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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的号角在新时代吹响，意味着我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进入了新时代。“考察世界一流大学的形成路径，根源都在于体现了国家特色、民族特点和文化自信，在于引领了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
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坚持中国本土特色;“双一流”建设将“坚持以绩效为杠杆”作为重要原则;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高教界的必由之路和紧迫任务;教育国际化则是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之一。笔者认为，以上论述从不同的维度体现出“双一流”的时代价值，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主要驱动。有必要对世界一流与中国特色的关系、动态调整机制、共同治理和国际化等维度进行新时代的解读和探讨。
“双一流”的根本宗旨：坚持中国本土办大学
阿什比指出，大学是继承和传播文化的机构，同时和动植物一样在不断进化，故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大学既遵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适性规律，但也从方方面面反映着各国社会、文化、经济等发展的独特要求。中国有自身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国情，这要求我们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学，走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因此，“双一流”建设既要借鉴国际经验，也要尊重中国传统，做到以“世界标准”为基础，以中国特色为统领。
“双一流”建设总体设计从价值层面对“双一流”作出科学研判，即打造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建设一流学科。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基础可分为两类，即“认识论”与“政治论”。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对“双一流”的价值旨归进行分析。
一方面，“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着眼点是对世界未知领域和客观真理的探索与研究。这种探索与研究是建立在全球化和国际化视域下，为全人类的进步谋求福祉，为共同的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基础上。唯独如此，才能让中国的高校建设与学科发展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且更好地融入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体系之中，亦才能培育和涌现出一批被国际高度关注和认可的学者及科研成果，近而跻身于世界一流。
另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建设还必须充分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阶段与时代要求，明确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支撑。鉴于此，《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正式提出了中国高校“雙一流”建设必需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一系列改革目标和任务。
“双一流”的最大优势：灵活机动的动态调整机制
“211工程”“985 工程”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部分高校优先发展的权利，也将相对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于少数高校，这种资源支配和支持机制使少数重点建设高校的整体水平迅速提升，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国重点建设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综合实力的差距，但这种发展模式间接引起的重点建设高校资源的浪费和普通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对于高校乃至整个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大业而言，都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和销蚀。
新一轮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发展模式则采取了动态调整机制，以5年为一个建设周期，有助于破除高校间的身份壁垒。“双一流”的重点在“建设”，而入选“双一流”名册只是迈向世界一流的起点，而非终点，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最终还要看建设的成效。美国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指出：“一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着以影响力和声誉为主要交换商品的院校市场。”“双一流”建设方案采用了能进能出、双向流动的动态调整机制，将高校的声誉和建设绩效直接挂钩，能否进入“双一流”建设行列直接关系到高校声誉的增减，从而增加了高校提高办学质量和学科建设的危机感，有利于促进和鼓励高校间展开良性竞争。“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所实行的动态化管理机制，破解了原有高等教育的固化生态和高校身份壁垒，成功破除了大学终身“标签”的负面效应，也激活了高校间竞争的活力和内在发展动力。在新的遴选机制之下，只要高校在某一领域办出特色，达到一流，就能进入国家重点建设行列。这既能支持和鼓励不同类别高水平学校和学科的差别化发展，继而克服中国高等院校的同质化发展倾向，也能提高院校自我治理、自我发展、提练特色的积极性。因而，“双一流”建设的动态化管理制度回应了高等教育全球化竞争中优化和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激活竞争力、促进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双一流”的必由之路：共同治理和国际化
共同治理
高校共同治理由来已久，美国是较早明确提出并实施高校共同治理的国家。美国高校实施的共同治理机制，不仅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深刻的影响着世界各国大学的发展。原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 Clark Kerr） 一度认为，美国大学能在世界范围内占据很高的地位，与分担的和授权的学术治理的兴起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大部分可归因于这种共同治理机制。它是一项建立在达成一致而不是命令的基础之上的制度。“克尔分析”在众多个案中都有所反映。比如，建设初期的加州伯克利大学是一所地方性院校，虽拥有大片土地，但硬件破败，捐赠不足，资金紧缺。在本杰明·韦勒（ Benjamin Wheeler） 担任校长期间，伯克利大学的发展速度和办学水平逐渐提升，以致于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主要是因为它把大量的教师引入到大学事务的管理中来，并赋予学术评议会很大的权力，形成共同治理的局面。再如，加州大学的一位前任校长理查德·阿金森（Richard Atkinson）也指出： “75年前引入的共同治理制度使加州大学迈向辉煌的第一步。”
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保障，“双一流”建设必须同步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结构。需要进一步理清政府、社会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形成“学校依法办学、政府依法管理、社会依法参与”的大学外部治理结构。政府需切实保障大学的自主办学权，使高校正真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激发高校办学活力。同时，需要加快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构建科学高效的学术委员会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董事会制度，协调不同治理主体的关系，形成“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社会参与、民主管理”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高等教育国际化
陈宝生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它的定性就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标准是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有机融合。坚持世界一流和中国特色，才有利于将“双一流”建设引向正确的轨道。可见，“双一流”需要与国际接轨，用国际可比的指标来衡量，因此强调“双一流”中的国际化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网络信息化深入发展，人力、物力和资源跨国、跨地区流动已是新常态。在教育领域，这种跨区域流动现象也时刻存在着。尽管各国大学特色和文化各异，但资源共享、合作互补、开放包容已经成为其共同的价值趋向。博洛尼亚进程、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等，都是世界部分国家主动探索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具体实践。显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意识到必须在全球的视角下，探索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律，教育国际化已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各国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大學的发展本质上是国际的，源于大学知识的发现和创造，以及人才培养是全人类整体的事业，也将服务于全人类。特别是在物质、人才、信息全球化流动的今天，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的基本社会组织，必须主动适应当今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准确定位坐标，探索发展路径。世界排名一流的大学之所以为全球莘莘学子所青睐，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大学拥有丰富的国家化教育资源和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特别是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在教育国际化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水平相去甚远： 世界级大师数量匮乏，国际学生比例过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开展相对不足，如此等等都需要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扎扎实实地改进和迎头赶上。在向世界一流高校学习的国际化进程中，中国大学应超越、突破学习和借鉴欧美的单一思路，要不断优化自身的高等教育模式，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在更深层次上观照本土文化传承和本国利益诉求，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之路。
“双一流”建设是贯彻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入推进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的内在需求。我们需要在以上“三个”维度的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不断调适控制，使其在科研创新和学术研究中继续加强应用学科和基础学科的创新，加强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扎扎实实增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底气和功力。自觉传承、创新和弘扬国家文化精髓，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
故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就必须坚持中国本土特色;“双一流”建设将“坚持以绩效为杠杆”作为重要原则;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中国高教界的必由之路和紧迫任务;教育国际化则是评价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之一。笔者认为，以上论述从不同的维度体现出“双一流”的时代价值，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主要驱动。有必要对世界一流与中国特色的关系、动态调整机制、共同治理和国际化等维度进行新时代的解读和探讨。
“双一流”的根本宗旨：坚持中国本土办大学
阿什比指出，大学是继承和传播文化的机构，同时和动植物一样在不断进化，故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大学既遵循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适性规律，但也从方方面面反映着各国社会、文化、经济等发展的独特要求。中国有自身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国情，这要求我们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学，走适合自己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因此，“双一流”建设既要借鉴国际经验，也要尊重中国传统，做到以“世界标准”为基础，以中国特色为统领。
“双一流”建设总体设计从价值层面对“双一流”作出科学研判，即打造中国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建设一流学科。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的哲学基础可分为两类，即“认识论”与“政治论”。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对“双一流”的价值旨归进行分析。
一方面，“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着眼点是对世界未知领域和客观真理的探索与研究。这种探索与研究是建立在全球化和国际化视域下，为全人类的进步谋求福祉，为共同的科学发展做出贡献的基础上。唯独如此，才能让中国的高校建设与学科发展顺应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规律，且更好地融入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体系之中，亦才能培育和涌现出一批被国际高度关注和认可的学者及科研成果，近而跻身于世界一流。
另一方面，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建设还必须充分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阶段与时代要求，明确发展的最终落脚点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的支撑。鉴于此，《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中正式提出了中国高校“雙一流”建设必需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等一系列改革目标和任务。
“双一流”的最大优势：灵活机动的动态调整机制
“211工程”“985 工程”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部分高校优先发展的权利，也将相对有限的资源集中投入于少数高校，这种资源支配和支持机制使少数重点建设高校的整体水平迅速提升，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中国重点建设大学与世界一流大学综合实力的差距，但这种发展模式间接引起的重点建设高校资源的浪费和普通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下降，对于高校乃至整个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大业而言，都是一种潜在的风险和销蚀。
新一轮的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建设发展模式则采取了动态调整机制，以5年为一个建设周期，有助于破除高校间的身份壁垒。“双一流”的重点在“建设”，而入选“双一流”名册只是迈向世界一流的起点，而非终点，能否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最终还要看建设的成效。美国教育学家伯顿·克拉克指出：“一国的高等教育系统中，存在着以影响力和声誉为主要交换商品的院校市场。”“双一流”建设方案采用了能进能出、双向流动的动态调整机制，将高校的声誉和建设绩效直接挂钩，能否进入“双一流”建设行列直接关系到高校声誉的增减，从而增加了高校提高办学质量和学科建设的危机感，有利于促进和鼓励高校间展开良性竞争。“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所实行的动态化管理机制，破解了原有高等教育的固化生态和高校身份壁垒，成功破除了大学终身“标签”的负面效应，也激活了高校间竞争的活力和内在发展动力。在新的遴选机制之下，只要高校在某一领域办出特色，达到一流，就能进入国家重点建设行列。这既能支持和鼓励不同类别高水平学校和学科的差别化发展，继而克服中国高等院校的同质化发展倾向，也能提高院校自我治理、自我发展、提练特色的积极性。因而，“双一流”建设的动态化管理制度回应了高等教育全球化竞争中优化和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激活竞争力、促进个性化发展的需要。
“双一流”的必由之路：共同治理和国际化
共同治理
高校共同治理由来已久，美国是较早明确提出并实施高校共同治理的国家。美国高校实施的共同治理机制，不仅改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深刻的影响着世界各国大学的发展。原加州大学校长克拉克·克尔（ Clark Kerr） 一度认为，美国大学能在世界范围内占据很高的地位，与分担的和授权的学术治理的兴起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大部分可归因于这种共同治理机制。它是一项建立在达成一致而不是命令的基础之上的制度。“克尔分析”在众多个案中都有所反映。比如，建设初期的加州伯克利大学是一所地方性院校，虽拥有大片土地，但硬件破败，捐赠不足，资金紧缺。在本杰明·韦勒（ Benjamin Wheeler） 担任校长期间，伯克利大学的发展速度和办学水平逐渐提升，以致于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这主要是因为它把大量的教师引入到大学事务的管理中来，并赋予学术评议会很大的权力，形成共同治理的局面。再如，加州大学的一位前任校长理查德·阿金森（Richard Atkinson）也指出： “75年前引入的共同治理制度使加州大学迈向辉煌的第一步。”
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制度保障，“双一流”建设必须同步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构建现代大学制度，完善大学治理结构。需要进一步理清政府、社会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形成“学校依法办学、政府依法管理、社会依法参与”的大学外部治理结构。政府需切实保障大学的自主办学权，使高校正真成为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激发高校办学活力。同时，需要加快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构建科学高效的学术委员会制度、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董事会制度，协调不同治理主体的关系，形成“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社会参与、民主管理”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 高等教育国际化
陈宝生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它的定性就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标准是中国特色和世界一流的有机融合。坚持世界一流和中国特色，才有利于将“双一流”建设引向正确的轨道。可见，“双一流”需要与国际接轨，用国际可比的指标来衡量，因此强调“双一流”中的国际化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当前，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网络信息化深入发展，人力、物力和资源跨国、跨地区流动已是新常态。在教育领域，这种跨区域流动现象也时刻存在着。尽管各国大学特色和文化各异，但资源共享、合作互补、开放包容已经成为其共同的价值趋向。博洛尼亚进程、环太平洋大学联盟、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等，都是世界部分国家主动探索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具体实践。显然，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意识到必须在全球的视角下，探索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律，教育国际化已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各国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大學的发展本质上是国际的，源于大学知识的发现和创造，以及人才培养是全人类整体的事业，也将服务于全人类。特别是在物质、人才、信息全球化流动的今天，大学作为人才培养、知识创新的基本社会组织，必须主动适应当今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准确定位坐标，探索发展路径。世界排名一流的大学之所以为全球莘莘学子所青睐，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些大学拥有丰富的国家化教育资源和广阔的国际化视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学特别是国家重点建设大学，在教育国际化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当今世界一流大学国际化水平相去甚远： 世界级大师数量匮乏，国际学生比例过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开展相对不足，如此等等都需要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扎扎实实地改进和迎头赶上。在向世界一流高校学习的国际化进程中，中国大学应超越、突破学习和借鉴欧美的单一思路，要不断优化自身的高等教育模式，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在更深层次上观照本土文化传承和本国利益诉求，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国际化之路。
“双一流”建设是贯彻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署的必然要求，也是深入推进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的内在需求。我们需要在以上“三个”维度的基础上，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不断调适控制，使其在科研创新和学术研究中继续加强应用学科和基础学科的创新，加强集成创新和原始创新，扎扎实实增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底气和功力。自觉传承、创新和弘扬国家文化精髓，承担起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
（作者单位：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