两则题记的风格与南朝末年楷化程度高的铭石书风相类似。
二、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书风类型特征的成因
北魏末年政局动荡，政权更替频繁，围绕着首都洛阳反复出现了多次政变及冲突，对京畿地区的破坏极大。《魏书，地形志》对这时期洛阳的状态记载道：“孝昌之际，乱离尤盛。恒代而北，尽为丘墟;晴撞已西，烟火断绝;齐方全赵，死如乱麻。于是生民耗减，且将大半。永安末年，胡贼入洛，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10]巩义地区毗邻洛阳，“自古以来就是拱卫洛阳的門户，又是华北通向关中的必经之路”[11]，与洛阳的政治、文化关联密切，在北魏末年，被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交替占领、统治。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风格特征的背后，脱离不了当时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时代背景和所植根的地域环境的影响。
陈寅恪指出魏末政治、文化存在“汉化的反动”和“胡化”[12]的走向，表现在政治、文化上，“鲜卑共轻中华朝士”、东魏重新使用鲜卑语、西魏则复兴了鲜卑姓氏和恢复一些氏族传统，孝文以来的汉化趋势受到反制，对“汉化”的风气、汉族士人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文化上的“后退”或“胡化”对这一时期的石窟造像题记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到了向鲜卑文化回归的东、西魏时期，以隶书笔意所书的造像题记数量明显增多。这一时期的东魏“是隶书由‘隐’到‘显’的转折期”[13]，西魏的书风明显“草率”，有”以隶作楷”[14]的风格，上述风格特征在这一时期的龙门石窟里也有体现，如“西魏大统七年（541年）的《灵岩寺沙门璨造像记》为复古隶书体，大统四年（538年）的《党屈蜀造像记》、东魏天平二年（535年）的《长孙僧济等造像记》、天平三年（536年）的《昙会等造像记》等也多有隶意”[15]。与龙门石窟的复古隶体风格基本类似，框架上是隶书的结构，用笔上继承了洛阳体的风格特征，符合这一时期“胡化”的政治、文化的风气转向。 阎步克认为北魏末年以来的“胡化和汉化既是‘交替’的，也是‘交织’的，东、西魏在政治、文化‘固然有胡化的意义’[16]，“但也是把一大批北镇将士，以及各地汉化尚浅的众多起事族群，再度卷入了汉化潮流”[17]，短暂的胡化并未“改变此期制度史和文化史的汉化方向”[18]，北齐、北周各自在“制度完善和汉化措施”[19]方面“各自斐然有成”[20]。北齐政权占据中原文学之地，在文化上较西魏先进，又长期占据洛阳、巩义地区。碑学运动以来，巩义石窟寺进入金石学家和书法家的视野。刘涛总结这一时期的书法史，指出北齐书法存在复古倾向，“显著的表征是隶书的复兴”[21]，“隶书在北齐时期又恢复了铭石体的主流地位”[22]，这种复古的风气在龙门石窟和巩义石窟里都大量存在，北朝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书法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北齐的复古风气的影响。
从地域的角度看，巩义地处河南中部，毗邻洛阳，北魏迁都洛阳后，多位皇帝驾临巩义。北魏末年，以洛阳为代表的原北魏的京畿地区成为交战的前线，政权的频繁更替带来了不同的文化风气，为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的书法风格多样性创造了条件，北齐复古隶意的风格特征和北周两则南朝铭石书风格的题记在这一时期的题记里边得到显现。这一时期的书刻人团体随着地区政治形式的变化而迁移、变化。不稳定的地区局势也限制了某一种新的书风在石窟寺造像题记里发展成为主流，使得主流书风的发展迟缓，魏碑体的风格是这一时期的主流风格特征。
三、结语
美学家宗白华在述及魏晋南北朝时曾说：“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作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23]。社会秩序的結体、政治局势的反复、文化的多元化、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的风格特点。纵横主线交替碰撞，种种风格元素糅合、重塑，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篇篇延续千年而不衰、富有生命力和艺术表现力的造像题记。
参考文献：
[1]安金槐，贾峨.中国石窟寺.巩县石窟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225.
[2][3]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433、435.
[4]黄伯思.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86.
[5][15]张羽翔.龙门北魏造像题记书法研究[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0：18.
[6]孙过庭.书谱.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124.
[7]王进，李建军.贾谊《治安策》与儒家政治秩序的重建[J].云南大学学报，2018（4）：100-109.
[8][9]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433、435.
[10]魏收.魏书·地形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55.
[11]马建中.巩县石窟北朝造像题记及其书法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2.
[12]陈寅恪.北魏后期的汉化.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13][14]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456、457.
[16][17][18][19][20]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83、184、185.
[21][22]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457.
[2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9.
作者简介：张祥和（1995-），男，山东济南，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书法与篆刻研究。
【关键词】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书风特征;成因
【中图分类号】K87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9-169-03
【本文著录格式】张祥和.书风的时空性——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的风格特征与成因[J].中国民族博览，2021，05（09）：169-170，213.
巩义石窟寺是北魏政权自迁都洛阳开凿洛阳龙门石窟以后开凿的又一大型皇家石窟，与在美术史上的地位不同，巩义石窟寺在书法史上的地位一直是有记乏述，其中原因复杂，一般认为是受地理位置局限和政治、军事形势影响导致题记数量与篇幅不甚突出，其次在通常情况下对篇幅较小、写刻平常的造像碑记统以“俗体、民间”为符号、概念，并存在着泛化现象，巩义石窟寺造像题记的价值仍有待深入挖掘。石窟寺现存北朝造像题记四十九篇，分别为北魏一篇、东魏十二篇、西魏三篇、北齐三十一篇、北周两篇，据专家考证，“石窟寺已佚的造像题记及其他铭刻共计五十八篇，其中属于北魏的两篇，东、西魏三篇、，北齐十二篇，唐代二十九篇，具体年代不明的十篇”[1]。风格类型多样、特征明显，从不同维度折射出北朝书风的纵向发展轨迹与横向客观物质存在的交替嬗变，把握好这些线索对理清石窟寺北朝造像碑记的书风特征与成因会有启发与帮助。
一、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的书风特征
巩县毗邻洛阳，社会、文化等方面深受洛阳影响，从北魏分裂到北齐、北周的建立，洛阳不再是首都且长期处于交战的前线，巩义也深受波及。这一时期北方的书风较南方发展迟缓。书法风格经历不同程度的嬗变，在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也有所表现。受地域、时代、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魏碑体之外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并未形成一种相对统一、独立的书法风格，综合巩义石窟寺现存的北朝造像题记来看，魏碑体仍旧是巩义石窟寺书法风格的主流。
（一）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多种风格元素共存的时代特征
（三）古意风格特征
黄伯思在《东观余论》中述及北魏、北齐的书风时写道：“后魏（北魏）、北齐人书，洛阳故城多有遗刻，虽差近古，然终不脱毡裘气。”[4]黄伯思从尚意书风的角度对北魏、北齐的书法持贬低的基本态度，指明了“近古“风格特征，欧阳修对这一时期书风中“古”的特征也有记述，“右常山义七级碑（北齐），不著书撰人名氏，文辞声偶而甚怪，书字颇有古法。”[5]“古”在《书谱》里是以“质”为审美特征的[6]，质的审美内涵是朴直、稚拙，从尚意书风的角度，“古”意风格是圆笔、横结为代表的隶书的风格特征。从现存材料看，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的隶意是贯彻始终的，从时间线上看，隶书化风格从北魏到北齐是逐渐加强的趋势，在北齐的造像题记里隶书化的味道最为明显，这一时期的题记在横结体势的基础上主动选择隶意圆笔。隶书特征在北周时期最弱，仅存一些笔画特征。在字的体势方面横结的势态是主要风格，平画宽结，字内空间变大、匀称的特征在东魏、西魏尚不明显，在北齐时代的大部分题记里最为显著。
（四）娟秀严整的南朝铭石体风格特征
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北周时期的两方题记书风骤变，由魏碑俗体的基本面貌转向南朝楷化程度高的铭石书体，贾谊在《治安策》里说“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为，务在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7]风格骤变的背后是“大体”的改变，早在东魏时期，北周政权的奠基者宇文泰就“重视文教，崇尚儒术”[8]，王褒入关后，宇文泰对其特别礼遇，学习南朝书风成为北周的风尚，“王褒的书法在北周处于强势地位”[9]。在其后的战争中，北周一度占领了巩义地区，将这种新风带到了巩义石窟寺，留下了这两则题记，所以这两则题记的风格与南朝末年楷化程度高的铭石书风相类似。
二、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书风类型特征的成因
北魏末年政局动荡，政权更替频繁，围绕着首都洛阳反复出现了多次政变及冲突，对京畿地区的破坏极大。《魏书，地形志》对这时期洛阳的状态记载道：“孝昌之际，乱离尤盛。恒代而北，尽为丘墟;晴撞已西，烟火断绝;齐方全赵，死如乱麻。于是生民耗减，且将大半。永安末年，胡贼入洛，官司文簿，散弃者多，往时编户，全无追访。”[10]巩义地区毗邻洛阳，“自古以来就是拱卫洛阳的門户，又是华北通向关中的必经之路”[11]，与洛阳的政治、文化关联密切，在北魏末年，被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交替占领、统治。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风格特征的背后，脱离不了当时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时代背景和所植根的地域环境的影响。
陈寅恪指出魏末政治、文化存在“汉化的反动”和“胡化”[12]的走向，表现在政治、文化上，“鲜卑共轻中华朝士”、东魏重新使用鲜卑语、西魏则复兴了鲜卑姓氏和恢复一些氏族传统，孝文以来的汉化趋势受到反制，对“汉化”的风气、汉族士人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文化上的“后退”或“胡化”对这一时期的石窟造像题记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到了向鲜卑文化回归的东、西魏时期，以隶书笔意所书的造像题记数量明显增多。这一时期的东魏“是隶书由‘隐’到‘显’的转折期”[13]，西魏的书风明显“草率”，有”以隶作楷”[14]的风格，上述风格特征在这一时期的龙门石窟里也有体现，如“西魏大统七年（541年）的《灵岩寺沙门璨造像记》为复古隶书体，大统四年（538年）的《党屈蜀造像记》、东魏天平二年（535年）的《长孙僧济等造像记》、天平三年（536年）的《昙会等造像记》等也多有隶意”[15]。与龙门石窟的复古隶体风格基本类似，框架上是隶书的结构，用笔上继承了洛阳体的风格特征，符合这一时期“胡化”的政治、文化的风气转向。 阎步克认为北魏末年以来的“胡化和汉化既是‘交替’的，也是‘交织’的，东、西魏在政治、文化‘固然有胡化的意义’[16]，“但也是把一大批北镇将士，以及各地汉化尚浅的众多起事族群，再度卷入了汉化潮流”[17]，短暂的胡化并未“改变此期制度史和文化史的汉化方向”[18]，北齐、北周各自在“制度完善和汉化措施”[19]方面“各自斐然有成”[20]。北齐政权占据中原文学之地，在文化上较西魏先进，又长期占据洛阳、巩义地区。碑学运动以来，巩义石窟寺进入金石学家和书法家的视野。刘涛总结这一时期的书法史，指出北齐书法存在复古倾向，“显著的表征是隶书的复兴”[21]，“隶书在北齐时期又恢复了铭石体的主流地位”[22]，这种复古的风气在龙门石窟和巩义石窟里都大量存在，北朝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书法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北齐的复古风气的影响。
从地域的角度看，巩义地处河南中部，毗邻洛阳，北魏迁都洛阳后，多位皇帝驾临巩义。北魏末年，以洛阳为代表的原北魏的京畿地区成为交战的前线，政权的频繁更替带来了不同的文化风气，为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的书法风格多样性创造了条件，北齐复古隶意的风格特征和北周两则南朝铭石书风格的题记在这一时期的题记里边得到显现。这一时期的书刻人团体随着地区政治形式的变化而迁移、变化。不稳定的地区局势也限制了某一种新的书风在石窟寺造像题记里发展成为主流，使得主流书风的发展迟缓，魏碑体的风格是这一时期的主流风格特征。
三、结语
美学家宗白华在述及魏晋南北朝时曾说：“旧礼教的总崩溃、思想和信仰的自由、艺术创作精神的勃发，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23]。社会秩序的結体、政治局势的反复、文化的多元化、特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巩义石窟寺北朝造像题记的风格特点。纵横主线交替碰撞，种种风格元素糅合、重塑，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篇篇延续千年而不衰、富有生命力和艺术表现力的造像题记。
参考文献：
[1]安金槐，贾峨.中国石窟寺.巩县石窟寺[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225.
[2][3]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433、435.
[4]黄伯思.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1993：86.
[5][15]张羽翔.龙门北魏造像题记书法研究[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0：18.
[6]孙过庭.书谱.历代书法论文选续编[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124.
[7]王进，李建军.贾谊《治安策》与儒家政治秩序的重建[J].云南大学学报，2018（4）：100-109.
[8][9]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433、435.
[10]魏收.魏书·地形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2455.
[11]马建中.巩县石窟北朝造像题记及其书法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2012.
[12]陈寅恪.北魏后期的汉化.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13][14]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456、457.
[16][17][18][19][20]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183、184、185.
[21][22]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457.
[2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09.
作者简介：张祥和（1995-），男，山东济南，在读研究生，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书法与篆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