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对谈，纵论中国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之道
人们分析现代经济问题时，“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经常用得到的重要工具。在创立该理论并由此获得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当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的名气最大。他被视为继凯恩斯之后强调政治与经济发展关系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并在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公共理论及国际事务乃至发展经济学领域都有所建树。
年届七旬的斯蒂格利茨简历如下：“出生于1942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88年起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鲜有人知的是，斯蒂格利茨还是1995年政府间气候变化报告的主要作者，并因此分享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这位“双料”诺贝尔奖得主，外表像金庸笔下银发白须的老顽童一样可爱，内心似悲天悯人的三闾大夫屈原一般可敬，身为国际大师，冷静而睿智。
有“中国通”之誉的斯蒂格利茨，一直以来，对中国经济及其发展模式予以持续的关注，并多次来华考察讲学。他连续多届应邀出席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做精彩报告。于该论坛间隙，笔者就热点经济问题对其进行访问。
【对话选登】
朱敏：我们关注到，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之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并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斯蒂格利茨：贸易保护主义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在华盛顿20国峰会上，大家曾经一致认为不能推行保护主义，但仅仅几个月后，就有17个国家采取了保护主义。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美国提出的“Buy America”（买美国货），无疑违背了WTO协定。另外一点也不容忽视，就是WTO协定很少考虑到穷国。它更多地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这其实比保护主义还糟糕。
朱敏：这样一股保护主义的“逆流”，无疑会给全球经济带来一系列危害，对全球化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斯蒂格利茨：我希望保护主义不要发生。各国都不推行保护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否则，这会使经济复苏变得更为困难。每个国家都推出了自己的经济刺激计划，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这势必会滋生保护主义。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刺激计划带给本国的利益，最终会因为别国的保护主义政策而被抵消。如果每个国家都只追求自身利益，结果便是每个国家都变得更糟。在经济学中，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不幸的是，消除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困难。
我们都知道，关税是一种重要的保护主义手段；与此同时，补贴也是一种重要的保护主义手段。在各国应对危机的经济刺激方案中，补贴的影响要比所有人想象的还要大，现在银行体系、汽车行业等众多领域都存在补贴现象。这类的保护主义做法对经济的复苏非常不利，经济刺激方案所带来的好处因此而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在这次危机后，要重新思考全球化的问题。
朱敏：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来看，以您的观察，下一个十年究竟会走向何方？
斯蒂格利茨：全球的贫穷、环境恶化以及全球变暖等问题都非常重要。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善经济的无效率：如何能将资源配置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如何保证我们消费的购买力能转化成社会真正需要的产品。我们应该做的，是在下一个十年，减缓全球变暖，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足够的需求。
朱敏：关键是有没有一种政治机制和经济机制，将这些需求转变为现实？
斯蒂格利茨：我们将会有足够的激励和机会，去将这些需求转化为市场。就这个问题，我对联合国有过三个关键的建议：首先，需要一个新的全球信贷机构，而且它的监管应该比现有的机构更好；其次，要建立一个全球经济协调委员会；最后，要有一个新的全球储备体系。这是一个很早就被凯恩斯提出来的问题，但目前的系统运行并不好，所以，现在到了需要对其进行改革的时候。
朱敏：作为金融危机的肇发地和重灾区，美国经济无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由此而言，美国的世界经济发展引擎地位恐怕也要会受到影响，其危机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仍将是世界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因为美国金融行业的运转出现了问题，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走出危机，而且，其还有可能重复这样的故事：从一个泡沫走向另一个泡沫，所以，它以后可能无法达到如危机之前那样的影响力。今后，美国、中国、印度等国家，会共同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
应该着眼于长远的需求
对于这场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斯蒂格利茨一言以蔽之：“全球经济当前并未真正摆脱危机，仍充满不确定性。如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资产泡沫带来的风险。”
硬币都有两面——全球化既带来好处，也带来相应的负面代价。美国向全球出口了有毒的贷款，如今又出口了它的经济衰退。由此，斯蒂格利茨对“中国可独善其身”的观点毫不赞同。
有件事他认为很有讽刺意味。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危机中受害最严重的，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里，像中国这样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最多的国家，所面临的全球挑战也最为严重。即便是那些从前经济政策包括银行业及监管措施都较好的国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对很多国家产生了严重影响，波及到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出口、投资、需求等。不过，斯蒂格利茨指出，与1997-1998年的那场危机不同的是，十几年前的金融危机回暖非常快，因为许多国家通过出口就迅速得到了经济的回升，各国经济相对还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而这次危机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尽管前十年美国经济发展非常好、出口也非常强劲，现如今其出口却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乃至于要面临包括就业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危机。 有专家指出，美国和中国在接下来几年里，由于农村人口又从城市向农村进行反流动，也将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失业。对此，斯蒂格利茨表示，作为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应对措施也必须是全球性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的政策也将影响到其他国家。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家出台的刺激政策还都不够的原因。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往往过度注重国内效应，而缺乏对国际效应的重视。”他因此认为，全球经济回暖不会特别快。
斯蒂格利茨强调，在实施经济刺激措施时，必须有长远的眼光，着眼于长远的需求，而非建造一个过去被事实证明已经失败的金融或者经济体系。与此同时，必须有一些后续的经济措施，并对微观经济非常敏感，“在失去工作的地方创造就业。”
谈起中国，他表示“当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将是一个机遇。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设定的愿景中，就是要建立和谐社会。但其前提是，必须要减少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在这方面，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另外，要建立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模式”。
为中小企业进一步“松绑”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是该地区很好地使用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国家。“我之前就说，如果好好学习经济学的话，中国可能就会收获8%以上的经济增长。而中国当时对凯恩斯经济学进行了很好的研究。这一点，为接下来十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他特别强调，尽管当前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方方面面的，包含了很多非常好的因素，但还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一点是，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目标虽好，但它的比例究竟好不好？“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讲，我总是希望能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教育。教育对一个创新型的经济体来说尤为重要。另外，对医疗的投入非常好，但它的基础实在太差，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多的投入。”
最大的一个问题，则是工业的调整。斯蒂格利茨指出，有些工业的调整可能会有损于竞争，并导致供需方面进一步不平衡。一些专家也认为，应该更多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而言，中小企业都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提供者。而且应当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相应调整。
还有就是要大力提高消费。斯蒂格利茨指出，尽管经济面临困难，仍然要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促进消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中国的老百姓对政府的这些措施非常有信心，即便外部面临的形势是如此严峻。人们也应该记住，哪怕增长率稍微低于预定目标，我们依然能够获得一些切切实实的发展。”
他认为，由于经济环境不排除进一步恶化的可能，真正的问题是能否保持经济发展的势头。所以，还应当将短期的刺激计划与长远需求结合起来。
然而，如何提高中国的需求？这对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个非常奇怪的问题。美国人的储蓄率几乎是零，尽管此前发生过的经济危机，曾使其储蓄率稍微提高了2-5%甚至更高的比例，却并没有改变美国人的消费方式。斯蒂格利希望“能有一种更好的方式”。
与之相比，中国的高储蓄率却是媒体和研究者一直讨论的话题。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如此之高？他发现，人们通常都是在讲居民储蓄问题，但中国居民储蓄比例只是略微有些高。当然，如果能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储蓄还能降低；而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带来直接或间接促进消费的效应。
斯蒂格利茨注意到，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不好，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尤其糟糕。很多小企业必须通过存钱来扩大自己的业务。如果它们的融资环境更好一些，中国的储蓄率就会降低一些。因此，非常有意思的是：对中国来说，并不只是居民在储蓄，居民的储蓄只是稍高而并非特别高，真正反常的是企业部门收入过高。它们利润过高，同时储蓄率过高，导致工人的工资水平过低。
换句话说，对中国而言，相对于居民储蓄，真正反常的是企业的储蓄行为。利润高的企业储蓄高合情合理，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中小企业恶劣的融资环境竟然也是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成因。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糟糕，很多小企业不得不通过存钱来扩大自己的融资可能性和融资额。
那么，如何提高工人的工资？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由于需求和人们的收入相关，而根据斯蒂格利茨的逻辑，企业的过高储蓄又和人们的低收入存在因果关系。这种情况下，针对扩大中国需求，他在开出的提高人们收入的药方中着重提到“要增加中小企业的数量，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并通过帮助工人建立更积极的工会来改善其状况，使他们能够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便显得合情合理了。
为投资畸高作好防备
“中国的传统发展模式，曾促进中国经济很好地发展，如今则必须考虑，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斯蒂格利茨预测，未来中国的高利润率将使中国的投资畸高，其带来一个问题是，供应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失衡，出口随之进一步失衡。他也深知“目前要处理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如果现在就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隐患，包括通货紧缩，以及宏观经济方面相应的危险”。
此外，他还指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自然资源定价太低，“如果把价格调高，将会赢得更多公共投资的资金”；第二个因素是利润很大的垄断行业，“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这尤其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严重的市场扭曲。”
照此来看，中国要做的事情，最关键的就是经济转型。斯蒂格利茨特别建议中国“进一步加强市场的主体地位，使中国经济更和谐、更可持续”。
人们分析现代经济问题时，“信息不对称”理论是经常用得到的重要工具。在创立该理论并由此获得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三位美国经济学家当中，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的名气最大。他被视为继凯恩斯之后强调政治与经济发展关系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并在宏观经济学、货币经济学、公共理论及国际事务乃至发展经济学领域都有所建树。
年届七旬的斯蒂格利茨简历如下：“出生于1942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教授，1979年获得约翰·贝茨·克拉克奖，1988年起在斯坦福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93年开始成为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团的主要成员，并从1995年6月起任该团主席。1997年起任世界银行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现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鲜有人知的是，斯蒂格利茨还是1995年政府间气候变化报告的主要作者，并因此分享了2007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这位“双料”诺贝尔奖得主，外表像金庸笔下银发白须的老顽童一样可爱，内心似悲天悯人的三闾大夫屈原一般可敬，身为国际大师，冷静而睿智。
有“中国通”之誉的斯蒂格利茨，一直以来，对中国经济及其发展模式予以持续的关注，并多次来华考察讲学。他连续多届应邀出席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召开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并做精彩报告。于该论坛间隙，笔者就热点经济问题对其进行访问。
【对话选登】
朱敏：我们关注到，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之下，各国贸易保护主义普遍抬头并有进一步发展的趋势，应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斯蒂格利茨：贸易保护主义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在华盛顿20国峰会上，大家曾经一致认为不能推行保护主义，但仅仅几个月后，就有17个国家采取了保护主义。这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件事。美国提出的“Buy America”（买美国货），无疑违背了WTO协定。另外一点也不容忽视，就是WTO协定很少考虑到穷国。它更多地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这其实比保护主义还糟糕。
朱敏：这样一股保护主义的“逆流”，无疑会给全球经济带来一系列危害，对全球化而言，这意味着什么？
斯蒂格利茨：我希望保护主义不要发生。各国都不推行保护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否则，这会使经济复苏变得更为困难。每个国家都推出了自己的经济刺激计划，旨在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这势必会滋生保护主义。而这样做的结果是，刺激计划带给本国的利益，最终会因为别国的保护主义政策而被抵消。如果每个国家都只追求自身利益，结果便是每个国家都变得更糟。在经济学中，这是很简单的道理。但不幸的是，消除贸易保护主义非常困难。
我们都知道，关税是一种重要的保护主义手段；与此同时，补贴也是一种重要的保护主义手段。在各国应对危机的经济刺激方案中，补贴的影响要比所有人想象的还要大，现在银行体系、汽车行业等众多领域都存在补贴现象。这类的保护主义做法对经济的复苏非常不利，经济刺激方案所带来的好处因此而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在这次危机后，要重新思考全球化的问题。
朱敏：从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来看，以您的观察，下一个十年究竟会走向何方？
斯蒂格利茨：全球的贫穷、环境恶化以及全球变暖等问题都非常重要。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改善经济的无效率：如何能将资源配置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如何保证我们消费的购买力能转化成社会真正需要的产品。我们应该做的，是在下一个十年，减缓全球变暖，在这一方面，已经有了足够的需求。
朱敏：关键是有没有一种政治机制和经济机制，将这些需求转变为现实？
斯蒂格利茨：我们将会有足够的激励和机会，去将这些需求转化为市场。就这个问题，我对联合国有过三个关键的建议：首先，需要一个新的全球信贷机构，而且它的监管应该比现有的机构更好；其次，要建立一个全球经济协调委员会；最后，要有一个新的全球储备体系。这是一个很早就被凯恩斯提出来的问题，但目前的系统运行并不好，所以，现在到了需要对其进行改革的时候。
朱敏：作为金融危机的肇发地和重灾区，美国经济无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由此而言，美国的世界经济发展引擎地位恐怕也要会受到影响，其危机究竟还要持续多久？
斯蒂格利茨：我认为美国仍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仍将是世界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因为美国金融行业的运转出现了问题，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走出危机，而且，其还有可能重复这样的故事：从一个泡沫走向另一个泡沫，所以，它以后可能无法达到如危机之前那样的影响力。今后，美国、中国、印度等国家，会共同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
应该着眼于长远的需求
对于这场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斯蒂格利茨一言以蔽之：“全球经济当前并未真正摆脱危机，仍充满不确定性。如发展的不平衡问题、资产泡沫带来的风险。”
硬币都有两面——全球化既带来好处，也带来相应的负面代价。美国向全球出口了有毒的贷款，如今又出口了它的经济衰退。由此，斯蒂格利茨对“中国可独善其身”的观点毫不赞同。
有件事他认为很有讽刺意味。那就是，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危机中受害最严重的，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里，像中国这样参与国际经济事务最多的国家，所面临的全球挑战也最为严重。即便是那些从前经济政策包括银行业及监管措施都较好的国家，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对很多国家产生了严重影响，波及到经济的各个方面，包括出口、投资、需求等。不过，斯蒂格利茨指出，与1997-1998年的那场危机不同的是，十几年前的金融危机回暖非常快，因为许多国家通过出口就迅速得到了经济的回升，各国经济相对还获得了较好的发展。而这次危机是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尽管前十年美国经济发展非常好、出口也非常强劲，现如今其出口却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乃至于要面临包括就业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危机。 有专家指出，美国和中国在接下来几年里，由于农村人口又从城市向农村进行反流动，也将导致数以千万计的人失业。对此，斯蒂格利茨表示，作为一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应对措施也必须是全球性的。“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的政策也将影响到其他国家。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国家出台的刺激政策还都不够的原因。这些国家的经济政策，往往过度注重国内效应，而缺乏对国际效应的重视。”他因此认为，全球经济回暖不会特别快。
斯蒂格利茨强调，在实施经济刺激措施时，必须有长远的眼光，着眼于长远的需求，而非建造一个过去被事实证明已经失败的金融或者经济体系。与此同时，必须有一些后续的经济措施，并对微观经济非常敏感，“在失去工作的地方创造就业。”
谈起中国，他表示“当前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将是一个机遇。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设定的愿景中，就是要建立和谐社会。但其前提是，必须要减少中国对出口的依赖。在这方面，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另外，要建立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模式”。
为中小企业进一步“松绑”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是该地区很好地使用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个国家。“我之前就说，如果好好学习经济学的话，中国可能就会收获8%以上的经济增长。而中国当时对凯恩斯经济学进行了很好的研究。这一点，为接下来十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
他特别强调，尽管当前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是方方面面的，包含了很多非常好的因素，但还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一点是，中国经济刺激计划的目标虽好，但它的比例究竟好不好？“站在一个学者的角度讲，我总是希望能把更多的钱投入到教育。教育对一个创新型的经济体来说尤为重要。另外，对医疗的投入非常好，但它的基础实在太差，所以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有更多的投入。”
最大的一个问题，则是工业的调整。斯蒂格利茨指出，有些工业的调整可能会有损于竞争，并导致供需方面进一步不平衡。一些专家也认为，应该更多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为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而言，中小企业都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提供者。而且应当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对整个金融体系进行相应调整。
还有就是要大力提高消费。斯蒂格利茨指出，尽管经济面临困难，仍然要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促进消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点是，中国的老百姓对政府的这些措施非常有信心，即便外部面临的形势是如此严峻。人们也应该记住，哪怕增长率稍微低于预定目标，我们依然能够获得一些切切实实的发展。”
他认为，由于经济环境不排除进一步恶化的可能，真正的问题是能否保持经济发展的势头。所以，还应当将短期的刺激计划与长远需求结合起来。
然而，如何提高中国的需求？这对美国人来说，无疑是个非常奇怪的问题。美国人的储蓄率几乎是零，尽管此前发生过的经济危机，曾使其储蓄率稍微提高了2-5%甚至更高的比例，却并没有改变美国人的消费方式。斯蒂格利希望“能有一种更好的方式”。
与之相比，中国的高储蓄率却是媒体和研究者一直讨论的话题。中国的储蓄率为什么如此之高？他发现，人们通常都是在讲居民储蓄问题，但中国居民储蓄比例只是略微有些高。当然，如果能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居民储蓄还能降低；而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将带来直接或间接促进消费的效应。
斯蒂格利茨注意到，更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不好，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尤其糟糕。很多小企业必须通过存钱来扩大自己的业务。如果它们的融资环境更好一些，中国的储蓄率就会降低一些。因此，非常有意思的是：对中国来说，并不只是居民在储蓄，居民的储蓄只是稍高而并非特别高，真正反常的是企业部门收入过高。它们利润过高，同时储蓄率过高，导致工人的工资水平过低。
换句话说，对中国而言，相对于居民储蓄，真正反常的是企业的储蓄行为。利润高的企业储蓄高合情合理，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中小企业恶劣的融资环境竟然也是高储蓄率的一个重要成因。中国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糟糕，很多小企业不得不通过存钱来扩大自己的融资可能性和融资额。
那么，如何提高工人的工资？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由于需求和人们的收入相关，而根据斯蒂格利茨的逻辑，企业的过高储蓄又和人们的低收入存在因果关系。这种情况下，针对扩大中国需求，他在开出的提高人们收入的药方中着重提到“要增加中小企业的数量，改善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并通过帮助工人建立更积极的工会来改善其状况，使他们能够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便显得合情合理了。
为投资畸高作好防备
“中国的传统发展模式，曾促进中国经济很好地发展，如今则必须考虑，未来将会是什么样子？”斯蒂格利茨预测，未来中国的高利润率将使中国的投资畸高，其带来一个问题是，供应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失衡，出口随之进一步失衡。他也深知“目前要处理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如果现在就解决这些问题，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隐患，包括通货紧缩，以及宏观经济方面相应的危险”。
此外，他还指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自然资源定价太低，“如果把价格调高，将会赢得更多公共投资的资金”；第二个因素是利润很大的垄断行业，“在一个竞争性的世界中，这尤其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严重的市场扭曲。”
照此来看，中国要做的事情，最关键的就是经济转型。斯蒂格利茨特别建议中国“进一步加强市场的主体地位，使中国经济更和谐、更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