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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年前他是军工厂的年轻技术员；3年后砸了铁饭碗谋生上海，随后7年得遇贵人，从秘书到国企总经理；2004获同济大学化学硕士学位，旋即失业，而后创业；从国企改制到金融危机，福祸皆系于时事，他是这个时代经济局势变迁的亲历者，是技术创业者，是写词的文艺青年，他是王宇。
王宇自述
我是湖北襄樊人，那里是诸葛亮的故乡。我1994年毕业到湖北华东制药厂（当年叫265厂）做技术员。不安分，想考研，厂里因为我表现比较好，不同意。我争取几年，终于找机会停薪留职，1997年到上海。偶然的机会，化工部一位领导主持一个部属行业协会，我应聘做秘书。协会承担一个国家项目，和水溶性高分子有关。1998年项目在上海成立，我也是监管方，后来任代总经理，直到2004年。那一年大风气是国企改制，我们企业大股东中石化决定聚焦在主业，它一撤资，这家公司就进入了清算。
2005年是我命运的一个关键点。我总觉得在高分子领域，国际上的大企业不会把最好的技术、核心的东西拿到中国来，如果我们自己有技术，自己做这个事情也许会创造奇迹。由于这些思路和憧憬，我创业了。
我现在做的这个产品—水溶性高分子在国际上是新兴行业。当时我的老团队里面还有四五个老员工没找到工作，我们就一起创业。尽管企业很小，也没什么基础，但是我就想做中国的巴斯夫。我搭建进出口的框架，进出口那时候还没有放开，需要取得经营许可证，要取得海关认证，非常麻烦。我几年的积蓄全部花完了，最困难的时候账户只有2块钱。
到了2008年上半年，公司度过三年生存期，发展态势还不错，我们从零做到2000万元，净利有两三百万元，出口目的地国家有一二十个。从2005年到2008年我又举办三届国际学术交流会，把大的企业都请来了，包括巴斯夫。我也经常到国外讲学，讲学过程中把我们的产品、技术推荐给客户。
不料，金融危机来了，我们那时候客户群主要在欧美，企业生死存亡的时刻到了。2009年为了开拓市场，我连轴在澳洲和南美跑，六月份回来就病倒了，急性荨麻诊，连續两个星期高烧42度以上，长时间神智迷糊，三个月换了三个甲级医院，先东方医院，东方不行到仁济，仁济还不行，又半夜转到华山医院。中间还出车祸，内伤加外伤。医生提醒我的家人“随时可能心源猝死”。至于生意，当时已经崩溃，员工走了很多，公司负债率极高，订单近乎于零，反正上天是把我逼上绝境了。
一塌糊涂之后，病莫名其妙地好了，但我萌生退意，反复问自己：是不是适合创业？2009年年底稍微出现一丝转机，浦东政府党委几个领导来看望我，听到我的窘境，告诉我一定要去张江。到了张江，第二天就有浦发银行上门商量放贷的事，贷了100万元，帮我把周转期解决了。我们开始重生。
还有三个月公司又满第二个三年，这三年我们获得十几项专利，获得数项国家和上海市项目基金支持。2010年我们在临港新城开始建设自己的生产厂。
我理解其实当前欧债问题、美国次贷危机都是金融危机的延续，我们的客户很多都倒闭了，包括欧洲一个很重要的客户被美国企业收购了。2012年我们（预期）6000万的收入规模只能持平，这是件很危险的事，原因在于一方面自建厂房投入比较大，再就是进入国际主流市场需要申请医药资质，譬如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DMF（药物主文件档案）等，这些资质一般都要上千万成本，没有资质只能按照化工原材料销售，不能按照医药原料销售，价格差很大。我们现在是不断投入，挣的钱全都投里面去了，艰难。
另外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在做一些行业标准，这些一般是行业协会做的，没有选择我们只能挺身而出，包括到北京跑很多部委，工信部、国标委、商务部、财政部、科技部，这对我们一个企业来讲是吃不消的，但不跑不行。我有时候担心做先烈，也许将来这个市场的春天来了，可我们已经倒掉。我们和政府接触比较多，他们对我们的要求也比较多，有一次我在外地参加活动，当天晚上张江管委会打电话说有个领导要来参观，让我马上赶回来，我只能跑回去。精力有限，接待任务多了，放在企业运营方面的就少了，这也是一个小烦恼。
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市场开拓，我自己偏重于学术性，做营销是我的短板，当前的高管团队并没有市场开拓的成熟经验，什么事情还得我来做，包括公关，事情管得太多，就没有静下心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烦恼如此之多，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危机远胜当年。为什么不去搭建一个文化更加均衡的团队？我们这个领域有点儿特殊，还是一个蓝海，但蓝海的问题在于缺乏有经验的人才，所有企业都无法招聘到足够合适的人才，只能自己培养，即便一个胜任的市场销售人员也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培养。今年上半年我们高薪聘请了两位，一个是国际部销售经理，一个是国内部销售经理，尽管薪水很高，他们说实在受不了了，压力很大，这个市场开拓周期太长，一个做了一年，一个做了半年，就都离开了。
创业太辛苦，太折磨人。我问过自己：在上海办一个跟化工有关的实体经济，是正确还是错误选择？比如说我办环评（环境影响评价）花了两年半时间，不可想象，在别的地方半年就可以办好。虽然这样想过，但如果顺利渡过坎坷，在上海容易出国际品牌，我的客户包括诺华、雅培、葛兰素史克、辉瑞这世界前四大药厂，还包括一些著名的化妆品厂。他们重视品牌。
从现在到明年春节前后应该是最艰难的时候。资质没下来，环评刚结束，销售低迷，欧洲经济不稳定，可能还有不到半年苦日子。只要熬过，公司就能整体起来了。我相信，是这样的。
雨豪感悟
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创业者故事，王宇和他的上海宇昂水性新材料科枝股份公司。你可以想象，一个现代版的唐三藏，对一种新技术的追逐，对一种创意的迷恋，一旦起了“西行取经”念头，更多的问题涌上来：白龙马怎么找？悟空在哪里？要不要和白骨精搞好关系？玉皇大帝来视察怎么接待？女儿国的战乱如何规避？这就是王宇的九九八十一难，其实对于绝大部分创业者而言，概莫能外。把短板改变成长板，把一专低能改造成一专多能，是不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我想不是。创业中，EQ比IQ更重要吗？显而易见。
在我和王宇的沟通中，他强调了他这个行业人才培养的困难程度，我同他讲：只要是生意一定有共通的地方，如果找不到，那就是创业者失职、失智的地方。你一再给自己讲这个行业多么特殊，就会给自己心理暗示，有这个暗示以后挑人就更加忽略一些本质的东西。比如说海底捞为什么会成功？我理解是胜在“选才”，最牛的一定是它的人力部门，我们知道海底捞很多人都是推荐的，就是推荐你的同学、老乡甚至亲人过来，推荐完了你再传帮带一下，推荐就是这个策略中的关键。
“着力选才”是我给王宇开出的药方。“珍惜&善用CEO的时间和专长”从来就是一条颠破不灭的创业真理。你一定要有一些时间坐在那儿，就不做事，因为你脑子里不可能不想公司的事。
王宇自述
我是湖北襄樊人，那里是诸葛亮的故乡。我1994年毕业到湖北华东制药厂（当年叫265厂）做技术员。不安分，想考研，厂里因为我表现比较好，不同意。我争取几年，终于找机会停薪留职，1997年到上海。偶然的机会，化工部一位领导主持一个部属行业协会，我应聘做秘书。协会承担一个国家项目，和水溶性高分子有关。1998年项目在上海成立，我也是监管方，后来任代总经理，直到2004年。那一年大风气是国企改制，我们企业大股东中石化决定聚焦在主业，它一撤资，这家公司就进入了清算。
2005年是我命运的一个关键点。我总觉得在高分子领域，国际上的大企业不会把最好的技术、核心的东西拿到中国来，如果我们自己有技术，自己做这个事情也许会创造奇迹。由于这些思路和憧憬，我创业了。
我现在做的这个产品—水溶性高分子在国际上是新兴行业。当时我的老团队里面还有四五个老员工没找到工作，我们就一起创业。尽管企业很小，也没什么基础，但是我就想做中国的巴斯夫。我搭建进出口的框架，进出口那时候还没有放开，需要取得经营许可证，要取得海关认证，非常麻烦。我几年的积蓄全部花完了，最困难的时候账户只有2块钱。
到了2008年上半年，公司度过三年生存期，发展态势还不错，我们从零做到2000万元，净利有两三百万元，出口目的地国家有一二十个。从2005年到2008年我又举办三届国际学术交流会，把大的企业都请来了，包括巴斯夫。我也经常到国外讲学，讲学过程中把我们的产品、技术推荐给客户。
不料，金融危机来了，我们那时候客户群主要在欧美，企业生死存亡的时刻到了。2009年为了开拓市场，我连轴在澳洲和南美跑，六月份回来就病倒了，急性荨麻诊，连續两个星期高烧42度以上，长时间神智迷糊，三个月换了三个甲级医院，先东方医院，东方不行到仁济，仁济还不行，又半夜转到华山医院。中间还出车祸，内伤加外伤。医生提醒我的家人“随时可能心源猝死”。至于生意，当时已经崩溃，员工走了很多，公司负债率极高，订单近乎于零，反正上天是把我逼上绝境了。
一塌糊涂之后，病莫名其妙地好了，但我萌生退意，反复问自己：是不是适合创业？2009年年底稍微出现一丝转机，浦东政府党委几个领导来看望我，听到我的窘境，告诉我一定要去张江。到了张江，第二天就有浦发银行上门商量放贷的事，贷了100万元，帮我把周转期解决了。我们开始重生。
还有三个月公司又满第二个三年，这三年我们获得十几项专利，获得数项国家和上海市项目基金支持。2010年我们在临港新城开始建设自己的生产厂。
我理解其实当前欧债问题、美国次贷危机都是金融危机的延续，我们的客户很多都倒闭了，包括欧洲一个很重要的客户被美国企业收购了。2012年我们（预期）6000万的收入规模只能持平，这是件很危险的事，原因在于一方面自建厂房投入比较大，再就是进入国际主流市场需要申请医药资质，譬如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DMF（药物主文件档案）等，这些资质一般都要上千万成本，没有资质只能按照化工原材料销售，不能按照医药原料销售，价格差很大。我们现在是不断投入，挣的钱全都投里面去了，艰难。
另外一个困难就是我们在做一些行业标准，这些一般是行业协会做的，没有选择我们只能挺身而出，包括到北京跑很多部委，工信部、国标委、商务部、财政部、科技部，这对我们一个企业来讲是吃不消的，但不跑不行。我有时候担心做先烈，也许将来这个市场的春天来了，可我们已经倒掉。我们和政府接触比较多，他们对我们的要求也比较多，有一次我在外地参加活动，当天晚上张江管委会打电话说有个领导要来参观，让我马上赶回来，我只能跑回去。精力有限，接待任务多了，放在企业运营方面的就少了，这也是一个小烦恼。
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市场开拓，我自己偏重于学术性，做营销是我的短板，当前的高管团队并没有市场开拓的成熟经验，什么事情还得我来做，包括公关，事情管得太多，就没有静下心来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烦恼如此之多，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的危机远胜当年。为什么不去搭建一个文化更加均衡的团队？我们这个领域有点儿特殊，还是一个蓝海，但蓝海的问题在于缺乏有经验的人才，所有企业都无法招聘到足够合适的人才，只能自己培养，即便一个胜任的市场销售人员也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培养。今年上半年我们高薪聘请了两位，一个是国际部销售经理，一个是国内部销售经理，尽管薪水很高，他们说实在受不了了，压力很大，这个市场开拓周期太长，一个做了一年，一个做了半年，就都离开了。
创业太辛苦，太折磨人。我问过自己：在上海办一个跟化工有关的实体经济，是正确还是错误选择？比如说我办环评（环境影响评价）花了两年半时间，不可想象，在别的地方半年就可以办好。虽然这样想过，但如果顺利渡过坎坷，在上海容易出国际品牌，我的客户包括诺华、雅培、葛兰素史克、辉瑞这世界前四大药厂，还包括一些著名的化妆品厂。他们重视品牌。
从现在到明年春节前后应该是最艰难的时候。资质没下来，环评刚结束，销售低迷，欧洲经济不稳定，可能还有不到半年苦日子。只要熬过，公司就能整体起来了。我相信，是这样的。
雨豪感悟
这是一个典型的技术创业者故事，王宇和他的上海宇昂水性新材料科枝股份公司。你可以想象，一个现代版的唐三藏，对一种新技术的追逐，对一种创意的迷恋，一旦起了“西行取经”念头，更多的问题涌上来：白龙马怎么找？悟空在哪里？要不要和白骨精搞好关系？玉皇大帝来视察怎么接待？女儿国的战乱如何规避？这就是王宇的九九八十一难，其实对于绝大部分创业者而言，概莫能外。把短板改变成长板，把一专低能改造成一专多能，是不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我想不是。创业中，EQ比IQ更重要吗？显而易见。
在我和王宇的沟通中，他强调了他这个行业人才培养的困难程度，我同他讲：只要是生意一定有共通的地方，如果找不到，那就是创业者失职、失智的地方。你一再给自己讲这个行业多么特殊，就会给自己心理暗示，有这个暗示以后挑人就更加忽略一些本质的东西。比如说海底捞为什么会成功？我理解是胜在“选才”，最牛的一定是它的人力部门，我们知道海底捞很多人都是推荐的，就是推荐你的同学、老乡甚至亲人过来，推荐完了你再传帮带一下，推荐就是这个策略中的关键。
“着力选才”是我给王宇开出的药方。“珍惜&善用CEO的时间和专长”从来就是一条颠破不灭的创业真理。你一定要有一些时间坐在那儿，就不做事，因为你脑子里不可能不想公司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