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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长明灯》塑造了“疯子”以象征启蒙者之“原罪”，塑造“吉光屯”以象征启蒙场域的麻木性，塑造“长明灯”以象征庸俗之难反。这三个艺术符号是鲁迅表达启蒙困顿的表征。
无论是劝告屯民熄灯过程中的苦口婆心，还是劝解不成而想放火烧庙等行为，都集中表征“疯子”无疑是启蒙精英的代表。笔者认为，“疯子”之疯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则“疯”在生理上。在屯民看来，“疯子”有着与正常人迥异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屯民社会常态现实下的紊乱式变态性。此外，“疯”具有社会学意义，具有反讽的意味。“疯”是社会大多数对個别少数不合群行为的定义，而当整个社会都“疯”的时候，“非疯子”就理所当然成为“疯子”了。正如福柯所言，“疯人的灵魂并不疯”，有时候“疯狂的终极语言，便是理性的语言”。这两者在“疯子”形象上互为补充，同构其存在的意义。二则就社会学意义而言，“疯子”是理性之“疯”、启蒙之“疯”。然而，其病理学上的“疯”终结了“疯子”的正常人生活，屯民将其定位为病人，是“疯子”身为启蒙者而启蒙失败的根源。
首先是“疯子”对“启蒙”的宣传手段值得商榷。“熄灯”作为启蒙手段本身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出在“疯子”说服屯民熄灯的理由上。“疯子”向乡民传播熄灯之利益时，宣称“熄了便再不会有蝗虫和病痛”，“都应该吹熄……吹熄。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这难道不是和乡民迷信一样的另一种偏执的迷信吗？由此可见，以迷信反对迷信，终究还是迷信，“疯子”算不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战士”。
其次是“疯子”为何两次发疯也值得反思。第一次体现了所谓的启蒙者的幼稚。“疯子”“闯进去，要去吹”，可见其对熄灯的坚定，然而却容易轻信屯民，随便一张厚棉被就将其糊弄过去，被骗后的“疯子”恢复常态的生活。第二次更是毫无策略可言。“疯子”先是延续原先的熄灯方法，未果转而大嚷着放火烧庙，终于导致被关社庙的结局。“放火”确实可见“疯子”之勇，却“勇”而无谋。
最后是“疯子”的出身。纵观《长明灯》全篇，找不到“疯子”任何启蒙文化背景：既没有表明其为“学西者”，也非“国学者”。在只言片语中，只知道其祖父做过官，父亲是个不信神的人，从其“蓝布破大衫”（参照《孔乙己》的长衫叙事）来看，似乎是个读书人。显然，作者有意模糊“疯子”的文化背景，塑造一个缺乏文化身份的人物。统计全文出场人物，除“孩子”意象群，只有“疯子”一人以其自身特点（“疯”）称呼其人而无姓名字号。无姓则无宗族，无名则无个体存在个性标志。直到最后，亲眷“四爷”抢夺其房屋，使计将其关进社庙。“疯子”和“阿Q”相似，无论是均“住在”社庙（土谷祠），还是无名无姓、无宗无祖、无业无产，都和阿Q如出一辙。此时，“疯子”还有任何启蒙的能力和资本吗？难怪“疯子”“总含着悲愤疑惧的神情”：悲愤者，是“启蒙者”被吃；疑惧者，是启蒙无效。
庸俗难反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吉光屯”作为牢不可破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空间，拥有扼杀一切内部不稳定因素的文化场域。可以说，“疯子”和“吉光屯”之间，是文化个体与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抗，是试图打破朽烂不堪的庸俗控制下的稳定与维护稳定之间的战争。然而，“吉光屯”的“铁屋子”强大到几乎没有被打破的可能。
《长明灯》中塑造出三个典型公共空间：“茶馆”“社庙”“客厅”。此三者对吉光屯秩序的维护在物质层面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明灯》的开场，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阔亭等人在“茶馆”中议论“疯子”，可见“茶馆”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其象征信息交流场域。吉光屯作为封闭的文化空间，屯民的生活基本上处于静止的状态。“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屯民的深居生活方式必然需要信息的交换空间，由此茶馆作为一个信息开放的空间就有了存在的意义。正是阔亭、方头、灰五婶等人在茶馆攀谈的过程，使各人的信息得到有效交流，并为扼杀启蒙者谋策划略。
社庙作为长明灯的长明之所，是吉光屯秩序的象征。社庙是祭祀鬼神、瞻仰长明灯的场所，祭祀鬼神其实是维持人间秩序，这是统治的手段与策略。《长明灯》是“疯子”与屯民围绕熄灯与护灯、烧庙与护庙展开的叙事。“疯子”的全部努力就是破坏文化共同体的旧秩序。
“疯子”之所以失败，主要来源于四爷“客厅”的阻挠，“客厅”也就成了维护秩序的权力场域。作者叙事“客厅”时，有意使用“中枢”“首座”“不易瞻仰”等有强烈权力等级意味的词汇，将“客厅”塑造成吉光屯的权力中心。
“茶馆”“社庙”“客厅”三者组成了一整套维护文化共同体内部稳定的完整体系，这套体系牢牢稳固住文化共同体内部的每一个环节。
文化共同体稳定性的维护，有赖于庸众的“努力”。在《长明灯》中，这种维护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屯民对原有秩序的偏执固守。文化共同体中有一套自成体系的运作方式，这体现在吉光屯对长明灯的信守、对鬼神的敬信上，这一套系统“保护”着吉光屯笼罩在神的吉光下，虽然死气沉沉却稳定有序。
其次是庸众对意欲破坏稳定的启蒙者的残忍虐杀。这一个主题在鲁迅小说里反复出现，诸如夏瑜因启蒙而被启蒙者“吃”掉等。为维持文化共同体的稳定，所有不稳定因素都将被排查清除。“疯子”第一次“疯”时，屯民的办法是瞒与骗，这也算一种相对比较温和的对抗方式。直到第二次发疯，屯民对“疯子”是处处弥漫血腥味的镇压。“我们倒应该想个法子来除掉他”，“这样的东西，打死了就完了”，可见庸众与启蒙者之间水火不相容的紧张对立关系，庸众对启蒙者有着杀之而后快的痛恨感。集体对个体的虐杀，个体是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的。“去年，连各庄就打死一个：这种子孙。大家一口咬定，说是同时同刻，大家齐动手，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谁，后来什么事也没有”，也就是说，文化共同体根本没有可能孕育成功的启蒙者的土壤，要么是沉睡不醒的庸众，要么是醒了也会被庸众扼杀在摇篮中的先行者。更可悲的是，“一起动手”明示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力。法不责众的社会环境让纵凶者逍遥法外，这使其愈加肆无忌惮地残杀启蒙者，而社会变革就愈加困难。这就是启蒙无效的循环怪圈。 最后是孩子无救。孩子是吉光屯的未来，是未来屯子的掌事者。可悲的是，《长明灯》中的孩子却并非未来的“疯子”，而是未来的“郭老娃”“四爷”和“阔亭”一干庸众。这是鲁迅对启蒙无效最绝望的言说。“郭老娃”“阔亭”“孩子”象征着吉光屯的三代人。当曾为孩子的阔亭走进不易瞻仰的郭老娃的客厅时，那种对高位的祈盼溢于言表。也就是说，孩子终将是阔亭，从而是郭老娃。庸众们而非“疯子”掌握了吉光屯的话语权，其拥有诠释社会“疯癫”与“文明”的话语权力。“我们屈服于权力来进行真理的生产，而且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使用权力，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是如此”，在吉光屯中，以郭老娃为代表的庸众牢牢掌控话语权力。乡土中国对前辈经验具有不可更易的服从心态，“从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庸众将“疯子”命定为“疯子”，并将这样的观念灌输给下一代的“孩子”，“疯子”理所当然成为“疯子”而存在于孩子的观念里。孩子长大以后，自然而然成为“疯子”。这样的吉光屯是永远也不会有新生力量的。“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鲁迅相信环境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诸如吉光屯的环境断然培养不出进步的国民来。所以鲁迅才会说，“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不仅如此，孩子也加入到棒杀“疯子”的行列中来。“短的头发上粘着两片稻草叶，那该是孩子暗暗地从背后给他放上去的”，可见“孩子”对“疯子”的戏弄与戏耍的态度。更为甚者，“一个赤膊孩子擎起他玩弄的苇子，对他瞄准着，将樱桃似的小口一张，道：‘吧！’”此外还有文本的结尾，“赤膊的还将苇子向后一指，从喘吁吁的樱桃似的小嘴唇里吐出清脆的一聲道：‘吧！’”同样的情节在短短四千言的文本中出现两次，可见其重要性。鲁迅无非想告诉读者，孩子对启蒙者根本无任何的同情心理，更别说跟随启蒙者的脚步走向启蒙之路了。相反，种种迹象表明，孩子已经被“启”了虐杀启蒙者的“蒙”了。
鲁迅以“长明灯”作为篇名，可见此意象的关键意义，而这同样与庸俗难反息息相关。意欲破解“长明灯”的象征意义，需理清“长明灯”的历史出处与寓意源流。“长明灯”作为佛教的礼佛之器，见于《达摩破相论》：“即正觉心也，以觉明了，喻之为灯；是故一切求解脱者，以身为灯台，心为灯炷，增诸戒行，以为添油；智慧明达，喻如灯火。当燃如是真正觉灯，照破一切无明痴暗，能以此法，转相开示，即是一灯燃百千灯，以灯续然，然灯无尽，故号长明”。长明灯又叫无尽灯，据《维摩诘经·菩萨品》所言：“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夫一菩萨开导百千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灭尽，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无尽灯也”。由此可见，佛教中的“长明灯”，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长明灯”为“求解脱者”指明方向。在佛教看来，想要智慧明达而获得正觉之心，当如长明灯般，照亮黑暗。显然，“长明灯”就是启蒙的佛光，是“启蒙者”（佛陀）的化身。二是以灯传灯暗寓开示众生，传播佛法。一灯亮而点燃百千灯亮，是将光明传播给千万众生，是先行者开导愚昧生民的隐喻。以灯之不灭喻指佛法无尽长明。由此可见，“长明灯”正有启蒙者对庸众教化启蒙的内涵。
综上所述，鲁迅所用“长明灯”的内涵，无疑借鉴了佛经并对中国文学中的“长明灯”意象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其内涵大体可概括为教化启蒙积极意义的象征。这似乎与身为启蒙者的“疯子”的熄灯行为有悖，其实不然。
“长明灯”的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长明灯”进入中国文化后出现的两种现象。一是被“染缸”所染而庸俗化。“长明灯”作为印度文化进入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带来新鲜的文化因子，毫无疑问是一种积极的文化。然而，正如鲁迅所言：“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又言：“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鲁迅对于中国文化有着难以纾解的悲观。一切外来的新事物，都会在中国本土庸俗社会文化的沾染下变得漆黑，成为本土朽败文化的同流合污者。前文提及，中国文化从内部无法打破，在这里，外部的力量同样没有办法将这个“酱缸”打破。所以，鲁迅有“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都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的绝望。二是庸众将“长明灯”漆黑成庸俗，并敬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亘古真理的迷信行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尚古文化，越古就越正确，缺乏变革精神。“染缸”中国的“染色”能力，早在汉朝佛教东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鲁迅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说，“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例如佛教东来时有几个佛徒译经传道，则道士们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而现在的许多佛教徒，却又以国粹自命而排斥西学了……）”。天下中心的宇宙观给了中国文化自封自闭的哲学土壤，佛教东传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与异质文化的接触，“染缸”最终还是将“长明灯”染成了庸俗供奉在社庙中。鲁迅以史为鉴，悟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终将重蹈覆辙。“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笔者认为，鲁迅“五四”期间的“颓唐”与“染缸”中国的文化氛围不无相关。
鲁迅为“疯子”想到最后的方法是“放火”，这是“启蒙”最彻底的策略与无奈之举。“火”是启蒙的“光”，是比“长明灯”更加热烈的光，以火灭火是鲁迅的大胆新颖的创见。只有火，才能烧毁庸众所迷信的“长明灯”，烧毁“社庙”，烧毁“染缸”，烧毁一切，之后才有重建的可能。鲁迅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火上，“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然烈火在下，出为地囱，一旦偾兴，万有同坏”。这是鲁迅为新文化的建设开创了一条玉石俱焚的路。然而，“疯子”终于还是失败了，在庸众的打压下一败涂地。“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可见鲁迅对于“启蒙”所持的悲观态度。
当“疯子”被关进社庙时，有一段描写意味深长。“未到黄昏时分，天下已经泰平，或者竟是全都忘却了，人们的脸上不特已不紧张，并且早褪尽了先前的喜悦的痕迹”，“疯子”用自由所换来的“启蒙”，只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未到黄昏时分”，“疯子”带来的紧张已经在吉光屯的上空烟消云散，剩下的还是那盏闪着“绿莹莹”火光的“长明灯”，启蒙了无痕迹。
（暨南大学文学院）
无论是劝告屯民熄灯过程中的苦口婆心，还是劝解不成而想放火烧庙等行为，都集中表征“疯子”无疑是启蒙精英的代表。笔者认为，“疯子”之疯至少有两层含义。一则“疯”在生理上。在屯民看来，“疯子”有着与正常人迥异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屯民社会常态现实下的紊乱式变态性。此外，“疯”具有社会学意义，具有反讽的意味。“疯”是社会大多数对個别少数不合群行为的定义，而当整个社会都“疯”的时候，“非疯子”就理所当然成为“疯子”了。正如福柯所言，“疯人的灵魂并不疯”，有时候“疯狂的终极语言，便是理性的语言”。这两者在“疯子”形象上互为补充，同构其存在的意义。二则就社会学意义而言，“疯子”是理性之“疯”、启蒙之“疯”。然而，其病理学上的“疯”终结了“疯子”的正常人生活，屯民将其定位为病人，是“疯子”身为启蒙者而启蒙失败的根源。
首先是“疯子”对“启蒙”的宣传手段值得商榷。“熄灯”作为启蒙手段本身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出在“疯子”说服屯民熄灯的理由上。“疯子”向乡民传播熄灯之利益时，宣称“熄了便再不会有蝗虫和病痛”，“都应该吹熄……吹熄。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这难道不是和乡民迷信一样的另一种偏执的迷信吗？由此可见，以迷信反对迷信，终究还是迷信，“疯子”算不得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战士”。
其次是“疯子”为何两次发疯也值得反思。第一次体现了所谓的启蒙者的幼稚。“疯子”“闯进去，要去吹”，可见其对熄灯的坚定，然而却容易轻信屯民，随便一张厚棉被就将其糊弄过去，被骗后的“疯子”恢复常态的生活。第二次更是毫无策略可言。“疯子”先是延续原先的熄灯方法，未果转而大嚷着放火烧庙，终于导致被关社庙的结局。“放火”确实可见“疯子”之勇，却“勇”而无谋。
最后是“疯子”的出身。纵观《长明灯》全篇，找不到“疯子”任何启蒙文化背景：既没有表明其为“学西者”，也非“国学者”。在只言片语中，只知道其祖父做过官，父亲是个不信神的人，从其“蓝布破大衫”（参照《孔乙己》的长衫叙事）来看，似乎是个读书人。显然，作者有意模糊“疯子”的文化背景，塑造一个缺乏文化身份的人物。统计全文出场人物，除“孩子”意象群，只有“疯子”一人以其自身特点（“疯”）称呼其人而无姓名字号。无姓则无宗族，无名则无个体存在个性标志。直到最后，亲眷“四爷”抢夺其房屋，使计将其关进社庙。“疯子”和“阿Q”相似，无论是均“住在”社庙（土谷祠），还是无名无姓、无宗无祖、无业无产，都和阿Q如出一辙。此时，“疯子”还有任何启蒙的能力和资本吗？难怪“疯子”“总含着悲愤疑惧的神情”：悲愤者，是“启蒙者”被吃；疑惧者，是启蒙无效。
庸俗难反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吉光屯”作为牢不可破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空间，拥有扼杀一切内部不稳定因素的文化场域。可以说，“疯子”和“吉光屯”之间，是文化个体与文化共同体之间的对抗，是试图打破朽烂不堪的庸俗控制下的稳定与维护稳定之间的战争。然而，“吉光屯”的“铁屋子”强大到几乎没有被打破的可能。
《长明灯》中塑造出三个典型公共空间：“茶馆”“社庙”“客厅”。此三者对吉光屯秩序的维护在物质层面上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长明灯》的开场，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阔亭等人在“茶馆”中议论“疯子”，可见“茶馆”的重要性。笔者认为，其象征信息交流场域。吉光屯作为封闭的文化空间，屯民的生活基本上处于静止的状态。“这屯上的居民是不大出行的”，屯民的深居生活方式必然需要信息的交换空间，由此茶馆作为一个信息开放的空间就有了存在的意义。正是阔亭、方头、灰五婶等人在茶馆攀谈的过程，使各人的信息得到有效交流，并为扼杀启蒙者谋策划略。
社庙作为长明灯的长明之所，是吉光屯秩序的象征。社庙是祭祀鬼神、瞻仰长明灯的场所，祭祀鬼神其实是维持人间秩序，这是统治的手段与策略。《长明灯》是“疯子”与屯民围绕熄灯与护灯、烧庙与护庙展开的叙事。“疯子”的全部努力就是破坏文化共同体的旧秩序。
“疯子”之所以失败，主要来源于四爷“客厅”的阻挠，“客厅”也就成了维护秩序的权力场域。作者叙事“客厅”时，有意使用“中枢”“首座”“不易瞻仰”等有强烈权力等级意味的词汇，将“客厅”塑造成吉光屯的权力中心。
“茶馆”“社庙”“客厅”三者组成了一整套维护文化共同体内部稳定的完整体系，这套体系牢牢稳固住文化共同体内部的每一个环节。
文化共同体稳定性的维护，有赖于庸众的“努力”。在《长明灯》中，这种维护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屯民对原有秩序的偏执固守。文化共同体中有一套自成体系的运作方式，这体现在吉光屯对长明灯的信守、对鬼神的敬信上，这一套系统“保护”着吉光屯笼罩在神的吉光下，虽然死气沉沉却稳定有序。
其次是庸众对意欲破坏稳定的启蒙者的残忍虐杀。这一个主题在鲁迅小说里反复出现，诸如夏瑜因启蒙而被启蒙者“吃”掉等。为维持文化共同体的稳定，所有不稳定因素都将被排查清除。“疯子”第一次“疯”时，屯民的办法是瞒与骗，这也算一种相对比较温和的对抗方式。直到第二次发疯，屯民对“疯子”是处处弥漫血腥味的镇压。“我们倒应该想个法子来除掉他”，“这样的东西，打死了就完了”，可见庸众与启蒙者之间水火不相容的紧张对立关系，庸众对启蒙者有着杀之而后快的痛恨感。集体对个体的虐杀，个体是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的。“去年，连各庄就打死一个：这种子孙。大家一口咬定，说是同时同刻，大家齐动手，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谁，后来什么事也没有”，也就是说，文化共同体根本没有可能孕育成功的启蒙者的土壤，要么是沉睡不醒的庸众，要么是醒了也会被庸众扼杀在摇篮中的先行者。更可悲的是，“一起动手”明示文化共同体的集体行动力。法不责众的社会环境让纵凶者逍遥法外，这使其愈加肆无忌惮地残杀启蒙者，而社会变革就愈加困难。这就是启蒙无效的循环怪圈。 最后是孩子无救。孩子是吉光屯的未来，是未来屯子的掌事者。可悲的是，《长明灯》中的孩子却并非未来的“疯子”，而是未来的“郭老娃”“四爷”和“阔亭”一干庸众。这是鲁迅对启蒙无效最绝望的言说。“郭老娃”“阔亭”“孩子”象征着吉光屯的三代人。当曾为孩子的阔亭走进不易瞻仰的郭老娃的客厅时，那种对高位的祈盼溢于言表。也就是说，孩子终将是阔亭，从而是郭老娃。庸众们而非“疯子”掌握了吉光屯的话语权，其拥有诠释社会“疯癫”与“文明”的话语权力。“我们屈服于权力来进行真理的生产，而且只能通过真理的生产来使用权力，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是如此”，在吉光屯中，以郭老娃为代表的庸众牢牢掌控话语权力。乡土中国对前辈经验具有不可更易的服从心态，“从每个人说，在他出生之前，已经有人替他准备下怎样去应付人生道上所可能发生的问题了”。庸众将“疯子”命定为“疯子”，并将这样的观念灌输给下一代的“孩子”，“疯子”理所当然成为“疯子”而存在于孩子的观念里。孩子长大以后，自然而然成为“疯子”。这样的吉光屯是永远也不会有新生力量的。“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鲁迅相信环境对于孩子的影响是巨大的，而诸如吉光屯的环境断然培养不出进步的国民来。所以鲁迅才会说，“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不仅如此，孩子也加入到棒杀“疯子”的行列中来。“短的头发上粘着两片稻草叶，那该是孩子暗暗地从背后给他放上去的”，可见“孩子”对“疯子”的戏弄与戏耍的态度。更为甚者，“一个赤膊孩子擎起他玩弄的苇子，对他瞄准着，将樱桃似的小口一张，道：‘吧！’”此外还有文本的结尾，“赤膊的还将苇子向后一指，从喘吁吁的樱桃似的小嘴唇里吐出清脆的一聲道：‘吧！’”同样的情节在短短四千言的文本中出现两次，可见其重要性。鲁迅无非想告诉读者，孩子对启蒙者根本无任何的同情心理，更别说跟随启蒙者的脚步走向启蒙之路了。相反，种种迹象表明，孩子已经被“启”了虐杀启蒙者的“蒙”了。
鲁迅以“长明灯”作为篇名，可见此意象的关键意义，而这同样与庸俗难反息息相关。意欲破解“长明灯”的象征意义，需理清“长明灯”的历史出处与寓意源流。“长明灯”作为佛教的礼佛之器，见于《达摩破相论》：“即正觉心也，以觉明了，喻之为灯；是故一切求解脱者，以身为灯台，心为灯炷，增诸戒行，以为添油；智慧明达，喻如灯火。当燃如是真正觉灯，照破一切无明痴暗，能以此法，转相开示，即是一灯燃百千灯，以灯续然，然灯无尽，故号长明”。长明灯又叫无尽灯，据《维摩诘经·菩萨品》所言：“无尽灯者，譬如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不尽……夫一菩萨开导百千众生，令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於其道意，亦不灭尽，随所说法，而自增益一切善法。是名无尽灯也”。由此可见，佛教中的“长明灯”，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长明灯”为“求解脱者”指明方向。在佛教看来，想要智慧明达而获得正觉之心，当如长明灯般，照亮黑暗。显然，“长明灯”就是启蒙的佛光，是“启蒙者”（佛陀）的化身。二是以灯传灯暗寓开示众生，传播佛法。一灯亮而点燃百千灯亮，是将光明传播给千万众生，是先行者开导愚昧生民的隐喻。以灯之不灭喻指佛法无尽长明。由此可见，“长明灯”正有启蒙者对庸众教化启蒙的内涵。
综上所述，鲁迅所用“长明灯”的内涵，无疑借鉴了佛经并对中国文学中的“长明灯”意象进行了现代性改造，其内涵大体可概括为教化启蒙积极意义的象征。这似乎与身为启蒙者的“疯子”的熄灯行为有悖，其实不然。
“长明灯”的本身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在于“长明灯”进入中国文化后出现的两种现象。一是被“染缸”所染而庸俗化。“长明灯”作为印度文化进入中国文化，为中国文化带来新鲜的文化因子，毫无疑问是一种积极的文化。然而，正如鲁迅所言：“中国大约太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新东西去，都变成漆黑”。又言：“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鲁迅对于中国文化有着难以纾解的悲观。一切外来的新事物，都会在中国本土庸俗社会文化的沾染下变得漆黑，成为本土朽败文化的同流合污者。前文提及，中国文化从内部无法打破，在这里，外部的力量同样没有办法将这个“酱缸”打破。所以，鲁迅有“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都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的绝望。二是庸众将“长明灯”漆黑成庸俗，并敬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亘古真理的迷信行为。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尚古文化，越古就越正确，缺乏变革精神。“染缸”中国的“染色”能力，早在汉朝佛教东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鲁迅深刻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才说，“凡当中国自身烂着的时候，倘有什么新的进来，旧的便照例有一种异样的挣扎。例如佛教东来时有几个佛徒译经传道，则道士们一面乱偷了佛经造道经，而这道经就来骂佛经，而一面又用了下流不堪的方法害和尚，闹得乌烟瘴气，乱七八糟（而现在的许多佛教徒，却又以国粹自命而排斥西学了……）”。天下中心的宇宙观给了中国文化自封自闭的哲学土壤，佛教东传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与异质文化的接触，“染缸”最终还是将“长明灯”染成了庸俗供奉在社庙中。鲁迅以史为鉴，悟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终将重蹈覆辙。“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笔者认为，鲁迅“五四”期间的“颓唐”与“染缸”中国的文化氛围不无相关。
鲁迅为“疯子”想到最后的方法是“放火”，这是“启蒙”最彻底的策略与无奈之举。“火”是启蒙的“光”，是比“长明灯”更加热烈的光，以火灭火是鲁迅的大胆新颖的创见。只有火，才能烧毁庸众所迷信的“长明灯”，烧毁“社庙”，烧毁“染缸”，烧毁一切，之后才有重建的可能。鲁迅将全部的希望寄托在火上，“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然烈火在下，出为地囱，一旦偾兴，万有同坏”。这是鲁迅为新文化的建设开创了一条玉石俱焚的路。然而，“疯子”终于还是失败了，在庸众的打压下一败涂地。“新主义宣传者是放火人么，也须别人有精神的燃料，才会着火”，可见鲁迅对于“启蒙”所持的悲观态度。
当“疯子”被关进社庙时，有一段描写意味深长。“未到黄昏时分，天下已经泰平，或者竟是全都忘却了，人们的脸上不特已不紧张，并且早褪尽了先前的喜悦的痕迹”，“疯子”用自由所换来的“启蒙”，只不过是一场毫无意义的闹剧，“未到黄昏时分”，“疯子”带来的紧张已经在吉光屯的上空烟消云散，剩下的还是那盏闪着“绿莹莹”火光的“长明灯”，启蒙了无痕迹。
（暨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