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四年（1865）四月下旬捻军击毙僧格林沁，清廷急调曾国藩督师北讨，两江总督一职由其弟子江苏巡抚李鸿章代理。
　　就在曾国藩北上剿捻不久，清政府又打算调李鸿章赴河南西部剿捻并兼顾陕西和山西门户，两江总督改由漕运总督吴棠代理。吴棠和李鸿章空出的漕运总督和江苏巡抚两职，则分别由曾国藩昔日幕僚李宗羲和丁日昌代理。
　　可此举对曾国藩集团而言无异于釜底抽薪，“李（鸿章）不在两江，则余之饷无着矣”（《曾国藩全集·家书》），势必受制于人。
　　其实曾国藩还有一层顾虑不敢明言，那就是清政府对曾国藩集团长期盘踞两江财赋要地不放心。
　　为表示充分尊重曾国藩的样子，慈禧假惺惺地让军机处向曾国藩发出寄谕，就这一人事安排专门征求他的意见，并要他同李鸿章、吴棠函商妥当之后迅速复奏。
　　同治四年九月十日曾国藩接到廷寄，“竟日为之不怡”（《曾国藩全集·日记》），可他能说半个不字吗？
　　但曾国藩毕竟是奏牍老手，权术大师，与幕友连日密商后，同年九月十九日，曾国藩向朝廷呈上了《奉旨复陈近日军情及江督漕督苏抚事宜》这一著名奏折。
　　在奏折中，曾国藩完全避开两江总督与吴棠不谈，集中笔墨在近日军情和李宗羲与丁日昌能否担任漕运总督和江苏巡抚上大做文章：
　　臣查近日军情，捻匪回窜，遍布菏泽、曹、定等处。其中一支回窜徐州，一支直趋济宁之长沟，势将渡运河而东。任柱、牛洪、赖汶（文）光、李允、陈大喜等捻匪首领俱已东来，留在河南的仅剩下张总愚南阳一股，人数较少，力量也弱，不仅陕西和山西没有大患，而且河南也不用过于担心。另外，淮军潘鼎新、张树珊、郭松林、杨鼎勋、周盛波、刘铭传六大精锐主力，早已调往剿捻前线，如今驻守在山东和苏北等最紧要地方，留在江南的只有刘秉璋等少量兵员，他们分驻苏、松、东坝等处，万不能再往外调，否则江南千里空虛，无兵可守。
　　此语无非想让朝廷明白：命李鸿章带兵赴河南西部剿捻并兼顾陕西和山西门户，这些地方现在却没有“可剿之贼”，派他去干什么？再说李鸿章即使要去，“淮勇亦别无可调之师”。
　　接下来曾国藩说，李宗羲由安徽知府，刚于去年保奏为道员留江苏补用，今年又连升两淮盐运使、安徽按察使、江宁布政使，一年三次升迁，实非常之遭际，再提到漕运总督高位，提拔得太快了吧！丁日昌以江西知县，因案革职，三年之内，开复原官，由知府升道员，又升两淮盐运使。他对洋务工作（江苏巡抚管辖上海涉外事务）虽然比较熟悉，但毕竟资历太浅，物望不孚，洋人又变诈多端，“非勋名素著之大臣，不足以戢其诡谋而慑其骄气”。
　　为了进一步说明李宗羲和丁日昌不能骤然擢升，曾国藩又写道：“数年以来，皇上求才若渴，于疆臣保荐人员，往往破格超迁，外间因其不次之擢，疑为非常之才，责备之下，加以吹求，于是台谏弹劾生风，并归咎于原保之员。若使保升者循资渐进，少为回翔，多经磨炼，则该员不至见妒于同僚，而言路亦不至仇视乎疆吏，实于中外和衷之道大有裨益。”
　　文章做到这里，慈禧再傻也知道曾国藩想说什么了：既然李鸿章不应调赴豫西，李宗羲、丁日昌不应骤升督、抚，吴棠也就毫无理由署理两江总督了。
　　至于曾国藩无视寄谕要求，不跟李鸿章和吴棠函商即复奏，理由也冠冕堂皇：“历观前史明训，军事之进退、缓急、战守、屯驻，统帅主之，朝廷之上不宜遥制；庙堂之黜陟将帅、赏罚百僚，天子与左右大臣主之，阃外之臣不宜干预。朝廷而遥制兵事，其患犹浅；阃外而干预内政，其害实深。从古统兵重臣遥执国命，未有能善其终者。”
　　明明担心与吴棠会商必使自己陷于尴尬境地，曾国藩却冠冕堂皇说外臣不能“干预内政”和“遥执国命”，否则“其害实深”，自己也不“能善其终者”。
　　曾国藩此奏可谓巧立名目，费尽心机，写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一招太极推手，轻而易举否定了清政府已经做出的决定。
　　人说曾国藩为“千古第一完人”，然观此一番冠冕堂皇之下，无非也是一颗私心而已。
　　【童 玲/图】