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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张爱玲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性别意识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点。她以鲜明自觉的性别意识构筑了独特的女性书写风景。她既不认同长久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写作，也不趋同男性化的写作惯例。她以女性的书写策略构筑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话语模式，与男性文化符号系统遥遥抗衡，使真正的女性写作成为现实，
[关键词]张爱玲 性别意识 书写策略 细节描述
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张爱玲的文本像是一个梦魇，在无可名状的昏昧中凸显着直通人生本相的触目惊心的真实。她以一个纯然女性的气质和一个真正作家的气度，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下女人最本原的存在状态，以“地母”般的人性关怀对人性做了深入的探询和言说，显示出她独特的性别意识。她不认同长久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写作，也不趋同男性化的写作惯例。她以女性的书写策略构筑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话语模式，与男性文化符号系统遥遥抗衡。使真正的女性写作成为现实。
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西苏认为：女性写作有其独特的、区别于男权文化的语言，这是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它是反理性、无规范性、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的语言，然而它又并不完全排斥男性话语，相反。它一直在男性话语话语之内活动。她认为，这样的女性语言打乱了男性话语的秩序，“炸毁它、扭转它、抓住它，变它为己有，包容它、吃掉它，用自己的牙齿去咬那条舌头、从而为她自己创出一种嵌进去的语言”。这种语言是有性别的话言。张爱玲记录女性欲望的女性写作所具有的相当鲜明的女性特质，给作品带来了独有的女性话语模式。她拒绝长久以来以男性或者“仿男性”话语模式写作，以高度自觉和极为鲜明的性别意识，独创了迥异于男性的女性的话语模式。她抛弃了男性或“仿男性”话语中“超人”。“飞扬面”、“壮烈”的文体。用“妇人性”来概括“永恒”“安稳面”“苍凉”这种文体。她认为苍凉有启示性——它的显现会揭示素朴的真理。这个表述也表现出一种性别对照：如果壮烈、力量、辉煌是男性的，那么这种苍凉的美学境界无疑是女性的，具备了安稳、永恒。她通过细节描写、改写、创造意象等女性叙述与策略，来表现这种独有的女性气质的“苍凉”的文体，其中。细节描写是其中的一种
感性、繁琐、细腻的细节描述是接近于阴性的一种书写模式，因为这与女性认知与表述世界的方式是类似的，女性语言与其身体一样，往往是复数的、散发性，不是集中而是散漫，是感性居多，理性偏少。细节描写有时似乎与小说主题无关，但除去这些细节枝蔓。小说的丰盈充实就荡然无存，女性作家的文本往往呈现出这个特点，因为只有女性语言才足以表达女性经验。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有大量与主题无关的细节描述。如《红楼梦》、《金瓶梅》中对饮食、服饰、起居生活的感性描写。但在五四新文学价值体系下，男性话语范围里对细节描述是排斥的，因为细节描述是与“国家”“民族”“革命”等宏大、主流叙事相互抵触的。对此，周蕾教授在她的《现代性和叙事——女性的细节描述》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诠释。作家茅盾曾把这种细节描述方法就贬低为“记帐”。他认为要表现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应该能够从种种动作中找出一个重要的来描写，突出“单一”的，删除“复杂”的。显现“重要”的，去除“细节”的。鲁迅的小说也常常是少有繁芜的细节描写，以木刻般的简练深刻而取胜。这种“排斥细节”的文学观念与新文学中男性语言的价值观相吻合。以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观点来看。男性语言是集中的、理性的。有明确目的性的，与其身体一样。是以阳物为代表的“一”为中心。张爱玲的作品却肆意蔓延细节描述，与男性写作的中心主义和目的性背向而行。如相对于国家战争的宏大叙述，男婚女嫁是细节，但在《倾城之恋》中，却详细地描写了一对精明自私的男女如何相互算计，最后跌入婚姻陷阱的过程：相对于“五四”这个宏大的主题，情感就是一个细节，《五四遗事》却描写了一个曾经追求进步的男人先后娶得三个女子的故事。
通过细节张爱玲构筑了她的日常世界的空间——个女性化的“性别空间”。如李梵欧《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里所说的：“张爱玲借着她的细节描写逼迫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物质‘能指’上。这些‘能指’不过讲述着上海都会生活的另一种故事，也依着她个人的想象力‘重新塑造’了这个城市的空间——公共的和私人的，小的和大的。这个空间的性别是女性化的，因为这个空间是张爱玲站在一个纯然女性的立场上营造出来的一个小市民的拥挤的空间，和男性话语中民族国家大空间是相对立的。在这个空间里张爱玲关注的是普通人最平常的生活。这里没有轰轰烈烈。没有超人、没有飞扬、没有壮烈。生活的底子沉淀在最寻常的生活中。即使战争这样一个本应在国家这个大的公共空间里去展现的话题，张爱玲依然以她独有的性别意识在一个狭小的私密的空间去观照，如《封锁》，战争使得上海成为一个“孤岛”，面对民族战争这个轰轰烈烈的大场面，张爱玲描写的仍然是女人感兴趣的男人，女人的狭小空间。她自己公开表示，对除“饮食男女这两项”之外的一切生趣“能不理会的”就“一概不理会”。如清代李渔所言：人生就是戏台，历史也不过上戏台，而且只有两个人唱戏，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张爱玲承继了他的人生观。她把这个戏台安置在了狭小的电车车厢里，让一对陌生的男女上演了一场情与色的好戏。《倾城之恋》的战争也不过是给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表演做了背景。《色·戒》中的民族大义成了王佳芝铺开其内心情欲的不可缺的底子。张氏并非是真的漠视国家民族战争，而是愿意站在女性的立场上，透过生活浮层。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与男性话语叙述不同，她将关照点从“革命”本身转移到了“人”本身，因为战争也好，国家也好，身在其中的人才是鲜活的主体。她以一种女性的敏锐和细腻，把革命、战争等一切大题目微缩在一个小场景。社会的宏大壮阔是遥远而短暂的。终究成为过眼烟云。长久的是积淀在其中的芸芸众生普通的悲欢。人在“革命”中的挣扎、浮游、沉沦。张爱玲是以一种女性化的敏锐细腻来着意表现这些。相对于“宏大”的“细节”经过历史的过滤，反而是更为深刻地彰显了生命的真实，这才是历史真正积淀下来的最本质素朴的东西，是可以在这上面再描述其他东西的最沉稳结实的底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阐述了这个观点：“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素朴是人生安稳的底子，“但好的作品，还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给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所 以她认为“……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细节描述用在反映人物心理的变化和性格上，这大概是女性作家最为擅长的。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烟鹂的抱怨，性爱的缺乏，表现出的种种小怪癖。例如她常常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亲热，绝望地拉住女客的手，使人不舒服的亲热：她不愿意听见人的声音，常常打开无线电。她保留便秘的病，只是能够在浴室里长久盯着自己雪白的肚皮，不愿意与人交流。《花凋》中的郑夫人在家里总是走过来走过去去。凄冷地嗑着瓜子，一生如演着一出单调冗长的悲剧《鸿鸾禧》中娄太太无趣地为儿媳做的红色绣花鞋面。在这类不动声色的细节描述中，张爱玲的文字让读者感到颤栗，因为她揭示出在日常生活中的如此平淡重复的细节里。可能蕴含在女人心地深处的无数细小的怨毒情绪。同时也揭示出女人在婚姻中的悲哀的现实：婚姻中的责任、温暖、慰籍、贞洁等等美丽的光环后面是无始无终没有穷尽的苦役。意味着无论如何你必须也只能忍受那样的一个男人的一种状态。就如波伏娃所言：“她结了婚。再也没有了别的前途。这就是她在人世间的全部命运。”在家里。她现在总算有了自己的一点点地盘，却在苦恼地想：“‘永远只有这么一点点永远就是这个丈夫，这个住处。’她无所期待，也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可盼望的了”男人通过婚姻寻找的是对他们生存的扩大与证实。而不是纯粹的生存权，他们可以直接参与这个世界。而女人不可能直接影响未来或者世界，她只有以丈夫为中介。才可能超出自身，延伸到社会群体。如果丈夫拒绝做这个媒介时。女性在婚姻的无聊无奈就显得格外沉重。
《金锁记》中七巧的出场一节堪称经典：
……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着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一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是活不长的，我们尽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金锁记》
许多人阅读时忽视了其中的一个动作细节：七巧进门“四下里一看”，这一看把她在麻油店里的“活招牌”小门户的身份暴露无疑。在家庭里成员面前得不到尊重，在丈夫面前得不到性爱满足。这都加强了她生存的焦虑，她感到委屈，感到全世界的人都亏欠着她，她总是“四下里看”，总在打探着，寻摸着可能发泄的目标。张爱玲以女性的细腻特质挖掘出日常行为中隐藏的深幽的含义。一个自感委屈的怨者、一个强悍的弱者、一个不安全的焦虑者、一个无能的强者，以无能的力量毁灭别人，毁灭自己。她就是无数个“女人”。她就是个无数个“我们”。要寻摸什么她自己也不明白。可谁又能够清醒明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呢?女性固有的特质使张爱玲愿意感觉生命。不愿意解释。而细节是感觉生命存在的手段，细节所至，触手成春。
张爱玲认为细节可以是。无穷尽的因果网。一团乱丝。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隐约听见许多弦外之音齐鸣。觉得里面有深度阔度，觉得实在，我想这就是西谚所谓‘thering of true事实的金石声’。张爱玲的细节描述是为彰显生命现象背后的人性的本相，也即弦外之音，沉默之声。她是用一种统一的情感即人生的苍凉、虚无来观照这个细节的女性世界。她作品中的荒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上，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并且能够抵达这个细节世界最深处的层面——人性碎片。因而，她的琐碎的细节场面特别地具有直刺人性的穿透力。“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总之，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叙述是在困惑与不安中对女性自身的探询和言说。在几千年来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书写形式背后，张爱玲感觉到了也许还应该有另一种书写形式存在。她竭力用各种书写策略、书写手段去靠近它、完成它。细节描述是其书写策略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张爱玲的声音是个人的，同时也是整个女人的。对她的这种女性书写的悲凉体认，能够使我们可以加深对女性压抑历史的理解。也能够更感性地诠释她的“苍凉”美学。
[关键词]张爱玲 性别意识 书写策略 细节描述
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张爱玲的文本像是一个梦魇，在无可名状的昏昧中凸显着直通人生本相的触目惊心的真实。她以一个纯然女性的气质和一个真正作家的气度，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下女人最本原的存在状态，以“地母”般的人性关怀对人性做了深入的探询和言说，显示出她独特的性别意识。她不认同长久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写作，也不趋同男性化的写作惯例。她以女性的书写策略构筑了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史上真正意义上的女性话语模式，与男性文化符号系统遥遥抗衡。使真正的女性写作成为现实。
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西苏认为：女性写作有其独特的、区别于男权文化的语言，这是一种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它是反理性、无规范性、具有破坏性和颠覆性的语言，然而它又并不完全排斥男性话语，相反。它一直在男性话语话语之内活动。她认为，这样的女性语言打乱了男性话语的秩序，“炸毁它、扭转它、抓住它，变它为己有，包容它、吃掉它，用自己的牙齿去咬那条舌头、从而为她自己创出一种嵌进去的语言”。这种语言是有性别的话言。张爱玲记录女性欲望的女性写作所具有的相当鲜明的女性特质，给作品带来了独有的女性话语模式。她拒绝长久以来以男性或者“仿男性”话语模式写作，以高度自觉和极为鲜明的性别意识，独创了迥异于男性的女性的话语模式。她抛弃了男性或“仿男性”话语中“超人”。“飞扬面”、“壮烈”的文体。用“妇人性”来概括“永恒”“安稳面”“苍凉”这种文体。她认为苍凉有启示性——它的显现会揭示素朴的真理。这个表述也表现出一种性别对照：如果壮烈、力量、辉煌是男性的，那么这种苍凉的美学境界无疑是女性的，具备了安稳、永恒。她通过细节描写、改写、创造意象等女性叙述与策略，来表现这种独有的女性气质的“苍凉”的文体，其中。细节描写是其中的一种
感性、繁琐、细腻的细节描述是接近于阴性的一种书写模式，因为这与女性认知与表述世界的方式是类似的，女性语言与其身体一样，往往是复数的、散发性，不是集中而是散漫，是感性居多，理性偏少。细节描写有时似乎与小说主题无关，但除去这些细节枝蔓。小说的丰盈充实就荡然无存，女性作家的文本往往呈现出这个特点，因为只有女性语言才足以表达女性经验。中国古典文学中也有大量与主题无关的细节描述。如《红楼梦》、《金瓶梅》中对饮食、服饰、起居生活的感性描写。但在五四新文学价值体系下，男性话语范围里对细节描述是排斥的，因为细节描述是与“国家”“民族”“革命”等宏大、主流叙事相互抵触的。对此，周蕾教授在她的《现代性和叙事——女性的细节描述》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诠释。作家茅盾曾把这种细节描述方法就贬低为“记帐”。他认为要表现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应该能够从种种动作中找出一个重要的来描写，突出“单一”的，删除“复杂”的。显现“重要”的，去除“细节”的。鲁迅的小说也常常是少有繁芜的细节描写，以木刻般的简练深刻而取胜。这种“排斥细节”的文学观念与新文学中男性语言的价值观相吻合。以西方女权主义理论观点来看。男性语言是集中的、理性的。有明确目的性的，与其身体一样。是以阳物为代表的“一”为中心。张爱玲的作品却肆意蔓延细节描述，与男性写作的中心主义和目的性背向而行。如相对于国家战争的宏大叙述，男婚女嫁是细节，但在《倾城之恋》中，却详细地描写了一对精明自私的男女如何相互算计，最后跌入婚姻陷阱的过程：相对于“五四”这个宏大的主题，情感就是一个细节，《五四遗事》却描写了一个曾经追求进步的男人先后娶得三个女子的故事。
通过细节张爱玲构筑了她的日常世界的空间——个女性化的“性别空间”。如李梵欧《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里所说的：“张爱玲借着她的细节描写逼迫我们把注意力放在那些物质‘能指’上。这些‘能指’不过讲述着上海都会生活的另一种故事，也依着她个人的想象力‘重新塑造’了这个城市的空间——公共的和私人的，小的和大的。这个空间的性别是女性化的，因为这个空间是张爱玲站在一个纯然女性的立场上营造出来的一个小市民的拥挤的空间，和男性话语中民族国家大空间是相对立的。在这个空间里张爱玲关注的是普通人最平常的生活。这里没有轰轰烈烈。没有超人、没有飞扬、没有壮烈。生活的底子沉淀在最寻常的生活中。即使战争这样一个本应在国家这个大的公共空间里去展现的话题，张爱玲依然以她独有的性别意识在一个狭小的私密的空间去观照，如《封锁》，战争使得上海成为一个“孤岛”，面对民族战争这个轰轰烈烈的大场面，张爱玲描写的仍然是女人感兴趣的男人，女人的狭小空间。她自己公开表示，对除“饮食男女这两项”之外的一切生趣“能不理会的”就“一概不理会”。如清代李渔所言：人生就是戏台，历史也不过上戏台，而且只有两个人唱戏，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张爱玲承继了他的人生观。她把这个戏台安置在了狭小的电车车厢里，让一对陌生的男女上演了一场情与色的好戏。《倾城之恋》的战争也不过是给白流苏和范柳原的表演做了背景。《色·戒》中的民族大义成了王佳芝铺开其内心情欲的不可缺的底子。张氏并非是真的漠视国家民族战争，而是愿意站在女性的立场上，透过生活浮层。进一步深化了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与男性话语叙述不同，她将关照点从“革命”本身转移到了“人”本身，因为战争也好，国家也好，身在其中的人才是鲜活的主体。她以一种女性的敏锐和细腻，把革命、战争等一切大题目微缩在一个小场景。社会的宏大壮阔是遥远而短暂的。终究成为过眼烟云。长久的是积淀在其中的芸芸众生普通的悲欢。人在“革命”中的挣扎、浮游、沉沦。张爱玲是以一种女性化的敏锐细腻来着意表现这些。相对于“宏大”的“细节”经过历史的过滤，反而是更为深刻地彰显了生命的真实，这才是历史真正积淀下来的最本质素朴的东西，是可以在这上面再描述其他东西的最沉稳结实的底子。她在《自己的文章》里阐述了这个观点：“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之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素朴是人生安稳的底子，“但好的作品，还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给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所 以她认为“……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细节描述用在反映人物心理的变化和性格上，这大概是女性作家最为擅长的。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烟鹂的抱怨，性爱的缺乏，表现出的种种小怪癖。例如她常常给人一种莫名其妙的亲热，绝望地拉住女客的手，使人不舒服的亲热：她不愿意听见人的声音，常常打开无线电。她保留便秘的病，只是能够在浴室里长久盯着自己雪白的肚皮，不愿意与人交流。《花凋》中的郑夫人在家里总是走过来走过去去。凄冷地嗑着瓜子，一生如演着一出单调冗长的悲剧《鸿鸾禧》中娄太太无趣地为儿媳做的红色绣花鞋面。在这类不动声色的细节描述中，张爱玲的文字让读者感到颤栗，因为她揭示出在日常生活中的如此平淡重复的细节里。可能蕴含在女人心地深处的无数细小的怨毒情绪。同时也揭示出女人在婚姻中的悲哀的现实：婚姻中的责任、温暖、慰籍、贞洁等等美丽的光环后面是无始无终没有穷尽的苦役。意味着无论如何你必须也只能忍受那样的一个男人的一种状态。就如波伏娃所言：“她结了婚。再也没有了别的前途。这就是她在人世间的全部命运。”在家里。她现在总算有了自己的一点点地盘，却在苦恼地想：“‘永远只有这么一点点永远就是这个丈夫，这个住处。’她无所期待，也没有任何重要的事情可盼望的了”男人通过婚姻寻找的是对他们生存的扩大与证实。而不是纯粹的生存权，他们可以直接参与这个世界。而女人不可能直接影响未来或者世界，她只有以丈夫为中介。才可能超出自身，延伸到社会群体。如果丈夫拒绝做这个媒介时。女性在婚姻的无聊无奈就显得格外沉重。
《金锁记》中七巧的出场一节堪称经典：
……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着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一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是活不长的，我们尽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金锁记》
许多人阅读时忽视了其中的一个动作细节：七巧进门“四下里一看”，这一看把她在麻油店里的“活招牌”小门户的身份暴露无疑。在家庭里成员面前得不到尊重，在丈夫面前得不到性爱满足。这都加强了她生存的焦虑，她感到委屈，感到全世界的人都亏欠着她，她总是“四下里看”，总在打探着，寻摸着可能发泄的目标。张爱玲以女性的细腻特质挖掘出日常行为中隐藏的深幽的含义。一个自感委屈的怨者、一个强悍的弱者、一个不安全的焦虑者、一个无能的强者，以无能的力量毁灭别人，毁灭自己。她就是无数个“女人”。她就是个无数个“我们”。要寻摸什么她自己也不明白。可谁又能够清醒明了生命存在的意义呢?女性固有的特质使张爱玲愿意感觉生命。不愿意解释。而细节是感觉生命存在的手段，细节所至，触手成春。
张爱玲认为细节可以是。无穷尽的因果网。一团乱丝。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可以隐约听见许多弦外之音齐鸣。觉得里面有深度阔度，觉得实在，我想这就是西谚所谓‘thering of true事实的金石声’。张爱玲的细节描述是为彰显生命现象背后的人性的本相，也即弦外之音，沉默之声。她是用一种统一的情感即人生的苍凉、虚无来观照这个细节的女性世界。她作品中的荒凉的基调是建立在对于日常生活的描述上，而且是对日常细节的不厌其烦的描述上，并且能够抵达这个细节世界最深处的层面——人性碎片。因而，她的琐碎的细节场面特别地具有直刺人性的穿透力。“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引人入胜的，而主题永远悲观。一切对于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总之，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叙述是在困惑与不安中对女性自身的探询和言说。在几千年来的人们习以为常的书写形式背后，张爱玲感觉到了也许还应该有另一种书写形式存在。她竭力用各种书写策略、书写手段去靠近它、完成它。细节描述是其书写策略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张爱玲的声音是个人的，同时也是整个女人的。对她的这种女性书写的悲凉体认，能够使我们可以加深对女性压抑历史的理解。也能够更感性地诠释她的“苍凉”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