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重访边城》叙及她1952年从罗湖口岸出境，“五月一个月就有六万人冲出香港边界”。大热天的罗湖桥，铁丝网那边的香港警察是个“瘦长的广东靓仔，戴着新款太阳眼镜……穿的制服是短袖衬衫，百慕达短袴，烫得摺痕毕挺，看上去又凉爽又倔傲，背着手踱来踱去”，而这边的站岗兵士，“一个腮颊圆鼓鼓的北方男孩，穿着稀皱的太大的制服”。大家在灼热的太阳里站了一个钟头之后，那小兵愤怒地咕噜了一句，用下颏略指了指后面一箭之遥的一小块阴凉地，意思让等着过关的人到那边避避日头，可“我们都不朝他看，只稍带微笑，反而更往前挤近铁丝网，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
　　“仿佛唯恐遗下我们中间的一个”，是的，或许这是彼时张爱玲的心声吧，不论如何，一定要出去。而对那些已然栖身香港的大陆人，尤其是一干落脚此地的上海人来说，到香港只是为了“避风头”，不久就还要回到那个朝思暮想的上海。
　　在这群异乡客中，有一位唤作司明者，颇有意思。此公原名冯元祥，又名冯凤三，祖籍宁波慈溪，生于上海，1950年移居香港。出身商贾人家的他，早年亦是诗酒风流之辈，曾终日流连舞场而成为“跳舞学生”，舞而优则作，给叶逸芳主编之《影舞新闻》杂志撰写舞稿、舞文却不取分文。日后全身心投入小报写作，据说其最有名的是为《万象》撰长篇连载《大学皇后》与《镀金小姐》，时用笔名冯蘅，故人赠“放胆文章拼命酒”之美称，而其自誉“曾是上海最多产的文人”。来港后，继续以写作为业，同时在各家报刊撰写专栏，“有一个时期日写长短十八篇”，更以笔名“冯凤三”编写电影剧本，以笔名“司徒明”撰写国语流行曲歌词，其中即有今日听众耳熟能详之“南风吻脸轻轻，飘过来花香浓”的《今宵多珍重》。然则时光匆迫，毕生文字无数的司明，国内文学界几无人知晓，直到香港中文大学卢玮銮教授主编的“旧梦须记系列”收录了《异乡猛步：司明专栏选》，我辈才多少领略卖文酒徒的异乡文事与心事。
　　容我这小小宁波佬的上海小赤佬目力平弱，格外偏爱此书第一辑之“上海人在香港”，对不得已栖身香港的上海人看得特别清楚。为了叫人看得起，爱面子的上海人在香港更要“扎台型”了。所谓“扎台型”即是“争面子”，但凡有“扎台型”的机会，上海人绝对倾力而为，身上穷得只剩十块钱的上海人前脚刚从亲戚处告贷碰壁而归，后脚就在北角与本地人为争上电车吵架，忽一辆的士驶过，此君立刻叫车，从袋里掏出仅有的十块钱向对方示威，“你爷有钱打的士”！同样讲究“掼派头”的上海人亦绝不能容忍一桌人出去吃饭临了“劈硬柴”各付各账，即便南来香港的上海人大半皆经济拮据，但这点派头无论如何不能失掉的，于是他们往往事先将各自仅有的零碎散钱交与一人，这些单钞又很可能要在买烟时换成整钞，真是吃力。
　　司明专栏以“上海人写上海人”为鲜明特色，像这样的上海人故事，几乎无日不写。吴侬细语张口即来，海上典故层出不穷，或以为这是不得已南下的作者吃老本使然，我却以为更深在的原因或是唯有在娓娓叙说上海故事时，身为上海人的司明才找得到立身之处。而正凭着阅读这些故事，达十万之多的南来上海人才在这被他们视为“穷山恶水”暂避风头的香港营造出昔日的生活氛围，在不明前世今生不知后路前程的时空中创造出一份彼此的族群认同。至于司明文中常“暴露上海人之短”，我倒觉得里头有借此抒愤的意思在，没奈何流落他乡，是以诸人诸事皆横竖不对眼，用上海话说是“借因头”出胸中一口鸟气。
　　这些写在五十年前的文字并不过时。因为上海人终究是上海人，不论时代如何日新月异，上海人的腔调总大致一仍其旧，我常常能在周围认出这书里写的上海人。而更重要的是，司明在香港叙写上海人的日常琐细，与张爱玲经营的一则则传奇相较，容或不具有太高的文学价值，但就为一座城市留下原初的记忆而言，意义相当。
　　在异乡猛步，他与当时大多数南来客一样有说不出来的郁结，在他那些嘲弄戏谑上海人与香港土著的文字中，我们读到了这种郁结与愤怒，同时也读到了萦绕其间的莫名乡愁和漂泊异乡的不安定感，更读到了上海人眼里的老香港的色彩、气味与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