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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电影发祥地的上海，在洋洋百年历程中，书写着中国电影的辉煌，其中农村题材的影片也是硕果累累。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部反映农村题材的影片《喜盈门》，可以说是红遍全国，据统计，观众达5亿多人次，这是当今导演不敢想的数字。而这样一部被称作“又纯又正”的农村影片却诞生在上海这个大都市，更是一个奇迹。执导这部电影的就是上影厂的著名导演赵焕章。在而后的4年里，他又先后导演了脍炙人口的农村片《咱们的牛百岁》和《咱们的退伍兵》，这两部影片与先前的《喜盈门》合称为赵焕章的“农村三部曲”。值得一提的是，这“三部曲”荣获的金鸡、百花等奖项竟达10个之多，这在中国导演中恐怕也是罕见的。
当年的英雄今何在？不仅我们的农民兄弟们想念他，我们圈内的同仁也不时提起他，因为这“三部曲”，不论在上影厂，甚至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是个亮点。当年这几部电影的创作、拍摄和制作的成功经验，对今天来说，依然有着不寻常的意义。正是这个缘由，我开始寻访这位当年的红导演。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没想到我几经打听的赵焕章现在的寓所与我居住地只有一路之隔。当我见到他时，显然兴奋异常。81岁的赵焕章依然身板挺直，精神矍铄，思路清晰。遗憾的是他老伴多病缠身，离不开他的照料；且两人越老越相爱，只要离开一小时，老伴就会用床边的电话召唤他。为不影响老人，那天我们的访谈就安排在小区的物业办公室里。赵焕章，不，现在该改称赵老了，他为我泡了茶，连连说，让你坐在这个地方，实在抱歉。我笑着说，这比你当年下农村生活的条件好多了。说得他也大笑起来。就这样，当年的“三部曲”，在我俩谈笑中，犹如在影院里一般又重映起来。
当导演之前他曾是位演员
记者：赵老，你的农村“三部曲”，当年红遍全国。你那么尽心于拍摄农村片，这是否与你很熟悉农村生活有关？
赵焕章：其实农村和农民生活最初与我并不很密切。我是山东省利津县人，生于1930年，小时候喜欢读书，而且读得不错。所以，我虽出生在县城，可念高中时，已去济南了。
当时到城里，我心里还是很得意的，有种优越感，而且还赶上了好时机，1948年济南就解放了。我在省城毕业后就参加了山东省文联人民文工团，后来文工团并入山东大学，所以有机会在山大的戏剧专业学习。当时，团里的大部分人员都来自农村，非常朴实，身上有一股劳动气息。在文工团的时候我当演员，我演过话剧，也演过电影，我演的第一部大戏就是一部农村片，名字叫《王秀凤》，那时我刚19岁，但在片子里饰演的却是王秀凤的老公公。
记者：那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赵焕章：这是1952年，我从山东老区，算是“调干”来到上影厂。记得当时同来上海的有四十几个人。那年正是上海八家民营电影公司合并，也就是民营电影国有化改造。进电影厂后，我开始当演员，曾演过老导演沈浮的《斩断魔爪》等戏。但慢慢地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去学导演，于是从场记干起，到助理导演、副导演，再升为导演。其间，参加过《羊城暗哨》《小康人家》《鲁迅生平》《向海洋》等影片的拍摄；到拍摄《水手长的故事》《碧玉簪》《黄浦江的故事》等影片时，我已是助理导演了。“文革”期间，我与大家一样被下放到干校劳动。1972年，为拍摄群众文艺会演的小戏，我被调回厂里，开始导演小型戏曲片，后来才有了导演故事片的机会。这期间，我先后导演过《一副保险带》《新歌欢舞》《小小歌舞》《管得好》《战船台》《新风歌》《风浪》《海之恋》《这不是误会》《八仙的传说》等影片。1980年，我升任为导演，后来又被评为国家一级导演。
《喜盈门》一场笑声180次
记者：这农村三部曲，第一部是《喜盈门》，当时你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片子的？
赵焕章：说起《喜盈门》，那还得提起我在“文革”期间拍过的一个吕剧小戏叫《管得好》。这是个山东参加全国汇演的本子，作者是辛显令，当时在文化馆工作，平时写点诗歌，还搞小戏。正因为我拍过他写的戏，所以“文革”后，他想写故事片，问我行不行？我说，行啊。但鼓励的同时，我对他说，前期那些“小戏”都是为政策服务的，这不行。如果要写，应尊重电影的规律，要懂得电影如何反映生活。为此，我建议，应该探究永恒的主题。辛显令出手很快，不久就拿出修水库的本子。但一看，老毛病改也难，本子虽然也有人物有情节，但依然在图解政策，这马上就被否定了。我问他还有什么故事，他想了想说，在下面调研时，有家老人为了儿子结婚，让出了自己的住房，而住到了原来放置农具的西边房，结果“狠心”媳妇却不让公公出门经过中间的“走道”，公公只能把窗户当通道，每天“爬进爬出”。此事在乡里引起很大反响。我一听，觉得有戏，这“孝顺”关联到传统美德。我琢磨着通过电影讲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农村家庭故事，于是告诉辛显令，此题材有点意思，要他继续收集素材，完善这个故事。这就是后来《喜盈门》的最初原型。
记者：听说这本子写好后，没有马上投拍？
赵焕章：对，《喜盈门》写出来了，但我感到当时似乎时机还不够成熟。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家还都陷在“伤痕电影”、“反思电影”中，农村题材的片子没人重视。机会来了，1979年底，《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为什么农村片这么少”的问题，立马引起各电影厂的重视，大家纷纷抓起了农村片。我对厂里说，山东有一个关于农村家庭纠纷的戏很好。厂里马上要我把本子拿来，几个领导一看，都觉得基础很好。
就这样，辛显令被请到上海，住进了永福路的上影招待所。自此我开始帮助他修改剧本，足足改了两个月。那时我们熬夜再加上抽烟抽得厉害，每个人张开嘴，舌头都是黑的。乡下人被请到上海改电影，对当地来说，是件大事，从村镇到县里，领导都很重视。当时，我有权利帮助修改，但拍不拍我没有决定权。所以，我还真担心，让人家来，千改万改，万一不拍怎么向当地父老交待。情急之中，我想到了王世祯，他是上海影协的秘书长，又是《电影新作》的主编。我想，请他看看，剧本是否可发表？如能发表，到时不拍也算有个交代。没想到，世祯老看后，不仅决定发表，而且还发了个头篇。
1980年初农村经济改革，家庭内部的争端问题成为了社会的焦点。所以，《喜盈门》很快通过审查，这部以北方农村一个家庭婆媳之间的争端为主要内容、充满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片正式开拍。
记者：这部片子，甫一亮相就受到欢迎，特别是在农村，能否说一说当时的盛况？
赵焕章：那时各个厂都有个传统，就是影片完成后要有答谢放映，我们带着留厂拷贝巡回演出似的一级级往下跑。因为是上影拍的，就先在上海放，观众的笑声我都数得清楚，应该是在四五十次；后来到了济南，那里观众的笑声是七八十次；再到烟台，笑声达到一百多次；到了县城平度，笑声是一百二三十次；真正到了农村，笑声是一百七八十次了。我就感慨，这样的影片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越靠近家乡，掌声和笑声就越多，因为这些老乡真正懂得这部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
这部片子是在咱山东平度拍的。我记得那天下雨，但观众都坚持看完了，我们还开了个小型座谈会，也就是请农民谈谈感受。我一直记得一个农村老汉。他说，自己在看的时候，还注意观察四周的小媳妇、小伙子。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害羞，低着头。哈哈大笑的，往往是比较孝顺老人的；而害羞的，低头的，往往不太孝顺。所以，不孝顺的人看着电影觉得难为情。我想，这个老农不简单。后来评论《喜盈门》的文章很多，但我至今都觉得这位老农的评论是最棒的，他是权威的评论家。
《咱们的牛百岁》七易其稿
记者：我曾看过一份报道，据各地电影发行放映部门的反馈，你30年前拍的《喜盈门》，至今在农村仍是复映率最高的影片之一，这说明传统美德也是永恒主题。当时，《喜盈门》一登场就大受欢迎，就这促使你续写“第二曲”？
赵焕章：是啊。这第二部曲就是《咱们的牛百岁》。写《喜盈门》的辛显令在文化馆工作，而写《咱们的牛百岁》的袁学强就是个农民，一手把锄，一手写作。当我拍完《喜盈门》，还想为家乡拍个新戏，于是就让《喜盈门》的副导演武文朴到山东转一圈看看。当时在烟台正召开一个创作会议，看了推荐的一些作家的作品，觉得都不行。这时武文朴告诉我，听说还有个小说不错，发表在《泉城》杂志上，叫《庄稼人的脚步》，作者袁学强。其实袁学强那天也在创作会现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根本没有自我推荐的意识，坐在角落里任凭别人“毛遂自荐”。当我看完其小说，立时觉得不错，就决定改编。同样，他也被请到了上影文学部招待所。
记者：袁学强是个农民，请到上海，你教他学写电影？这得花多少心血啊！
赵焕章：当时就是这样。我告诉你，上影文学部招待所门卫一见到我来了，就笑着说，赵导来了，今晚不到深夜12点是关不了门的。
说实话，他们对电影虽不懂，但人聪明，又肯学，这使我很有信心。袁学强和辛显令一样，都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但真正“触电”却是刚开始。为使他们放下包袱，倾尽全力，我对两人都先“约法三章”：一是你们生活底子厚，但电影文学基础差，对电影不熟悉，不过可取长补短，我会尽力帮着你们把本子改好，这请放心。二是我会不断地贡献点子，但千万不要我什么意见你都吸收，符合实际的才说对；认为错的，就说错。在做人上要相互尊重，但在艺术上不要客气，要坚持真理，这是另一种更深的尊重，是尊重艺术。只要是为艺术负责，你说的话再难听，我也不会生气。三是，写一章，我看一章，但我改的地方不等于是定稿。因为我缺乏农村生活的经验，我改的难免凭想当然。我们要一个风格，就是原汁原味的农村味，不能非驴非马，所以最后要你们定夺，不能为了我而伤了原有的风格。
记者：从小说到电影，那是跨门类的再创造。你提携后生而甘当人梯，令人起敬。
赵焕章：这没什么，当时为出好剧本，我们上影厂的同仁们几乎都全力以赴，不求名不讲利。我记得《咱们的牛百岁》初稿完成后，就由我厂资深编辑刘福年来修改。刘福年是咱山东潍坊人，可巧，他刚接到任务，也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于是他带着剧本回山东奔丧。刘福年非常敬业，一边给母亲守灵，一边修改剧本，然后，回上海再改。而这时，我在济南的父亲也去世了。这不，我也带着剧本回济南，一边奔丧，一边改剧本。所以，袁学强说，因为他的一个剧本，弄得两个老人去世。他真的很感动。《咱们的牛百岁》，我们的确改得很辛苦，七易其稿才最后定稿。
记者：一个成功的电影，编、导、演，缺一不可，显然演员也在片中为之添彩。我记得《咱们的牛百岁》里，王馥荔的表演十分出彩，她还因此获得第七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赵焕章：是啊，王馥荔是位出色的演员，观众称她“天下第一嫂”。《咱们的牛百岁》是在荣成拍的，王馥荔在剧中饰演菊花。有这么一场戏：菊花跟村干部相好，村干部受批评。村里人就说她作风不好，搞破鞋。她又气又恨，摔倒在雪地里。当时拍摄时，没有雪，剧组就用化肥当雪，树枝上也摆弄上化肥，王馥荔一下子摔到“雪堆”里，也就是化肥堆里，化肥味道很刺激，能呛得人掉眼泪。当时我还特别注意，在她摔的地方多铺精盐，结果摔得不准确，还是摔到化肥堆里了，因为情节要求她不能马上起来，她摔“昏”了。王馥荔就那么一直硬撑着，味道再难闻，照样演戏。
还有一位，也值得一提，那就是已经离开我们的陈裕德。这个被电影界誉为“河南怪人”的演员，追求“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的艺术境界，在《咱们的牛百岁》中演田福一角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懒汉”演得惟妙惟肖，在当年“百花奖”评选最佳男配角时提名第二。两年后在影片《咱们的退伍兵》中饰演柳铁旦，终于以他精湛的表演征服了观众，荣获第九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咱们的退伍兵》只拍了70多天
记者：你的第三部曲是《咱们的退伍兵》，是著名老作家、“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马烽和孙谦的作品。当时业内就称赞说，老赵真有本事，5年里三部戏，每部都踏准时代的脚步，催人奋进，一部比一部好。
赵焕章：这是他们对我的鼓励。应该说，我欣喜地看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农村改革带来的显著变化。我要尽快地反映他们：《喜盈门》写的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初期的农村生活，侧重表现家庭伦理道德；《咱们的牛百岁》写了农业承包责任制初期联产到组时的那段生活，表现乡亲之间的互助友爱精神；而《咱们的退伍兵》则涉及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搞商品化生产的问题，揭示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1985年，当我看到马烽、孙谦两位老作家写的《咱们的退伍兵》电影文学本，真是一见钟情。我知道，马烽与孙谦是50年的老战友老同事，曾共同合作了电影《高山流水》《泪痕》《几度风雪几度春》《黄土坡的婆姨们》等。马峰后来还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我一看到他们的本子，顷刻就被浓厚的农村气息和贴近现实的新生活所吸引。
记者：我早就听说，马烽、孙谦两位的本子是从不让人修改的，这对你这个“完美主义者”来说，是不是出了难题？
赵焕章：马烽、孙谦这两位山西代表作家，生活底子厚、农村情况熟、深刻了解改革后农村新变化，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搞商品化生产的问题及时提显出来，这在当时有先导作用。应该说，老作家的剧本十分精彩，但从文学本子到真正拍摄，有些地方还要作改动。如你所说，这两位过去确曾发过话，他们的剧本是不改的。所以，这事确有点难为我。我想了又想，决定采用“对分镜头剧本提意见”的办法，把两老请到上海。想不到，两位不仅没生气，结果还给剧本又贡献了不少金点子。我们当然快马加鞭，夜以继日，很快修改定稿，决定拍摄。
影片规定的主要场景是夏天，可我们赶到山西外景却已是深秋，绿色已不存在了。于是只能用喷雾器把绿色喷上树叶，并从上海厂里运来塑料制的绿叶和花草，一枝一枝地扎在树上。剧组上下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只花了七十多天，就杀青了影片。这部电影拍摄的高速度在我导演生涯中令人难忘。
记者手记：
赵焕章的“三部曲”，为他的电影艺术生涯带来了辉煌。1980年拍摄的《喜盈门》摘走了文化部颁发的农村体裁优秀创作奖、优秀故事片奖，第五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二届金鸡奖荣誉奖等4个奖项；1983年，拍摄的《咱们的牛百岁》荣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第7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85年拍摄的《咱们的退伍兵》更是将第六届金鸡奖特别奖、第九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广电部优秀影片奖和解放军文艺奖一一收于囊中。1988年，他又荣膺“新时期全国影视十佳导演”的称号。
谈到为何在短短的五六年中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他总结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让我尝足了甜头，只有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现实的电影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赢得观众的欢迎。他深情地对记者说：“我最喜欢和那些生活底子深厚的作者合作，最反对那些脱离生活的胡编乱造。”为此，他甘当不挂名的剧本编辑，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作者修改剧本。“十年磨一戏”，戏演了还可以不断修改，影视是遗憾的艺术，拍好了“磨”也难。为此，每个剧本的“通关”斟之又酌：《喜盈门》五易其稿，《咱们的牛百岁》七易其稿……
当然这一切都源自对中国电影满怀创作激情和高度的责任感。赵老至今还认为，艺术可以走向市场，但创作切忌浮躁，真是一语中的。现在的影视圈，乱七八糟的绯闻不少，激动人心的新闻却不多。我想，重读当年“三部曲”的诞生故事，怀着对老艺术家的崇敬之心，当我们把色彩斑斓的生活化为可以传之久远的历史画卷时，该如何呢？
当年的英雄今何在？不仅我们的农民兄弟们想念他，我们圈内的同仁也不时提起他，因为这“三部曲”，不论在上影厂，甚至在中国电影史上，都是个亮点。当年这几部电影的创作、拍摄和制作的成功经验，对今天来说，依然有着不寻常的意义。正是这个缘由，我开始寻访这位当年的红导演。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没想到我几经打听的赵焕章现在的寓所与我居住地只有一路之隔。当我见到他时，显然兴奋异常。81岁的赵焕章依然身板挺直，精神矍铄，思路清晰。遗憾的是他老伴多病缠身，离不开他的照料；且两人越老越相爱，只要离开一小时，老伴就会用床边的电话召唤他。为不影响老人，那天我们的访谈就安排在小区的物业办公室里。赵焕章，不，现在该改称赵老了，他为我泡了茶，连连说，让你坐在这个地方，实在抱歉。我笑着说，这比你当年下农村生活的条件好多了。说得他也大笑起来。就这样，当年的“三部曲”，在我俩谈笑中，犹如在影院里一般又重映起来。
当导演之前他曾是位演员
记者：赵老，你的农村“三部曲”，当年红遍全国。你那么尽心于拍摄农村片，这是否与你很熟悉农村生活有关？
赵焕章：其实农村和农民生活最初与我并不很密切。我是山东省利津县人，生于1930年，小时候喜欢读书，而且读得不错。所以，我虽出生在县城，可念高中时，已去济南了。
当时到城里，我心里还是很得意的，有种优越感，而且还赶上了好时机，1948年济南就解放了。我在省城毕业后就参加了山东省文联人民文工团，后来文工团并入山东大学，所以有机会在山大的戏剧专业学习。当时，团里的大部分人员都来自农村，非常朴实，身上有一股劳动气息。在文工团的时候我当演员，我演过话剧，也演过电影，我演的第一部大戏就是一部农村片，名字叫《王秀凤》，那时我刚19岁，但在片子里饰演的却是王秀凤的老公公。
记者：那你什么时候来上海的？
赵焕章：这是1952年，我从山东老区，算是“调干”来到上影厂。记得当时同来上海的有四十几个人。那年正是上海八家民营电影公司合并，也就是民营电影国有化改造。进电影厂后，我开始当演员，曾演过老导演沈浮的《斩断魔爪》等戏。但慢慢地我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去学导演，于是从场记干起，到助理导演、副导演，再升为导演。其间，参加过《羊城暗哨》《小康人家》《鲁迅生平》《向海洋》等影片的拍摄；到拍摄《水手长的故事》《碧玉簪》《黄浦江的故事》等影片时，我已是助理导演了。“文革”期间，我与大家一样被下放到干校劳动。1972年，为拍摄群众文艺会演的小戏，我被调回厂里，开始导演小型戏曲片，后来才有了导演故事片的机会。这期间，我先后导演过《一副保险带》《新歌欢舞》《小小歌舞》《管得好》《战船台》《新风歌》《风浪》《海之恋》《这不是误会》《八仙的传说》等影片。1980年，我升任为导演，后来又被评为国家一级导演。
《喜盈门》一场笑声180次
记者：这农村三部曲，第一部是《喜盈门》，当时你是怎么想到要拍这部片子的？
赵焕章：说起《喜盈门》，那还得提起我在“文革”期间拍过的一个吕剧小戏叫《管得好》。这是个山东参加全国汇演的本子，作者是辛显令，当时在文化馆工作，平时写点诗歌，还搞小戏。正因为我拍过他写的戏，所以“文革”后，他想写故事片，问我行不行？我说，行啊。但鼓励的同时，我对他说，前期那些“小戏”都是为政策服务的，这不行。如果要写，应尊重电影的规律，要懂得电影如何反映生活。为此，我建议，应该探究永恒的主题。辛显令出手很快，不久就拿出修水库的本子。但一看，老毛病改也难，本子虽然也有人物有情节，但依然在图解政策，这马上就被否定了。我问他还有什么故事，他想了想说，在下面调研时，有家老人为了儿子结婚，让出了自己的住房，而住到了原来放置农具的西边房，结果“狠心”媳妇却不让公公出门经过中间的“走道”，公公只能把窗户当通道，每天“爬进爬出”。此事在乡里引起很大反响。我一听，觉得有戏，这“孝顺”关联到传统美德。我琢磨着通过电影讲述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农村家庭故事，于是告诉辛显令，此题材有点意思，要他继续收集素材，完善这个故事。这就是后来《喜盈门》的最初原型。
记者：听说这本子写好后，没有马上投拍？
赵焕章：对，《喜盈门》写出来了，但我感到当时似乎时机还不够成熟。因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大家还都陷在“伤痕电影”、“反思电影”中，农村题材的片子没人重视。机会来了，1979年底，《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提到“为什么农村片这么少”的问题，立马引起各电影厂的重视，大家纷纷抓起了农村片。我对厂里说，山东有一个关于农村家庭纠纷的戏很好。厂里马上要我把本子拿来，几个领导一看，都觉得基础很好。
就这样，辛显令被请到上海，住进了永福路的上影招待所。自此我开始帮助他修改剧本，足足改了两个月。那时我们熬夜再加上抽烟抽得厉害，每个人张开嘴，舌头都是黑的。乡下人被请到上海改电影，对当地来说，是件大事，从村镇到县里，领导都很重视。当时，我有权利帮助修改，但拍不拍我没有决定权。所以，我还真担心，让人家来，千改万改，万一不拍怎么向当地父老交待。情急之中，我想到了王世祯，他是上海影协的秘书长，又是《电影新作》的主编。我想，请他看看，剧本是否可发表？如能发表，到时不拍也算有个交代。没想到，世祯老看后，不仅决定发表，而且还发了个头篇。
1980年初农村经济改革，家庭内部的争端问题成为了社会的焦点。所以，《喜盈门》很快通过审查，这部以北方农村一个家庭婆媳之间的争端为主要内容、充满喜剧色彩的家庭伦理片正式开拍。
记者：这部片子，甫一亮相就受到欢迎，特别是在农村，能否说一说当时的盛况？
赵焕章：那时各个厂都有个传统，就是影片完成后要有答谢放映，我们带着留厂拷贝巡回演出似的一级级往下跑。因为是上影拍的，就先在上海放，观众的笑声我都数得清楚，应该是在四五十次；后来到了济南，那里观众的笑声是七八十次；再到烟台，笑声达到一百多次；到了县城平度，笑声是一百二三十次；真正到了农村，笑声是一百七八十次了。我就感慨，这样的影片越靠近农村，越靠近农民，越靠近家乡，掌声和笑声就越多，因为这些老乡真正懂得这部片子里的故事和细节。
这部片子是在咱山东平度拍的。我记得那天下雨，但观众都坚持看完了，我们还开了个小型座谈会，也就是请农民谈谈感受。我一直记得一个农村老汉。他说，自己在看的时候，还注意观察四周的小媳妇、小伙子。有的哈哈大笑，有的害羞，低着头。哈哈大笑的，往往是比较孝顺老人的；而害羞的，低头的，往往不太孝顺。所以，不孝顺的人看着电影觉得难为情。我想，这个老农不简单。后来评论《喜盈门》的文章很多，但我至今都觉得这位老农的评论是最棒的，他是权威的评论家。
《咱们的牛百岁》七易其稿
记者：我曾看过一份报道，据各地电影发行放映部门的反馈，你30年前拍的《喜盈门》，至今在农村仍是复映率最高的影片之一，这说明传统美德也是永恒主题。当时，《喜盈门》一登场就大受欢迎，就这促使你续写“第二曲”？
赵焕章：是啊。这第二部曲就是《咱们的牛百岁》。写《喜盈门》的辛显令在文化馆工作，而写《咱们的牛百岁》的袁学强就是个农民，一手把锄，一手写作。当我拍完《喜盈门》，还想为家乡拍个新戏，于是就让《喜盈门》的副导演武文朴到山东转一圈看看。当时在烟台正召开一个创作会议，看了推荐的一些作家的作品，觉得都不行。这时武文朴告诉我，听说还有个小说不错，发表在《泉城》杂志上，叫《庄稼人的脚步》，作者袁学强。其实袁学强那天也在创作会现场，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根本没有自我推荐的意识，坐在角落里任凭别人“毛遂自荐”。当我看完其小说，立时觉得不错，就决定改编。同样，他也被请到了上影文学部招待所。
记者：袁学强是个农民，请到上海，你教他学写电影？这得花多少心血啊！
赵焕章：当时就是这样。我告诉你，上影文学部招待所门卫一见到我来了，就笑着说，赵导来了，今晚不到深夜12点是关不了门的。
说实话，他们对电影虽不懂，但人聪明，又肯学，这使我很有信心。袁学强和辛显令一样，都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但真正“触电”却是刚开始。为使他们放下包袱，倾尽全力，我对两人都先“约法三章”：一是你们生活底子厚，但电影文学基础差，对电影不熟悉，不过可取长补短，我会尽力帮着你们把本子改好，这请放心。二是我会不断地贡献点子，但千万不要我什么意见你都吸收，符合实际的才说对；认为错的，就说错。在做人上要相互尊重，但在艺术上不要客气，要坚持真理，这是另一种更深的尊重，是尊重艺术。只要是为艺术负责，你说的话再难听，我也不会生气。三是，写一章，我看一章，但我改的地方不等于是定稿。因为我缺乏农村生活的经验，我改的难免凭想当然。我们要一个风格，就是原汁原味的农村味，不能非驴非马，所以最后要你们定夺，不能为了我而伤了原有的风格。
记者：从小说到电影，那是跨门类的再创造。你提携后生而甘当人梯，令人起敬。
赵焕章：这没什么，当时为出好剧本，我们上影厂的同仁们几乎都全力以赴，不求名不讲利。我记得《咱们的牛百岁》初稿完成后，就由我厂资深编辑刘福年来修改。刘福年是咱山东潍坊人，可巧，他刚接到任务，也接到母亲去世的消息，于是他带着剧本回山东奔丧。刘福年非常敬业，一边给母亲守灵，一边修改剧本，然后，回上海再改。而这时，我在济南的父亲也去世了。这不，我也带着剧本回济南，一边奔丧，一边改剧本。所以，袁学强说，因为他的一个剧本，弄得两个老人去世。他真的很感动。《咱们的牛百岁》，我们的确改得很辛苦，七易其稿才最后定稿。
记者：一个成功的电影，编、导、演，缺一不可，显然演员也在片中为之添彩。我记得《咱们的牛百岁》里，王馥荔的表演十分出彩，她还因此获得第七届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
赵焕章：是啊，王馥荔是位出色的演员，观众称她“天下第一嫂”。《咱们的牛百岁》是在荣成拍的，王馥荔在剧中饰演菊花。有这么一场戏：菊花跟村干部相好，村干部受批评。村里人就说她作风不好，搞破鞋。她又气又恨，摔倒在雪地里。当时拍摄时，没有雪，剧组就用化肥当雪，树枝上也摆弄上化肥，王馥荔一下子摔到“雪堆”里，也就是化肥堆里，化肥味道很刺激，能呛得人掉眼泪。当时我还特别注意，在她摔的地方多铺精盐，结果摔得不准确，还是摔到化肥堆里了，因为情节要求她不能马上起来，她摔“昏”了。王馥荔就那么一直硬撑着，味道再难闻，照样演戏。
还有一位，也值得一提，那就是已经离开我们的陈裕德。这个被电影界誉为“河南怪人”的演员，追求“我本无心说笑话，谁知笑话逼人来”的艺术境界，在《咱们的牛百岁》中演田福一角给观众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他的“懒汉”演得惟妙惟肖，在当年“百花奖”评选最佳男配角时提名第二。两年后在影片《咱们的退伍兵》中饰演柳铁旦，终于以他精湛的表演征服了观众，荣获第九届百花奖最佳男配角奖。
《咱们的退伍兵》只拍了70多天
记者：你的第三部曲是《咱们的退伍兵》，是著名老作家、“山药蛋派”的代表人物马烽和孙谦的作品。当时业内就称赞说，老赵真有本事，5年里三部戏，每部都踏准时代的脚步，催人奋进，一部比一部好。
赵焕章：这是他们对我的鼓励。应该说，我欣喜地看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农村改革带来的显著变化。我要尽快地反映他们：《喜盈门》写的是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初期的农村生活，侧重表现家庭伦理道德；《咱们的牛百岁》写了农业承包责任制初期联产到组时的那段生活，表现乡亲之间的互助友爱精神；而《咱们的退伍兵》则涉及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搞商品化生产的问题，揭示农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1985年，当我看到马烽、孙谦两位老作家写的《咱们的退伍兵》电影文学本，真是一见钟情。我知道，马烽与孙谦是50年的老战友老同事，曾共同合作了电影《高山流水》《泪痕》《几度风雪几度春》《黄土坡的婆姨们》等。马峰后来还当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我一看到他们的本子，顷刻就被浓厚的农村气息和贴近现实的新生活所吸引。
记者：我早就听说，马烽、孙谦两位的本子是从不让人修改的，这对你这个“完美主义者”来说，是不是出了难题？
赵焕章：马烽、孙谦这两位山西代表作家，生活底子厚、农村情况熟、深刻了解改革后农村新变化，将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如何搞商品化生产的问题及时提显出来，这在当时有先导作用。应该说，老作家的剧本十分精彩，但从文学本子到真正拍摄，有些地方还要作改动。如你所说，这两位过去确曾发过话，他们的剧本是不改的。所以，这事确有点难为我。我想了又想，决定采用“对分镜头剧本提意见”的办法，把两老请到上海。想不到，两位不仅没生气，结果还给剧本又贡献了不少金点子。我们当然快马加鞭，夜以继日，很快修改定稿，决定拍摄。
影片规定的主要场景是夏天，可我们赶到山西外景却已是深秋，绿色已不存在了。于是只能用喷雾器把绿色喷上树叶，并从上海厂里运来塑料制的绿叶和花草，一枝一枝地扎在树上。剧组上下努力，克服各种困难，只花了七十多天，就杀青了影片。这部电影拍摄的高速度在我导演生涯中令人难忘。
记者手记：
赵焕章的“三部曲”，为他的电影艺术生涯带来了辉煌。1980年拍摄的《喜盈门》摘走了文化部颁发的农村体裁优秀创作奖、优秀故事片奖，第五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二届金鸡奖荣誉奖等4个奖项；1983年，拍摄的《咱们的牛百岁》荣获文化部优秀故事片奖、第7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85年拍摄的《咱们的退伍兵》更是将第六届金鸡奖特别奖、第九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广电部优秀影片奖和解放军文艺奖一一收于囊中。1988年，他又荣膺“新时期全国影视十佳导演”的称号。
谈到为何在短短的五六年中能取得如此傲人的成绩，他总结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让我尝足了甜头，只有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现实的电影才能引起观众的共鸣，赢得观众的欢迎。他深情地对记者说：“我最喜欢和那些生活底子深厚的作者合作，最反对那些脱离生活的胡编乱造。”为此，他甘当不挂名的剧本编辑，一次又一次地帮助作者修改剧本。“十年磨一戏”，戏演了还可以不断修改，影视是遗憾的艺术，拍好了“磨”也难。为此，每个剧本的“通关”斟之又酌：《喜盈门》五易其稿，《咱们的牛百岁》七易其稿……
当然这一切都源自对中国电影满怀创作激情和高度的责任感。赵老至今还认为，艺术可以走向市场，但创作切忌浮躁，真是一语中的。现在的影视圈，乱七八糟的绯闻不少，激动人心的新闻却不多。我想，重读当年“三部曲”的诞生故事，怀着对老艺术家的崇敬之心，当我们把色彩斑斓的生活化为可以传之久远的历史画卷时，该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